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捉奸”（一）

　　在插队期间，其实也就是在经历“两千斤（金）”事件之后，我又碰到了一桩事，开始我感到有些荒唐，可笑；随后我又感到可怜和可悲。出于好奇，或许企图验证自己的感觉，在劳动之余，促使我做了点调查和了解，使我有了些启迪和深思。
　　那是初冬时分，天短，夜长，没有电灯的山村，9点多钟已经是进入梦乡啦。入乡随俗，玉环和孩子们都已睡下啦，我虽然睡得晚一些，但也已躺在炕上啦。“老吴！老吴！”大门外有人叫门。心想，这是谁呢？这么晚了来叫门，一定有什么事。我家的看门小狗，“汪！汪！”叫了起来。我点上灯，披上棉袄，走了出去。一阵凉风吹来，周身激灵一下，我一边伸上棉袄袖，一边问了声：“谁呀？”
　　“是我，鹿小林”，
　　啊，原来是我们生产队里的羊倌，我说：“有事啊，小鹿？进屋说吧！”
　　“不啦，咱就在这外边说吧”，他说着就把我领到大门外一堵避风的土墙边。他拉紧了空心小棉袄，把系在腰间的草绳子又系紧下，抬头看了看我，说：“你不冷啊，吴同志！”
　　我笑了，说：“不冷，有什么事，你说吧！”
　　他“呜啦，呜啦”几声，看样子是有些不好意思开口。
　　“什么事，你说吧！”我催促他。
　　他又瞅了我一眼，这才轻声慢语地说：“今个晚上，我妈她那进去人啦，想请你去一趟”。
　　我急忙问：“进去什么人啦，是小偷啊？”
　　他摇了摇头，说：“不是”
　　我感到挺奇怪，就又问了句：“不是小偷，那是什么人呢？”
　　他犹豫了下，说：“他是和我妈那……”说到这，他不说了。
　　从他这吞吞吐吐的话语，难为情的神色中，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可这事我怎么好参与？我去了又会怎么办？想到这，我笑了，说：“小鹿啊，这是你们家事，我不好去，你和你哥哥他们核计核计怎办。去吧，小鹿！我实在不能去”。
　　听我这么说，小鹿似乎有点失望的样子走开了。我回到屋里，玉环也已醒了，她问我：“谁啊？什么事在外边呆这么长时间？”
　　我笑笑说：“是羊倌小鹿！这社员可真有意思，什么事都来找我”。
　　玉环问：“什么事？”
　　“你猜猜看！”
　　玉环瞅着我说：“是和生产队闹意见了吧？”我说：“和生产队闹意见，还用夜间来找我啊”。
　　“要不就是他们哥们闹别扭，吵架啦，让你去帮助解决吧”。
　　我故作神秘地说：“他找我这个事，你永远也猜不着，你想都不会想到”。
　　玉环不耐烦地说：“行啦，你别卖关子啦，快说吧，他找你是什么事！”
　　我一边脱掉棉袄一边说：“你别急，我告诉你，小鹿是来告诉我，他妈那进去人啦，是要我去和他们哥们一块，捉他妈妈的奸，你说可笑不？”
　　玉环惊诧地瞪大眼睛，说：“什么，儿子捉妈妈的奸，这也太荒唐啦！他们荒唐不算，还要拉你一块去，他们也真能想得出来！”
　　我嘟囔了句：“看吧，他们这么干，不定会出什么事哪！”就躺在炕上睡过去了。
　　小鹿他妈，人们当面叫她老鹿太太，背后则称她老鹿婆子，五十六、七岁。对她我们有过接触，但知之不多，只知她是二队社员，没有老头，有3个儿子，一个去了黑龙江，另两个也都已分家另过，她一个人独居生活。外表看，她身板硬朗，精神头不错，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在爽快麻利中显露出某种深沉。在我们刚来的秋天，她曾帮助我们渍过酸菜，腌过咸菜；在过春节时，她还曾指导我们灌过肉肠，并曾留她在我家吃过饭。是长期寡居形成的，还是因为年龄上的差异，她在我们面前，话语不多。就是玉环主动和她谈唠，她也很少唠扯她家的往事。想像不出，这样一个貌似稳重的老太太，怎么竟发生这样一挡子事呢！我在思索，我在担心，当天晚上她的儿子去捉奸，她是怎样面对的？她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一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没有听到什么动静。我没有，也不便主动去问讯。
　　在老鹿太太出事的第五天，这是个平常的日子，农村的初冬，是个不太忙的季节。早饭后，太阳出来了，我和社员们一样，习惯地走出屋门，在大门外的墙根底下，抱着夹或站或蹲地一边闲唠、抽烟；一边在等待队里有什么活计没有。
　　“你们看，那骑在驴上的不是老鹿婆子吗！”
　　霎时，闲唠的没声了，蹲着的站起来了，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从街东头走过来的一帮人。走在头里的是一个年轻人，他牵着毛驴的缰绳，驴背上搭着一条旧褥子，老鹿婆子在两个膀大腰粗的中年汉子的架持下，骑在驴背上。老鹿婆子的两个儿子，鹿二林、鹿小林，就跟在驴屁股后面。在他们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小孩子，和抱着孩子的年轻妇女们。老鹿太太披散着头发，还没完全散开的发结，耷拉在肩头上；哭丧着的脸上，影影忽忽有着一块块的污垢和伤痕；身上披着一个旧大棉袄，慢慢地向这边走来。我身边有知道点情况的社员说，那两个中年男子，是老鹿婆子的娘家弟弟，在前边牵驴的年轻人，是她的娘家侄。看样子两个弟弟把姐姐打了，打的也还不轻。
　　我随便问了句：“他们这是往哪里弄她呢？”
　　“那准是弄回她娘家去呗”，人们中这样回答着。当两兄弟护送姐姐回娘家这幕情景，从我们面前走过时，我看到了老鹿婆子那副丧魂落魄样子，她耷拉着头，闭着眼，身子在驴背上晃晃悠悠，要不是有人扶着，一准会摔下来的。陡的我的鼻子一酸，眼睛一湿，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涌上了心头。
　　老鹿太太，人们不知道她名字。那个时代许多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是没有名字的，出嫁了，随着夫家姓，在婆家被称为“××媳妇”，如大林媳妇、喜旺媳妇；娘家称其为“小鹿”“小王”啥的。在正式场合如需要以女人名义签署文书，打官司告状时，则称“××氏”，如老鹿太太的娘家姓冯，就称“鹿冯氏”，如其过世，则要在灵牌上写“鹿门冯氏”，老鹿太太可能就属压根儿就没有名字的吧。
　　老鹿太太娘家姓冯，祖居八分地，距柴禾栏子50多里地。她的爹爹早已过世，她的妈妈如今已80多岁，还挺硬朗，耳不聋，眼不花，走起路来也挺利索。她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虽都已成家另过，但还都在老太太的眼皮底下。她18岁就作了老鹿家的三儿媳妇，当时老鹿家也是一个大家，老少三辈，近20口人。她一进门，就和两个嫂子轮班担起全家做饭、喂猪、喂鸡鸭的一大摊活计，妯娌三个，10天一换。老爷子――也就是她的老公公，脾气暴，是个有名的“倔巴头”，对家里人要求特别苛刻，有一项活计做的不好，老爷子就会呼号的吆喝一阵子。别说是小字辈的儿子、儿媳妇，就是老太太也惧怕他三分。而她当时还仅仅是个由18岁的姑娘变成的小媳妇啊。
　　多年大道走成河，多年媳妇熬成婆，多少年来，一代代的女人不都是这么熬过来的嘛。她心甘情愿地熬着，谨小慎微地操持家务，侍奉老人，陪护丈夫，生怕落在妯娌们的后面。孩子们的出世，给她带来了欢乐，带来了希望，却增添了劳累。年轻嘛，只要有欢乐，劳累点算什么！正当她为第三个孩子的出世，而要更加含辛苦干时，一场灾难降临在她的头上，她的男人――鹿守礼，在赶车拉煤途中惊马翻车被砸死了。一个女人没有了男人，就等于塌了半拉天。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在封建思想的束缚下，什么“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什么女人要“保守贞节”，“好女不嫁二夫”等等，使没有男人的女人的日子，就更为凄苦。面对挨尖的3个孩子，最大的才7岁，她没有任何想法，只是一心想把孩子拉扯大。
　　岁月一年年过去，孩子一天天长大，一晃就是两个10年，孩子们真的长大了，大林、二林都讨上了老婆，过自己小日子去了，小林也已20多岁，到了要成家的时候了。旧中国早已变成了新中国，旧社会也已变成了新社会，可这个山沟沟村里的社会风气，却没有多大变化。
　　六十年代，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随后又经历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人们陈旧的思想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社会风气在不同层面上，都有了些变化，此刻，她的小儿子也娶上了媳妇。按照她的想法是：让小两口和自己一起过。可是儿媳却一百个不乐意。好不容易讨上媳妇的小林，不敢违背老婆意志，只好从妈妈身边搬了出去，于是她无可奈何地过起了独居生活。长期囿于“寡妇门前是非多”，不愿出门，很少出门，专心抚养孩子的她，为了生活，也就随同队里其他妇女一起走出家门，参加些力所能及的集体劳动。在外边劳动，和老姐妹们说说话，心里倒也敞亮些：在家里闲着，感受就不同了，3间屋子，出来进去一个人，孤孤单单，冷冷清清。想喝口热水，得自个去烧，去倒；想吃棵大葱，得自个去拔，去剥；身子啊，再怎么不爱动弹，也得自个去弄那口饭；心情啊，再怎么郁闷，也不能向谁诉说，也没人肯听。那可真如《寡妇难》小曲中所唱的“三九天，刮大风；屋子里，黑谷洞；划着火，点上灯；灯看我，我看灯；看来看去，冷清清；掀开锅，空又空；摸摸被窝，冷冰冰；寡妇心中，好伤情”。她躺在炕上睡不着的时候，常常问自己：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尽头？3月、两月，一年，半载，还好过；可我现在才40多岁，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哪！难道我就这样的过下去吗？唉！可不这样过，又能怎么办呢？！偶而她也幻想过，要是身边有个人，给我作伴，陪我说话，那该会……，可她又不敢想啦。咳！这么多年都过啦，可别瞎想啦！可这个想法刚压下去，碰到心情烦乱的时候，就又浮上来啦，心想，要是真有那么个合适的人，说说话，解解闷，一定会挺有意思的！思来想去，一个男人的影子在她的脑海里出现了，他就是村子里那个和她年岁相仿的、8年前死了老婆的田贵。她记得在她孩子娶媳妇的时候，他总是那么热情地来帮忙，跑前跑后，忙里忙外，迎来送往，张罗得像自家人一样，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她并没有什么想法，况且人家还有自个的妻房。可如今，这一切都不同了。
　　田贵，四十七、八岁，矮个头，瘦身材，单眼皮，薄嘴唇。读过小学，在不识字的人群中，算是个文化人。他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都已长大成人，分居另过，也是一个人独自生活。他劳动不怎么样，但是由于他能说会道，喜欢出头露面，所以队里的待人接物，出外买东买西，购物，多数都是他的差事。我们插队刚来这里时，除了大、小队长干部外，他也是围前围后最多的人，就在那时我们就认识了他。在“文革”后期，农村小学还没有正式恢复上课的时候，尽管他识字不多，更不会什么拼音，只会简单的加减乘除法，他也还教过几天小学生。所以一年下来，他也能挣下不少工分。在我看来，他应属于农村那种“屯不错”类的人物。
　　田贵，对鹿冯氏的心思，明眼人早就看出来啦，但是碍于双方的大儿大女，谁也不便说出，更不用说替他们牵线撮合啦。田贵本人更是把心思深藏肚子里，不敢轻易流露，他连想都担惊受怕哪。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无所忌惮，胆大妄为的岁月里，田贵的胆子也壮了起来，他悄悄地找上了他称之为老嫂子的田耿老伴，向她吐露出了自己的心声，求她去给他和鹿冯氏牵线撮合。开始，田大娘也拘守于旧的思想，认为“寡妇改嫁，不是什么好事”，又怕引起两家孩子的不满，招惹来一身麻烦，不愿管。她老头田耿在旁边说了一句话：“田贵求你去，你就去呗！你就是给传个话，成与不成，是他们两头的事，他们孩子还能把咱们怎么的？！”又加上田贵的一再央求，田大娘才勉强答应去给跑一趟。
　　不出人们所料，田大娘把这个事和鹿冯氏一挑明，她嘴里说：“这么大岁数了，都有三房儿媳妇啦，再嫁人，怪难为情的”，可心里还是满高兴的。在和田大娘说来唠去中，她不断地询问田贵的儿女们知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态度？透露出自己对这件事很关心、很愿意，就是担心儿子和儿媳们从中打横。
　　田大娘听出了话音，就说：“这么的吧，我把这个事给你们挑明了，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你们两个都愿意，那就找个时候，当面谈一谈，地点么，就在我家。”大娘把话说罢要走，兴奋中带着某些羞臊、担心想法的鹿冯氏，把田大娘一直送到了大门外。
　　那是个春未夏初的季节，暖洋洋的太阳，和煦的小风，使人们感受到春天还没有走远，还是那么的让人感到温柔和惬意。早饭后，耪头遍地的爷们和薅草的娘们们，都下地走了。鹿冯氏怀着喜悦复杂的心情，精心地梳理了头发，擦了点粉，换上了洁净整齐的衣裳，以串门为由，向东街的老田家走去。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话一点不假。鹿冯氏今天心情格外好，她看什么都觉得美好，似乎这一夜之间，世上万物都变得美好起来了，所以走起路来感到特别轻盈，她刚想哼哼几口小调，在街口上碰见了快嘴张二嫂。
　　快嘴嫂打量她一番，惊诧地问：“哎哟啊，我说她三婶子啊，今儿这是怎么啦，打扮这么漂亮，上哪去啊？！”
　　本来出来就怕碰见人，偏偏就碰见了快嘴嫂，她是又慌恐，又不乐意，可又不敢流露出来。于是就满脸堆笑地说：“是二嫂子啊，你可真会取笑，我啊，都快变成老太婆了，还漂亮啥啊。我这是上东街串门去”，说完就急急忙忙走开了。好信的张二嫂却一直站在那，盯盯地瞅着她，意思是看看她到底去谁家串门去。
　　一个村子住着，谁都熟悉谁家的门。冯氏紧走了几步，就到了老田家，她推门就进去了。田贵，早已经来了，正坐在屋里和田大娘说话哪。看见她进门，田贵立刻站了起来，表示欢迎。
　　田大娘先说话：“来了，她三婶子，快到炕上坐！”
　　冯氏一抬头，正好和田贵的眼光碰在一起，她不自然地一笑，低头故作不知地说：“田大哥你也在这啊！”就从他面前走过，挨在田大娘身边的炕沿上坐下了。
　　屋里稍稍静了下，为了打破拘束，在田大娘的引导下，于是3个人就先扯起了闲话，谁家的园田侍弄的好，谁家的猪喂的肥，谁家的鸡爱下蛋啥的。
　　拘束没有了，说唠自然了，田贵冲冯氏问道：“你那大孩子在黑龙江，怎么样？”
　　“他来过几封信啦，说是挺好的。就是天头太冷，开头不太适应，现在有点习惯些啦”，冯氏不紧不慢地这样回答着。
　　田贵继续说：“听从黑龙江过来的人说，那边的生活好混，土地多，林子多，劳动力少，只要人肯下力，生活是错不了的”。
　　冯氏接话说：“可不是咋的，信里也是这么说，要是下力干生活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田大娘看他们俩唠的热乎起来了，就推说上园子看看，出去了。
　　屋里就剩下了田贵和冯氏。田大娘在外边蹓了一圈，悄悄地回到自家窗根底下，听到里边唠的挺起劲，一会儿声高，一会儿语低，一会儿两个人又嘻嘻哈哈地笑起来。为了不打扰这一对老恋人的说话，田大娘没有进屋，而是又在外边转了一圈
　　待这次再转回来走到窗下，听见田贵的话声：“赶明个我抽空，帮你侍弄侍弄”。
　　“那就得让大哥受累了，我先谢谢大哥！”是冯氏的声音。
　　“咱们俩是谁和谁呀！谢什么！”这又是田贵的语声。屋里再没有声啦，……田大娘敲了下门，推门进了屋。堵久的水，一旦放开，势将涛涛流去；闷死的火，一旦爆发，定会熊熊而燃。有了这一次的会面，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真是越谈越恋，越恋越谈。虽说是来得迟了的爱恋，可它并不亚于年轻人的香甜。
　　没有不透风的墙，田贵和鹿冯氏两个人搞上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在柴禾栏子不径而走。除了他们两家儿女还被蒙在鼓里外，几乎是人人皆知了。事，还是坏在快嘴张二嫂那。也难怪，老话不是说：3个女人一台戏嘛，这女人凑一块，总爱扯闲话，什么张家长，李家短的，叽叽喳喳，唠个没完，嘴也就没了遮拦。
　　那是在一次劳动的休息时，一帮妇女坐在一起，又兴致勃勃地扯起了闲白。什么样的花布好看，什么样的棉鞋耐穿；谁家的媳妇长的俊，谁家的小子长的憨；哪家的姑娘找对象了，哪家的小子说不上媳妇啦。讲到热闹时，张二嫂冒了一炮：“你们知道吗，小林他妈和老田头搞对象了，搞的可热乎啦。咳！真是老不知好歹，都那么大岁数了，还搞……”还没等她说完，旁边一个妇女捅了她一下，她回头见振生嫂正给她使眼色，意思是不让她说，这时她才醒过腔来，小林媳妇也参加了这天的劳动。她看了下，小林媳妇低着头，脸红红的，就坐在她后边不远的地方。她知道自己说话太冒失啦，就冲着大伙伸了伸舌头，做个鬼脸，止住不说了。是谁说了句：“走啦！走啦！干活啦！”妇女们都不声不响地站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开始干活去了。
　　就在这天晚上，小林媳妇回家一说，小林就炸了。两口子立马去二林家，问二哥怎么办？二林觉得这事太丢人啦，就发狠地说：“这事我们一定要管，这要是让他们搞成了，我们在柴禾栏子还怎么呆下去？去！咱们一块找老太太去”。
　　于是，两个儿子、两个媳妇，就气哼哼地来到了他们妈妈的家。冯氏见儿子、儿媳一块都来了，心里还想，今天这是怎么啦，想起妈妈这还都来了？可是当她看到儿子、儿媳一个个气哼哼的，站在那里不说话，她明白了：这不是来看妈，是兴帅问罪来了。心里虽也有些胆怯，却又觉得我是你们的妈，你们还能把我咋的！于是她装做没事样子，和蔼地问：“干么你们都来了？有什么事吗？”
　　二林先发话了：“妈，你说说，这些日子你都干了些什么？？有什么事还在瞒着我们？”
　　面对儿子的质问，冯氏故做镇静地说：“没做啥事啊，妈没有啥事瞒着你们哪！”
　　“你别装糊涂啦，全柴禾栏子谁不知道？！也就咱们这几个傻瓜蛋还蒙在鼓里吧！“小林媳妇气哼哼地连妈都没叫这样说。
　　小林也耐不住了，在责难中带种哀求的语调说：“妈呀，你就别瞒我们啦，你都多大岁数了，都快要抱孙子了，还搞什么对象？！你不怕丢人，我们还怕丢人哪“。
　　二林媳妇也搭腔了，说：“你这当老人的，也太不像话了，做事也不替儿女们想想，你做的这叫什么事啊，让我们今后还怎么见人？！”
　　二林接上了茬，说：“妈，你想想，你这么做，对得住咱死去的爹吗？对得住你这些儿女吗？你真是太不应该啦！”
　　面对儿女们愤怒地轮番责难，冯氏的脑子乱了，她感到痛心、迷惑、委屈和不服，她喁哝着带着哭腔说：“妈没有做什么丢人的事啊，妈把你们都抚养大了，都不在妈身边了，妈受不了孤单，耐不住寂寞，就想找个伴这就能算丢人吗？”
　　小林虽也觉得妈做的不对，是带着气找上二哥二嫂一起来的，可如今看到大伙这么责难妈妈，甚至用带有污辱的口气对待妈，他感到心里不落忍！再看到妈妈那颓伤的神情，他忽然觉得妈妈是太可怜啦！妈妈的心中一定是很苦啊！不能这么对待妈！于是他用劝慰的语气说：“妈呀，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别再和老田头来往啦！你不是感到孤单寂寞么，我二嫂她用不了多久，就要生了，你很快就要抱孙子了，等咱们再有个孩子，有两个孙子在你身边，你还能寂寞啊！我们哥俩再常过来看看你，那不是挺好么”。
　　二林的态度也缓和了一些，可话说的还是那么硬：“妈啊，我告诉你：反正我们是不能让你和老田头那个傢伙搞在一起的！你要是敢和他搞成了什么对象，别怪我们当儿女的不孝，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妈！他老田头要敢迈进咱家的门，我们就要把他打出去！”
　　两个儿媳也都同声附和着，和老婆婆做了摊牌，说：“对，你好好想想吧：你是要老头？还是要儿女？这摆着的两条路，你要不听我们劝，非要和那个老头搞对象，你得的是一个人，你永远失去的却是一大堆儿女。”
　　儿子、媳妇们的话，已经说绝了，冯氏的心也彻底地凉透了，她心非口是地说：“好吧，我听你们的，什么也不做了，就等着带孙子吧！这就是我的命啊！你们都走吧！我要休息啦。”说完，身子一歪就躺下了。儿子媳妇们再没有说话，都溜溜地走出了妈妈家的门。
　　就在冯氏遭致儿子、儿媳责难、围攻的同时，田贵在家里也受到了儿女们的攻击。他们指责老爹“做事太荒唐”，“都当爷爷啦还搞什么对象！”闹得满城风雨，议论纷纷。他们指点着老爹的鼻子说：“你知道人们是怎样说你的？他们说田贵是‘老不正经’，是‘老色头’！”我们当儿女的听了很难受，很难堪。不只丢了你的脸，也丢了儿女们的脸”。田贵没有说什么，他又能说什么呢？只是在那里呆呆地听着。是说够了？还是说累了？他的儿女们临走时扔下了一句话：“告诉你，老爹！到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能让你给我们找后妈！”
　　时光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过去，一晃又是10多个年头，老鹿婆子（此时她已是五十六、七岁了，故人们已如此称她了）与田贵的晚恋情事，在人们记忆中已经淡忘了，可在这两个当事人中，虽被迫深深地压在心底，但却没有死性，在起初的那些日子里，为了避免人们说闲话，两个人总是互相躲着，尽量不见面，实在躲不开，就简单地打个招呼，木行行地走开了。时间久了，都在一个村子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渐渐思想也就放开了一些，见面说话，腾挪转借，两个人又有了些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