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苍天有泪如雨下，虎落平阳可怜娃

　　大姐（皮美丽）比我大8岁，二姐（皮青松）比我大5岁。二姐经常欺负我，我也不甘示弱。皮家院子里和院子大门口的地上，二姐骑在我身上，掐着我的脖子......养母眼睁睁的看着，不但不制止二姐，反而给二姐一根长长的竹竿，让她狠狠打我。
　　周围邻居那些小伙伴们，像看马戏团耍猴似的看着姐弟俩打架，路过的大人也都袖手旁观。最后还是小伙伴李贺的奶奶把皮家姐弟俩拉开。我哭着跑到田地里去找养父告状，那时天已快黑，养父还在地里给庄稼打农药，看见我哭着跑来，不问什么原因，他放下药桶，就追着要打我……天黑透了，我不知该往哪儿逃了。我躲在树林里，夜深了，没有人找我，也听不到亲人的呼唤。我很害怕，跑到街上，至少那里的裁缝店还亮着灯光，裁缝店是小伙伴于建宇家的。建宇的爸爸看到我蹲在街头的墙角，他知道我不敢回家，就让我去和建宇一块儿睡。
　　那年，建宇已经十岁，不能再和他爸妈睡同一个屋了。裁缝店对面有间小房子，小房子后面是个卫生院，那里放着一大片做棺材用的树木和空空的棺材，有的涂着黑色油漆，有的半开着盖。建宇比我早一年入学，他还在写作业。小房子里有两张小床，建宇写完作业，我们就各自睡了。那一夜，我一觉睡到天亮，居然都没有做噩梦，因为窗外有明月。直到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我起床回到皮家，养父母并没有关心的问我去哪里了，而是责怪我，你还回来干啥？
　　寒风凛冽的冬夜，我睡在皮家堂屋的小木床上，没有被子，铺的、盖的都是养父母和两个姐姐的破旧衣服。我冻得睡不着，养父把喂牛吃的麦秸（干草）装进麻袋，给我当被子用。我不愿意，养父就把我赶出去，在屋里把门反锁上。我在门外哭着拍打木门求饶：“爸，妈，让我进来吧，外边真冷啊！”那哭声划破了冬天的夜空，也许远方真正的亲爸妈一定能感应。只是，当时我尚且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农村的厕所都在院子的墙角，冬天晚上睡觉时把夜壶放在床边。那天早晨，养父让我把夜壶提到茅房去倒掉，我没去倒，养父就拿绳子把我捆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上，不让我吃早饭。后来还是李贺的奶奶路过皮家，解救了我，她对皮家养父母说，即使不是亲生的，也不能那么对一个小孩子呀！哪怕是小猫小狗，只要你对他好，他也会知道对你好啊！
　　1992年秋，年满6岁的我上了学前班，开始读书认字。从a、o、e……到东南西北春夏秋冬……然而，作业本上的名字并不是“刘浩然”，而是“皮精义”。
　　小学一年级，我慢慢体会到了读书学习的乐趣，放学之后从不贪玩，虽然回到皮家没人管，也没人教，我就自己趴在小木桌上认真的写作业，到了年底期末考试，语文100分，数学98分，从1993年开始，每年两张奖状，贴满了皮家堂屋的墙上。
　　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早晨，大姐起床要穿袜子，叫我去帮她拿，她的袜子晾在院子里。我没去，她就发飙了，姐弟俩相互仇视着。养母看到之后，从门后取出那支赶牛耕田的竹条，我却倔强的不再逃跑，也不求饶，任凭养母手中的竹条一次次无情的落下，直到我的双手和膝盖都已血肉模糊……后来我终于忍不住，跑出大门外，站在那棵老柿子树下。皮家人在堂屋里吃早饭，没有人到门外去叫我。早饭后，养父站在大门口挥手叫我，我以为养父要带我去卫生院包扎伤口，但其实不是的，原来是叫我到麦田里去干农活。中午时候，火辣辣的太阳底下，我戴着草帽捡麦穗，汗水渗进伤口......养父说：“好好干，中午回去吃饭，还有啤酒和扁蛋（河南方言，皮蛋）”。皮大姐接话茬说：“哼哼，是好好干，回去还是挨竹竿！”说完，养父母和皮家大姐、二姐都哈哈大笑。我看到一群小鸟，它们叽叽喳喳的叫着，从蓝蓝的天空飞过……
　　朱庄小学，在70年代原本是个卫生院，80年代才改建成小学，一排排青砖瓦房，破桌破椅破窗户，直到90年代初，朱庄小学依然破旧不堪。冬天里寒风呼啸，学校没钱给教室窗户安装玻璃，老师让学生们从自己家带一块能遮住窗户的透明塑料布，用木板钉在教室的窗户上，以此度过寒冬，到了春暖花开，再把塑料布拆掉，年复一年，年年如此。
　　三年级教室门口，墙上有裂纹，我总是担心那块大砖头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掉下来。直到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学校搞卫生大扫除，我站在教室门口看着屋顶上随风摇摆的茅草，那茅草很高很大，同学朱燕山拿着一根木棍走过来，问我敢不敢把那茅草打下来。我接过棍子，抡圆了胳膊朝那茅草打去，那大草忽然变成一条巨蟒，我“啊”的一声吓醒了，醒来才知是一场噩梦。就在96年秋天，新学期开学，我上四年级，朱庄小学翻盖崭新的二层教学楼，所有旧房推倒一片，四年级教室临时安置在瓦关集村已故老人张瑞端（张长青的爷爷）的宅院里。
　　朱庄小学新建教学楼的几十万资金，基本由朱庄、瓦关、大段、小段四个村庄的千余户村民集资捐款募得。祖国改革开放已十多年，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改善，出现了少许万元户，谁家越富裕，谁家就捐的越多。经过半年时间，教学楼竣工验收投入使用，窗明几静，也换了崭新的课桌。1997年夏天，全校学生敲锣打鼓，高喊“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口号，浩浩荡荡穿过四个村庄，场面非常壮观。
　　朱庄小学教学楼竣工庆典大会在瓦关集村东南皮家门口那片树林里举行。淮阳县、王店乡教委各级领导发表讲话，咱们老百姓听着也高兴。淮阳县电视台新闻播报了当时的盛况。同乡临近几所小学的师生们羡慕不已，啧啧感叹：什么时候自己的学校也能像朱庄小学那么漂亮？然而当年，就连王店乡中心小学都还是破屋漏雨的成排瓦房，旧桌子下是坑坑洼洼的地坪，别的小学更是无不羡慕嫉妒恨。
　　有一天，我从同学段俊磊那里借了一本《一千零一夜》，中午放学就带回家读。皮大姐叫我去灶房烧锅帮她一起煮面条。我被那本书吸引了，我已答应段同学，两天之内就要把书还给他。皮大姐叫不动我，就过来动手打我。养母走过来，下手比大姐更狠。那一天我绝望至极，第一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在里屋衣柜底下，找到农药瓶......皮家人对我“想不开”的行为无动于衷，没有人拦住我，就在这紧要关头，只有邻家少女刘丽儿赶来，紧紧拉着我的胳膊不放。皮大姐把那本《一千零一夜》撕成了碎纸片，皮养父关上大门，我所有的小伙伴都在皮家门外，听着我在院子里绝望哭泣的声音。皮养父拿起农药瓶，抓着我，就要往我嘴里灌，我紧闭着嘴躲闪，我已经清醒，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我不能就那么不明不白的死去，我一定要勇敢的好好活着！
　　朱庄小学的上课铃声刚刚响过，皮老师走进四年级教室，同学们起立齐声喊道：“老师好！”我和同学刘战军迟到了，蹲在教学楼后边的墙角，手捧着那本碎了的《一千零一夜》等到下课铃声响起，皮老师回办公室了，我们才一起回到教室，那是我自从六岁入学之后的第一次旷课。但是那年冬天的寒假期末考试，我依然考出了好成绩。
　　有一天学校里来了一个卖学习用书的，三块钱一本，我向养父要钱，买了一本语文的。下午放学回家，我又跟养父母要钱。
　　“不是刚买过吗？怎么又要买什么？”
　　“今天只买了语文的，还有数学的没买”
　　他们不给，让我去割草喂牛，挑水做饭，我听话的去做了。饭做好，我又央求那几块钱的事情，他们不答应，我哭哭啼啼，养父一生气，就把那语文的书也撕碎。我哭的更大声，养父抓起棍子就把我赶出家门，饭都没吃好，我在前边跑，养父在后边追，一直追到瓦关集大街上，邻居刘四哥（刘小光的四叔）好一阵劝阻，皮养父才算罢休。
　　我在刘小光的爷爷家吃了晚饭，刘四哥和四嫂带我回到皮家，又是好一阵劝说。当时夜已经很深了，我很害怕刘四哥和四嫂走了之后，养父母会再打我，但是别人终究要回自己的家......我躲在被窝里不敢再哭出声音。
　　1998年6月的五年级期终考试，在黄李小学（距朱庄小学两公里，距瓦关集一公里）会考。皮老师对同学们说，明天一早，大家先来学校教室集合，然后一起向黄李小学出发，来之前别忘了向家长要几块钱（买答卷用的圆珠笔和中午吃饭用的）。那天夜里，电闪雷鸣，大雨一直下，我早早起床，向养母要钱，养母不给，还怪我吵醒了她，拿起棍子就把我赶出家门。雨那么大，我拿起书包，连雨伞都没来得及拿。我把书包抱在怀里，哭着奔跑到学校。
　　98年小学毕业的暑假，我已经12岁，和养母一起在田地里干农活（摘绿豆），只因一番对话惹烦,那是我最后一次被她毒打。其实本来还好好的，没什么事情，但不知不觉说起了李大娘（刘小光的奶奶李氏），几天前的夜里，李大娘和我的养母从基督教会守礼拜回来，在皮家院墙外边，李大娘对我的养母感叹“养儿真不如养女，儿子孝顺还好些，儿子如果不孝顺，再娶了媳妇，当婆婆的就更没好日子过咯！”，这番话，恰好被半夜起来上茅房的我无意中听到。于是，在东地摘绿豆的时候，我问养母：“妈，李大娘跟你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因为我问了这句话，养母放下摘绿豆的篮子就往家走。我看看太阳，已快到中午。以为养母是要回家做饭，我推着架子车跟在后边。到了皮家门口，我看见她手拿菜刀，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等着我回来。她把大门关上，把菜刀递给我，让我杀了她。我虽然从小受尽虐待，并未失去理智，我只是不明白，养母为何突然那么动怒？她把菜刀扔地上，拿起尼龙绳就朝我身上打，大门已被她从里边反锁了，我想逃也逃不出去。我跑到院子墙角，养母就追到墙角，我连声哭着求饶。养母说，你给我跪下，再让我打十下！我跪在地上，又挨了十下。这时，邻居刘四嫂来敲门。养母把大门打开，刘四嫂进来，把我搀扶起来，问养母：“婶，因为啥打他呀？”
　　养母看到邻居来劝，就掏出手绢擦着她自己的泪说，打完孩子之后，她自己心里也很疼的。几天后，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玩。我站在池塘边的杨树下，看着小伙伴们都跳进池塘里游泳，我也好想去游泳啊，可我胳膊和背上的伤口还在痛。小伙伴们冲我喊，快跳下来啊，快下来和我们一起游泳啊……直到多年之后的今天，我才明白，那天，养母之所以打我，不过是因为，她想起了，那个被她自己亲手打死的亲生儿子。
　　童年，是指在幼年到少年之间的时间阶段，没有确切的定义，时间在上小学的前两年和上小学的时间段。所指一般被人们认为人生中最快乐的时期，无忧无虑，在文学作品中常有着快乐的寓意。――这是作者本人在百度中搜索到的对“童年”的定义。每个人都可以嘴角上扬的回忆童年。幸福童年必定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勤劳善良的爸妈组建的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家可以不富有豪华，但一定要温暖有爱。父爱如山，母爱似海，才会有“无忧无虑”的小孩。
　　98年暑假快结束时，皮老师送来了通知书，我依然考出了好成绩，升入王店一中，曾经在朱庄小学共度了五年时光那些小伙伴们，被分散到王店一中一年级的六个班，在一《4》班的最多。我和段晓林、朱春光分到一《5》班，刘战军分到一《3》班。一《5》班的班主任也姓皮，他叫皮精君。当年这个皮老师才三十多岁。皮老师每天都点名，全班90多个学生，以小学毕业考试的分数高低为顺序，皮老师每次点名叫到第一个就是我的名字，这让新同学们很快记住了我，坐在第一排中间、虎头虎脑的小胖子。
　　王店一中，教学楼右侧第三层，下课铃声响，同学们有的跑去如厕，有的跑去小商店买零食。隔壁一（6）班的班主任陈西林老师站在讲台上，那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头发斑白，声音却洪亮。别的班都已经下课了，只有一（6）班的学生还没有解放。陈老师似乎也注意到了别的班已下课，但他更在意的是讲台下的学生们是否在认真听讲。我趴在窗外朝里望，这时，陈老师忽然鼻子一痒，打了个喷嚏：“啊......”我也跟着一声“啊嚏”……陈老师简直要抓狂，手指着窗外喊了一声站住，我拔腿就往楼下跑，心里小鹿乱撞。陈老师在楼下，揪住我的衣领，带到广播室。那天，教初三物理的刘先进老师也正好在广播室里。刘老师家也是瓦关集村的，皮家在瓦关集村南头，刘老师家在瓦关集村北头。
　　我上小学时，每逢星期天，独自一人在皮家院子里安静的写作业。外边有人叫门，我开门一看，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门口，身上背着农药桶。原来，刘老师家的田地在瓦关集村的南边，他是想就近到皮家打水，农村的地下井水都是免费的。我开了门，让刘老师进来打水，自己回去趴在小木桌上继续写作业。刘老师打完水，看着认真写作业的我，默默的点头。以后年复一年，每当刘老师背着农药桶到皮家打水，都看到我趴在院子里的小木桌写作业，直到我升入中学。那天，在广播室，刘老师问陈老师：这小子闯什么祸了？他是你班里的学生？
　　陈老师摇头说不是，然后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这时上课铃声响了。
　　刘老师说，我还以为咋了呢，多大点儿事啊，这孩子在我印象中挺不错的，别为难他了，赶紧让他回去上课吧。
　　陈老师惊讶的问：“这个学生你认识啊？”
　　刘老师说：“嗯，他是和我同一个村里的。”
　　两位老师看着我，会心一笑，放我走了。我回到一（5）班教室门口，皮老师正在讲课，我站在门口喊报告。皮老师说，进来。后来的日子里，我依然不改调皮的天性。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一起爬上教学楼顶，被学校的教导主任梁老师发现，于是爬楼顶的每个人都挨了几脚踹。铃声一响，别的同学都回教室上课了，只有我和段晓林还在一（5）班的教室外罚站。皮老师走过来，看着他班里这两位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语重心长的说：“你们想想你们那在地里辛勤忙活的父母，起早摸黑的忙，只为了供你们上学，你们却这样贪玩，荒废了学业，对得起他们吗？”......皮老师这一番话，把段晓林说得止不住的掉眼泪，而我却一滴泪都哭不出来。
　　有一天我告诉段晓林，我想转班。他问为什么？转哪个班去？我说我想去一（4）班。小学的那些小伙伴从一年级一直到五年级都在同一个班（朱庄小学每个年级都只有一个班），可是升入初中之后，只有我和段晓林分到三楼的一（5）班，其他玩得好的同学却几乎都分到了二楼的一（4）班。段晓林说他也想转到一（4）班，我们朝思暮想着，计划着。
　　我们找到小学同学段春田，通过一（4）班的这位尖子生向他们的班主任何老师转述了心愿。何老师听说有两个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想转到他的班，非常高兴。于是我和段小林，跟皮老师招呼都没打一声，就私自转到一（4）班去了。才上了一天课，到晚自习的时候，皮老师就来了，他身后跟着几个成绩不好的学生，老师们一看见痞子就头疼，皮老师又亲自送上门，老何却不要了。我和段晓林，还有皮老师带过来的那几个痞子，又回到了三楼的一（5）班。在那之后没多久，王店一中就发生了建校几十年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学生拥挤踩踏事件。
　　那天晚上停电，同学们点着蜡烛上晚自习，直到晚自习两节课上完，还没来电。盼着放学的同学们，听到下课铃响，蜂拥着跑出教室。楼道里没有应急灯，那时也没有手机可以照明，全都摸着黑往楼下走。一个七八岁左右的男孩（某位老师的孩子）在从一楼往上走，这小男孩绊倒了跑在最前边的学生，杯具就发生了。前边已经有很多学生被挤得哭爹喊娘，后边的学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老师们拿着手电筒赶来，叫同学们赶快往三楼撤退。拥挤疏散之后，我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那些被踩成重伤的同学，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楼梯角落里，满地都是七零八落的鞋子。
　　那一夜，120救护车来了好几辆，那一夜，不止王店一中沸腾了，整个小县城都沸腾了。还没到午夜十二点，就传遍了方圆百十里，甚至谣传王店一中的楼梯塌了。那一夜，担心自己孩子安危的家长们，纷纷赶到王店一中，直到亲眼看见自己的孩子平安无事，他们才放心的回家休息。第二天，学校已没法正常上课，因为每过几分钟就会有家长在教室外敲门，都是来看自家孩子的。于是，彭校长干脆宣布放假三天。
　　一（5）和一（6）班在三楼，下课时间又晚，走在最后边，所以在那场踩踏事故中，三楼的学生们无一受伤。其他四个班都在二楼，一（4）班的学生受伤严重，也是受伤学生最多的班。而那些曾经在朱庄小学和我一起成长的同学们都安然无恙。后来，全校所有受伤的同学都抢救成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调养，全都恢复了健康。
　　初二的上半学期，我的学习成绩还算良好，就连坐在我后边的女同学吴亚平，每当遇到难解的方程，她都向我求教，我也乐意耐心讲解。王店一中是寄宿制初级中学，我有五天住在学校，每个星期五下午回一次皮家，星期天下午再返回学校。每次回皮家后，我再也没法像小学时那么安静的写作业了，到了青春期这样的特殊年龄，尤其需要一个自己的独立空间，可是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在皮家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皮家就瓦房四间，大姐二姐住西边，养父母住东边，我睡在堂屋正中间，皮家那头养了很多年的老母牛，它吃的是草，住的是单间。
　　邻居们总是到皮家去打扑克牌，占用了我写作业的桌椅。一桌坐四个人，还有站在旁边围观的人，他们“对五对六、对八对九”的吆喝着，我只说了一句，你们小点声，我要写作业。皮大姐放下扑克牌就要揍我，我也不甘示弱，所以我又被养母赶出家门。乡村胡同没有路灯，养母捡起地上的一块砖头就扔过来，差点儿砸到路人。那天晚上，和二姐同龄的靳彦波也在皮家玩，他亲眼目睹我的养母拿砖头扔向我，靳彦波觉得可悲又可笑，在黑暗的胡同里，他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别怕别怕，过一会儿，等她消气了，你就回去吧。”
　　没人关心我的学习和成长，我疯狂的迷上了俄罗斯方块游戏和听音乐磁带的随身听，学校小商店里就有卖的。老师们只知道我不再那么用心学习，却不明原因。2000年，阳春三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带着自己的课本离开了校园，回家自学的打算却未能实现，因为养父母总让我去地里帮忙种田，哪还肯给我在家学习的时间？太阳晒的我满头大汗，我等啊等，盼啊盼，终于等到暑假来临，和几个好同学见了面。那年夏天，皮二姐离家，远赴新疆石河子农场采棉花。
　　李恩、王全忠等四个同窗好友相约，骑车几十里路到皮家，劝我重回校园，他们和我一起在皮家吃了午饭。我带他们一起去小南庄找另一个同窗好友南士磊，小伙伴们一起下河游泳。2000年9月开学季，我重新回到王店一中复读。
　　学费300多元放在皮家堂屋的柜子里。那年秋天，表哥雷清华结婚，养母要拿这300元给表哥包红包，而我要用这笔钱交学费。在表哥雷清华的婚礼当天，养母因为300块钱而责骂我。亲戚们都去吃饭了，我躺在表哥的新婚大床上伤心哭泣。那天下午，我回到学校，交不了学费，老师也没让我退学，因为当时学习成绩还算良好。然而，就算学校方面给力支持，家庭方面却......我再也没法安心学习，作业也不写了，经常旷课、逃学。
　　有一天英语考试，同学们都在教学楼下的操场趴在凳子上答卷，我却和同桌牛华龙在楼顶晒太阳。教英语的段老师在广播室里喊话，牛华龙、皮精义，你们两个在哪里？听到广播赶快回来考试。任凭段老师怎么呼唤，我和牛华龙都装作没听见，继续在楼顶晒太阳。直到夕阳红了，天快黑了，同学们都搬着板凳回教室了，我和牛华龙才悄悄回去。段老师把我们叫到办公室，一人发了一张试卷，让我们补考，段老师就站在旁边眼睁睁的监督着，没想到我们还是考出了好成绩。看着我们很快交上来的答卷，段老师百思不得其解。
　　2001年过完寒假开学之后，同桌牛华龙、好友段晓林都转校去了二中，我想转校，养父母却不再支持我去上学，我从此告别了课堂，没再复学。
　　那年夏天，中考前的一天早晨，天还没亮，我悄悄潜回学校去找同窗好友，不料被起得很早的彭校长碰见，他带着我到操场，坐在乒乓球台谈心。彭校长希望我再回一中继续上学，我却表示放弃（因为我已经开始痴迷投稿，尤其在读了韩寒的《三重门》之后），彭校长对我的“自暴自弃”摇头叹息。后来，我又几次到学校大门口徘徊，只是没再进去，我怕碰见老师和同学。失学后，我跟着养父母在田地里干农活，街坊邻居见了，都为我惋惜，学习成绩那么好，咋就不上学了呢？
　　2001年初，未满15岁的我被养父母送到淮阳县城当童工，在一家米线馆做学徒。在米线馆，我经常熬到凌晨一两点。后来，因不堪忍受同事朱某的欺负，和他争执打斗。朱某撕破我的衣服，还叫来一群地痞要把我群殴，他们被米线馆的段老板厉声喝退，四散而去，我躲过一劫。段老板和老板娘（尹阿姨）怕朱某再行报复，就于当晚给我结清工资，让我在天亮之前坐车回家。第二天黎明，尹阿姨起早去买菜，我背起行囊挥手告别。坐在汽车站对面，龙湖边的台阶，直到太阳出来，我才坐上车，途径王店乡大街，我用第一次打工赚来的100元给养父母买衣服和鞋。
　　回到皮家没多久，我又被迫去淮阳县城继续当童工，月挣150元自己养活自己。我找到一个在夜市帮忙打杂的“工作”，做“白吉馍”（当地一种街头小吃）。每天早上10点起床，忙到夜里两三点，再推着沉重的餐车，走在寂静冷清的胡同，跟老板一起回他家。周老板和老板娘，没有米线馆的段老板和尹阿姨那么善良了，经常刁难和责骂我。2001年八月十五，我第一次在外边过中秋节，已经好几十天没有回皮家。辛辛苦苦干到十月，我不想再干了，周老板拖欠工资，后来在“未来家政服务中心”的协调下，周老板才给我结清了150元“工资”。
　　大年三十，离家两年的皮二姐从新疆石河子带着男朋友胡新志回来过年，与未婚夫夏某忠解除婚约。2002年5月的一天，我和养父母、皮二姐、胡新志在田里干农活。将近中午，养母身体不舒服，养父带她去卫生院。皮二姐回家做饭，我和胡新志走在后边。刚进皮家院，胡新志就劈头盖脸的把我暴打一顿，十几个响亮的耳光......皮二姐就在旁边看着，我站在那里，不还手，也不反抗，养父母回家后知道二女婿打了养子，无动于衷。我在墙角痛哭流涕，养父母和皮二姐、胡新志在堂屋吃饭，他们依旧欢声笑语。胡新志也是汉族，祖籍河南汝南，他爹小时候就跟着他爷爷到了新疆，他娘死的早。
　　2002年9月，我在淮阳城北安岭镇的信合酒家当童工。到了寒风刺骨、雪花飘飘的冬天，我打着雨伞在餐馆的院内水池旁洗碗……每个星期的礼拜一到礼拜六，天不亮我就起床，给老板的孩子们做早饭，熬粥、蒸馒头。那年秋天，皮大姐随其夫于文学到杭州，在娃哈哈做普工。
　　有天晚上，客人走后，一只野猫在包厢偷吃桌上的鸡鸭鱼肉，我带上老板骑摩托的头盔去捉住它，拴在床头每天喂养，养得肥圆。自从床头有了猫，夜晚睡觉再也没有听到过老鼠吱吱叫。腊月二十六，外出到大城市打工的邻居们都回家过年了。
　　我在信合酒家干了半年，梁老板给了我一百多元，送了我一盘鞭炮，以及在冰箱放了很久、马上要坏掉的羊杂。我就带着这些东西回皮家过年，当然还有那只猫，为了避免免抓伤乘客，我把它放在车顶。
　　我坐上开往瓦关集的最后一班车，天已黑透。到了瓦关集在路口下车，胡新志来接我。皮家堂屋，我的录音机播放着陈星的磁带专辑《该是回家的时候》，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2003年的正月初十，听说村里一群青壮年男人要去几百里之外的新乡市某建筑工地，我的养父母让未满18岁的我也跟着去，同去的还有二姐夫胡某志。在新乡市建筑工地，我感冒了，呼吸不畅，咳嗽不止，同村村民李世喜劝我回家，在包工头面前说情，帮忙要了50元路费，他把我送到长垣汽车站。在去车站的路上，李世喜吞吞吐吐的欲言又止，想把我身世的真相告诉我，直到我坐上车，他还是没有说出口，他怕泄露了秘密而得罪皮家人。回到皮家后，我服药几天仍不见好转。从新乡市建筑工地回来，我瘦了一圈。过年时带回来的那只猫也瘦了一圈，它没有在餐馆吃的好，小猫食欲不振，才因此瘦了。
　　怀孕数月的皮二姐，肚子渐渐隆起。在杭州打工的皮大姐，电话打到邻居家（皮家没有电话），想让我到杭州去。皮大姐夫于文学的哥哥于勤学在杭州创业，做广告牌，生意很好，想招个学徒，就让我去杭州到他的广告字牌店里帮忙，月工资200元。
　　2003年初，我第一次出远门，在商丘火车站坐上开往杭州的火车。皮大姐和于文学在杭州出站口接我，带我到他们在娃哈哈厂附近租住的民房。姐弟见面格外亲切，忘记童年的忧伤苦痛，大姐炖鸡煮鱼包饺子，倍显温馨。吃过饭，皮大姐和于文学带我去于老板在杭州秋涛北路的字牌店，那是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门店，远看像破庙。
　　我跟着王师傅（于老板的高中同学）做广告学徒，每天踩着三轮车，拉着电焊机和切割机，风里来雨里去，走遍了杭州大街小巷。直到非典疫情爆发，我的咳嗽还没好。后来非典逐渐平息，我也慢慢康复。那年夏季的一天下班后，我往瓦关集邻居家打电话，听养母说，那只猫被她卖了，皮二姐夫胡新志回了新疆。
　　我在凌志字牌店做到第八个月，有一天，我和王师傅在字牌店门口焊接广告牌铁架子，遇到城管执法队开着卡车来，要把电焊机、切割机强行拉走。我和王师傅，还有老板娘，我们三个和城管执法队争夺，但城管执法队一车下来了十几个人……我们终究寡不敌众。电焊机被拉走后，老板娘的满腔怒火无处发泄，就狠狠的责骂我，怪我没有奋力去争夺。
　　当初创业都不容易，那心情可以理解，可是那能怪我吗？工资那么低，没有加班费，连续30多个小时马不停蹄的工作，正值青春期长身体的时候，却寄人篱下，经常熬通宵，那一年，我17岁，到杭州第一年。
　　每个年代，每段人生，总会有些人，有些事，成为永恒的记忆。当一幕幕酸甜苦辣的往事浮现在眼前，泪水早已无法灌溉那些颤抖的心。回顾曾经感动的故事，打开心中的枷锁，让真情温暖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