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资本主义尾巴

　　挂锄了，是所谓的农闲期。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大地没活计了，该抓抓革命了。按照县里布置，为了抓好基层的“三两斗争”（即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县“五七领导小组”确定抽调公社内插队的部份可靠的没问题的“五七”战士，成立“公社五七战士宣传队”。还好，玉环被抽调去了。我，这个属于“四类干部”，当然是没有份的。可我们夫妇俩当中，毕竟还有一个算“可靠的”啊，所以我还是感到很欣慰的。说心里话，抽玉环去参加宣传队而没有抽我，还真是抽对了。我留下来，大队满意，小队满意，因为帮助他们出出谋，动动嘴，跑跑腿，男的总比女的更方便些，或者说更好使用些。从我的家庭来说，我在家也比玉环在家强，不用说别的，就这个挑水她就弄不了。要她独自带两个孩子（大孩子上中学，在学校住）支撑门户，不像在城里，虽然来这里已近两年了，但这毕竟还是一个不算太熟的山村，总还是感到孤单和慌恐，我走了也会牵挂的。
　　玉环走了的第二天晚上，晚饭后，为了夜间不受蚊子骚扰，两个孩子正在用乱柴禾和青草，点着了薰蚊子。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乘凉，广播喇叭正在播放《红色娘子军》歌曲。这时，两个队长来了。我站起来，喊道：“东儿，拿两个板凳出来！”冲二位说：“屋子里净烟，在外边坐着凉快”。
　　忠远队长笑着说：“你们在城里不这样薰蚊子吧？”
　　“城里大都烧煤气，没有柴禾。再者说楼房也不让你这么点火冒烟啊，有蚊子就点蚊香”，我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接过东儿拿来的板凳，招呼他们俩坐在我的对面，唠了几句闲咯后，我问：“你们二位来，队里有什么事吧？”
　　可新队长从耳朵上取下捲好的火烟，掐去头，点着了。
　　我笑着说：“我不抽烟，也不准备烟，来了就得抽你的自制烟捲了。老队长，你不抽烟啊？”
　　忠远摇了摇头，说：“咱没那福分！”
　　“人家王老远是不抽烟，不喝酒，准备攒钱买地，当地主哪！”可新这样戏弄着。
　　忠远一板正地说：“你这小子，没大没小，论辈数你还得叫我老叔哪！拿你老叔开涮，你也不怕伤天！”
　　“什么老叔？八杆子打不着的”。
　　“八杆子打不着，九杆子总能打着吧？打着点就得算！喂！说正经的，可新，你和老吴说吧！”
　　他们俩逗嘴，把我也逗乐了，我也凑上了句：“可别当地主，当地主还得挨大伙的批斗”。
　　陈可新站了起来，把没抽尽的半截烟头扔掉，说：“我们寻思，这不是挂锄了么，队里也没什么大活计了，王队长他有个侄在县运输公司，说当前拉沙石，运粮食，大车挺缺的。大车一天给开15元，咱们大车在队里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派出去，干它两个月”。
　　这时王忠远接过话茬说：“我们盘算，去了人补马喂，一个月下来，两台车怎么的也挣个五、七六百的。挣点，集体不就能多分点么。可是咱们吃不准，这么干犯不犯禁？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稍稍思索了下，慢悠悠地说：“我看行，犯不了什么禁。在那头，咱们算支援县里的生产建设；在这头，咱们是给集体创收入，不是个人跑运输。咱们去，别错过这个机会！那你们准备去几台车？”
　　可新说：“咱们一个队去两台”。
　　我问：“队里把两台车都派走了，那队里再拉点啥可就没车啦？”
　　忠远说：“那没事，咱队里不还有牛和毛驴么，需要时把牛驴套上，一样用”。
　　“那好，那就按你们的意见干吧！赶明个你们都开个队委会，把情况说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干对了，有他们的份，他们高兴；有毛病了，也没的埋怨，大伙分担些。这就是发扬民主，集体领导的好处嘛！”
　　天，黑了下来，一股凉风吹了过来，给这仲夏之夜，平添了几多清爽，我和忠远俩也都站了起来，我要他们进屋再呆一会儿，他们说：“太晚了，孩子们已经休息了”，我把他们送到大门口，他们在夜色中走出了胡同口。
　　就在柴禾栏子两个队跑运输大车派走的第二天，大队便召集全体生产队长会议，传达和布署当前一个时期抓革命的主要任务。徐海书记文化水不多，对公社领导讲的，不能记录，可他把那个精神带回来了。这就是：要深入开展“三两斗争”，对广大社员则主要进行路线斗争教育、提高认识，明辨事非，痛“割资本主义尾巴”，彻底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他说：“我们发现，在我们大队内，属于路线不清，应该割除的‘资本主义尾巴’，还是有的，有的养‘自留驴’，还有刨‘镐头地’的，这些都是我们革命要‘革除’的。”他要求各队，都要结合“自留驴”、“镐头地”事，召开路线分析会，把路线搞清楚了，再来检查各自队内的资本主义残余。
　　徐海讲完，粗壮结实的民兵连长小唐站起来说：“大家一定要时刻记住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时刻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把‘五类分子’管严了，防止他们在我们抓革命的时候搞破坏活动”。会场内出现一阵嘁嘁喳喳说话声。
　　副主任石成发问：“还有谁要讲话？”全场顿时静下来了，没人搭茬。石成宣布：“没人讲，咱会议就开到这。晌午大队留饭，小米干饭，土豆炖芸豆。这芸豆是我们治山队自产的，他们知道大队开会，特意送下山来的。芸豆管够吃！现在散会，准备开饭”。
　　会散了，顿时，三一群，俩一伙，在办公室，在大队院内，说着，笑着，走动着。
　　大队开过会的第二天，大队妇女主任李娟即找我和俩生产队长，说大队要她参加这两个队的路线分析会，问我们会议什么时候开，怎么个开法。
　　忠远老队长说：“嗬，咱们这娟子主任，工作抓的还真紧啊！”
　　可新队长也凑上说：“人家这叫雷厉风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么！”
　　李娟脸一红，腼腆地说：“人家大队叫咱干，咱就干呗！反正咱就听你们的，听五七战士的”。
　　我也半开玩笑地说：“咱就听大队李主任的，李主任让咱咋干，咱就咋干”。
　　李娟扑哧笑了：“哎呀，老吴！你怎么也和他们俩一样啊！你可别学他们俩，他俩总是那么油嘴滑舌的”。
　　李娟，就是一队的姑娘，她浓眉大眼，红扑扑的脸庞上，透露出少女特有的文静和腼腆。她不轻易说话，可她心里却有主意，在她还没上高中时，就被推选为大队妇女主任，当时她刚刚17岁。在这个岗位上差不多已干了3个年头啦。真的快要成为年轻的老干部了。闲话扯过，我们开始商量正题。为了把会议开好，使大家受到次实际的路线教育，我们确定要造造声势，在村子内悬挂和张贴一些标语口号，由我来拟出，请大队老干部王长春给写，两个队长和李娟，则分别找找发言的积极分子；考虑到天热，也真没有那么大屋子。会议确定就在二队门前的大街上，两个队在一起开，动员尽可能多的社员参加。
　　这是头伏时节，闷热的天气，让人喘不过气来。一场伏雨过后，带来了丝丝凉意，让人们舒爽了许多。李娟和可新队长，带领几名年轻社员，在街面上忙活着。他们把两条写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割掉资本主义尾巴，铲除资本主义滋生的土壤”红底白字的横幅，分别挂在会场地点和街面显眼处。并把写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集体致富，不要个人发财”、“自留驴，不对路，发展下去要走回头路”、“社会主义天堂好，拖着资本主义尾巴去不了”、“伟大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等内容的彩色标语，贴在街面的墙壁上和树干上。一群孩子们跟在他们的后面，跑动着，嘻笑着，时而还比比划划指认着标语上的字。在街上走动的社员们，由于习惯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横幅高悬，大字块满墙，彩色标语，比比皆是的场面，虽不以为然；但也猜想出一定是又有什么新的革命行动了。
　　农闲时候，农家都吃两顿饭。4点多钟吃完了饭的人们，开始向街上蹓跶过来。好信的冯老乐，拿出了他心爱的小喇叭，在开会的地方吹起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美妙悠扬的歌声，把人们从屋中唤了出来，向开会地点聚拢过来。并自动地围成了一个圈。到了岁数的老年人，抱着孩子的妇女，都自带一个小板凳，选择一个地点坐了下来；年轻的姑娘、媳妇们，聚拢在一起占了会场一个角，嘁嘁喳喳地说笑着；年青力壮的小伙子们，站在圈的外圈，瞅瞅这，瞅瞅那，不停地走动着。看看人来的差不多了，可新和忠远小声交谈了下，宣布：“今天咱们一、二队全体社员，在这里开个路线分析会，路线么，挺重要，是走什么路，上哪去的问题。大队说了，在我们大队内，有养‘自留驴’的，还有刨‘镐头地’的，这是什么问题？对不对？请大家分析！”
　　会议稍稍沉寂了下，忠远队长冲我：“老吴，要不你先给说说！”我点了点头，眼睛扫了下周围静静无声的群众，大声说：“社员同志们，今天咱们这个会，是个路线学习会，大家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看，就怎么说，说对说错，都没关系。谁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大家不要拘束，随便说吧！”
　　这时，爱说爱道的贫农张全宝说：“我提一个问题，我说这个咱们老农民，整天的和土垃块打交道，还学什么线啊路啊，有什么用？”
　　全宝活音刚落，共青团员齐小满便驳斥他说：“农民咋的，咱们是社会主义新农民，毛主席不是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嘛，这路线就是国家大事，路线搞不清楚，要是走错路咋办！”
　　“那你给我们说说路线是什么？”全宝这样追问着。
　　小满摸摸脑袋，似乎不知怎么说：“这啊，我也说不好，反正我就知道这路线是很重要的，不学不行”。
　　李娟冲我说：“老吴，你给说说这路线的事！”可新队长也附和道：“请老吴给咱们说说！”
　　我咧嘴笑了下，说：“我也说不太好，我给大伙说个例子吧：比如你有一筐粪，你把这筐粪上在什么地里，这里就有路线问题。上到自留地里，说明你心里想的是个人，是向个体使劲，这就是资产阶级路线；你把它上到队的集体地里，说明你心里想的是集体，是向集体使劲，这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想想看，如果大家都为了个人，把劲都用在个体上，那我们就会又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又回到受剥削受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了；又反过来，咱们全国人民的心里，都想着集体，把劲都用在集体上，那我们就会获得共同富裕，就会走进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了。小满说路线是大事就是这个道理”。
　　忠远这老队长真有意思，我刚讲完，他就冲围成一圈的社员们说：“你们听听，老吴同志给我们讲得多清楚、多明白啊！”在他的带动下，场内响起一阵掌声，这样一弄，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赶忙说：“我说的也不定都对，咱们大伙在一块学习嘛”。
　　这时，可新队长提示说：“我看咱们就这个‘养自留驴’和‘刨镐头地’的事，讲讲，咱怎么认识这个事？”
　　这时站在人群后面饲弄一辈子牲口的马大爷，冲会场大声说道：“我看个人家养驴这玩意，好！毛驴草料吃的少，青草下来还可以少喂或者不喂，老人、小孩可以放着。毛驴这玩应好使唤，推碾子拉磨，套个小车啥的都行。要是养上一头‘骒驴’（即母驴），配上种，精心点，一年闹个驴驹或骡驹子，那几口人的口粮都出来了，这有什么不好的！”
　　李娟插嘴说：“大叔，咱不是说养驴不好，是说养‘自留驴’！”她特地强调“自留驴”三个字。
　　“这有什么不对的，养驴可不就得自家养嘛，放在大堆里，没有精心人，那能养好嘛！你看咱们队的羊，养了多少年了，也没看到有多大发展”，老马不服地反驳着。
　　我笑着说了一句：“那队里的大骡子、大马都是集体的，你不也饲弄得挺好嘛！”
　　他瞅了我一眼，说：“可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对集体的和对个人的就是不一样”
　　我说：“是啊，所以我们就要学习路线问题，提高每个人的集体观念啊！”
　　这时，忠远这老队长眼光在人群中搜索了下，看到了共青团员齐小满正在和一个小青年嘀咕着什么，就说：“小满，你说说！你们团里学习时是怎么认识的？”
　　小满瞅着，摸摸脑袋，说：“这啊”看样子，李娟则催促道：“小满，王队长让你说，你就说呗！大小伙子啦，还忸忸怩怩的”。
　　小满咧了下嘴，说：“那好，我说说，我们在学习材料时，那里说小商品生产是时时刻刻会产生资本主义的，这‘自留地’、‘自留畜’、‘自由市场’啥的，都是属于小商品生产范围，是残留的资本主义尾巴，是生产那个资本主义那个土壤和温床。所以我认为养毛驴在我们山区，是一项很好的生产路子，可应该是集体养，放在自家养，那就成资本主义尾巴啦。要说刨‘镐头地’，更是路线不对头了，这土地都归大伙了，个人又去搞‘自留地’，你有那个精力在集体地上使把劲，把生产搞上去，不什么都有了嘛。如果社员们都分心去搞‘自留地’，集体地撂荒了，大家不还是要受穷么”。
　　小满话音刚落，可新队长即大声说：“还是咱们团员先进，我看小满讲的就挺好，你们大伙说呢？”
　　没有人大声回答，有几个老年社员点点头，说：“哼！是不错，还是年轻人学习进步”。
　　坐在圈内板凳上一袋接一袋“吧哒吧哒”抽烟的老社员田耿，一边往烟袋锅装烟一边说：“我看这事啊，也得两说着，咱农民是种田的，不管是个人也好，集体也好，也不能光啃这点地，咱这山沟沟有多少地啊？干这个是‘尾巴’，干那个也是‘尾巴’，都要割，那咱这就啥也别干了，生产还怎么能搞上去？！”
　　“田大爷，咱们说的不是啥都不能搞，是说怎么搞法。要是集体搞，那好嘛，搞得越多越大越好；要是任由个人去搞，丢掉了集体的，那就是路线不对头，那才叫资本主义‘尾巴’哪”，李娟这样解释着。
　　田耿又狠劲抽了口烟，烟袋锅冒出“吱啦、吱啦”声音，不紧不慢地说：“我说娟子啊，要依大爷我看，在不影响集体生产情况下，个人搞点那个养驴、养兔什么的，增加收入，难道这不是好事么！我的想法是：认识归认识，咱们集体搞，有条件的个人也可以搞，集体发展了，个人也富裕了，那不是更好嘛！”
　　一直没有露面也没有吭声的保管郭老蔫发话了：“老田叔说的倒也是，要真是个人和集体一块干，把各种经营搞起来，那敢情好。可是人心不齐啊，有的人给个人干，操心，费力，卯足了劲干；可是给集体干活，就不那样了，早上出工，喊几遍也出不来，出工了也是磨磨游游，出工不出力。这种地，你胡弄点，还行，只不过是少收成些；这要是养驴、养鸡、养免啥的，你不精心，你胡弄它，那还不得养死啊！所以不是咱集体不养，不知道它是一个生产的好门路，只是没有那么些对集体那么上心的人”。
　　听了老蔫的话，忠远老队长赞赏地说：“嗬！你还别说，平时这老蔫，‘蔫了吧唧’的，不声不吭的，这说起话来还真是头头在理，有板有眼的”。
　　可新队长也随着俏皮起来：“怎么样？你可别小瞧了咱老蔫，他可是咱们队不露面的‘秀才’啊！”听了两个队长连夸带俏皮，老蔫竟不好意思地从后面溜走了。
　　看看天色不早了，忠远队长与李娟、可新耳语几句后，说：“我们今天的会开的很好，是一次很好的路线学习。会后，大伙可结合会议议论和分析的情况，结合队里的实际，找找还有那些路线不对头的地方，还有那些资本主义尾巴，过几天我们再继续开会”。会议散了，在嘈杂话语的夜暮中，我和玉环俩随同乡亲们向各自的家中走去。
　　夜间，我和玉环俩躺在炕上，很长时间睡不着。一边听着孩子们甜睡的呼吸声，一边议论着晚上会议上每个人的发言。我们都感到受启发，受教育，切切实实地感到，这是贫下中农给我们上的很好的一堂路线教育课。当我俩议论到老贫农、老农会干部、老党员田耿的时候，不禁使我俩记起了他的那件近似滑稽、可笑，我们又爱莫能助的趣事。
　　那还是去年初秋的一个夜晚，约摸是9点多钟吧。这个季节的9点多钟，天已经是很黑了，孩子们早已进入梦乡，整个村子似乎也已入睡了，静谧夜空中传过来几多狗咬声。我和玉环俩虽然还没有睡，但也已躺下了。就在我们吹灭煤油灯，准备入睡时，听到了大门外叫门声，我们家养的看家狗也汪汪地叫了起来。玉环说：“外面有人叫门，你快起来看看！”她把灯点上，我披了件外衣，走出了房门。一面叫住狗，一面问道：“谁呀？”
　　“是我，吴同志！”
　　“啊，是老田啊！有事啊？”
　　田耿意迟迟、吞吞吐吐地说：“嗯，是有点事，想找你……”
　　“那就进屋吧！”
　　田耿连忙说：“不了，老李和孩子们都睡下了，就在这外边说吧”
　　我说：“那也好，你说吧！”他瞅了瞅我，似乎有些难张口的样子。我没有催他，而是静静地等待着。
　　他终于开口了：“是这样，晚上我们都睡下了，听见儿子那边屋里“劈登扑登”的，像是打起来了，我和老伴俩起来，推开他们的门看看，人家两个人正在闹腾哪！儿子在追撵着媳妇，嘴里还在念叨着：“你是我老婆，我就要闹！”；媳妇就躲着、跑着，嘴里也在嘟囔着：“我就是不愿意，就是不想闹！”；儿子蹦上炕来，媳妇就跳下地；儿子撵到地下来，媳妇又跑上炕了，两个人抓挠着，打闹着。我们说他们，他们也不听。所以来找你，帮我去说说他们！”
　　听了田耿的话，我有点糊涂了，就问：“他们为什么打闹？他们要闹什么？”
　　田耿低沉着声音说：“闹什么，还不是两口子间那点事”。
　　噢！我这才恍然大悟，竟差一点笑出声来。我用手推了田耿的肩头一把，说：“行啊，你这个当老公公的，啥事都管啊！你管还不算，还要我去帮着劝说，你可真会想主意！你要我去说什么？说儿子，你别闹了，来日方长么？说媳妇，你和他闹吧，要多些理解嘛！我可张不开这个口！”听我这一说，他倒有些不好意思啦，嘟囔地说：
　　“那我就……”
　　我接过来说：“那什么？以后你这个老公公就别管这样的事啦！你快回去吧，说不定人家小两口现在已经好了，早已睡上了”。
　　田耿走了。我回到屋里，玉环问我：“老田找你啥事？叨咕这么长时间？”我把这事和她一说，玉环竟也咯咯地笑了起来，这笑声差点把熟睡的孩子们惊醒。
　　这两天我就影影忽忽听说，队内有些社员去野外割麻黄，准备卖给药厂换钱，我没有在意，认为在农闲时间社员搞点副业，无可非议，我的房东老孟和他的三小子小齐也去了。他也不知是从哪得到的消息，说是上边又让大队下来检查这个事。早饭后，老孟便过到我的屋里来，郑重地和我说：“孩子们抽空割了点麻黄，换点钱，贴补一点家用，可是上边不让。听说今天大队要下来检查，我把那些麻黄，都堆在你的房后了，你和大队说说，就别查你那里了”。
　　我楞了下，随即问道：“那麻黄不是野生的嘛，为什么还不让割？”
　　老孟说：“是野生的啊，可上边说是给药厂留着，由药厂统一割，每年都是这样，不让社员割”。
　　我点点头，“嗯”了一声，再没有说啥。果不然，老孟走后不久，大队主任徐海、副主任石成、民兵连长小唐，就下到队里来了。我问徐海：“社员们割点麻黄，换几个钱，这是好事，为什么还不让呢？”
　　“是啊，按说这是好事，可是人家上边说，割点麻黄事小，要把社员的心割散了，那可就是大事啦，要我们不能纵容和支持个人出外去捞外快”，徐海这样和我解释着。
　　检查开始了，对家里有劳力或者有半大小子的户，房前屋后都查看了一遍。在这过程中我悄悄地和徐海说：“我的房东他和孩子们割了些麻黄，听说要检查，他把麻黄都堆在我住的房后了，给我出了个难题，你看怎办？要真是把他给查没了，他该对我有想法了，要不到我那你们就别查了”。
　　徐海冲我一笑，点了点头。果然，查完老孟的房后，该查我住的房前屋后了，徐海说：“老吴家不用查了，五七战士家是没人去割麻黄的”。
　　我笑了，逗趣地说：“你们不查，我要是割了，你们可就是漏查啊！”
　　石成接过来说：“别说你割，就是让你找生长麻黄的地点，你也找不着啊！”
　　我正而八经地说：“这倒是真的，我可真不知道什么地方长有麻黄哪！”
　　在查的当中，确实发现了割麻黄的户，两个队有10几家，数量并不多，多的有百八十斤，少的也就四五十斤。对此，检查组经过商量，一致认为：不采取查没办法，只是将上边的指示再重复说明一下，达到教育和制止的作用，也就可以了。
　　很快，大队又布置下一项新任务，说是为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势，批判和摈弃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学习朝阳“哈尔套经验”，公社也要举办“社会主义大集”。要各大队充分准备各种农副产品，比如羊肉、鸡鸭蛋、鸡、鸭、兔、蔬菜、水果，以及农家编制的筐、篓、帘、盖、掃帚、笤帚。刷梳等等，按时参加“社会主义大集”。并一再强调，要想尽各种办法，让拿到大集上的物品，尽量显得充实和丰富。有些个人家不愿卖的物品，也可以拿出来展示一下，大集仪式结束，你还可以收起来嘛（我想这不能是上边的意思，大概是大队为了动员物品的一种说法吧！）同时，要尽量号召和动员社员参加，以便把大集办得轰轰烈烈，红红火火。
　　忠远和可新两位队长和我说：“按照大队安排，他们两个队要各出4筐鸡蛋、四只小鸡、四只家兔、两篓家杏，和尽可能多的农家自制日常用品。他们说，别的还好说，就是鸡蛋、小鸡不好办，动员和说服了一大阵，两个队弄上来也就20多斤”。我问：“那能装满8个筐吗？”
　　可新说：“不是那大筐，是平常买东西用胳膊挎的筐”。
　　我说：“那恐怕也装不满吧？要是只装了筐底，那也不好看啊！”
　　忠远和可新俩都笑了，忠远慢声细语地说：“这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啊，有办法，在筐底垫上厚厚的谷壳子，上边摆上一两层鸡蛋，那筐不就满了嘛”。
　　我有点吃惊样子，意迟迟地说：“这不是弄虚作假吗？这样做好吗？要是叫上边查出来怎办？！”
　　可新甩了下手，说：“哪有那么多真的？！现在这事啊，你不弄，可不行；至于你弄的是真是假，是没人管的。就说这一筐一筐的鸡蛋，谁能挨个检查你这筐里的鸡蛋多少啊！你放心吧，老吴！不光是咱们这样干”。
　　由于他们这一说，倒真的使我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年初春耕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去大队办事，正赶上大队会计小崔用电话向上边汇报一个《XX统计表》的数字，他说：“办妇女学习班32次、开路线分析会40次，已下地犁杖20副，河滩垫地40亩，已播种土地近四分之一……”
　　听着听着我有点糊涂了，这一段时间，我和大队干部在一起，跑遍了9个生产队，对工作和生产情况，我还是清楚的。这都哪是哪啊？小崔他是从哪弄来的这些数字？于是我禁不住就问了一句：“小崔啊，咱们大队什么时候办了那么多妇女学习班？我怎么一点不知道？现在刚刚开犁，有的队还没有动，怎么就播种了那么多的地？”
　　他瞅了瞅我，淡然一笑，支支吾吾地说：“这吗，反正是什么都算上了，这么，就是这么回事。上边要，我就给他报，反正报对报错他们不管；可你不报，那可不行”。我陷入了沉思，再没有说啥，但却使我懂得了什么叫“拍脑门”数字，什么叫“望房笆”数字！鬼才知道，依靠这种“拍脑门”和“望房笆”送上去的统计报表，来决策、计划和进行工作，究竟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
　　按照两个队长的想法，经过几天的张罗和操办，在大集开始的头一天，该拿出的物品，好歹算是凑齐了，该装筐的装筐，该打包的打包。人员也安排安了，除了鸡蛋两个队各安排4名妇女社员挎着筐外，其他物品谁家的就归谁家的拿。一切就绪，就待出发了。
　　这是末伏季节，虽说暑气还没有退去，但毕竟立秋已过，早晚有些凉了。给人的感觉是清爽得多了。早上，东方刚刚放亮，上边参加大集几个队的大批人马，便来到了村里。一辆大车上装着新杀的羊肉，几篓家杏、沙果和槟子，和两大筐青菜，有韭菜、豆角、红皮蒜啥的，以及筐筐、篓篓、苕帚、刷梳等家庭日常用品。两辆大车上坐着去公社赶大集的老人、妇女和小孩。一同跟下来的除了大队副主任石成，会计小崔外，还有3个生产队长，足有30多人。车马一停下，石成即喊道：
　　“喂！王老远、陈可新，你们的物品和人员，都弄好了没？还有20多里路哪，趁着早上凉爽，咱们赶早动身！”
　　王忠远慢声细语地说：“咱们啊，哼！夜里后晌就弄好了”。
　　陈可新说的更痛快：“咱们等你们差不多有两个时辰了，盼你们像盼什么似的！”
　　石成半真半假嚷道：“别耍贫嘴啦！好了咱们就动身！大车在前头，注意别赶的太快，人排成行跟在车后边。待走到公社街边的时候，要把彩旗打出来，让他们知道：咱们柴禾栏子大队赶大集来了。好，现在出发！”就这样，日头刚露出半拉脸的时候，这支近50人的赶集队伍，便随同5辆大车兴冲冲地向公社所在地走去。
　　队伍行进到离公社一里来路的时候，便听见了高音喇叭播放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再前进，接近公社所在地边缘的时候，就望见了那在晨曦中随风飘扬的一面面彩旗，和在街口上悬挂着的大红横幅，上面那《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大力兴办社会主义大集》白色大字，在朝阳的映照下特别醒目。这时，石成发令，让车马都停下，按照他的安排，4个年轻力壮的社员打起了彩旗，走在最前边，后面是拉货的大车；车后则是排成两排挎着鸡蛋筐的8个女社员、4个筐装小鸡的4个妇女；再后边就是以各种方式拿着自家产的准备到集上换钱的家常用品。此时，在公社就近的陆家营子、大酒缸、彩凤营子等几个大队，早已经来了，并在公社丁字形的街道两旁，占上了位，摆开了摊。当我们这样一支奇形怪状的赶集队伍，在街中心匆匆走过，虽也引起人们的审视，却未引起更大的注视。因为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出现的是太多了，而我们又不是第一个在这街头露面的。石成把队伍带到公社划定的地块，把物品卸下来，打开包，把想卖的摆上摊，静候着顾客过来那一刻。
　　为了办这次大集，公社是做了许多准备和安排的：收购站杀了两口猪，为了使更多的人能买到肉，确定不卖大份，每人限购2斤，而且是肥瘦各半。在那个时期人们由于油水少，买肉都挑肥的，为此，收购站先把肉分成份，肥肉没那么多的，便把板油切碎了併上；供销社用熬制的糖稀，制做了一批黑糖块，用花花糖纸一包，也挺像样，吃起来甜中带点苦味。在那个时候，吃不到好糖块，有这样的糖吃，也算不错了；那个时候白面精贵，职工是定量供应，每月5斤细粮（大米、白面随便），而农民是每年三个节（五•一、国庆节、春节）每人才供应7斤细粮。所以不能用白面做饼干，供销社便用苞米面和糖稀，烤制了200多斤黑饼干，看起来不好看，吃起来还可以，甜中略带糊香味；公社大修厂，除摆出制做的蒸屉、锅箅子、面箩、大小簸箕和笸箩外，还用木头和铁的边脚料，制做一些面板、菜板、板凳、撮子啥的。社直的摊位，就摆在我们大队的旁边。
　　街面上的人，是越聚越多，来往走动的人流，像潮水一样在涌动着。我和站在我旁边的石成说：“初头朗公社这人可真多啊！”
　　正在观望人群的石成，听我这一说，扭过头来冲我说：“这里从来没聚过这么多人，可这不光是咱们公社的，还有一些是邻近公社的。可能是他们听说这里办大集，也都跑过来了”。
　　我想在这众多的人群中，有些人是为了交换物品，或完成任务而来的；可能有更多的人是出于凑热闹，开眼界而来的，就像在旧社会时赶“庙会”一样。是啊，在这么远离城市的偏辟山村，常年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什么热闹去处，听说要办什么“社会主义大集”，谁个不想来见识见识呢！
　　高音喇叭突然没声了，随之即传出一个讲话声：“喂！喂！社员同志注意啦，现在请公社丁主任讲话！”
　　随着两声咳嗽，传出来一个嘶哑的话声：“到场的全体社员同志们，我代表公社革委会，热烈欢迎你们来公社赶集！这个集，和过去的旧的集市不一样，过去那种集市姓‘资’，我们这个集市姓‘社’，所以我们叫它‘社会主义大集’。你们不是正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么，举办‘社会主义大集’，就是要把自由市场这个‘资本主义尾巴’彻底割掉！我刚才在街上蹓了一趟，发现形势大好啊！不是小好。希望大家坚定信心，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勇敢地走下去！不多说了，愿大家都能买到自己可心的物品。现在我宣布：初头朗社会主义大集，现在开市！”从喇叭里到人群中响起了稀稀啦啦的鼓掌声。
　　石成小声说：“还用你宣布啥，下边早就开市啦”。
　　我说：“你看，社直单位摆出的那些物品，领导没有发话，不都还没卖么”。他向旁边瞅了一眼，可不是么，各摊的出售人员，都做好了准备，拉开了架式，正在操手等着哪！
　　随着“开市”的话音一落，喇叭里《社会主义好》的歌声响起，市场内一阵骚动，叫卖声四起，嘈杂声一片，人流像潮水一样，向社直摊位这边涌了过来。眨眼工夫，卖猪肉案子前面，就排起了两条弯弯的长队。在卖糖块和饼干的摊位前，也左三层右三层的拥满了人。公安助理带着两个民兵，在指挥着，招呼着：“大家伙都别挤，排成队，东西有得是，都能买着”，站排的人也在喊：“都自觉点，谁也别加楔！”有的则不客气的大声大气地喊道：“谁加楔就把他拽出去！”
　　秩序好一些了，两个摊位都开始闷头售货了。卖肉的3个人，1个人砍肉过秤，1个人付贷，一个人收钱，忙得不亦乐乎，满脸淌汗，也顾不得擦一下。卖糖块、饼干那边，虽说没有像买肉这边的人多，可也是一秤挨一秤，一份接一份，联上手啦。是啊，谁家没有老人？谁家没有孩子？好东西，吃不到也吃不起；这样东西虽然粗糙，好歹也是糖块、饼干，价格还便宜，平时买不到，赶集遇上了，一样买上一些，不也是一份心思么。看面前的这种形势，真够上生意红火，购销两旺啦。
　　农村各大队赶集带来的农副产品，多少也都销出一些，销路最快的是鸡蛋、小鸡、羊肉和青菜。那可真是不讲价，一哄而光。这一方面是各大队带来的原本不多，货源少；一方面也是消费的需求多。因为在公社所在地，有一个“111医疗队”医院，他们是大连医学院走“6.26”道路全建制搬迁到这里的。他们的医护人员和员工，连同他们的家属，有几百号人，他们的收入多，消费水平高，他们生活需要的物资除靠自己的大汽车，时不时从县城采购些外，大部份还是靠当地供应的。
　　杀两口猪，撑死了也就300来斤肉，在众多的消费者面前，显得是太少了，站在长排后面的人，还离肉案子老远哪，肉就已经卖光了，他们望着光秃秃的案子，看着卖肉人员离去的身影，失望地走开了。没怎么注意，广播喇叭也不响了。市场人员稀疏，场面渐趋冷清，太阳斜照在人们头上，有点灼热的感觉，看样子也就10点来钟吧，石成发话：“收拾，趁着还没太热，咱们也走！车有地方，都上车”就这样，5辆大车拉着赶集的社员们，踏上了返回大队的乡间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