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去 没 商 量！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1十八日，是不寻常的一天，也可能是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天。
　　早上，单位造反派即来通知我，说今天省直第一批下放农村插队落户的干部要出发，奔向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省革委会组织欢送，要大伙都去参加欢送，接受教育。饭后把3个孩子安顿好了，我和玉环便出门朝会场走去。
　　会场设在人民体育场。几十辆装满行李家俱披红挂彩的大汽车，从会场门口一直排到南北向大马路的两边。车廂两边挂着写有“响应毛主席号召，奔向农村干革命”、“备战、备荒、为人民，打好我省农业翻身仗”、“搞好农村斗、批、改，建设红色农村根据地”、“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做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等各种口号的红色条幅。汽车两旁全是人，会场根本进不去。好在会场高音喇叭声音很大，玉环和我靠在公园的围墙边上听的清清楚楚。会已经开上了，高音喇叭传出了讲话的声音。“广大干部下放农村插队落户，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光辉‘五•七’道路，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同贫下中农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农村斗、批、改，改变我省农村面貌，把农村建设成为埋葬帝修反的红色根据地。一切革命同志，都应该把到农村插队落户，看作是对干部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是继续革命、彻底革命的新起点，是毛主席对干部的最大关怀和爱护。”听起来这可能是省革委会哪位领导讲的。
　　接着是一个插队落户干部宣誓表决心，高音喇叭传过来兴奋而坚决的话语：“我坚决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心情舒畅地带领全家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在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劳动一辈子！在贫下中农中生活一辈子！为贫下中农服务一辈子！”
　　会场内一阵掌声，一阵骚动，随着一队胸前戴着大红花的干部，从会场大门走了出来。
　　“向第一批插队干部学习！”
　　“向第一批插队干部致敬！“
　　“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干革命！”
　　在口号声中，在高音喇叭播放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声中，他们分别上了各自的车。汽车在挤满人群的马路上缓缓开动了。我大概地数了数，是20多辆。
　　我碰了一下玉环，说：“第一批下去的有20来户，第二批该轮到咱们了“。
　　玉环不以为然地说：“下呗！反正形势已经看明白了，人家造反派‘入革’不下，咱们是下也得下，不下也得下。咱院小胖他妈哭着闹着不下，硬顶着，归终还是没顶住，这第一批不就走了”。
　　“咳，顶什么，到哪还不是生活。哪方水土不养人，何处青山不埋人！”下乡的汽车，走远了；马路上的人群，散开了；我和玉环，也慢慢地向家中走去。
　　这次干部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同毛主席倡导的干部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是根本不一样的。毛主席为了让广大干部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永远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教导干部下放农村进行劳动锻炼。这种下放只是干部本人下去，为了过组织生活和便于工作，而携带组织关系（党、团）外，其他什么关系也不带，而且下放有时间性。可这次插队落户就不同了，革委会明确要求下去的干部要“五带”，即：带家属、带户口、带干部关系、带组织关系（党、团）、带粮食关系；而且下放没有时间性。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是被“彻底清除”“连根拔掉”了。恰恰就在这下放插队过程中，又流传着一种说法，叫作“一年照发（指工资），二年补差，三年回家（意即不给工资，回家挣饭吃）”。对这种说法，革委会和有关领导不置可否，没有予以澄清，这就更加重了插队干部的疑虑。与此同时，在干部中还流传着一首顺口溜。说是“一类干部革委会，二类干部宣传队，三类干部留守处，四类干部去插队”。因此这些人认为我们是“站错队了”是“革委会不喜欢的人”，是对红色政权“有威胁的人”，是所谓的“四类干部”。因而便假借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名义，把这些人抛弃到偏僻边远的农村去。所以当时在插队干部中，消沉、不满、悲观、无奈的情绪是相当普通的。
　　我，经过几番的折磨，思想已经麻木了，对于下乡插队已经没有那么多想法了。从心眼深处讲，我已经厌恶当这个三番两次挨整受罪的所谓“干部”了。人生就是这么几十年，谁个不愿意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生活呢！可我，参加革命至今21年，遭难的日子就有12年！而这12年正是人生青春美好时期！我还能有几个12年？我确实不想干了，“沉底”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我想下到一个不错的农村去，把两位老人接到一起，凭自己的劳动过起有吃有穿、有欢有笑的田园生活。人的欢乐和幸福，不完全取决于物资享受的多寡，精神上的放松与欢愉才是最最重要的啊！我看过不少旧的小说和戏剧，历朝历代皇宫大苑里的那些后妃们，她们整天锦衣玉食，一呼百诺，生活够奢侈优越的了，可她们感到幸福了吗？一曲《深宫怨》，唱出了她们的悽惋与惆怅；相反，《天仙配》中七仙女与董永在摆脱了奴隶苦后，过起了“你挑水，我浇园”的田园生活，她们却真正感受到了“夫妻欢乐，喝口凉水心也甜”的愉悦与幸福。
　　玉环虽然在城市里长大，也曾羡慕过名誉和地位给人带来的稳定的优越生活；可是，10多年来，由于我的牵累带给她的烦恼和痛苦，一直过着颠沛流漓的生活，她的心情也有了很大变化。她深知对过去的那些响往和追求，已变成即不愿想更不可及的奢求了。对我们夫妻俩来说。当时一个共同心理就是“思安”，不管什么样的生活，安全、安宁就好，再也不愿受这样和那样的折腾了。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我俩的心情反而平静了，只是在等待着上峰一声令下，定下地点，全家立刻出发。
　　很长时间家里没有这样消闲了，玉环和我俩都不上班了，也不参加什么派性活动了，因为“A派”已被“盖柜论定”，是“保守派”、“保皇派”，别说没有活动，就是有什么活动也没人参加了。学校停课了，停课闹革命嘛！在“读书无用论”和“白卷反潮流”的影响下，上不上课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3个孩子都不上学了。别人家的孩子是“红后代”，在闹革命，在社会上活动；我们家的孩子是“黑五类”，革命没他们的份，不能到社会上去活动。老实说，我们也不敢放他们出去，因为社会上很乱。即便不是坏人，也惟恐被那些自恃“高贵”的“革命”的“红后代”们的歧视与侮辱，因此只能让他们在家里玩。可孩子们不像大人，总把他们圈在屋里，会把孩子闷坏的。
　　我和玉环正处在等待下乡时候，闲着没事，便从邻居老宋家借来一部老式像机，买了两个黑白胶卷，在屋里、广场、公园照起像来。大人们感到很轻松，孩子们更是特高兴。3个孩子，一会儿他按一下，一会儿她又要按一下；一会儿摆这么个姿势，一会儿又摆出个那样姿势；吆喝来，跑过去，不够他们忙活的。最小的东儿高兴地竟爬到广场的一棵树上，非要爸爸给他来一个。这不算长的一段时间，是我在运动劫难过程中，闪现出的最开心的一幅“天伦乐趣图”。尽管当时我们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喜事，更没有什么令人满足的物质享受，但它毕竟是我离开沈阳前一段比较惬意的生活光景。
　　我插队的地点定了，连队通知我下到清源去，要我做好准备，尽快出发。玉环和我对这个地点没有提出异议。这里很重要一个想法是，清源离她家近。她的两个老人，都已年近古稀，身体又不好，已经无力再靠推磨摊煎饼维持生计了。我们商定，到农村安顿好后，便把两个老人接过来和我们一起过。生活虽不能太好，但确信凭我们的劳动，是可以吃得饱穿得暖的，让老人们过一个平淡舒心的晚年生活是没问题的。为了不耽误统一行程，我和玉环俩开始收拾和打点行装。说起来也够寒酸的，我们也真没有什么行装可收拾的。家俱是公家的，而且由于那时室内家具机关是按干部级别配备的。像我们这微不足道的小干部，室内除了3张单人木床和一个破旧的三屉桌，两把漏缝的椅子外，啥都没有。而且由于第一批插队干部把公家家具都拉走了，从第二批开始机关管紧了，插队干部装车时派房产处人看着，好坏家具都不准带走。我和玉环结婚，没过几年好日子，就遭遇了磨难。工资降了，孩子多了，生活过的那可真是“癞蛤蚂打苍蝇――将供嘴”，哪有钱置办什么物件啊。如果算大件的话，那就还是我们俩结婚时她一个、我一个两个不成对的帆布箱子，和从东丰搬家时购置的一个已经甩箱了的枊条包。
　　看到我们忙活的样子，3个孩子凑到跟前，石儿问道：“爸，咱们上哪去？”
　　“去清源，那里离你们姥家近，咱把你们姥也接过来”
　　丹儿听到这乐的拍起手来，说：“这回好了，我又能看到姥姥了！”
　　看到孩子们的情绪，我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心想，咳！是我这个爸爸不争气，没能耐，没能让孩子们过上好一点的生活，现在又要把他们从大城市带回到偏僻的农村去了。
　　我直起了腰顺着孩子的话茬说：“是啊！你们又要看到姥姥了”。我懂得孩子们对姥爷，姥姥的感情，在他们幼小的时候，是在姥爷，姥姥的庇护和关怀下，生活了近3个年头啊！
　　一九五八年是我国人民经历3年困难的第一年，对于我们家来说，那更是雪上加霜、难上加难的一年。是这一年的5月，我被戴上所谓“右派分子”帽子，撤销工作，取消工资，下到辽北的一个农场进行“监督劳动”。我走了，玉环带着一个3岁、一个3个多月的两个孩子，在省城这个大城市里，靠着她那50几块钱的工资生活，不仅经济上难以维持，精力上也难以支撑下去了。实在没有办法，她要求把工作调到我所在劳动农场的县里，她满以为离我近一些，企盼多少也会得到些照应。可是她想错了，工作是调过来了，可照应却一点也没有得到。因为“右派”当时的劳动，说是锻炼，实际是改造，没有假期，没有休息，当然更不许回家，只是没有荷枪实弹的警察看着罢了。家里的事我一点也帮不上忙，经济上我没有工资了，靠挣工分生活，每月挣的那几个工分钱，去了填饱肚子的也就所剩无几了，哪还有钱补贴家里的开支呢！为了工作，为了生活，玉环不得不求助长期没有走动的亲戚帮忙，她找来了她二姐的孩子――近20岁的外甥女九玲，帮她照看孩子。可是这样的生活没撑了多久，姑娘处上个对象，要结婚出嫁，婚姻是女孩终身大事，怎么能因为给我们看孩子，而误了外甥女的大事呢！只好另打主意了。玉环，坐在空荡荡，有着对面炕的集体宿舍里，面对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愁肠百结，潸然泪下。今后怎么办呢？她病倒了，一躺就是3天。多亏着九玲，有时去食堂打点饭，有时便在屋里炕边用几块砖架起的所谓灶上支起的小锅上做一点，病人和孩子才算没有饿着。是整风办公室一位热心同志，吁请县里有关部门，给我所在的农场打个电话，我才得以回来趟我还没有登过门的家。
　　那是一九五八年的八月二号，由于天旱已经过了二伏，苗圃的白菜还没有种上，再不种就不赶趟了，所以队里确定要坐水种白菜。我拣了个重活干――挑大水，整整干了一天。活，没有干完，队里确定晚间“夜战“，所以晚饭没有回去吃，给每人烀2斤土豆，就当做我们的晚餐了。
　　天头已经擦黑了，我们三、四十个人都呆在苗圃田师傅的院子里。有的在洗手，有的守在锅台旁，有的坐在窗根底下，有的则坐在院子的一角上，都在等着吃晚餐。我和老陈、老冯铺着蓑衣坐在窗下，把背靠在窗台上。一会儿土豆好了，瘦面筋扎的刘师傅从屋里用二盆把土豆端了出来，人们都围了上去。刘师傅喊：“别乱拿！咱们一份一份的。刘忠你按名点，点到谁谁拿”。分土豆开始了，等了老半天的人们一份一份都把自己的端走了，找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进晚餐去了。轮到我了，我走了过去，把酱斗蓬草帽翻过来，把土豆兜了过来。
　　就在我走过来要坐下吃的时候，碰上了姜师傅，他对我说：“老吴，你不用夜战了，你家里来电报了，让你赶快回去！”
　　啊，来电报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使人不安的感觉浮上了心头。我忘了吃土豆，赶快问道：“真的吗？什么时候来的？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事？”
　　“我买菜籽回来，听老关头说，通讯员送来的电报，是打到场部的，说是你老婆病了，党委已经批准给你假了”姜师傅这样对我说。
　　玉环病了，我的心开始不安起来。饿忘了，劳动了一天的累也忘了，脑子里总在翻动着玉环病的事，心想病的一定不轻，要不怎能来电报！是的，一定很重，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在我的生活中会不会再出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啊？一种担心、不安、恐惧和不祥的感觉，在我的思想中翻腾着。土豆往常我多么爱吃啊，2斤，吃下去还费什么劲啊！可是现在我吃不下去了。我呆坐在那里，瞅了瞅我两旁吃的正香的老陈和老冯，对他们说：“这些土豆你们吃吧！我吃不下去了。再者说我一会儿要走，回去还可能吃着饭，你们都吃了吧！”
　　接着我就起来去找朱组长，他已经知道了，他看我向他走过来，就对我说：“你今晚上可以走，队部大车大概是夜里一、两点走，你明天早上就可以到家了”。
　　我说：“那我现在是不是就回去，我还得收拾收拾”。
　　他说：“等一等，一会儿王队长买菜籽回来准到这，你和他说一下，再借几个钱，办理下请假手续就可以走了”，“好！”我答应了一声就又回坐在蓑衣上，陷入到乱七八糟的思绪中。
　　夜战开始了，王队长还没有来，我的心有多急啊！我也跟到了地里，在我照样操起了水桶的时候，王队长回来了。我走过去，把情况和他说了下，他还不知道。
　　他说：“我们队大车今天一早走的，今晚没有车了，你走不了啦，怎么的也得明天走”，随着他又关切地问我：“你的路费还有吧？”
　　我照直说道：“我现在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了”。
　　他现出了为难的样子，像是在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说：“队里没有钱了，今天买菜籽还是拿老沈的钱（这我是知道的）。老关（队里保管）腰里还能有”。我没有吱声，沉默地蹲在他的斜对面，在灯光下望着他那瘦削的脸，他停了下说：“你先参加夜战，帮助挑挑水。明天一早走，那时你写个假条，再和老关弄几个钱”。
　　说着他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又追问道：“那么王队长我回去，给我几天假啊？”
　　“县城离这很近，5天够了吧？”，“我想趁这回回去，再把我的肺病一块复查一下，时间是不是能再长一些？”说完我又瞅着他脸，盼望他能答应我的要求。他没有立即答复我，说：“你先干活去吧！明天早上核计一下再说”，说完他走开了，我怀着满腹疑虑和愁肠挑水去了。
　　第二天一早，撂下饭碗就去找王队长，说：“王队长，一会儿我就要走了！”
　　他没有抬头，从老关头手里拿过来9元钱，瞅着我说：“你的工薪是18元，这是9元钱，赶上队里没钱了，要不就多给你拿几个”。
　　“行了，这9元钱就够了”，我一边说着一边接过了钱。
　　他说：“你先写给借条吧，把假条也写一下，完了交给老关头就行了”说完他就出去了，我把这一切办好登上回家路程，已是5点了。
　　东半天云层很薄，能够看到太阳走到的地方，西半天阴的很黑，好像马上就要来雨的样子。我的心情也和这天阴的一样，没有了往日想像的那种渴望回家的愉快心情；有的只是乱七八糟的猜测，和一种恨不得一步迈到家看个究竟的焦急心情，又好像就要有一种什么不幸临到我的头上一样的那种恐慌心理。我狠劲地下着步子，心里想到的只是“家”、“老婆有病”，路上的一切我似乎都没有发觉。走，不停地往前走。到了宝力镇才6点刚刚过5分。10点钟的汽车，还有4个钟头。等吧！多么长的4个钟头啊！多么令人烦燥的4个钟头啊！
　　回家，买点什么呢？鸡蛋是最有营养的，是最适合病人吃的，我买了40个，给我的大儿子买上半斤油糕，这些就是我参加劳动后第一次回家的礼物吧！还能买什么呢？我兜里揣着半个月的工钱才仅仅9块啊！
　　汽车也好像故意和我为难似的，听路人说，往常9点半就到，可是今天，表针已指到10点了，还没有看到汽车的影子。我两手提着东西站在外边的大道上，抻长了脖子望着那将要把我送回家的汽车。等到它“扭搭”来再开出去，已是10点20多了。
　　汽车，在高低不平的大道上跑着，冒起的烟土把整个汽车的后半部都淹没了。车，随着地面的高低颠扑着，我的思想也在不停地起伏着。随着汽车的加快，我的心情也跟着收缩和紧张起来。家，越离越近了。真是盼到家，我离开她们娘们已经4个月了；又怕到家，怕到家会看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唉！思想乱极了！我一言不发，任凭汽车颠动着。思想，却像一股出潮的洪水，在不着边际的大地上翻腾滚动着。
　　11点半多，就到县城了。在人们的指点下，我走进一个陌生的屋子。一个少女抱着孩子坐在炕上，我的石儿就在她的身旁玩着。在炕稍的地方头朝下躺着一个人，蒙着脸。我的心还似乎宽敞了下，她的病还没好，可是看来还不是太重的，因为还没有住院么。这时，那个少女说了声：“唉呀！是我姨父吧”，就抺身下地。我把东西放在桌子上，回头看看石儿，他正站在炕上呆呆地望着，好像在看一个生人似的。我刚要询问玉环的病怎样了，那个躺着的人忽的起来走出去了，原来是个我不认识的姑娘。从九玲的嘴里知道，她原来是给玉环作伴来的。那么玉环到哪去了呢？我问九玲：“你姨呢？”“上班还没回来哪！”
　　“啊，上班了！”我的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满腹的猜测和不安都逃之夭夭了。一股兴奋的心情涌了上来。我瞅了瞅还在呆看着我的石儿，拉起他的小手问：“不认识爸爸了吧？”他歪起小脖，伸出了舌头，小眼睛叭哒叭哒地看着我。这时在他的小心眼上好像是想起了我这个爸爸，把身子靠近了我。我把他搂在怀里，在他的小脸蛋上狠狠的亲了下：“石儿，想爸爸不？”哎，真的，我还忘了。我给我儿子带回的一点礼物怎还不拿出来呢。我打开了小包，把油糕拿了出来。“来，石儿，你看这是什么？”他还像不好意思似的瞅了瞅我，才把糕接过去，拿到窗台边吃去了。这时我把视线又转移到九玲怀里的丹丹上去。她的小脸比过去更白更大了，两个水汪汪的大眼睛在望着我。
　　九玲对我说：“丹丹这一阵闹病，比过去瘦多了，若不比这胖多了”。
　　“现在好没？”
　　“肚子还没好，烧可退了”。我拿起了她那两支小胖手，说：“来，跟爸爸亲亲吧！”怪了，她竟认起生来了，小嘴撅撅着，泪花滚动着，哇地一声竟哭起来了。我赶忙抽回了双手，哄着说：“好！好！爸爸不抱了”。也难怪她认生，我走的时候她才只有3个月，而现在已经是半岁了。
　　我在桌子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向九玲问起家里的情况来。九玲告诉我说，头几天我姨病了，丹丹也病了，我一个人也没办法，照看不过来，我就和整风办公室的吴同志讲，让他给你打个电话，好回来看看。我寻思早就能回来了。这阵我姨已经好了，丹丹还闹一点肚子。说话工夫，玉环回来了，她瞅了瞅我，我瞅了瞅她。从她那双黑亮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她内心的激动和欢快。在孩子们面前，我们没有拥抱，没有接吻，甚至都没有握手。但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却紧紧地靠在一起了。
　　她笑笑说：“看，你比过去黑多了，还没有瘦”。
　　我说：“是啊，整天在地里干活，还能不晒黑啊！可是，我比过去却结实得多了”。她没再说什么，只是深情的瞅着我。
　　这时，她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对我说：“你爱吃馒头不？你这阵能吃了吧？”
　　“可不，我在那一共就吃两次馒头。我一次竟吃了一斤半多。现在，要是3分钱一个的，我能吃它10多个”。
　　“好，我们这就是馒头多，这回管你个够”，说完她拿起铝锅就去食堂打饭去了。
　　事物就是这样，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你并不觉得它多么珍贵；可当你失掉它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它特别珍贵；而一旦你又重新获得它的时候，你就会格外觉得它是那样的弥足珍贵了。就拿家来说吧，从小家来说，不外是妻子（或丈夫）、儿女，每天就是吃饭、上班，照顾孩子，逛商店，看电影，如此而已，再平常不过了，没什么特别的。可我这次时隔3月从“监督劳动”地回来，对家却有着不同的感受。一顿团圆饭――不管是暄腾腾的馒头、猪肉疙瘩白汤，还是别的什么，吃起来都是香的、甜的；全家看一场电影――不管是《洞筲横吹》还是别的什么片子，看的都是那么投入，那么兴致；和玉环抱着我们心爱的丹丹逛商店，不管我们买没买东西，不管众人是不是那样地喜爱和逗弄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心理都是满足的，愉快的，特别是我们的石儿，可能是由于骨血关系吧，我刚回来两天，就把我给看上了，走一步跟一步，我上了趟厕所没有让他知道，他找不着爸爸了，还哭了一通。九玲也和我说，昨天午间我上街没带他，他跑到厕所旁边的道上去，闹着要找爸爸。所以，为了能多和他在一起，昨天我领着他逛了县城，小街真不大，很快就走完了。今天我又带他去医院，没走多远，他就不走了，抱着我的腿，说：“爸，我走不动了”，看他那个小怪样，我心软了，怎办？抱着吧！累一点，热一点，这也是个享受啊！几天来的假日生活，我不禁要说一句：家的感觉真好！不怪有人把“家”喻为“幸福的港湾”，有人说“家”，是人生旅途上的“加油站”。此次假期我没有白过，它驱散了我心头上的乌云，忘掉了心中的烦恼，解除了身上的痛苦，又精力充沛地回到了劳动所在地――刘美窝棚。
　　就在我回到劳动地点不久，由于九玲对象的年龄大，要求结婚。玉环怎么好阻拦，九玲出嫁离开了。玉环没了帮手，眼看着我虽在当地，不但钱帮不上忙，人也帮不上忙。无依无靠的她，带着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实在撑不下去了。她事先没有告诉我，走了也没让我知道，因为她知道告诉我也没用，还会引起我的担心，就请求组织上把她的工作，调回了她的老家，辽北的一个小县城――东平县，分配在县钢铁办公室工作。
　　玉环老爹是山东人，是在张作霖当政那个年代，他的老爹――玉环的爷爷带着他闯关东来到东北的。老爷子去世后，没有给玉环爹留下任何家底，她爹除了一身力气，什么也没有，开始做点小买卖，卖个瓜果梨桃、瓜子、花生啥的。攒下了几个钱，便在别家房屋外边搭起了个棚屋，里间屋做住室，外间屋架起了石磨和炉灶，老两口靠自己的力量，开起了煎饼铺。随着生意的发展，煎饼铺变成了小饭铺。渐渐地儿子长大了，娶妻生子，分居另过。女儿们也一个个的出嫁了。老头、老太太年龄大了。精力不行了，便又恢复了卖煎饼、馃子，过着结结巴巴的日子。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煎饼铺合没了，老头被安排在合作店里打更。老两口靠老头40块钱的工资收入，维持城市里的最低生活。
　　玉环的回来，两家合一家，不算我凭空增加3口人。不但住的紧张，5口人挤在一铺小炕上。经济在正常情况下，虽然还能勉强维持最低生活，可随着全国困难时期的加剧，日子则是愈发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了。虽然这种困难是全国性的，可对我们这个合并起来的“家”，就更是雪上加霜、相形见绌了。为了补贴吃的，老头把三闺女给买的总不舍得穿的羊皮袄卖掉了，老太太年轻时戴过的唯一一件金首饰――一对耳环卖掉了，多年买的还没到期的公债劵也兑出去了。
　　记得有一次我回家时，老头弄回来一些用火碱烧过的柞树叶子，老太太把它泡在清水盆里，把泡出来的黑绿色碱水一次次地泼掉澄清，加上一点高粮面，熬成糊糊粥，喝起来是又涩又苦。在喝的当中我还喝出了一条煮熟了的大青虫子，恶心的我差点呕吐出来。两个孩子瞅着碗里黑绿色的树叶粥，硬是一口不喝。没办法，老太太只好另给他们煮一点没有树叶的糊糊粥喝。此情此景，令我酸楚不已，就用我日常劳动生活中节约下来的20元钱买了20斤土豆。若是搁到现在，这20元钱不算啥，可那个时候这是老爷子的半月工资，是玉环工资的5分之2，是我一个多月劳动所挣的工钱啊！这点土豆成了家里的稀罕物，大人们不舍得吃，只是给3个孩子（包括玉环哥哥一个女孩）每天用火盆烧一个吃。在做糊糊粥时，老太太只用一个土豆，把它切成骰子块放在粥里，这就算不错了。最慈祥的也是最可怜的也就是孩子姥姥了。在喝粥的时候，多咱都是把稠一点的舀给孩子们，同时她还要照顾老头，又要照顾闺女，因为他们还都要上班啊。这样照顾来照顾去，轮到她老人家，那就是剩稀喝稀，剩多少喝多少；没剩下也就只好不声不响地自个挨饿了。
　　孩子他舅在饭店干活，偶而带回个把窝头，烤饼啥的，偷偷地给老太太。可老太太总是舍不得自个吃，总要把一多半留下来，掰开分给3个孩子吃。在分的时候还悄悄地多分给丹丹一些。因为她特徧爱丹丹，说丹丹最懂事，最听话。她常常当着玉环的面夸奖丹丹，说：“丹丹这孩子招人喜欢，有时她哭，我一说丹丹是好孩子！听说，不哭，她立马就憋回去了”。
　　转过年也就是一九五九年的春天，老爷子在自家棚屋的周边刨种了10多棵苞米，还真会添惠人，待夏秋之际，每棵还都给结了一穗苞米。在那两个孩子不在屋的时候，老太太就一次次掰下来，烧给丹丹吃了。两个孩子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姥爷、姥姥的呵护下，生活了近3个年头，孩子们对姥姥的感情是可想而知了。
　　就在我们期待着下乡后就把两位老人接到一起，让孩子们重新和姥爷、姥姥团聚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在插队干部已经走了两批以后，情况却又发生了变化。省革委会提出了“向西部进军”的口号。西部，当时包含两个含义：一是昭盟，二是朝阳，而重点还是昭盟。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要把大批干部下派到那里去建设红色的反修前沿阵地，我也就当然是这向西部进军中的一员了。对这种说法当时我真有些不解，靠我们这些“站错队的”、“对红色政权有威胁的”所谓的“四类干部”，能把“红色的反修前沿阵地”建设好吗？如果真的修正主义者打过来，这些人能靠得住吗？明明是认为这些人“不可靠”，明明是不喜欢这些人，还硬要给他们戴上一个“高帽”，目的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哄骗他们痛痛快快下去。可在当时你可以这么想，却没人敢这么说。说了那就是“反对红色政权”，“破坏干部下乡插队的伟大决策”，招致的将是“灭顶之灾”和“杀身之祸”。指导员顾宇执来告诉我：“清源去不了啦”，要我到天山去。天山在哪？经过询问，说天山就是阿旗，全称叫“阿鲁科尔沁旗”，在昭盟的最北部。从赤峰走，要坐汽车和大车，走8百里的路程。听到这我心里那股别扭劲就甭提了，心想，去清源我都准备好了，电报也发了，你们又不让去了，却把我弄到天山北国去了。反正干部我也不想当了，下乡是肯定了。我想去的地方你们不让，那么你们给我选定的地点，我也可以不去，我不能再像个小绵羊似的，任凭你们驱使和摆布，我要有自己的意志和主见，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我对顾宇执说：“下乡插队没问题，我把行装都打点好了。可天山我去不了，我这次下乡要带上两位老人，他们都近70多岁了，要坐这8百里的汽车和大车，还不把老人颠打零碎了”。
　　玉环也在旁边插嘴道：“我们还要去清源，天山我们坚决不去！”
　　看到我们俩坚决的样子，顾宇执一边擦眼镜一边喃喃地说：“清源是去不成了。那我们再商量下，你们也再考虑考虑”
　　“我们没什么考虑的！”玉环扔出了这句话后，顾宇执没再说什么，竟自走了。
　　两天后，连长胡朋来了，告诉我说：“给你们换了个地方，让你们到敖汉去。你们考虑下！”敖汉在哪？那地方咋样？我还是一无所知。有人告诉我，敖汉是昭盟的一个旗，在昭盟和朝阳接壤处，由于十年九旱，贫困的狠，是个“兔子不拉屎”地方。我和玉环商定，敖汉也不去。随后又选定要我们去喀左，经过一番了解和考虑，我们还是不同意去。
　　这样一来，我们家就热闹了，每天来人不断。亏着没有门槛，如果有的话怕也要被踩平了。有我的连队的，有玉环连队的，甚至还有街道的，都是来做说客的。他们中有唱白脸的，用感情套我们，用好话劝我们，我俩以礼相待，好言答对：“下去没问题，你们看！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有唱黑脸的，威逼我们，说什么：“赖着不走是不行的！”他们的“耐心是有限的”，我冷言以对：“你们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像赖着不走吗？威胁是没用的，我们只不过是想选个相对可心的地点罢了”；与此同时，我还以守为攻，提出要回我的老家去――辽南海城的一个农村。就这样，我们彼此叫上劲了，他们给我安排的地点我不同意；我想去的地点，他们也不答应。我插队出发的日子就一直地拖了下来。
　　插队地点一直定不下来，呆得无极聊受的，玉环提议去高敏家串串门，顺便也探视一下崔炳林――高敏爱人的病情。很早就听说他的肝不好，由于搞运动，上干校，一直也没有机会去。听说要去串门，3个孩子也都嚷嚷着要去。玉环哈下腰拉着丹丹和东儿的手说：“你高姨家的叔叔肝不好，小孩子要注意下，肝炎会传染的。听话你们和小哥都呆在家里，别往外跑，爸妈晌午回来给你们做饭”，两个小玩意抹搭抹搭眼睛点点头。“石儿啊，有人叫门时你告诉他，爸妈没在家，别开门”，我和玉环临出门时又这样地叮嘱着大孩子。
　　高敏和玉环是老乡，又是要好的同学。她们是在抗美援朝时响应政府号召，一批6名女学生走出校门参加工作，并分别被分配在省直各部门的。那个时候她们岁数小，都是单身，特爱恋帮，工作虽然分开了，可是每到星期假日，她们总要约到一起，说说话，玩一玩，逛一逛商店，吃吃零食。随着岁月的流逝，年令的增长，有的结婚成了家，有的调离得更远了，聚到一起的时候就很少了。可是玉环和高敏，却一直保持着联系，比别的同学们聚的多，感情也更深厚些。并省后，两个人也都先后结了婚，有了自个的小家，虽也经常联系，但比起来却是少多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一来，派性打斗，乱乱哄哄，办学习班，上干校，彼此也就断了消息，断了来往。
　　高敏的家就在南湖，离我们还真不算远。我和玉环俩蹓蹓跶跶就到了。待高敏开门看见是我们俩的时候，脸上掠过一丝惊喜，说：“啊！是你们俩啊！稀客！稀客！快进屋”。我逗趣地说：“稀客是从东边来的啊”。高敏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们进屋的时候，两个男孩子正趴在床上摆弄着毛主席像章，他们并没有理会我们的到来。显得苍白消瘦的小崔――实际他年龄和我差不多，只是习惯了这样称呼，正躺在一张单人床上。看到我们进来挣扎着想要坐起来，我赶紧制止道：“别动！小崔，咱们不是外人，你好好躺着！”尽管我这么说，小崔还是坐了起来，不无歉意地说：
　　“没事，我只是感到乏累一些，你们老也不来，我怎么好躺着待客啊！“
　　高敏也接上了茬，“是啊，你们好久没来了，久不登门就是客啊！他坐就坐起来吧，老躺着也不好”。说着就忙着给我们倒水。
　　我说：“高敏，你别忙活了，我们不喝水。我俩今天来一则是看看小崔的病，二则是这不要插队了，插队一走，天各一方，再见面也不知是驴年马月了”。
　　玉环问道：“小崔的病怎样，确诊没？”
　　高敏挨着玉环坐在床沿上，说：“头些日子去医院看了，说是肝有些硬化，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没查清，现在医院也在搞运动，也分派了，整天乱哄哄的，看一次也挺费劲的”。
　　“高敏，你还得带小崔去大医院好好查一下，可别含糊，别把病耽误了！”玉环拽着高敏的手这样嘱咐着。
　　高敏点了点头，随即问道：“你们插队的地点定了吗？”
　　“还没定哪，开头让我们去清源，我们准备好了，又不让去了，要向什么西部进军，一下去就把我们甩到了天山，离赤峰还有8百里，我们不同意；又让我们去敖汉、喀左啥的，我们也不去，这不就拖下来了”，玉环唠唠叨叨地这样述说着。接着她就问高敏：“喂，小崔有病，你们可以不下吧？”
　　“哪有那样好事，单位造反派来催好几次了，说崔炳林是慢性病，不能影响下，下去后慢慢治。”
　　我说：“毛主席《五•七》指示里可说是老弱病残者除外啊！它的全文是‘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听到这，高敏来气了，“人家才不管你有病没病哪！”
　　我说：“你可以用毛主席的教导和他们理论啊”
　　“哼！人家才不听你那个哪！”
　　坐在床上的小崔也有气无力地插上了话：“开头说的还挺好，说什么你身体不好，下去可以暂时不劳动，农村空气好，对养病有好处。来了几次，我们没表示下，他们就变脸了，说什么这是‘文化大革命’，是特殊时期，不管你有病没病，叫谁下谁就得下。别说你能走能撂，就是不能走，抬也要把你抬下去！”
　　我愤愤不平地说：“他们口口声声说，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他们现在怎么就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了？！纯粹是阳奉阴违，实用主义！”
　　玉环仰着脸问高敏：“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小胳膊扭不过大腿。我们提出晚下一段时间，给炳林再好好检查检查，治疗一段，这都不行。像追命鬼似的，三天两头来摧”。
　　玉环问：“他们让你们下哪去？”
　　“没最后定，可能是去辽东山区吧！”
　　这时，小崔叹了口气，显得有些无奈和伤感地说：“现在是造反派的天下，人家嘴大，人家说了算，咱们只好下呗！听天由命吧！”话题说到这，屋里沉寂下来了，只有那两个男孩子在摆弄毛主席像章中叨叨咕咕的声。我看了看表，已快到12点了。我瞅了瞅玉环，站起来说：“咱们走吧，也该让小崔躺下休息了”。高敏硬是拽着玉环不让走，非要留我俩在她这吃晌饭。我们好说歹说3个孩子还在家等着我们哪，才算离开了高敏的家门。
　　由于插队地点定不下来，我下乡开拔的时间拖有一个多月了。他们着急，我也着急。横竖也是个下，年关一天比一天近，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走的越晚，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农村去安家，困难会越大。而且由于早在一个月前，除了身上穿的，必须用的外，都打上了行装。特别是吃的如粮食、副食啥的，也只留下了一小点。时间一长，就得不断地开包。今天舀出点粮食，明天抠出点副食，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
　　那个时代，城里每月每人只供应3两油、半斤肉（两个肉票）。当时，我们用4个肉票买了半拉猪头，不舍得吃，也把它打在包里，准备下乡去吃。由于做菜没有油水，今个打开锯割一点，明个再打开锯割一点，还没等到出发，半拉猪头就被锯割的只剩骨头了。面对着满屋堆放的大包小裹，吃饭是一顿一顿地对付，这种类似逃荒的生活，怎么能不腻味而着急呢？！
　　一天饭后，我正和玉环俩盘算下乡前，还要给3个孩子添置点什么防寒衣物啥的时候，有人敲门了。我开开门，原来是郝振忠局长。“玉环，郝局长来了”。
　　“哎呀，郝局长啊，快进屋！你看我们这屋里乱的”，玉环迎了上来这样说。
　　我说：“这不为了插队，我把行装早就打好了”。
　　郝局长拣了个床边坐了下来。玉环一边忙着去倒水一边说：“郝局长啊，去年春节亏你帮了大忙，连队才让吴非回来一趟，我还没好好谢谢您哪！”
　　郝局长平静而谦逊地说：“可别这么说，我没帮什么忙，只不过是说了句话，那还是连队定的么”
　　“那可不对，要没有您的说话，连队是不会让吴非回来的”，玉环还是这样坚持着。
　　我插嘴道：“是啊，郝局长说话还是管用的”。接着我笑着问：“老郝，是不是他们让您来做我们工作的？”
　　郝局长连忙解释说：“你们别误会，没有人让我来做工作，是我的插队地点定了，过几天就要走了，我今天是特意来看看你们，老同志么，下去了不在一块，见面也就难了”。
　　玉环插嘴道：“郝局长，你也下呀？”
　　“我怎么不下，只要不是‘入革’的，就都得下”。
　　我问：“您下到哪？”
　　他答：“喀左”。
　　我说：“不说那地方挺穷挺落后吗？”
　　老郝笑了：“好地方人家要你去么”，接着他就和我讲，说是革委会定的，这次干部插队落户的地点，是要去那些贫困的、落后的和阶级斗争复杂的社、队。其实所谓好的县里也有差的社队，孬的县里也有好的和比较好的社队。可是好的社队，是不让我们去的，所以啊，去哪个县都是一样。
　　我点了点头说：“是这样啊，可是老郝你不知道，我这次下去就打算彻底沉底了，想当个农民，靠自己的劳动，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再也不想当这个干部了，所以我就想去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地方”。
　　郝局长站了起来，说：“吴非啊，你别想那么远了，走一步算一步吧！像你我这个岁数，还有很长的人生路要走啊！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要我们去当农民，那时再考虑也不迟啊”，他看了下表，说：“时候不早了，我得走了，你们也该给孩子们打点晌午饭了”。
　　玉环说：“郝局长，你就在这吃吧！”
　　“不了！不了！”郝局长一边往外走一边这样推辞着。我跟出了家门，抱歉地说：“真是对不住郝局长，赶上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没什么好东西招待你啊！”
　　又过了两天，顾宇执来了。他告诉我，连队经过研究，给我选了3个地点，即昭盟的赤峰、喀喇沁和宁城。并说这是昭盟中最好的3个地点，要我从中任选一地。说着他还从他的皮夹克口袋中掏出一本《中国分省地图册》，在向我指明这3个地点在昭盟所处的地理位置后，还以关心和为我着想的口吻对我说：“依我看你就去赤峰县这个点，啊是初头朗公社，你看它离赤峰在地图上就一指距离”，这时他还用手指在地图上比量一下，说：“看情况是郊区，你知道吗，办公厅造反派刘星，这回被派下去担任县‘五•七领导小组’组长，他就插队在这个公社，你想想他去的地点能不好么”。
　　提到刘星，我熟悉，他20多岁，1米8的个头，周正的脸庞上忽闪着两个大眼睛，看起来精神帅气，是个机要干部，平时显得稳重少语，不显山不露水。可是运动会改变人，这“文化大革命”一来，他变了，他真的变了。可能是由于没有“乌纱帽”吧，他敢说敢干，当然也就敢于造一切“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的反，真个是“蹦的高，跳的远”，居然成了一个令人侧目而视的响当当的造反派，并当上了连队指导员。他爱人徐丽，是机关里后勤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是玉环不错的同志朋友。她不高的个头，温厚的性情，她和刘星不一样，虽也参加了“派”，但在对待同志和朋友上，却不像某些人那样“视如仇敌”“冷若冰霜”。
　　由于顾宇执的说教和对于刘星的认识，我的心还真的被说动了，对赤峰这个点产生了兴趣。为了慎重起见，我当时并没有立即表态，只是说：“这样吧，我们再商量下，明天给你们个准信”。顾宇执走了，我和玉环俩似乎也没更多商量的了，哪里好？哪里坏？对我们来说也都是“瞎子摸象”“雾里看花”！已经拖了近40天了，不能再拖了，就去赤峰吧！并把这一决定通知了连队。
　　距一九七0年新年还有10天，我们下乡插队终于出发了，这是个假阴天，天头乌涂涂的，时不时还飘下几许稀薄的雪花，北风不大，却冷气逼人。早上，刚撂下饭碗，玉环正忙着给3个孩子穿衣戴帽，拉东西的汽车就来到了楼下，随着一阵“劈登扑登”响声，胡朋等六、七个人便进到屋来。问道：“怎么样，吴非？都拾掇好了吧？”
　　我漫不经心地说：“早就弄好了”。
　　“好，咱们装车”，说着便拿的拿，抬的抬，楼上楼下倒腾着。我也随着下了楼。嗬！楼下还真的聚了不少人，有玉环单位的，有院内邻居，还有执行公务的――房产部门的，他们是来监督，别把公家东西带走了。说实在的，像我这样的干部，本来头皮就薄，没有事某些人还要找茬整你，别说没有什么看得上眼的公家物件；就是有，我也没有那个胆去惹那个麻烦啊。可人家是一视同仁，公事公办。
　　小丛是玉环的朋友，她人老实，办事认真，对领导交代的事，她绝不含糊。这些日子也够她忙的了，每走一户，她都要到场的。
　　我半开玩笑地说：“欢迎你啊，小丛！看看是不是把公家物件给装上车了？”
　　听我这一说，她也笑了，说：“我今天来，一是上支下派，例行公事；二来也是送送玉环么”。
　　我说：“和你开个玩笑，这是你的工作么。真的，玉环昨天还在叨念你哪”。
　　“是吗？那我上去看看她”，小丛上楼去了。
　　我小时候听大人们说，穷人好搬家，因为他们没有更多东西要搬。我们虽然还不能属于乡下那种穷户人家，可我们当时也是除了身上穿的，铺的盖的和锅碗瓢盆外，也真就没有什么了。要说沉一点的就是那一大包准备下乡砌炉子用的砖头，和耽心下去吃不着菜买的那几十斤大头菜了。我不知道，帮我装车的人们抬着这沉甸甸的包裹是怎么想的？随他们的便吧，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车，很快便装好了，小丛、玉环和孩子们都下楼来了，一些邻居和单位同志们，和玉环打招呼，握手道别。车，开动了，我们全家彻底离开了这住了8年的小屋，向一个遥远的从未见过面的山村搬了过去。
　　站台上，聚集了很多人，卸车的，装车的，来来往往，忙个不停。刚从车上下来茫然不知所往的老人小孩和妇女们，裹紧了棉衣，在冷风中呆呆地望着这一切。
　　一个穿军大衣臂带红袖标的年轻人喊道：“每户留下一个人照看装车，其它人都到候车室里去，外边挺冷的。都去吧！上车的时候，我再招呼大家”。
　　玉环和孩子们都进候车室了，我则照看人们往货车廂里抬装东西。偌大一个个车廂，一家挨一家地往里堆放。真应该感谢省革委会，他们对插队干部是给了很大照顾和恩惠的。这次插队干部下去，无论几口人，不论要搬运的家当有多少，也不论路程多远，一律没有限额，统统免费。要不像我们这些思想品格不高的人，怎么能把拆开的板床、铁床，渍菜的大缸、小缸，甚至一些砌炉子的旧砖头，也都带下去了呢。当时社会流行的说法和原则是：凡事要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干部下放插队，这在当时是最大的政治，只要这项任务得到落实，其他也就都是无所谓的了。
　　时辰，在一刻钟一刻钟的过去，候车室里的人越聚越多。从拉家带口和言谈话语中，得知他们也都是向西部进军的同路人。接近10点，那个带红袖标的年轻人在候车室里出现了。
　　他站在人群中喊道：“插队的同志们，请静一静！咱们马上就要上车了，列车就停在第一站台，上车的时候大家不要挤，车上都有座”。人群中有人问道：“请问有没有卧铺车？”“有，卧铺车就在列车的前边，那里也可以上”。
　　话音刚落，人声嘈杂，人群涌动，纷纷向两个出站口拥了过去。我和玉环一人拉着一个小的，石儿紧跟在我们后边，出站后便向车的前部走去。随着人流挤进了卧铺车廂。好傢伙，车廂里人都满了，我们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中铺和上铺，暂时地坐了下来。好大一会儿，车廂里才稍稍平静了一些。
　　稍刻，伴随一阵说笑声，从卧铺车门上来了一帮人，他们中大都披着军大衣，一位看似领导体格略胖些的冲着车廂说道：“对不起，请各位到后部车廂去，那里还有座，这卧铺车廂我们都包下了”。
　　人们都楞住了，呆呆地看着这帮人。有些人开始挪动了，有的不情愿的嘟囔着：“不是告诉我们可以坐卧铺么，纯粹是骗人！”话是这么说，腿还是在动弹了。
　　玉环冲我说：“咱们快走吧！去晚了那边又没座了”，就这样我们走过两节车廂后，找到一个靠车窗的对面座位，一家人坐了下来。从走动的人们的话语中得知，包卧铺车廂的这帮人，正是我们插队当地的军政领导――昭盟军分区和昭盟革委会的来省里开会的众多头头们。
　　随着一声汽笛响，火车慢慢地开动了，此时表针正指在12点15分。单调的“咔噔噔、咔噔噔”声，报告着列车的速度加快了。车外的大地和景物一排排地向后边退去。孩子们似乎有点晕车，迷迷糊糊要睡的样子。玉环从手提包里拿出了鸡蛋、饼干和糖果食物，分发给他们，说：“晌午了，你们吃点东西，吃完了愿睡再睡”，孩子们懒洋洋地接过去，吃了一点，便靠在爸爸和妈妈身上睡着了。也不知又走了多少路程，玉环也迷糊过去了。冬天的白昼很短，车外已是一片黑暗，列车已进入夜间行驶，我也控制不住自己，处于似睡不睡之中，因为我恍恍惚惚还知道车过了阜新、朝阳、叶柏寿一个个车站，再往下我就不知道了。也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火车上的广播喇叭使我精神了。
　　随着传出一个声音：“请同志们醒一醒，火车就要到赤峰车站了，下车的时候不要乱走，站前广场上有车，负责把你们送到宾馆和招待所去。各家的行李包裹你们不用担心，待送你们走时会一块给你们拉走的”。
　　人醒了，车廂里又动起来了，我看了看表，恰是夜间的11点半。我和玉环把孩子叫醒，把衣裳穿好，在车停下后，随着人们下了火车上了汽车，被拉到了盟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