第四章：杭州城曲折过往，长沙市街头流浪

　　2004年9月19号，杭州市新塘路，百特广告公司，二楼写真工作室。一台国产写真机和一台电脑。上班第一天，我跟着小韩学覆膜。电脑桌面背景，是一张美女明星图片，看着像著名主持人曹颖，我曾经看过她主演的连续剧。我问小韩：“这个女明星是不是曹颖啊？”
　　小韩说：“这哪是曹颖呢？这是我们的老板娘。”
　　“啊？这是我们的老板娘？”
　　“你还没有见过老板娘吗？”
　　“没有，我昨天来应聘时，没有看到老板娘。”话音才刚落，老板娘就推门进来了。她说：“小韩，把保灵育宝公司的那几个X展架先做出来，客户急要的。
　　后来慢慢的熟悉了，我才知道，老板和老板娘都姓陈。陈老板祖籍湖北黄冈，自幼随父母落户杭州。老板娘是浙江金华人，和陈老板相恋三年，尚未结婚。百特广告的员工宿舍就在公司后边的一排筒子楼，一间20平米的老房子，一室一卫一厨，员工吃住都在那儿，没有阳台没有窗，阴暗潮湿不透光，桌上有台旧彩电，老板的叔叔陈爱国每天做饭。厨房的对面，放着两张上下铺的床。
　　2004那年的中秋节是9月28号。国庆节放假，爱国叔带我逛西湖。一老一少，忘年之交，沿着西湖边走边聊。10月15号发工资之后，我在路边手机店花800多元买了一部“波导牌”的蓝屏手机，那是我第一次使用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百特公司有个仓库，在新塘驾校旁边。
　　我们在仓库制作KT板（带包边条），规格60ｘ80CM，每月制作成品几千张，全部包边。客户要求质量不高，做完这单还有下一单，一年到头都在做，每次送货都是装满一卡车。后来，公司又接到一个大订单，为一家外贸公司制作灯饰相框，画面规格也是60ｘ80CM，画面内容是欧美已故巨星猫王和梦露的写真照。画面是客户自带的。这家客户对质量要求很高，别说气泡和起皱，连一点点划痕都不能有，尺寸哪怕只差两毫米，都不能算合格成品，报废率很大。当时据客户说，他们把这种相框发到欧美去，每张售价达20多美元。客户要求不覆膜，只贴板，然后按印刷的边角线裁切好，不用包边条，每张板都要套一层保鲜膜，防止划痕再装箱。如此高的要求，订单一下就是成千上万张。杭州中港广告材料仓库和百特仓库仅一墙之隔，百特员工要ＫＴ板，就朝隔壁喊一声，一下要十来包，中港那边隔墙递过来，我走到隔壁签字。十来包KT板，一天时间贴完、裁好。
　　由于这个客户对质量要求很高，我们在往画面后边覆双面胶时，由于画面朝下，与覆膜机的板面直接接触，难免造成画面划痕，客户因此挑出的次品堆得满地都是。怎么才能避免或者尽量减少划痕呢？当时公司所有的人包括老板都没想出一个好办法。后来，我建议，先把双面胶贴到板上，然后再贴画面，避免了画面与覆膜机板面直接接触。老板听取了我的建议，果然提高了画面质量和效率。公司日渐忙碌起来，所以后来又招聘了四个新人。
　　同事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缘才相聚。安徽的小韩，做的时间久了，可能也想换个环境，他对当时公司各种抱怨和不满。那天中午，小韩带头罢工，只因爱国叔做的饭菜不合胃口。新来的小伙伴们都听小韩的，停下手里忙碌的工作。那天，只有我怀着感恩的心，默默努力，埋头苦干。后来，小韩走了，四川的小文被炒掉，我成了资格最老的员工，月薪涨到800元。
　　安徽的张程长得帅，当过兵，会开车，言谈幽默风趣，只有他有女朋友，郎才女貌很般配，其他都是光棍。我们虽然来自不同地方，相处得却很愉快。贵州的郎明江个子也不高，他原本在小饭店做厨师，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刀郎”。下班后，我们一起去唱歌，那是我第一次走进KTV。百特公司门店的隔壁有个楼梯，从那里上到二楼，有个中讯网吧。我就是跟着张程在中讯网吧学会的上网，学会用QQ聊天，张程给了我一个QQ号让我用。
　　11月底，刀郎辞职走了。外贸公司的订单完成交货之后，百特公司就不太忙了，我们的老板娘每天坐在店里电脑前斗地主，员工们闲着没事就站在店门口聊天，看着来来往往的路人和汽车，直到傍晚路灯亮了，关门下班。
　　张程没有住宿舍，而是和他女友刘莉在公司附近租房同居。这对恋人已经同居五年还没结婚，经常吵吵闹闹，分分合合。每次他们吵架，我就两边劝，促使他们和好如初。只是夜深的时候，员工宿舍只剩孤独的我。张程和刘莉怕我孤单寂寞，就常来员工宿舍找我，坐在那台旧彩电前，我们一起看温兆伦主演的《牛郎织女》。
　　百特公司在庆春广场的地下一层还有个商铺，主要经营工艺美术品、针纺织品。从新塘路到庆春广场，骑车过去大概十五分钟，老板让我到庆春广场去看店。我每天早上骑车到庆春广场，天黑再关门回到新塘路宿舍，爱国叔每天中午骑车到庆春广场给我送饭。工艺品店里生意很冷清，很少有顾客光临，那时的手机也都不是智能的，不能玩游戏打发时间。我在庆春路夜市书摊买了两本书：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和《幻城》。
　　2004年腊月二十四，春节放寒假。老板娘给我发工资，除了应得薪酬之外，她又自掏钱包，给我多发了两百元，也就是说，那两百元是陈姐以自己个人名义给我的。她说：“小皮辛苦了，过年回家好好休息一下，玩的开心点，我们店里正月初八开始上班。”
　　我说：“好的，谢谢。”
　　杭州火车站，张程来送别，兄弟情深。我抱住张程，忍不住热泪盈眶。张程笑着安慰：“兄弟别难过，我们又不是不见面了，你回去好好过年，放心吧，养父母不会再打你了，如果他们再敢打你，你就给我打电话，我去河南接你回来。等你过完年回来，我们还一起玩。”
　　回到皮家之后，我把辛苦一年攒下的几千块钱全部交给了养父母。那一刻，我想起了2003年，我在杭州秋涛路凌志字牌店所受的苦，想起了那段风刮日晒雨淋，熬夜通宵加班的日子……在养父母面前忍不住痛哭流涕。
　　大年初一早上，我给张程打电话，刘莉接的。“喂，小皮，你还好吧？”
　　“嗯，小莉姐啊，我还好，你们呢？回家了吗？”
　　“回家了，在他家过年。”（刘莉家在河南三门峡）
　　“张程呢？”
　　“他在外边玩呢。”刘莉说着，朝门外喊了一声：“张程，快来接电话”。
　　“谁啊？”
　　“小皮。”
　　“喂，小皮，你在那边情况如何啊？他们没有再打你吧？”
　　“没有！我真的好想你们啊。”
　　“我们也很想你的，你在那边照顾好自己，过完年回到杭州，我们还一起玩。”
　　
　　收到老板娘的新年祝福短信，我倍感欣慰，我也很快给她回了一条新年祝福短信。
　　2005年的正月初五早上，我和堂弟皮精刻一起去大姑家。大姑五十年前嫁到瓦关西南方向十多公里的牛寨。我和皮精刻各骑一辆自行车，每个人的车子后边都系着竹篮，竹篮里放着点心果子。临走之前，皮精刻他爸嘱咐道：“路上慢点啊，注意安全。”我和皮精刻沿着106国道，由北向南，靠右骑行。几分钟后，才到姚路口，我俩就被摩托车撞倒。骑摩托的男子早上出门走亲戚，回家途中有点醉意，也是由北向南，摩托车速度太快，地面路滑，因此撞倒了我和皮精刻。摩托车甩出二丈远，在地面划出美丽的弧线，骑摩托的男子，也摔倒在地，半天才爬起来。摩托车的右车把，将皮精刻的棉袄后背被挂了一个大口子，他腿上也受了伤，鲜血直流，而我却安然无恙。皮家亲属们闻讯赶来，皮精刻被送往医院，经过检查，也无大碍，只是皮外轻伤，骑摩托的男子被索赔两千元。
　　正月初八，雷有富（皮养母“雷氏”的侄儿、三舅的次子）跟我一起到了杭州，到百特广告公司开始上班。雷有富和他的亲人在北京很多年了，他在杭州待不习惯，他给他爸打电话，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正月十三，我把雷有富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独自落寞地回到宿舍……正月十五，我和陈老板夫妇一起到朋友家里过元宵节。
　　夜深了，新塘路那间阴暗无光的员工宿舍，还是只有孤独的我自己，张程还没有回来。那台旧彩电里在播放魏敏芝主演的连续剧《寻人档案》（该剧是从全国打拐行动的众多卷宗中，精选出8个有代表性的案例连贯相衔而成的。剧本广泛征求意见，从筹拍到实拍，用了两年的时间。剧组行程几万公里，追踪采访拐卖案中受害者及家人。这是一部特别震撼人心的纪实电视连续剧，其中许多父母卖房卖血走天涯也要找寻骨肉的场景，令整个拍摄场地泣不成声。用导演范建会的话说：“把打拐放在后面，把家庭的悲剧放在前面，把客观事件放在后面，把事件中的人推在前面，是这部纪实电视剧最大的艺术特色。”）
　　我看到那些被拐儿童的遭遇，勾起了对自己童年的回忆。张程回杭州了，只是没有再回百特公司上班，也很少再去员工宿舍陪我看电视了。那段时间，张程又在和刘莉闹分手，他独自回了安徽老家。张程走后，刘莉还在杭州。百特公司又招来一个新人，是河南南阳的刘志良。我和他虽是老乡，却相处的很不愉快，性格不合，聊不来。客户发来一批订单，百特公司又开始忙碌起来，招了一群70后、60后的阿姨做临时工，老板娘每天给她们二十块钱，另管中午一顿饭。我和那些阿姨、大姐们没有共同语言，工作越发变得枯燥而压抑。下班后回到宿舍，我和刘志良住一屋，更添烦恼，因此患了抑郁症，跟爱国叔也闹僵了，我愤而离职，不欢而散。
　　2005年6月，我在杭州重新找工作。我走到艮山西路，看到了“博兴图文”店门口，贴有招聘启事，在招“后期制作员”。“博兴图文”，这个名字好熟悉，好想在哪见过？我想起2003年，那时17岁的我在秋涛北路凌志字牌做广告学徒，于老板让我到博兴图文提货，那时的博兴图文也在新塘路，却不知何时搬到艮山西路来的？
　　博兴图文，有两个老板，一个叫“昌国超”，另一个叫“徐锦华”，两人都才20多岁，就自己创业当老板了。那年凌志字牌还没有写真机，接到一家医疗诊所的写真业务，发到博兴图文打印，因为画面要调颜色，文字也有很多要改，于老板让我带着画面小样到博兴图文找那里的设计员。我坐在设计员旁边，看着他在PS设计软件里修改图稿。在漫长的等待时间里，图文店的后期制作员正在制作易拉宝，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易拉宝，感觉很好奇，我也很想学。于是我就帮他们一起安装易拉宝，当时很快就学会了。天已黑，设计员还没把图稿做好，昌国超让我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后来，设计员终于把图稿做好了，我带着图稿回秋涛北路。后来由于距离太远，于老板就近找了一家合作商，秋涛北路的洁美广告。凌志字牌从此中断了和博兴图文的业务往来。时隔两年，当我在艮山西路找工作恰巧遇昌国超，自然而然就求职成功了。
　　初到博兴图文，我的抑郁症有所减轻。然而第二个月，繁忙的工作，经常加班熬夜到很晚，痴迷写作、试图写出自己亲身经历故事以此实现理想的我，再也无暇顾及自己的个人追求，因此我又走火入魔，在网吧彻夜不归，熬到天亮。我上网并不是为了玩游戏，而是为了写作。图文店招了一个户外安装师傅，名字叫张涛。这位黑黑胖胖的张大哥来自河南商丘，慢慢熟悉之后，他看到我总是心事重重、愁眉不展，就问我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可以跟他说说。
　　那天上午，我们一起在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安装广告写真画，忙完之后坐在湖边的石头上，我把我的童年讲给张涛听了之后，他帮我分析了一下说：“依我看来，你未必是被亲生父母遗弃，而是人贩子把你拐卖给你养父母的。”我联想到在新塘路宿舍看过的那部连续剧《寻人档案》，再回想自己的童年，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竟然被养父母的谎言欺骗了十九年！
　　张涛说：“兄弟别太难过，过年如果不想回家，今年可以去我家，我家就在商丘火车站附近。”他打开手机相册，给我看他家里的照片。张涛已经结婚，他的老婆和两岁的儿子都在商丘老家。张涛说：“如果你想寻找亲生父母，可以到湖南卫视，那里有个曹颖主持的《真情》栏目。”我没看过湖南卫视的《真情》，但我看过CCTV的《东方时空》、《社会与法》、《今日说法》、《实话实说》和《讲述》等，看到那些节目播出的故事里的主人公们曲折的命运，我渴望我的故事也能在这些栏目播出。回到博兴图文店里，电脑上在播放伍佰的《挪威的森林》：“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如何才能解脱”......我拨打114查到了CCTV的热线电话，好不容易拨通了，听到话筒里传来“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
　　“您好，我……我……”我紧张得又不知从何说起。
　　挂了电话，我忽然想起一个名字叫“程洁”的女记者。那是2002年的一天，皮家那台黑白电视机正在转播央视的《东方时空》——女记者程洁的故事：2000年11月8日，这天是记者节，杭州都市快报策划了一个“我为读者做件事”的活动，30位记者公开在报上亮相，每个人都用简短的语言作出“记者节承诺”。当时都市快报热线部女记者程洁的承诺是这样的：“我叫程洁，今年23岁，毕业于浙大中文系。两年来我与快报一起成长。如果你有什么高兴的事，烦恼的事，难忘的事，就给我打电话吧。”
　　“打电话吧。”承诺是何其轻松，履行竟会那般沉重，这是年轻的女记者程洁万万没想到的。
　　2000年11月17日下午，她收到一封写着“非本人勿拆”的信。这是一个持枪在逃嫌犯写给她的求助信。“我真要逃亡一辈子吗？我已逃亡两年，只感到太累，唯一的解决办法难道只有自首？你能回答我吗？”一个在逃两年的持枪抢劫犯，整天过着惶恐不安的日子。他的两个同伙在持枪对抗公安民警时身亡，另外三个同伙被捕，受到法律制裁。这个逃犯想自首，又怕被判重刑，在走投无路时，他给程洁写信，想通过记者程洁了解像自己这样的罪行会判多少年，并要求她必须于当月20号之前前在报纸上给他答复。
　　11月20日，程洁的回信在报上刊登，并向他承诺：“如果你还有什么顾虑，我愿陪你回家乡自首，并为你请律师。”此后一个多月，程洁对这个和自己同龄的在逃嫌犯作了扣人心弦的“劝降”，甚至还孤身一人前去与他会面，终于劝动他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2001年1月10日，在逃嫌犯被押送回乡。程洁和他一起上了囚车，在车上的七个半小时里，他向程洁吐露了心声。后来开庭时，程洁还主动担当了他的辩护人，案犯最终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10年。一个在逃嫌犯写来一封求助信，记者本可以配合公安部门加以诱捕归案，但程洁没有这样做，而是真诚耐心的晓以利害，规劝他自首。这组报道最终以温馨的人情味、起伏的情节和不断的悬念在国内激起巨大反响，媒体纷纷转载，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今日说法》都报道过，而《东方时空》连续报道了5天。
　　时隔三年之后，2005年7月27号，我忽然想去报社找到程洁，向她倾诉我的心事。然而，我并不是“在逃嫌犯”，相反，我只是一个历经坎坷磨难的受害者，我非常渴望通过“程洁”这样一个公众人物把我的身世和故事报道出来。而程洁正好也在杭州，我想亲自去找到她，面对面的向她倾述。我买了一份《都市快报》，在报纸的一角找到了《都市快报》的热线电话。电话拨通了：“您好，请问贵报有一个名字叫程洁的女记者吗？就是2002年中央电视台报道过的那个女记者，她曾经孤身一人前去和在逃嫌犯见面。”
　　“嗯……她已经不在我们报社了，听说她好想调到了《每日商报》报社。”
　　“噢，我知道了，谢谢啊。”我挂了电话，在报刊亭又买了一份《每日商报》。我把电话打进商报热线，终于和程洁取得了联系。“您好，请问程洁记者在吗？”
　　“您好，我就是程洁。”
　　“程姐您好，我是一个来自河南的男孩，在杭州打工三年了，我有些事真的很想和你谈谈。”
　　“您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有什么事想跟我说？”
　　“噢，2002年，我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看到过你的故事。”
　　“喔……”程洁明白了，“啊！该不会又是一个逃犯吧？”程洁心想。
　　“程姐姐，我可以和你见面吗？我想到报社去找你。”
　　“嗯，可以的。”程洁考虑了一下，觉得问题不大。
　　我借了同事宁大哥的破自行车，提着一个塑料袋子（袋子里装有我写的文字，还有一些照片），我骑车到杭州体育场路11号《每日商报》报社。途中，忽然狂风骤起，一个黑色的东西飞过来，撞在我的耳朵，我抓起一看，是一只黑色的秋蝉。瞬间，滂沱大雨纷飞，势不可挡，威力无穷。我没有带雨衣，我冒着大雨骑行在路上，到了《每日商报》，我全身已淋湿透。我走进电梯，到了9楼，终于亲眼看到了记者程洁，没错，就是在央视《东方时空》里看到的那个女记者。而程洁看到我，却觉得出乎意料。
　　“说吧，你想跟我说什么？”程洁坐在办公桌前，看着站在对面的我。我把袋子里的东西拿给她看，她看了半天也没看懂什么意思。因为我当时写的字迹潦草，而且那乱七八糟的语句也根本没把自己的故事写个清楚明白。毕竟那么多年的曲折经历，一时半会儿怎么能说得清楚呢？我语无伦次的说着……
　　程洁说：“我还是不明白你到底想要说什么？这样吧，我把我的电子邮箱地址写给你，你有什么想说的就发到我邮箱里吧。”程洁把她的E-mail地址写在一个便签条上，撕下来递给我。我接过那张纸条，茫然的走出报社。我一时半会儿说也说不清楚，写也写不明白。我本以为，可以和程洁面对面的敞开心扉倾述。然而真正到了程洁面前，我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我下了楼，雨势渐小，我站在报社门口，看着手里那张纸条，程洁写给我的E-mail地址。一声叹息，然后我就把那张纸条丢在了风雨里。
　　2005年7月29号，我想起了同事张涛说的湖南卫视《真情》栏目，我做了一个冲动的决定，我要去湖南卫视，我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决定去湖南长沙的前一天晚上，我坐328路到下沙，我想再去看看那些留下最美好回忆的地方。那时正好也是在暑假，两个音像店都关门了。传媒学院店旁边那家复印店还亮着灯，不知道那个梳着麻花辫的女孩还在不在……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坐328路回到杭州。
　　7月31号，我向昌国超请假，他同意我在宿舍休息。同事们都去上班了，宿舍里只有我自己，我在整理行李，马上就要去长沙了，对，就今天，归心似箭，刻不容缓。可我口袋的钱不多，还要再等到8月15号发工资吗？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去长沙，一天都不能再耽搁！我到杭州火车站买了车票，又买了一条七分裤，夏天衣服不贵。还剩十几块钱，我又买了一块电子手表，当时天空还是晴朗的，万里无云。
　　开车时间是下午5点半，时间还早，我先去新塘路中讯网吧上网。我坐在公交车上望着窗外，天空变得阴沉起来。到了中讯网吧，那收银是个江西女孩，从前，我经常跟着张程到中讯网吧去上网，久而久之的就熟悉了。我问那女孩：“张程最近来过吗？”
　　她说：“没有，好久没看到他了。”
　　4点45，我离开中讯网吧，在公交车站等待，开往杭州东站的20路公交车，20路车却迟迟不来。5点10，当我踏上20路公交车的那一瞬间，忽然又狂风大作，黑云遮天，车窗外倾盆大雨急泻而下。到了杭州东站，开始过安检，我看看手表，已经5点19了。我赶到检票处，LED显示着“开车前5分钟停止检票”。检完票，我拉着箱子飞快的跑向站台上车，找到座位坐下，列车启动，缓缓驶出杭州城区，向长沙方向开去。车窗外，雷雨声伴着火车开动的声音，都是“轰隆隆”。闪电划过夜空，照亮远处绵绵起伏的山岗。
　　那趟火车每个座位的窗户都可以打开，外面下那么大的雨，很多窗户都没关上。也许大多数乘客都认为，开着窗户会凉快些，他们已经受够了夏季的闷热。我穿着单薄的短袖上衣，感到有点冷，我想把窗户关了，却怎么也关不动。对面坐着一个高高瘦瘦的男青年，帮我关了窗户，他旁边坐着一位30多岁的大姐。通过聊天，我知道男青年是江西萍乡的，大姐是湖南益阳的。他们问我去哪里？我把去长沙准备上《真情》栏目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并大致讲述了我的童年和身世。那位大姐耐心倾听安慰，鼓励我勇敢做自己，祝福我早日找到亲人。
　　夜晚8点多，我很饿了，却没有带吃的，也没钱买了。对面的大姐大哥把水果、饼干递给我。10点多，我靠着车窗，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天天亮，窗外雨过天晴，对面的大哥在萍乡下车。列车开出萍乡车站，阳光透过茂密的树叶，照着缓缓行驶的列车。又过了几个小时，火车终于到了湖南境内，蓝天上的白云，像成群结对的绵羊。下午三点半，终于到了长沙火车站。
　　我走出长沙火车站，却不知道湖南电视台在哪？怎么去，都没做好准备，事先也没有跟湖南卫视《真情》栏目组联系。我在车站广场看到一个穿军装的大哥，觉得他是一个当兵的，应该不会是坏人，我走向前，问那个兵哥哥，到湖南电视台怎么走？那兵哥哥告诉我坐几路车。
　　我说了谢谢之后，走向公交车站，坐车到了湖南电视台，在大门口被保安拦住，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从杭州来，到湖南卫视《真情》栏目组寻找亲人的。那保安说：“噢，这样啊，你走错地方了，我们这里是湖南经视。”
　　我说：“啊？那、那请问一下，这里到湖南卫视远吗？”
　　“不远，就在传媒路上边，你到前面安康路左转，再到广电路右转，然后在金鹰路右转，再过两个红绿灯就到了。”我第一天到长沙，对长沙的地名根本不熟悉，也听不懂那保安的长沙口音，他找出纸和笔，给我画了路线图。那时已是下午4点，我说了谢谢之后，拉着箱子，徒步向湖南卫视走去，来来往往的汽车从我身边开过。到了5点，我终于走到湖南卫视。
　　已经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我饥渴难耐，身上也没钱了，我向湖南卫视旁边的金鹰小区门口保安亭里的保安要水喝。当时天色已晚，我想：今天来不及了，也许《真情》栏目组已经下班。等明天上午再去吧。——天真单纯的我想得很简单，我以为电视台能像杭州报社那样可以随便进出。那一夜，我躺在在湖南卫视楼下的路面停车场，枕着箱子，望着夜空里的繁星点点，天当被子地为床，就那样睡了一夜。
　　天亮了，我找到一个偏僻角落，打开箱子，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我等到9点多才拉着箱子走向湖南卫视。大楼门口有个门卫，要进入电视台必须先在门卫处登记，我拿出身份证排队登记，门卫室墙上贴着一张“门卫工作制度”，其中一条大意是“禁止闲杂人等进入电视台”。那门卫是个女的，她问我到电视台干什么，我说我要参加《真情》节目。
　　门卫问：“你跟节目组联系过了吗？”
　　我说：“没有。”
　　“那你怎么上去？我只有接到节目组的通知，他们同意放你上去，你才能上去的。”
　　我让门卫给节目组打电话，门卫让我自己打。
　　我说：“我没有手机，你那电话可以借我打一下吗？”
　　门卫说：“不行，你自己想办法。”
　　我失望的离开，走到一个报刊亭，那里有公用电话。我拨通了节目组的电话：“您好，请问是《真情》栏目组吗？”
　　“是的，你是哪位？”
　　“我……我是来寻找亲人的。”
　　“噢，那你在楼下门口登记一下。”
　　“我刚才去过了，门卫不让我进来。”
　　“你是从哪来的？事先没有跟节目组联系过吗？”
　　“没有。”
　　“你怎么没有提前联系好就来了呢？你是什么情况，能在电话里说清楚吗？”
　　“我……我……”我支支吾吾了半天，又不知从何说起。那边电话挂了，我把手表取下来，对报刊亭的老板说：“老板，我身上没有钱，我把这个手表给你，电话再给我打一下好吗？”
　　报刊亭老板感到很意外，他没要我的手表，只是挥着手像驱赶乞丐似的让我赶紧走：“赶紧走开，没钱打什么电话？！”我失望的走回停车场，我想找点水喝，不知不觉走到了地下车库。那里有个看车的大叔，我向大叔要了点水喝。大叔在看报纸，桌上有一台座机电话，我求大叔借我打一下电话，我要打给《真情》栏目组。电话打通了，我对节目组的工作人员说：“我把我的雅虎邮箱帐号和密码都告诉您，请您登录我的邮箱，在草稿箱里有我写的东西，您看了之后，也许就明白了。”节目组工作人员登录我的雅虎邮箱，也没看懂什么意思。
　　我渴望《真情》节目组派工作人员下来和我见面详谈，于是我就反复不停地打电话，节目组终于派人到楼下来接见了我。《湖南卫视》大楼的一层大厅里，我终于和《真情》节目组的工作人员见了面，那两位女的，都不是主持人曹颖。
　　坐在大厅的椅子上，我又把曾经在杭州给程洁看过的那些东西拿给那两个工作人员看，她们也没看懂。从我语无伦次的叙述中，她们也大概明白了一点意思。然而，她们说的一番话却让我大失所望——“我们可以帮你寻找亲人，可是你要首先告诉我们，你养父母的联系方式，毕竟我们不能只听你的一面之词，也要听听你的养父母他们怎么说，他们既然是你养父母，知道的线索肯定比你多。”
　　我怎么敢把皮家人的联系方式说出来，若是让皮家人知道，我竟然到湖南电视台寻找亲人，那么后果不堪设想，想想都可怕，后果真的不堪设想。记得在我十来岁的时候，养母雷氏曾经说，如果我的亲生父母找到我，想把我要走，我的亲爸妈就必须付给皮家十几年的“抚养费”，养父说：“他要是敢去找亲生父母，我就打死他！”所以我死活不肯把养父的联系方式告诉《真情》栏目组的工作人员。
　　她们说了：“那既然你不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也没办法帮你，你还是回去安心工作，自己养活自己也好。不论怎样，养父母都把你养大，你就应该心怀感恩的孝敬他们，而你想寻找你的亲生父母，亲生父母却未必在寻找你的。”也许是我，从憔悴的外表看着不太招人喜欢，所以她们才会说出那样的话。她们再一次问我要养父母的联系方式，皮养父的手机号码是136****8360，那11位数字就到嘴边了，我最终没有说出来。
　　《真情》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说：“既然这样，我们这里也不是福利院，你自己想办法吧。”她们把我送出大门，就转身离开了。
　　我拉着箱子向前走了很远。感到口渴，看到路边有个消防栓在喷水，我趴在那儿喝了几口。又走了一段路，我看到一个院子里有几个小朋友在水池旁玩水，就走过去对着水龙头喝自来水。我在路边的IC电话亭拨打110报警求助：“警察叔叔，我快饿死了，求你们快来救一下我……”那接电话的警察问我在哪？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昨天刚到长沙，这儿对面有个很大的超市，我就在超市对面。那警察说：“我以为你是被绑架了，或者坠落山崖，这样才有可能会饿死的。你一个男青年在繁华的大街上，怎么可能会饿死呢？随便找份工作也可以养活自己啊。”警察挂了电话，我失望的走出电话亭，沿着长沙三一大道，过了浏阳河大桥，那里已经很偏僻，没有商铺，只有来往的车辆和绿化带。我继续向前走，没过过久，看到一片瓜田，我去摘瓜吃，不料被瓜田的男主人发现。
　　那瓜农怒气冲冲的跑过来抓住我。我说：“大哥，求你别打我，我已经几天没吃饭了。”瓜农问我怎么回事？我如实的跟瓜农大哥说了我是怎么到长沙来的，如何落难的。那瓜农大哥告诉我：“你再往前走一段路，那边就很热闹了，有很多饭店和商店，你可以在那里先找一份工作，把温饱问题先解决了再说。”
　　我说：“大哥，我拉着箱子走路不方便，能把箱子先放你这吗？等我找到工作，再回来拿箱子。”瓜农大哥说：“行，放这儿吧。”我说了谢谢之后，就沿着三一大道，继续向前走，到了东二环向左拐，沿着东二环向南走，到了金帆路右拐，就到了相对热闹的长沙城区，那里果然有很多商店和饭店。我想应聘在饭店打杂的工作，我一直找到夜晚10点多，没有一家饭店愿意聘用我。那天夜晚，我坐在金帆路一个正在装修的商店门口睡着了。
　　2005年8月3号上午，我走到长沙市开福区德雅路，鞋子早已磨破。德雅路/浏阳河路路口附近，有一个“兄弟食堂”，我走进去，看到一个女孩在吧台值班。我说：“您好，请问这食堂还招人吗？”那女孩回答说：“嗯，好像招的，不过我们老板不在，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喂，老板，有个男孩来应聘，我们这里还要的吧？”
　　“要的，你问他什么时候可以过来开始上班？”
　　“好的。”女孩放下电话，“我们老板问你什么时候可以过来上班？”
　　“今天，今天就可以。不过我得回去拿一下行李，我的行李还在……在我一个朋友那里放着。”
　　“好的，你先去吧。”
　　我走回三一大道，到了瓜田对那位大哥说，我找到工作了，谢谢大哥。我拉着箱子，走回兄弟食堂，食堂已经开始忙碌起来。那天下午，主管给我安排了宿舍，在食堂对面的一排平房。一般饭店从下午2点到4点，都是员工休息时间。宿舍里的床上，一堆破棉絮被子，几个男同事都躺在那睡觉，有人还打起了呼噜，不知是谁的收音机在沙沙作响。我浑身疲惫的躺在床上，正快睡着的时候，收音机里传来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我只听清楚了几句歌词“孩子不要忘记了，人间的遭遇有它的规则，有一天当世界都变了，别忘记天空原来的颜色……”感觉很好听，却不知道是谁唱的什么歌？下午4点，我起来上班，忙到晚上9点下班。
　　在兄弟食堂慢慢熟悉之后，我才知道吧台那个女孩叫周晓雪。有个女领班叫“胡慧”，这个单眼皮的女生，常常大吼小叫的对我颐指气使；另一个女领班叫“沈阳”，胖胖的她有一双大眼睛。我在兄弟食堂上班第7天，主管让我去当传菜员。
　　8月12号中午，一辆中巴车开进兄弟食堂的院子，车外印着“湖南卫视《真情》栏目组”几个大字，车上走下来两个女人，竟然就是8月1号那天在湖南卫视楼下接待我的那俩女人。兄弟食堂和湖南卫视相距那么远的路，时隔11天之后，我居然在这里又一次看到她们！！
　　车上又下来两个成年男人和一个八九岁左右的小女孩，我还是没有看到主持人曹颖。
　　这时，食堂领班引领着她们走向一张圆桌，开始点菜了。厨房传菜窗口有一个木板屏风，我躲在木板屏风后边，小声地叫着洗碗阿姨：“邹阿姨，邹阿姨……”
　　“怎么了？”阿姨走过来问。
　　“那张桌子的客人……那俩女的就是我在湖南卫视见到的《真情》栏目组工作人员，我不想让她们再看到我……等下你帮我去传菜好吗？我帮你洗碗。”
　　《真情》栏目组的人吃过饭，车子开走之后，我才到前边大厅里去。食堂餐厅中间有一台大彩电，晚上下班后，大家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超级女声》正在热播……
　　立秋之后，一层秋雨一层凉。我从杭州到长沙，只带了两件夏天的衣服，一件秋衣都没带。邹阿姨从家里把自己孩子的衣服拿来让我穿。我已经在兄弟食堂上班一个多月，到了9月17号，老板却迟迟不发工资，而且还动不动就开罚单。我找老板娘预支了50元，我想离开兄弟食堂。晚上9点下班后，我沿着德雅路一直走，一直走啊走，终于看到一家图文店，我走进去问店老板招不招人。图文店老板说不需要。
　　“我曾在图文店做过，我有工作经验的，我会做写真，会覆膜。”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里暂时不需要。”
　　“噢，不好意思，那打扰了。”过了几分钟，我又回到那个图文店，叫了一声“老板”。
　　图文店老板抬头看到我：“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想问一下您，长沙广告公司比较集中的地方在哪？如果您知道，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哦，你到人民路，那里就是广告一条街，马路两边几乎都是广告喷绘公司。”
　　“嗯，好的，太感谢了。请问这里到人民路有多远，怎么去，可以把路线告诉我吗？”
　　“坐101路，到人民路曙光路口下车就到了。”那时已是夜晚10点多，我到人民路下车时，已经过11点了。人民路果然有很多广告公司，只是当时夜已深，广告公司都下班了。我想再回德雅路兄弟食堂，也没有公交车了。我走在冷冷清清的街头，天空又下起了雨，我看到一家网吧，就进去上网。在网吧看周星驰和袁咏仪主演的《国产凌凌漆》。
　　看完了电影，想听歌，我想起了第一天在兄弟食堂听到的那首歌，我打开百度搜索歌词，我终于知道那是JS组合唱的《天空的颜色》：“火车厢一列列经过了隧道……疏离的城市和轻狂的年少，苦的甜的只有自己知道，有一个声音不能忘掉，还记得外婆对我轻轻唱，孩子不要忘记了，人间的遭遇有它的规则……别忘记天空原来的颜色......蒲公英吹散了，像雪随风飘，那属于夏天的记号，长大了以后，你会不会忘掉，我们要勾勾手约定才好.....记得有首歌是这样唱的......别忘记天空原来的颜色……”天亮了，我坐公交车回到兄弟食堂。
　　9月21号，工资还没发。那天下午休息，我坐在大厅的一张圆桌前发呆。听到沈阳在外边叫我，我站起来走到她跟前。沈阳说：“你想不想去工地？你若想去，我可以帮你问一下，我老公在建筑工地，让他带着你去工地干活。虽然那儿可能会更辛苦，可是至少那儿的工资高，而且有保障。”我说我不想去建筑工地（我心里早已另有打算，我想到人民路去找广告公司的工作），我没有把这个秘密泄露给沈阳。她说：“那你打算怎么办，一直在这食堂做吗？”
　　“我……”我正在想着怎么回答，食堂里忽然传出同事们的一阵惊叫：“啊呀……”
　　我和沈阳走进去一看，瞬间惊呆了：有一台正在高速旋转的吊扇竟然从天花板那掉了下来！几分钟之前，我就坐在那个吊扇下边。胡慧让我把坠落的吊扇捡起来，放到杂物间。
　　2005年9月25号下午，我把“我想去人民路广告公司找工作”的秘密告诉了邹阿姨。阿姨陪我一起坐车到人民路去找工作。人民路很多广告公司门口都贴着“招聘后期制作员”。然而我问了好几家广告公司都失败了。直到后来，到了巨星广告公司，终于求职成功。我想应聘写真后期制作，老板娘说：“我们的写真后期部门暂时不缺人，你可以先到喷绘部，等写真部有需要了，我再把你调过去。”巨星的老板（彭总）主管业务，老板娘（宋姐）主管人事和财务。
　　9月26号，我开始在巨星广告公司上班。老板娘宋银波，人称“宋姐”，长得很漂亮。我每天下班后，夜晚就睡在阁楼办公室的沙发上。10月10号巨星公司准时发工资，我才上几天班，居然也领到几百元。我到人民路立交桥下买了一身秋天的衣服。宋姐把我调到写真后期制作部，巨星公司印刷部和设计部都在楼下，从楼梯上去右转，有个门洞，进去就是后期制作部，四面没有窗户，冬天在里边很暖和。后期制作部的覆膜间有两个师傅，其中一个老员工叫刘迪平，30岁左右，戴着眼镜，人称“眼镜哥”。我在后期制作部上班，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因此，“眼镜哥”刘迪平总是在宋姐面前说我，上班时间心不在焉。
　　我已经失踪100多天，我打过张程的电话，他换了号码联系不上。我想跟博兴图文的人联系，想跟皮家人联系，却又怕他们知道我在长沙，我心里非常矛盾。我想起邹阿姨，我给她打电话，邹阿姨也已经离开兄弟食堂，在开福区一家洗衣粉厂上班。那天傍晚下班后，我到洗衣粉厂去找邹阿姨，她带我到她们厂里的员工宿舍。邹阿姨问我工作怎么样，我说挺好的。
　　11月的一天傍晚下班后，我走到了雨花区左家塘派出所，我把给程洁和《真情》栏目组都看过的那些东西也给民警们看了。他们看了半天，仍然不明白我是来干嘛的。我也说不清我是来干嘛的？来自首的？我又没违法犯罪；来报案的？也不对，我倍感无奈地提着袋子走出派出所。在大门口望了一会儿满天星空，又走回巨星公司。
　　巨星公司订有长沙晚报。空闲时，我翻看着晚报。有一天下班后，我去网吧上网，登录雅虎邮箱，把草稿箱里那些文字发给了报社，也发给了湖南政法频道的邮箱。我以为，那些相关媒体会很快与我联系，可是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回应我。然而长沙晚报，头版头条开始大篇报道《带着妹妹上大学的洪战辉》（2005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的事迹，我又一次惊呆了：洪战辉也是河南周口人，我是淮阳县的，洪是西华县的，两地相距仅几十公里。
　　那个冬季，洪战辉的名声几乎超越了雷锋叔叔，全国各地学校都在号召“向洪战辉学习”。快到年底的时候，我因上班时间精神恍惚，心不在焉，被宋姐辞退，结清工资发了900多元。我给邹阿姨打电话，她已经回了宁乡老家。冬夜里刮着刺骨的寒风，我茫然的走在长沙人民路，但还好那时的我身上还有一些钱，不至于挨挤受冻。
　　我在韶山北路一家湘菜馆求职成功，员工宿舍在6楼，有一天下午休息，我站在楼顶，望着空中一群自由飞翔的小鸟，羡慕不已。夜深了，宿舍里只有我自己，不知道同事们都去了哪里，我在湘菜馆做了几天，就离开了。我从2005年7月在杭州失踪，到2006年1月，这将近四个月，博兴图文的人都不知道我到底去了哪儿。
　　我去网吧上网，我终于忍不住给博兴图文发了消息告诉他们我在长沙。同事们都感到很惊讶，我没告诉他们我为何到长沙。听说，8月初，昌国超发现我离奇失踪后，就联系了皮家人，皮大姐找昌国超索要赔偿金，昌国超把我的衣服、鞋子、被子都扔了。听说，他们都以为我肯定是在哪遇害了。昌国超得知我在长沙，就联系皮大姐，对她说：“你弟弟在湖南长沙呢！他还活着，你不要再找我索要赔偿金了！”
　　韶山北路一家网吧，我在和皮大姐视频聊天。皮大姐说：“回杭州吧，咱哥的字牌店也搬到新塘路了，你到咱哥这来上班好了。”当时，凌志字牌已搬到新塘路，改名志云标识。我决定回杭州，我去火车站排队买票。2005年腊月二十七下午，我坐上长沙开往杭州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