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 浓 的 乡 情（一）

　　一觉醒来屋里还是黑糊糊的，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窗外呼呼风声中，传过来阵阵鸡叫和零零星星的狗咬声。我料到可能是快要亮天了，因为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说：“春三秋四冬八遍”，在冬天鸡叫八遍才亮天，可不知现在叫的是第几遍。我从炕头上摸出根火柴划着，把藏在墙壁的灯窝里小煤油灯点着了。这是个用陶泥制做的亚葫芦形灯台，用线做的灯芯，螢火虫大的火苗，顶着缕细细的黑烟闪烁着微弱的光亮，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了下表，是早上的5点半钟。时间还早，我没有起来，而是仰面躺在炕上审视着、思索着这一天多来的一切。3个孩子还在呼呼大睡，玉环翻了个身也又睡过去了。是啊，大人孩子，数九寒天，蜷缩在大胶皮轱辘车上，在高低不平，沟沟坎坎的土路上，颠簸了半天多。两个小的在路上时，就有点迷迷糊糊东倒西歪的了。我长出了口气，在心里念叨着：多好的孩子啊，是爸爸不好，拖累你们跟爸爸受苦了！俗话说：“到什么河，脱什么鞋”，但愿你们能尽快适应这艰苦环境，跟爸妈一起在磨难中生活和成长，做“风雨中的青松”，不做“温室中的花草”。我住的这个屋子，是个起脊的旧草房，没有吊棚，由于年深日久，烟薰火燎，露在外面的檩木和房笆，都变成了油黑色。可能是很久没有住人了，为了我们的来现腾出来的，一宿了，屋内那股刚打扫完的潮湿灰尘味还没有散净，屋地上散乱地堆放着还没有打开的大大小小的包袱。我稍稍定了定神，便悄悄地穿衣下地，走出了屋里。
　　住人这屋本来就够凉的了，可没有风门子，两扇木板门中间透亮的外屋地，就不是凉而是够冷的了。外屋地就是农村的厨房，这里安放着一口大锅，锅台看样子是新盘砌的。靠近屋门地方放着水缸，在后山墙的犄角处戳着一些苞米秸子。看到他们为我们生活准备的这一切，我的心里热乎乎的，这使我又想起了昨天晚间到村时的情形。
　　当时天已经黑了，接我们的大车刚一露头，便听见一阵敲锣打鼓声，借着光亮看见村头上簇拥着很多人。我瞅了一下车老板，他笑着对我说：“老吴啊，你看这大队、小队干部和全村群众，都来欢迎你们哪！”我和玉环都赶紧地下了车，抢走在大车前头。只见有3个乡亲走上前来（过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大队主任和这个村的两个队长），一边和我俩握手一边笑呵呵地说：“路上辛苦了！欢迎你们到我们这安家落户！”随着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进了村，虽然看不清模样，但却看得出路和两边站着的都是人。这种场面和情景，使我惶恐、使我激动，更使我有些受宠若惊。多少年啦，我都是在歧视、白眼和漠视中度过的。如今为何若此？我没有为他们做什么，更不是什么高官名人。我明白了，这就是基本群众对党的热爱，对政府信任的真挚感情啊。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被政府，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派下来的干部啊。我流泪了，是激动的泪啊！可是因为天黑，却没人看着。
　　到了住处，有那么多社员来帮我们卸车。当他们抬着那个沉甸甸的包裹时，他们可能认为这省城里的干部，一定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一再吵吵要轻一点，慢慢地放，生怕碰坏了。可当我打开包裹看到是一些陈旧的砖头时，他们全都笑开了，说：“哎呀，老吴！我们还当什么贵重东西哪！你带这玩意干啥？难道我们这边连砖头也没有？！
　　看到他们那质朴的笑声，热情的话语，我也禁不住跟着笑起来，不知说什么好了。由于忙于指挥卸车，忙于和围观的乡亲打招呼，对外屋地这一切，竟没有注意到。想到当时的情景，心里还感到热乎乎的，也就不觉得冷了，我紧了紧衣扣走了出去。
　　天已经放亮了，周围的景物轮廓已能够看得清晰了。我站在院子当中开始打量我现在住处的环境，我住的是两间旧草房（实际这里都是用高梁秸杆苫房子），与它并排的东面还有3间草房。这边的房子和我们家乡的不一样，我们那里每间房前边都是两个窗户，屋里显得很亮堂：而他们这里，可能是冷的缘故吧，每间房只有一个窗户。这两座房子座落在村子的最高处，它背靠着山，放眼向下看去，便是整个的柴禾栏子村。此时，村子上空飘起了炊烟，村子里传过来人们活动和牲畜叫唤声音，这表明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待我走回屋里时，玉环已经起来了，她正在往灶门里塞秸杆。我问：“做饭啊？”她直起了腰，说：“不，屋子冷，水太凉，温点水洗脸用”。“啊，这屋子是有点冷，咱们早上吃啥？”“我看用煤油炉熬点粥，炒两个鸡蛋，尽量省点事”。就在我们俩正要着手做饭时，陈队长提着个面袋子，和一个端着盆提着布袋，矮敦敦的社员走了进来。我迎了上去，说：“来了，陈队长，你这是拿的啥呀？”
　　“老吴啊，这是20斤小米，还有那10斤荞面，你们先吃着”，他回头指着端盆的社员说：
　　“他是我们队的保管，叫郭礼，外号郭老蔫，以后你们缺什么就找他”。他看到玉环在找米，就说：
　　“刚来这两天你们归拢东西，先不用自个做饭，让老蔫帮你们做”。
　　我赶忙推辞道：“不用，没什么更多归拢的，我们自个做行，别麻烦队里了”。
　　郭礼在旁边说：“我没事儿，到时我过来给你们做，今个我就给你们压饸饹吃，你看这面我都和好了”，他指着他拿着的面盆说。
　　“对，饸饹这玩应你们在城里吃不着，挺好吃的，就叫他给你们压。这傢伙做饭好着哪！”陈队长这样俏皮着他。
　　“好啥，反正能做熟呗！”郭礼不好意思地解释着。说着他就撂下盆，往锅里添水。
　　这时，一个社员挑了担水进来，陈队长介绍说：“这也是我们队的社员，他叫陈可富”，我笑着上前和他握手，说：“谢谢老陈，让你受累了！”
　　“可富，从现在起你每天给老吴家挑两担水，记着，记着，别忘了！”队长这样吩咐着。
　　我说：“那好吗？还得老麻烦老陈”。
　　“没事，让他先给你们挑。咱村那个井离这远，还上一个大坡，井口还冻着冰，挺滑的，那个辘辘巴怕你们也弄不了”。
　　可富，50来岁，是个地道的老实农民，身体看上去挺壮实，看起来是寡言少语，听着队长的安排，他只是“嗯”一声，就再也没话了。我再没推辞，只是说了句“那就谢谢队里了”，随即我即和队长说：
　　“你拿这来的米、面啥的，我给你们钱吧？”
　　“给什么钱，农村不像你们城里，弄什么都得动钱，这不用。不是说你们的3个孩子都要吃农村粮么，以后就从那里算吧！”陈队长这样解说着。是的，在来之前我就听说了，下来后职工还吃商品粮，家属要吃生产队的粮，因此我也就再没说啥。
　　这时，大锅的水已经烧开了，郭礼把饸饹床子已经架在锅台上了，就要开始压了。陈队长看了下，冲郭礼说：“老蔫，你张罗给老吴家弄个风箱，过两天煤拉回来，烧煤没风箱不行”。
　　郭礼一边压面一边说：“好，弄个新的吧，反正以后得常用。”
　　我说：“对，弄个新的，花多少钱你告诉我。”
　　提起用辘辘打水的事，使我想起了童年时的一段往事。
　　那是我10岁那年的夏天，妈妈领着我和弟弟上代千户屯的姥姥家，有10多里的路程，要经过好几个村屯。走一半路程的时候，由于累和热，弟弟和我都渴的够呛，就想找口凉水喝。恰好走到一个村头，那里有一口用辘辘打水的井。我和妈说：“妈，我去打点水吧”。
　　那时我长的挺单薄，妈妈担心地说：“那辘辘你能弄好啊，小心打着你，渴了，咱们找个人家要点水喝吧”。
　　我满有信心地说：“没事，我少打一点，够喝就行”。
　　妈妈还是不放心，“那你可注点意，要是摇不动，就不要打了”。
　　我一边答应着一边上了井台，用辘辘把装水的柳罐斗放下去，刚装上一点水，我就往上摇，虽然水不多，摇起来也还是挺沉的。摇到一半的时候，就觉得胳膊发软，麻疏疏的，手一松，辘辘劈里叭啦转下去，辘辘把正好打在我的眼睛上，顿时满眼疼痛，迸冒金花，我手捂双眼，一斜歪倒在了井台上。
　　妈妈“唉呀”一声，立刻跑过来把我抱住，连声叫道：“小非，怎么样？让妈看看打坏没？”随即妈妈又以埋怨的口吻说：“我说你不行么，到底打着了！”妈妈挪开了我的手，着急地说：“让妈看看？看都打乌眼了！疼不？”
　　我点点头说：“疼，不敢挣眼睛”。妈妈搂抱着我，急的直叨咕：“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半道上，上哪弄点药去！”
　　看妈急的那个样子，我宽慰妈说：“妈，不要紧的，现在就感觉眼睛热辣辣的，要是能用凉水洗才好呢”。
　　弟弟冲妈妈说：“妈，那个石头槽子底上有点水，挺清亮，给三哥洗洗吧！”于是妈妈领着我走到石槽子边用手沾水，轻轻地给我洗了洗，这一下子我可感到清凉多了。
　　我和妈说：“妈，现在好多了，咱们走吧”。就这样，妈妈和弟弟俩拉着我的手，我一会儿睁开眼睛，一会儿又闭上眼睛地走到了姥姥家。从那往后，我就再没有摸过辘辘把。
　　饸饹压好了，灰色的条，立立整整，用酸菜卤一拌，蛮好吃的。玉环和我留郭礼和我们一块吃。可能是和我们还不熟吧，这个老蔫啊，怎么的也不肯。我也带说笑地说：“你这个老蔫啊，到我这是光干活，不吃饭！”他嘿嘿笑着，连声说：“一会儿！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嫌热，要一会儿吃，可他却擦擦手走了。我怎么拉也没有拉回来。过后我才知道，他们这里说“一会儿”，并不是咱们理解的那个意思，而是一个“推托”之词，相当于我们说的“不啦！不啦！”，可他们这么说就显得更含蓄一些了。郭礼走了，我们全家下乡来正而八经吃的第一顿饭――压饸饹，吃的香甜，吃的心里热乎乎的。　　
　　我们来到的第五天，生产队即给我们送来了一车煤。在随后的日子里，许多乡亲，过去素不相识，当时连姓名都叫不上来的大娘，大嫂和社员们，陆续来到我们的新家看望我们，和玉环拉起了家常，同时还给我们送来了许多生活用品。比如房东孟大嫂给端来一小盆酸菜，同时还解释说，山沟里没有水，长不起来大白菜，都是这小棵菜，没有芯；几个叫不上名字的大娘，大嫂，把他们用麦麸子做的酱，给我们送来了几碗，他们说这里大豆少，每家分那点豆子不舍得做酱，那还留着过年过节做豆腐吃哪；有几家送来了用芥菜头腌的咸疙瘩，他们说这是他们这里常年要吃的菜，每家每年都腌上一缸半缸的，这就像我的家乡那边，每年每家都要做上一缸大酱，人们说“有大酱，就算有菜”，而这里是“有咸菜疙瘩，就算有菜”了：还有这里酒席桌上常有的小菜：酸杏仁黄豆。他们这里山上有一些山杏树，杏肉不怎么好吃，但杏仁还是不错的。有些家的房前屋后和小园内也栽有杏树，吃剩下的杏核，便可以砸核取仁了；有一位大娘（过后我们知道她的老伴姓陈）还把她们待客用的用鸡肉和咸菜疙瘩做的咸菜，即将鸡肉煮熟连骨头剁碎，和剁碎的咸疙瘩拌在一起，味道蛮不错；有些乡亲还把他们自产自编的盖帘、刷帚、笤帚啥的日常生活用件，拿给我们用。　　
　　在我们插队来的当天晚上，我认识了一个老人。那时虽然有那么多壮劳力帮我们卸车安家，体力活他伸不上手（人们也不让他伸手），可他却一直在我们身边张罗着忙活着。我们安下家来的头几天，尽管生产队对我们的生活，像挑水、做饭啥的，都想的很周到，做了很好安排，可他还每天都过家来，还总想要帮我们做点什么，问问这、指点指点哪，我们家安顿下来后，他有事没事也常过来串门，唠家常、谈队事。有时赶上饭顿，就让他和我们一块吃。开始他不肯，常了也就不客气啦。
　　他就是老汉陈可义，是与我们接触多、感情深的一个老社员，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个可怜的好老头。他5岁丧父，7岁丧母，是在他大伯家长大的。十几岁就给人家放羊，十五、六岁就给一个大户人家当半拉子，和大人一块下庄稼地干活，后来，他长大了，大伯岁数大了，他便成了大伯家的主要劳力，伺弄租贷来的几畝山坡地，免强维持大伯一家的生活。小鬼子投降的前二年，柴禾栏子摊上两个劳工，有劳力的人家凑了些钱，让他顶名去塞外当劳工，给小鬼子修工事。干着牛马活，吃着猪狗食，过着挨打受骂，暗无天日的生活。小鬼子投降、伪满洲国垮台，已经32岁的他，拖着瘦得皮包骨、满身伤病的身子，回到了家乡。按说30多岁的汉子，确已到了娶妻成家的时候，可他家境贫寒，身子病弱，谁家的姑娘肯嫁他？解放后，打倒了地主，他分得了士地，并一步步走上了农业集体化道路，生活虽有某些改善，可这里的山村依然并不富裕，那么多年轻后生讨老婆都困难，他这个年近四十并无所长的汉子，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就这样他成了一个单身汉。由于大伯家的兄弟娶妻生子，他搬了出来，住进了生产队帮他盖的两间小房，过起了孤独的单身汉生活。
　　记得是在这里过第二个春节，年前可义老汉就过来帮我们张罗和安排碾压大黄米面，撒年糕、做豆腐，帮我们找人宰杀我们自己养起的第一口年猪，灌做肉肠。说到灌肉肠，老头还真是丢了手艺，灌的挺好，可是在下锅煮的时侯，不知是紧张？还是忙活忘了?竟没有掌握好火候，立立整整的肠子，全都胀破了。望着满满一大瓷盆开膛破肚的肠子，老头愁眉苦脸，抱歉地直门叨咕：“怎么弄成这样？！怎么弄成这样？！”
　　我笑着宽慰他说：“没事，破了咱就破着吃，再好的肠子吃到肚里也都得破”，并切了一大盘，要他和我们一块吃。一边吃我还一边说：“这肠子味道挺好嘛！”
　　年三十白天，我就和可义说：“晚上年夜饭，你一个人就别做啦，就在我这，和我们一块过年。”
　　他有些迟疑，推脱道：“不啦，大过年的，我还自个弄一口吃吧”。
　　我半开玩笑地说：“怎么的可义，你还客气啥？我们家没有老人，你就像咱们家的老人一样，你要是再客气，我可就要生气啦？”
　　可义没再说啥，他留了下来，和我们一起度过了第一个愉快的除夕。
　　转过年，我们又喂了口猪，长的不错，到初秋的时候，就长到有一百四、五十斤。这个时候，村头村后大地里的苞米，已经落花秀穗，长成了嫩嫩的青苞米。为了防止猪、狗啃食祸害，队里安排可义看管着，耽心人有一眼照看不到的时候，在队里的默许下，可义弄了些红矾（即砒礵），拌了些饭团子，分别撒放在村边村后的地头地边上，插上了“警告牌”，并向大伙宣布：看管好自家的猪狗，不要放出来，以免出事。
　　也是合当出事，这一天生产队给我家拉煤，由于大门窄，院子小，车进不了院，就把煤卸在了大门口，把树枝柳条做的栅栏门打开，一筐一筐往院里抬。由于只顾忙于装煤抬煤，就没注意圈在院子里的猪，也不知什么时候，它竟蹓跶出去了。待社员帮我把煤抬进院子拾掇利索后，发现我家的猪从院外进来啦，我还挺奇怪：这傢伙什么时候跑出去的？只见它蔫拉巴及搭拉个头，在院子里晃晃悠悠地直转圈，嘴里还一口一口地往外吐绿水。我不解地问：“哎，你们看，这猪是怎么啦？它怎么往外吐绿水？”
　　“啊！这猪大概是吃什么啦！”在场的几个社员这样说。
　　这时，队长来了，一进院就说：“哟，你们收拾的挺快啊，这煤怎么样？”
　　我说：“挺好，这不他们帮忙，都收拾利索啦”。
　　“队长，你看老吴这猪怎么啦，直门吐绿水，是不是吃什么啦？”一个社员这样说。
　　这时，可新队长才注意还在院子里打晃的猪，他“啊”了一声，说：“不好，这傢伙可能是吃了可义放的那东西啦！”
　　说话间，可义也进院啦，还没等他说啥，队长既对他说：“可义，你快去看看，你在地边地头放的那些东西少了没有？”
　　听到队长的吩咐，看看人们的神色，瞟了一眼打晃的猪和院子里一块一块绿色粘液，他没有吱声，转身就出去了，没有多大工夫，他神情沮丧地回来，蔫声蔫气地说：“靠近村边苞米地头上放的那些饭团子，少了好几个，可能是被它吃了！”
　　“那准是被它吃了，红矾这玩应，吃下去就没救！”几个人同时这样说。
　　“是啊，吃了这玩应，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冲我说：“老吴，趁这傢伙还没死，吃下时间不长，赶快给他一刀，这肉还能吃”。
　　我点了点头，说：“也只能这样啦，队长你就给张罗弄吧！”
　　五七战士老吴家的猪吃了毒药，要给刀放血，这消息传的挺快，村里不少人都知道了。随着抱刀手范五的进院，一队的老队长忠远也过来了，随后还有一帮赶来看热闹的社员和半大孩子们。看着猫下腰来七手八脚放桌子、抬猪（此时的猪已经倒下了，虽还没死，可也不能动弹了，已用不着捆绑了）、烧水、拿盆的人们，可新队长吵嚷道：“大伙让一让，别影响他们干活！”
　　忠远也附议道：“是啊！是啊！大伙尽量靠边些，这要是迸身上血，或者叫刀碰了，都不好”。
　　活干的挺快，也就半个多时辰吧，就褪净了毛，砍下了头，开了半儿，看着这有红有白的猪肉，人们议论着：
　　“这肉没问题，看来这药还没渗到肉里去”。
　　“可不是咋的，这药吃下的时间短，杀的快，还没等药都进到血里，就杀死了嘛”。
　　看着干活人们收拾傢什、洗手的时候，我冲两位队长说：“可新，忠远，我看这么的，这猪血、全部下水，都埋掉，剩下这肉和头蹄啥的，你们就商量分给大伙吃，但是要向大伙说明，这猪是吃红矾药死的，敢吃的就吃，但是吃出事来，我可不负责任，这一点一定要说清楚，因为真的出点啥事，谁也负不了责任。”
　　就这样，在两个队长的安排下，除了在猪后屁股地方给我留下四、五斤一块肉外，余下的连同头、蹄都分下去了。过后我才听说，公社的武装部长和公安助理一行，到大队来检查阶级斗争动向，午间下到柴禾栏子吃饭，两个队长安排在忠远老队长家，用这个猪肉，为他们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这个事就这样过去了，但对可义这个老头来说，却成了他心病和负担，话里话外是：他没有把猪狗看好，让五七战士老吴家的猪吃药毒死了，觉得很是对不住我。我宽慰他说：“这和你一点关系没有，是我没有把猪看好，人家社员家那么多猪狗啥的，不都没出事么，要怨还是得怨我自己。”宽慰和时间，拂去了可义心头上没有必要的阴影，我们交往如初，友情不断在加深。　　
　　农村的生活条件，比起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生活条件，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而这里山村的生活条件和我的家乡――辽南的农村比，也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冷不丁地一下来，是有很多不适应的。但，由于我们下来前已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厌倦了那种三天两头挨整、担惊受怕的机关生活，想往着一种无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所以心也就很快地安定了下来。回忆起来，不能不由衷地感谢那里的干部和群众！　　
　　面对乡亲们的热情和关怀，使我们深受感动，从他们身上我们不仅得到了同志样的友情，更获取了亲人般的热情与温暖，这是我多年来所不曾得到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驱散了郁集在我心中颓废与苦恼的思绪，我暗下决心，要振作起精神，在农村好好干下去，尽我的力量，为这些纯朴善良的乡亲们多做点事，即使在他们中真的生活一辈子，我也会获得幸福与快乐的。
　　在生产队和众多乡亲的关怀和帮助下，我们很快就过起了和社员们一样的山村生活，玉环和我在安顿下来的第三天，便分别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劳动――挖山洞取土在河滩垫地。在这里需要交待的是柴禾栏子有两个生产队，根据生产队的意见，我俩各在一个队，她在1队，我在2队。此时两个队干的都是同一样的活，只是地点不同罢了。这项活有3个环节，即挖土、装筐、抬土，这里属抬土累一些，因为从山根底下到河滩，有近300米的路程，抬一大筐土，要走这么远的路，一趟接一趟，是够累人的。有些人高马大，纯而又纯的贫下中农社员，一到场地就抢着干装土的活，不愿抬土。我没有更多考虑，立即操起了扁担，干抬土的活，开头领着干活的队干部和老年社员不让我干，冲大伙吵吵着：“你们挺大个块头，干什么哪！人家老吴刚来，你们就好意思让人家抬大筐啊？”
　　我赶紧说：“没事，我抬得动，累不着的，大伙干活吧，就这么的吧”，没有人吱声，我就一直干下来了，一天下来，胳膊腿，特别是肩膀头疼的厉害，两天后都肿起来了，再抬土时，扁担撂在肩上疼的不行，只好用手擎着，可我仍然坚持着。3天过去了、5天过去了，当时到底是年轻啊，劳动的关，我终于过去了。
　　在劳动中，我发现社员们愿意探听和问询我们这些从城里下来干部（他们称我们为五•七战士）的情况，包括家庭啦，孩子啦。干什么工作啦，工资是多少啦，等等。对此，我就一边劳动，一边以拉家常的方式，如实讲给他们听，同时也问询他们家里的一些情况。这样有来有往，我讲他们听，他们讲我听，他们熟悉了我，我也了解了他们，思想沟通了，感情融洽了，大大拉近了我们和社员间的距离。和社员们愉快地在一起劳动，虽然感到乏累一些，但心情是好的，睡一宿觉就歇过乏来，也就不觉得怎么样了。
　　在与社员的劳动和交往中，我无意地发现有些人的头发是一道楞子一道楞子的，像个豹花秃。我就笑着问他们：“喂，你的头发怎么弄的？是用剪子剪的吧？这样好看吗？”他们不好意思地嘟囔着说：“好什么啊！咱们这里找不到剪头的，大都没有剪头傢什，也不会剪，就是会剪的，人家也不愿意给你剪啊”。是啊，这么大一个村子，两、三百口人，有多少人的头发需要剪啊，可却没有一个理发的，公社倒是有，可离这有20多里地，队干部、少数青年人，有机会去公社开会，办事或者买东西，抽空理下发；而大多数人却没有办法，头发实在长的不行了，只好让家人用剪子给剪一剪啦。我想我决心要为乡亲们多做点事，就从给大伙理发开始。于是我把在家里给孩子们理发的一套工具――一把蝴蝶牌推子、一把理发毛刷、大小牛角梳子和围单等，装在旧军用挎包里，劳动时背上，在歇憩时我招呼道：“我带来了剪头用的东西，我会剪头，不会刮脸，剪的可能不如理发铺的好，有不嫌乎的就过来！”听我这么一说，成年人似乎还不大好意思，有几个小年青的瞅瞅我，慢慢地凑过来，怯生生地说：“吴同志，给我剪剪吧！”“好，来吧！”我打开了挎包，取出了工具，让他坐在一个土岗上，我就剪了起来。
　　理完了，社员们都过来看。嘿，还别说，他们还挺满意，直门夸我：“嘿，剪的还真不错！看不出老吴这手艺还真行”。
　　我谦逊地笑着说：“什么不错，反正我能给你们剪短了，只要你们不嫌乎就行”。
　　在这一个歇憩期间，我就理了两个头，而后我便宣布：“今后这两个队里社员要理发的，只要不嫌乎，我全包了，不论大人小孩，只要我有空，什么时候找我都行，请大伙回去招呼一声！”
　　从此，我不论是下地干活，还是大队、小队干部开会，我都背上挎包，不挑人，不论时间，随时随地，为大伙理发。你还别说，这个活还真够多的，仅从理第一个发开始，一直到年根底下，我的推子就没有闲着过。就在年三十除夕晚上，晚饭已经作好准备吃时，老党员陈福的儿子、年青社员陈大壮，还找上门来要我给他理发好过年。我没有打奔儿，立刻给他理了发，并留他和我们一起吃了顿除夕晚餐，让他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