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在家里的党支部会

　　在我插队的第三个年头，即一九七一年秋的一天，大队捎下信来，说是要在我家里开会，让我不要出去，在家等着。早饭后，我打点孩子上学走了，烧水泡了两暧瓶红茶，整理下屋子，扫了扫院子。开会的人还没有下来，我便一个人站在庭院里，打量起去年夏天大队给我新盖的这栋房子来。
　　和这里社员的房子一样，也是中间开门的3间干打垒起脊房，东西两间是住室，各开一扇窗户，下扇镶的玻璃，上扇糊的白纸。中间是厨房，两扇对开的木板门，外边一扇风门子，为了防备淋雨，在东西屋的窗户外，都挂着一个用高粮杆编的帘子，平时卷上去，雨天放下来。按着我们家乡的习俗，在西屋的外窗台上，放了个用谷草编织的供鸡下蛋的鼓形鸡窝。屋内没什么特殊的，东西屋都盘的火炕，用高粮杆合泥吊的顶棚，用白纸裱了起来，屋内墙上糊上了报纸。这样的住处，和漂亮沾不上边，但由于是新建的，一切都透个“新”字，显得还是那么洁净和敞亮。和城市里住的楼房没法比，但要和我刚来时住的条件，已经是大大改善了。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心想，真得感谢大队对我的关怀和照顾！下来时是听说省里要给插队干部拨付些建房补助款，可至今没听说拨下来，大队就给我把房子建起来了。
　　由此使我想起了大队给我盖房子的情形。那是去年春季，大队即张罗给我盖房子，由于有省革委会为让插队干部，安心在农村扎根落户，又不增加农村负担，确定给插队干部拨付建房补助款之说，所以我也就没有推辞。建房地点开始定在村西头道边平地上。我没有同意。理由嘛，一么山村的平地本来就很少，把我的房子建在好耕地上，不合适；二么，也是主要的，地点太偏僻，我和玉环经常不在家，尽管当时社会治安状况比较好，但经常让几个孩子，在村头的家里支撑门户，确实有些不太放心。经过和生产队商量，选定村里一个三面都有人家，又靠近生产队（队里的饲养棚，也是队部）的一块空地，虽然圈不出多大的院子。但在这里，整个是居住和生活在群众当中，既不感到偏僻和孤单，相对觉得安全和放心。房址定了，于是在挂锄后，农村相对清闲时期，建房开始了。大队提出，给五七战士建房，除车工由所在生产队负责外，其他各生产队要有工出工，有料出料。虽然当时农村还不富裕，但要以全大队力量，盖3间干打垒房，还是很容易的。负责张罗和指挥的是大队副主任石成，和忠远，可新两位队长，一切按当地规矩办。我，既没出钱，也出不了力，只是在上梁和建成时，管了两餐饭，一顿是大黄米粘糕，燉羊肉芹菜；一顿是压乔面饸烙，羊肉打卤。
　　大队的几名干部下来的挺早，也就8点来钟吧，就在我还没有欣赏和思量完我这个新房的时候，他们便进院了。
　　徐海一进院便逗趣地说：“嗬，老吴这小院拾掇的不错啊！”
　　李娟从旁插嘴道：“赶是的，人家老吴可是个勤快人，总也闲不着。”
　　石成问询道：“怎么样，老吴，新房住的还可以吧？”
　　我笑着连连说：“可以！太可以啦！这简直就是我的‘农村别墅’”
　　石成瞅着我的脸说：“是嘛？！那你的要求也太低啦。”
　　我说：“是啊，我没什么更高要求，这也就很不错啦。”
　　说话工夫，忠远、可新两位队长也到了。我冲徐海说：“主任，让大伙进屋吧？”
　　徐海回头看了下，说：“好！人都齐了，进屋！进屋！”
　　说起来，当时我家也真够寒酸的屋里除了一对红木箱子（是用下来时机关给的1分5板材，在大队的帮助下打制的），一个新买的吃饭小炕桌外，没有什么可坐的椅凳和像样的家俱，带下来的两把板条椅子，一个做了洗脸架，一个晃晃悠悠根本没法坐。我一边往里让人一边说：“这屋地下也没地方坐，大伙都上炕坐！”
　　徐海问了句：“老李没回来？还在公社宣传队啊？”
　　“是！公社的‘三两斗争’还没搞完哪”。
　　徐海说了声：“好！那咱就都上炕坐着”，他第一个穿鞋上炕，把鞋脱下来，放在了窗台上。
　　随着，石成、忠远、可新也都上炕，把脱下的鞋也都放在了窗台上。
　　小唐和大队开会记录的李娟，则靠着炕桌，坐在了炕沿上。看着大伙都坐下了，我把泡着茶水的暖水瓶，和几个喝水的饭碗，都摆在了箱盖上。
　　这时，石成招呼我：“老吴，你就别忙活啦，也上炕来坐吧！”
　　我应了声“好！”。说：“这茶水就放在这，谁要喝，小唐你就给倒一下！”说完就脱鞋上炕，在忠远老队长身边坐下了。
　　屋里静了下来，可新把卷好的一支大白杆，默默递给了石成，点着了，一缕缕的烟雾，从他们俩的嘴巴头边飘散了出来。徐海瞅了瞅大伙，说：“咱们今天哪，开个大队党支部委员扩大会，吸收一、二队两个队长参加，一个事，就是讨论吴非同志的入党问题，……
　　说到这，他停了下，抬头瞅了下会场，大伙都在宁神听着，他继续说：“老吴到我们这插队有3个年头了，在这当中，他以山村为家，关心集体，关心群众，做了许多好事，干部、群众，没有不称赞的。咱们今天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一下，讨论解决老吴同志的入党问题，下边大伙就说吧！”
　　听了大队支书徐海的开场白，我的心灵受到很大震憾，既感到意外，心里热乎乎的，为能得到组织和群众的肯定而激动，受鼓舞；又有种说不出的味道，我已经是有着20多年党龄的党员了，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今还不被承认，可我自己还是这样认为，还是按照党的多年教导的要求，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大队要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我自信能够全票通过大队这一关；但到上边，公社和县里，是绝对不会被通过的。试想，一个在“文大”中犯了所谓“错误”，下来前才刚刚被解除“专政”的人，怎么会轻而易举地接纳你入党呢？！届时不但通不过，还会造成不良影响，惹来不必要的烦恼。想到这，我想发言制止，让党组织不要讨论我的入党问题啦。可是怎么说呢？说我不愿意入党。不！入党是我终身的愿望，而且20年前就已经实现啦。顺其自然吧，听听吧，听听组织和群众对我的评议，对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还是会有裨益的。于是我的心情平静了下来，认真地聆听着。
　　就在我思索工夫，一个声音传入耳底：“我先说说！”听得出来，这是我们队长的声音。“老吴同志从到我们队来，表现的很出色，他关心集体，热爱劳动，他每次从县里或者外地回来，都要先到队里的田间转一圈，看看庄稼情况，而后才回家。在劳动中，什么活重他就干什么，垫地时他抬大筐；抗旱播种时，他挑大水，而且一干就是一天，不嫌脏，不喊累。夏锄时，他帮助做饭和送饭，在队里干一头晌，过晌还照样和社员一起铲地，在早上出工的时候，个别社员不愿出工，老吴同志就挨家挨户去喊去叫，在他的影响和工作下，不愿出工的人也出来干活了”。
　　可新的话音刚落，忠远老队长咳下说：“我说3个事，一个是去年夏天，老吴为帮助寻找被暴雨惊散了的羊群，顶着雷雨大风，在又黑又滑的山坡上奔跑着，羊找到了，他却被河套的山水隔在了河对岸，蹲在山凹处，被淋了三四个钟头，一直到夜里10点多，才被社员们接了过来，这件事对两队的社员影响很大，都说‘老吴这个五七战士够格！’；
　　第二件事，就是老吴从来后，坚持为社员群众理发，他不嫌脏，不嫌麻烦，不怕累，这两三年来，全村从几岁的小孩到七、八十岁的老人，他都给理过发，社员都说他是咱们柴禾栏子的义务理发员，剪头理发虽是小事，但却给社员解决了大问题，特别是能够这样长年坚持，是很不容易的；
　　第三件事，就是去年冬天，在大雪抛天的夜里，他坐着大车去赤峰，联系购买那批劳保人员换下的旧皮鞋，回来分售给两队社员，钱花的不多，却解决了社员穿鞋的大问题，大家伙都很满意。”
　　“说到老吴同志关爱群众的事，我再补充两个具体事。他看到陈可义没儿没女，孤单一个人，在过年的时候，就把老陈头找到他们家，和他们一起过年，对此老陈头可高兴啦，逢人便说：“在五七战士家过年，可有意思啦”。二队最困难的社员郭宝，春天病倒了，老吴和老李俩亲自到家去看望，不但送去了小米，还端去了一盆白面，感动的郭宝两口子，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李娟说到这停了下，瞅了瞅大伙，又归结了一句：“我认为老吴同志对贫下中农是有着深厚感情的”。
　　“那是！那是！”可新掐灭了手中的烟，说：“像这样的事，还真不少哪，队里齐钱买返销粮的时候，谁家拿不出钱，为难时，老吴就不声不响的给垫上。陈可信、陈可仁哥俩，为5角钱打了一仗，是老吴出面给和解啦，说句不好意思的话，我本人还欠着老吴一些购猪款哪！”
　　场内出现了一阵小声交谈的话语声，趁这时机，我瞅了眼徐海，说：“主任，我说两句，听了大伙的发言，我感到这是对我的鼓励，我来这后，是做了些事情，可按党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希望多看到我的不足，多给我提出些缺点和不足的地方！”
　　徐海点点头，连连说：“是啊！是啊！咱们要实事求事，有啥说啥嘛！大家看看还有啥要说的？！”
　　会场陷入暂时的沉静，稍刻，徐海点名石成，“石成，你说说吧！”石成喝了口茶水，说：“去年，公社整党工作队到我们大队，老吴同志协助工作队长薛忠做了不少工作，如组织学习文件材料，讨论研究解决问题，找党员谈话，做思想工作。由于薛忠同志文化水平低一些，连整党的工作总结，都是老吴同志给写的，在总结的会上薛忠念不好，又向全体党员宣布：请吴非同志代表他做的总结，这说明吴非同志现在虽然还不是党员，却做了不少党的工作。”
　　会场又出现一阵小声交谈的话语声。徐海扫视了下大伙说：“这么的吧，大家已经讲的很多啦，咱们按照党员标准衡量一下，忠远、可新可以表态，但不参加表决，支委同志同意接收吴非同志入党的，请举手！”
　　语音刚落，石成、李娟、小唐都举起了手，徐海也把手举起，宣布：在场的4个支委一致通过，另一个支委供销社的老杨有事没来，我已征求过他的意见，他表同意。李娟把今天会议情况整理个材料，写个支部决议。”随即他冲我说：“老吴同志，看看你还有什么意见？”
　　对大队党组织对我的鼓励和信任，我心情十分激动，又深为不安，我心知肚明，时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面对党员同志们朴实的热情，诚恳的介荐，我如何既把这件事暂时推辞搁置起来，又不伤害他们热切的心情？我的脑子在紧张地思索着。于是，我抺身下地。看到我的举动，石成说：“老吴，你就坐在炕上说吧！”
　　我说：“我腿坐麻了，下地活动活动”，我拽过来那把板条椅子，坐了下来，说：“我感谢大队党组织对我的鼓励和信任！入党做个共产党员，是我终生的愿望。可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大伙看到我为集体和群众做了些事情，我虽不是党员，我毕竟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国家干部，总该是多做些工作的，党对我的要求，我对自己的要求，总是应该更高一些。所以我要把今天党组织对我的评价和推介，看做是对我的鼓励和督促，我将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多做工作，做好工作，争取早日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我诚恳地请求，今天的会议就不要搞什么决议，暂时也不要推介我入党！这是我的心里话，谢谢大伙！！”
　　听了我说的一席话，在场的各位都楞住了，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都没有作声，屋内一时又静了下来。可新又低头捲了两支烟，一支递给石成，两人一块点着了，屋里又飘散出了一股火烟味。
　　徐海疑疑惑惑地冲我说：“老吴同志，那你说讨论吸收你入党的事，就不上报了啊？”
　　我说：“是啊！不报吧，我感到现在报还不行，我还不够条件，但你们相信，我迟早一定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的！那时，就是离开了你们，我也一定会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你们的。”
　　徐海两眼瞅着我，点了点头，慢慢地说：“那好吧，咱们就尊重老吴同志意见，他的入党问题，暂时就放一放，以后再说。”
　　这一天的夜里，我又好久没有入睡，白天会上的情形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是喜悦？是苦涩？喜悦的是，我用心、用劳动，赢得了群众的认可，给了我弥足珍贵的奖励；苦涩的是，由于那不堪回首的过去，不容乐观的现时，我竟不能接受，也不敢接受。唉！不管怎么说，这对我来说，终究还算是一件好事。是苦涩中带有甜？还是甜丝中包含着苦？我自己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