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斗你，对你是有好处的”

　　红旗田里的庄稼收割完了，苞米垒起了苞米楼子，葵花子盘搭起了架子进行晾晒，摔完了的花生装袋拉回了住处，收割回的大豆垛在了场院里。大地里除了秸棵外基本上拾掇利索了。秋阳高照，几朵白云悠闲地在天空飘浮着，这一切显得是那样的充实和恬静。“老广们”（这是当地老乡对我们这些人的统称，其意来自毛主席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望着这用汗水浇灌出来的丰收果实，心里充满着满足和喜悦，就连我们这些被视作“牛鬼蛇神”挨批挨斗的人们，也被这金秋大自然景象陶冶得心情宽慰了许多。
　　连队按照大队指示，为了庆祝所谓斗批改和秋收生产的伟大胜利，除少数人轮流看场护院外，一律放假两天，自由活动，但不许返城回家。为了搞好假日的伙食，管理员和连队商量确定，要杀一口猪。原准备找当地老农给杀，又考虑到杀猪弄啥的怕影响不好，于是排长老马和工农干部老朱都自告奋勇，要自己动手杀，还有些人也跟着起哄，“不就是杀个猪么，怎么还杀不死它”，“那不就是用尖刀从脖子地方往里一捅就行呗！”这么一呛呛，就定了。
　　饭后，开始抓猪。年轻的有劲的把住猪圈门，老马和老朱俩进到圈里去抓。两个人在圈里跑了几圈也没抓住。刚拽住猪后腿，猪一使劲，就挣脱了，人却闹了个大前扑，弄了满身臭泥，特别是两头猪在里边跑，互相碍事，很不好抓。有人提议把圈门打开，把不杀的那头猪放出去，剩下一头就好抓了。可是当人们把圈门打开，两头猪一下子都钻出来了。外边把守的那么些人也没有拽住，这猪跑出来可就更热闹了。
　　老李头喊着：“把园子边把住，别让猪跑进去，别把菜给祸害了！”
　　全连队的人差不多都出来了，一些人追，一些人截，一些人还紧紧地站在菜园子边上，形成了人和猪赛跑场面，煞是好看。周围的老乡也围过来看热闹。就这样跑了有十五、六分钟，猪跑得“呼哧！呼哧！”直喘气，人也跑熊了，还是老马和老朱俩一人拽住一条猪腿，大伙一拥而上，把猪按住了。
　　“快拿绳子来！两条腿绑一起，结猪蹄扣”，老马一边拽着猪腿，一边指挥着。
　　“猪蹄扣怎么结啊？”
　　“来，你拽住这个腿，我来结”，还是老马把猪的4条腿结在一起，两个人用杠子把猪抬放到伙房门口的炕桌上。这时人们才松了一口气，老马和老朱都点上了一支烟，一边抽烟，一边在喘气。
　　我从伙房拿出来了一个接血盆，老周把借来的那套杀猪傢什拿过来，问道：“你们谁动刀？”
　　年轻气盛的徐红根喊道：“让我来，你们把它压住！”说着他撸胳膊挽袖地操起了刀，冲着猪脖子就是一刀，猪一抖动，顺着刀口淌出了一点血。周围的人喊起来：“不行！不行！刀没扎到正地方，没扎在心上”，“血没流出来，肉是红色的，不好吃”。
　　老马扔掉了半截烟头，说：“还是我来吧！老朱你给我把住猪嘴”，说着他按着先前扎的刀口往上翘了一点，使劲地扎了进去，一直没了刀把。随着刀的抽出，血呼呼地涌了出来，淌到了血盆里。我用一根秸秆在盆里搅动着，防止猪血凝固，以备灌肠用。猪死了，接着解开了绑着的四条腿，在一条腿上割开了一个口，用气管子往里打气，直到打得鼓鼓的，才把它抬到锅台上，用滚水一边浇，一边刮毛。把一切都收拾干净后，又把它拾放到冲洗干净的桌子上，把白条开膛后，老马和老朱一人摘肠子，一人拾掇肉，弄的还算麻利，到傍晌时候，就一切都拾掇利索了。
　　休息天是两顿饭，晚饭安排的是大米干饭，白肉血肠，猪杂拌，酸菜炖粉条。除了管理员老周和我外，又找来位女同胞帮厨。我负责拾掇下水，灌血肠；老周安排弄肉，每人按8两生肉下锅。拾掇下水可大有学问，除了猪的心、肝、肺、脾外，肠、肚可都是脏东西，可得下番工夫收拾。我先用盐水打洗两遍，再用醋水打洗一遍，而后用温水洗干净，再用冷水冲一遍，经过这样收拾的肠子和肚，不但干净，而且没有脏腥味，吃起来放心。考虑到人多，让每个人都能吃到血肠，我把猪的小肠和明肠都灌成了血肠。为了使灌出的血肠味道鲜美，在房东大嫂的指点下，我剁了一些肥肉沬，连同少许佐料，掺对到猪血中。而把大肠、肥肠和心、肝啥的，连同猪肉放到一个大锅里煮上。待把这些煮熟捞出来后，再把酸菜和粉条下进去，开锅后改小火，这时才把灌好的血肠一根根放进锅里，我拿着细米针，一边煮一边往血肠上扎，如果冒血沬，那就是还没好；扎着不冒血沬了，那就是煮好了，就可以起锅了。还算给我长脸，煮这么些血肠，一根也没破。老周在那边切肉，我在这边切血肠和心肝啥的。按40份装盘装肉，每人1碗白肉，1盘血肠和杂拌，分的特匀，每盘都有同样多的血肠和心肝啥的。分剩下3份，在老周的同意下，我端给了房东大嫂家，并告诉她晚饭就不要做菜了，我们大锅里炖的酸菜粉足够吃的。
　　4点钟准时开饭，人们陆陆续续端走自己的1份，找个位置坐下来。
　　连长胡朋一边端着自己的饭菜，一边大声说道：“为了庆祝斗批改，为了庆祝秋收，大家伙吃啊！”
　　已经坐了下来的老朱也冒出了一句：“对！不吃白不吃，造啊！”
　　一阵笑声，随后便是碗筷的碰撞声和吃饭声。老周和我都没有一块吃，他坐在炕沿上“叭哒、叭哒”抽烟；我则站在伙房门口，一边用毛巾擦汗，一边瞅着吃饭的人们。看到大伙吃的那么香美，我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当时的身份，心里有一种满足和愉悦的感觉。
　　几场秋雨过后，天头更凉了，冬天已一天天的临近了。为了赶在上冻前进行秋翻，连队加紧收拾地里的稭棵。葵花子杆都被割下捆好，堆在场园边上：苞米秸杆则用车拉回住处当烧柴用。说起拉苞米秸子事，还有一段动听的趣事。
　　我们连里年近40的于文翰，中流个，白皙的脸，是个半老不旧的知识分子，大学未毕业，就参加了革命。他写得一手好字，写得一笔好文章。举止稳重，谈吐文雅，同志们戏称之为“秀才”。和他班大班的同志逗他两句，他总是冲你一笑，眼睛瞇成一条缝。这天，连里为了往回拉苞米秸子，向小队借车，考虑到马车没人能赶，只好借了一辆牛车。晚上收工时，装满了一车苞米秸子。此时，文翰来情绪了，他非要赶车。排长和同志们半真半假地和他说：“秀才，你还是让别人赶吧！你赶还不给赶沟去啊”。
　　这话虽说听起来不那么顺耳，可是文翰一点不生气，他嘿嘿笑了两声，说：“没事，这是条老牛，可老实了。你们走吧，我一定能把车给赶回去”。
　　看他那认真和坚决的样子，排长瞅了瞅拿着用小木棍绑起来小鞭子的文翰，说：“那好吧！那你可注意点，慢点走”。回过头又冲着女同志老夏说：“老夏，你腿疼，累了，你跟车走，一面帮助文翰照顾一下，累了也可以上车歇歇脚”。随后，人们都陆陆续续地走开了。
　　深秋的白天，太阳很早就落下去了。还不到5点，西边天上只剩下了一抹红晕，天已是黑朦朦的了。大地里飘过来几许秋虫的叫声和风吹干柴叶子声，除了场院里还有个把人在活动外，干活的人们已经走光了。文翰拽着老牛的缰绳，牛车慢慢地起动起来。文翰回头瞅了瞅老夏，笑嘻嘻地说：“老夏，你想像一下，这落日的余晖，虫声和风声响成一片，我们赶着牛车走在这空旷茫茫的大地上，这是多么好的意境啊，真是犹在诗里，似在画内啊！”
　　老夏，叫夏士莲，为了这个名，同志们没少逗她，说：“夏士莲是香皂名，是它跟你起的名？还是你跟它起的名？”碰到这时，她总是故做嗔怪地甩出一句：“那谁知道，反正我叫这名时，我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夏士莲香皂’”她年龄虽没有文翰大，但也算是机关里的老人了。听文翰这一说，她忍不住地笑了起来，说：“好啊！咱们的大秀才又来了诗意了，那就请即兴来一首吧！”文翰认真地说：“不行！不行！我现在主要任务是赶车，回去后我一定好好琢磨琢磨”。
　　于文翰根本不会赶车，不会吆喝，他只能牵着老牛走。可那牛并不完全听他的，看着前边有棵干草，或者有几个柴禾叶，就停下来，够着够着吃。你怎么牵它，拽它，它也不走。文翰明白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说给老夏听的：“这牛是饿了，你要是不喂它，它就不想走了”。于是他就拿着一把干苞米叶子，倒退着走在牛的前头，用苞米叶子引诱着老牛，牛想够着吃，就得往前走，他往后退，牛就往前走几步。对此，他还很得意地对老夏说：“你别说，我这个办法还真灵，牛为了吃，就得往前走”。老夏也是在城里长大的，别说赶车，像这样的老牛车，她都很少看见过。听文翰这么一说，觉得也有道理，在车上坐了一会儿也就下车，帮助文翰捡拾干草和柴叶，保证供给文翰引诱老牛用。就这样走走停停，原本步行30分钟的路程，文翰赶的牛车1个小时还没到。
　　连队头头直劲埋怨排长：“怎么能让文翰赶车呢？！这若是出点事咋办！”
　　排长老马虽说心里也没底，但嘴里还在说：“不会有什么事吧！别着急，再等一会儿。如果还不回来，我再打发两个人去接接”。又心神不定地等了有20分钟，排长把要去接的人都安排好了，正要出发时，就听见外面有人喊：“牛车回来了！”老马和连队一些人都出来了，见面第一句话老马就说：“我说你这个大秀才怎么搞的，怎么才回来呀，可把人急死了！没出什么事吧？”
　　文翰笑嘻嘻地说：“没事，这不挺好么。你不知道，这老牛是饿了，你不给它吃的，它就不走，只好用这吃的引诱它，看来这倒是个经验”。
　　老马笑了。出来的人也都笑了。
　　老马说：“什么不走，什么经验，你吆喝它，打它，它还不走啊”。
　　文翰一本正经地说：“什么吆喝？怎么吆喝？打它，那可不行，它都干一天活了，你还打它，那也太不近情理了”。
　　老马冲文翰笑了笑，说：“你可真是个秀才啊！好了！好了！你们俩赶快去吃饭，大伙把车卸了”。
　　是在一天的早饭后，排长老马告诉我：“吴非，给你加点任务，现在开始秋翻地了，为了抢时间，两台拖拉机昼夜连轴转，歇人不歇马。从明天夜间起，轮给我们连干。两台机械4个人，半夜要吃顿饭。伙食要好一些，每人两菜1个汤，夜间12点前送到”。
　　我问：“多长时间？”
　　“也就四、五天吧，最多一个礼拜。怎么样？没问题吧？你就辛苦一点吧！”
　　我没有吱声，连里给我的任务，我能讲价钱吗？人家不是说这是“考验”我么。尽量干呗，好在时间也不会太长，也就是少睡点觉呗。
　　老马走了几步，又回来冲我说：“夜间送饭不能走白天上工那个道，得从东边走毛道。你午后抽空去看看，免得夜间找不着道”，我点了点头，老马走开了。
　　夜间送饭要走的道，也根本不是什么道，是当地人收拾庒稼和打草啥的，临时踩出来的小毛道。不可能骑车子。因为中间有些还是地边和横垅地，特别是还要经过两块坟茔地，坟地里稀疏地长着几棵弯七裂八的老树和枯干了的蒿草。这两边都没有人家，仍然是一片荒草甸子。看了后心里犯了核计，这夜半漆黑，四周没有人家，我一个人走在这荒僻的毛道上，特别还有那阴森的坟茔地，可真够碜人的了。由于小时候我听过大人们讲过许多有关鬼神的故事，那时夜间我一个人不敢到外边撒尿。有时乍着胆出去，也是开开门靠在门口就尿。更不敢走黑道，走黑道时总觉得后边有动静，时不时地要回头看看。大人们说，这是“怕后”，是吃猪尾巴吃的，可我想我也没吃猪尾巴啊！
　　记得我在念小学3年级的时候，当时学校是在另外一个村子，离我家3里路。一天放学时，由于搞卫生，又帮助老师对照正确荅案看作业，没能跟村子里的10几名同学一块走。待我走的时候，天头已经黑了。回家这段路都是庄稼地。当时的高粱、苞米都没人高了，谷子，大豆啥的也差不多有齐腰高了，路就是在这地中间踩出的一人多宽小道。我把用包袱皮包着的课本和作业本，结扎在腰上（当时我还没有书包），走上了这条道，就觉着心里发碜。我紧走着，总觉得后边有人跟着，我走的快，它跟的也快，庄稼叶子被风吹的“哗啦”一声，把我吓的激灵一下，浑身发毛，头发根都竖了起来。于是我又跑了起来。就这样，走走跑跑，一惊一咋，好不容易才走出了庄稼地，到在了村头才把心放下来。可此时我已是气喘嘘嘘，满头是汗了。你要问当时到底是怕什么，是怕鬼？是怕野牲口？我也说不清，反正就是害怕。
　　现在我已经长大，而且早已入了党（尽管现在他们还不承认我），自诩是“无神论”者，但小时候害怕走黑道的影子，仍未从脑子中清除干净。可现在任务摆在面前，我又是这样一种身份，我能因为“怕”就不干吗？不能，也不敢。其实想开了，也确实没什么可怕的。说是有鬼，谁看见过？活人怕死人，这是自己在吓唬自己。要说真有可怕的，那还真是人，是那些为非作歹无恶不做的人；是那些踏着同志和朋友的肩膀乃至鲜血，追求一已私利和高位的人。
　　夜间给翻地师傅送的饭好办，大米饭也好，馒头也好，通过晚饭就带出来了，关键是菜和汤。这头一顿的夜餐饭，是大米干饭，炒尖椒干豆付，炒肉三丁，鸡蛋甩秀汤。晚饭拾掇完后，把明天早上的菜和夜餐的菜准备好后，没事了我抓紧睡觉，7点躺下，10点起来搭对好饭菜，用两个水桶，一桶装热汤，一桶装碗筷和饭菜，盖严封好后，11点我挑起两个水桶便出发了。
　　阴历月初的半夜时分，天黑夜静，万簌无声，偶而传来几声狗咬声。星星密密麻麻缀满天空，月亮像一条弯弯弧线挂在天边。一阵北风吹来，穿透了毛衫，刺在了脸上。我按了按破旧的解放帽，结了结粗线围巾，一手把着汤桶的扁担钩，一手把着扁担，在高低不平的毛草道上走着。说来也怪，此时的我根本没有了什么怕的感觉，想的只是怎样别洒了汤饭，能早一点安全地送到田间，让夜间劳作的师傅们，能吃上可口热乎的饭菜。在临近第一个坟茔地时，那高低不平的树木，一眼望去黑糊糊的像是站着和蹲着的人。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头发根直竖，血往上涌，一种毛酥酥的感觉透过全身。我的脚步放慢了，定了定神，我想起来了，怕什么，白天不是看过了么，那些都是树啊！我继续向前走去。待走近坟地时，一阵“哗啦啦”的响声，一个黑影从身旁穿了过去，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心里“嘣嘣”直跳，我自己都能听到。我两手把住挑子，停住了脚步，一方面想平静一下自己的心跳，一方面也想看个究竟，到底是什么东西跑了出来？是兔子？不像；是狐狸？很可能。这里的老乡不是讲过他们曾抓住过狐狸么。我心想，只要不是狼就不怕，要真是碰到狼，那可就不知会怎么样了。我向坟茔地里狠狠地看了一眼，黑糊糊的坟头，树木和蒿草；抬头仰望夜空，星星直眨巴眼，一颗拖着尾巴的流星划了过去。心稳了，神定了，我又继续向前走去。
　　第一个坟茔地经过了，第二个坟茔地也就不觉得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了。于是加快了脚步，向红旗的田间走去。还差20分到12点，便到在了翻地师傅搭起的帐蓬里。待师傅们吃完，收拾回到住处，已接近凌晨1点了。我放下挑子，抓紧上炕休息，3点多钟我还得起来忙活早饭哪。
　　送过夜餐饭第五天的午饭后，排长老马通知我，要我到连部去一趟，说是连长找我有事。什么事呢？排长没说，我自己在犯核计。心想，从夏锄以来，是因为农活忙，还是因为什么？我除了统一参加大队组织的所谓“批判走资派三反罪行”和促使坦白交待问题“宽严大会”两次活动外，连里没有开什么批判和斗争我的会议，所以，自己身上的压力虽然没有减轻，可是思想上却相对地平静了些。如今又怎么的了，又要搞我什么？又要打我什么主意？咳！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可，在这个“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特殊岁月里，要打算搞谁那还不容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对我来说，在造反派的眼里，我已经是个“落水狗”啦，他们愿意怎么打，就随便打去吧！让那些“运动混子”、“投机钻营者”们，在对付我的当中去“立功”和“起家”吧！就这样，我坦然地走进了连部。指导员顾宇执、连长胡朋，还有我们的排长马守田，3个人正在说话。
　　看到我进来，胡朋表露出热情的样子，说：“来，吴非，坐下”。
　　顾宇执把擦过的眼镜正了正后冲我说：“怎么样吴非，身体还好吧？”我淡淡地回了句：“行啊，还没有垮”，“那就好！那就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么”，顾宇执露出很关心的样子连连点头这样说。我没有吱声，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默默地等待着。
　　胡朋掏出了烟，递给老马一支，把两个人的烟点上，冲老马努努嘴，意思是让他先说，老马吸了一口烟，说：“是这样，拖拉机把我们连的地翻完了，从今天夜里起，你就不用去送饭了。听翻地师傅反映，这些天饭菜弄的不错，送的也还及时，他们很满意。你白天做饭，夜间还要送饭，够辛苦的了。你为连里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连里也很满意”。
　　胡朋也插嘴说：“是的，连里也挺满意”。
　　我静静地听着。心想，不会就因为送夜餐饭这点事，还用指导员、连长、排长一块找我吧。准还是有别的什么事吧！
　　就在我正在胡乱捉摸的时候，胡朋从他那文件袋中取出了一张纸，看了一眼，说：“吴非同志，从我们单位运动开展以来，特别是从学习班以后，革命群众对你的问题，给予了很多揭发和批判，使你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受到很大触动和刺激。当然了，运动么，特别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激烈、深刻的革命，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过激的言词，过头的举动，总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你要正确认识。这些也都是对你的帮助么。尽管有的时候，有些群众，在分寸上掌握的不那么好，在方式上欠妥一些。不是说不疼不能触及灵魂么。总之，你不要认为，都是派性，你还是有错误么。”说到这，他又划着火点着了一支烟，屋里很静，谁也没有说话。他干咳了下，又继续说：“我们的斗批改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阶级界限已经清楚，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已被批倒斗臭。根据党的政策，对照揭批出来的你的问题，特别是在这整个过程中你的表现，是很好的，是经得起考验的，经过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讨论研究，认为你虽然有错误，但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不属于敌我问题。从现在起，解除对你的专政，批判和斗争也都告结束”。
　　听到这，我的心里一阵酸楚，又激动，又难过。激动的是，他们终于还我的无辜，认同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什么犯禁的言行，我没有“反军”，没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更没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一顶顶“政治大帽子”，是扣不到我的头上的；难过的是，某些人群和个人，为了斗争的需要，为了一已的进步和高升，竟不顾一切把我当成“垫脚石”，狠砸猛打，压得我一年多喘不过气来，几乎丧失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就在我思绪万千还没想好怎样表态时，顾宇执插话了：“吴非同志，连长刚才说了，你的问题就算结束了。在这里我要提醒你，你应该正确认识自己问题，正确认识群众，正确认识革命造反派。连长说的对，你不要认为，都是派性，不要有怨气，不要有委屈情绪，你还是有错误么。你应该从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中，接受教训，吸取营养，这对你走好以后革命的路，是有好处的。
　　我平静了下心态，反问了一句：“那么我犯的到底是什么错误呢？”
　　胡朋答道：“是，是政治错误，是一般的政治错误”。
　　顾宇执补充说：“对，是一般性政治错误。由于你政治觉悟不高，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运动中迷失了方向，站错了队，劲使的越大，错误就越大，这不就是政治问题么”。我不加可否的再没有吱声。
　　胡朋又问了一句：“吴非，你还有什么没？”我摇了摇头，“那就这样吧！”胡朋说着把手伸过来，和我握了下手，顾宇执和老马也都过来和我握了手后，我走出了连部。
　　随着我被解除“专政”后，吴士林，石守本，安淑芬等人的问题，也陆续被宣布不属敌我矛盾，是人民内部问题，从而解除了“专政”和批判，按照当时的说法是“回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了”。其实，我们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脱离开革命队伍，是他们――革命造反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硬是把我们推出革命队伍的，但社会并不完全是他们说算的，总还有正义，总还有党的政策，致使他们考量来掂量去，还是没法把这些人都当成敌人而推出去的。
　　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它是不能总按照某些人的意愿发展的。记得在学习班时，曾传出造反派对我们单位的所谓阶级动向，构画出一幅“反革命联络图”，说是在单位内有一个反革命团伙，其中有历史反革命、新生反革命、叛徒、特务、漏网右派和没改造好的右派、坏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等等。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内到境外，他们勾结在一起，深藏在机关内。听起来的确令人怵目惊心，毛骨悚然。据此，他们把刚直正派的单位领导，说成是“招降纳叛”“重用坏人”，执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据此，他们把单位一个统战对象，在省革委会成立当天正常逝世，硬说成是“反革命分子对新生红色政权的仇视”，是反革命分子用“死”向革命委员会“示威”，因而不让出殡，造反派上窜下跳，左了解，右调查。归终也还是无果而终，不了了之。造反派的革命精神是蛮可爱的，可惜的是没有用到正地方。如果按照他们这样用下去，那真不知道会有多少无辜的人们，要遭受灭顶之灾的。
　　没有正式传达，也没有看到什么文件和材料，在连队内部却传开了一个信息。说是省革委会决定，响应毛主席《五•七指示》号召，学习江西干部插队经验，我省广大干部要下放农村插队落户。这个讯息对长期处于斗批改第一线，进行紧张劳动的广大干部来说，无疑是一付强力的“松散剂”。要下乡插队当农民了，人们都这样想，可包括造反派在内，谁也说不清怎么个下法？自个会不会下去？在这样的思想情绪下，连队的管理放松了，雷打不散的学习停下了，斗批改不搞了，劳动也没啥活了，人们对自己的约束也放松了。连里组织大伙去红旗地里捡拾庄稼，人们则嘻嘻哈哈，蹓蹓跶跶，在捡拾当中老朱提议：“咱们把捡到的豆荚和花生烧烧吃，反正咱们也要走了，以后想吃也吃不着了”。红根，小黄在附议着：“烧吧，咱们尝尝烧吃甚么味”，带队的老马不但未制止，反而笑嘻嘻地说：“我小时候在家时，没少烧毛豆吃。有一次我们刚把毛豆烧好，正要吃的时候，被看地的老头看着了，他拿着个带钩的木棍赶来了，我们几个孩子都吓跑了，老头一边喊一边追，那带钩的棍子差点钩着我的屁股”。老马的话引起一阵哄笑，老朱说：“来，咱们烧！这回没人钩你的屁股了”。火烧起来了，浓烟在收割完庄稼空旷的大地上滚滚升了起来。少刻，火熄了，烟消了，人们或蹲或站的吃了起来，不知是谁冒出了一句：“不怪人们说，烧豆香，炒肉香，这烧出来的豆子真好吃啊！”可是当他们吃完站起来，互相对看了一下，都禁不住地笑了起来，因为他们一个个都变成了黑嘴巴头了。
　　根据大队通知，要各连队抓紧打场，做好粮食脱粒归仓工作，连里做了简单动员和安排，要大家鼓足干劲，把秋收最后一仗打好，并说这可能是我们在盘锦劳动的最后一课。根据连里安排，考虑到我干过农活，打场的活计都能干，因此要我把做饭的差使临时还交给老耿。我则随大帮参加打场脱粒。说心里话，做饭这活我真有点干腻了，这回要我和大伙一块去田间劳动，我太乐意了。
　　我们连打场脱粒的活有3项，即玉米、葵花子和大豆。场院里有两台玉米脱粒机，一台搧风机。玉米用机械脱粒，葵花子则是人工脱粒，大豆脱粒就完全是古老的传统办法了。把豆棵在场院铺成一个圆圈，用从驻地小队借来的老牛和毛驴，拖着两个大石头磙子，在铺好的豆棵上一圈一圈的碾压，碾压到一定程度，就用木杈一边抖动着一边翻场，压一阵再抖动翻一遍，直到豆棵上没有豆荚了，即可起场转入下一道工序――扬场。
　　扬场可是个技术活，一般都是由有经验的老农来干。扬豆子风大一点好，用木锨戳起豆子，迎着风向空中扬去，扬出的豆子呈条扇形，让风把其中的碎秸荚和灰尘吹落一边，豆子落在一边。打扫帚的人则把落在豆堆上的碎秸荚啥的漫出去，干净的大豆就出来了。
　　“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这节气还真是挺准的。还有3天就到霜降了，这两天天头总是阴乎乎的，小北风频频刮来。老乡们说这是闹天头，闹一闹天就变了。今天是打场劳动的头一天，上工的时候，小北风刮的更有劲了。上工的人们，有的穿上了大厚毛衣，有的干脆披上了破大棉袄，穿得单薄些的则抱着脥、把衣领立起来，缩着脖子，嘴里在不停地叨咕着：“这天头还真够劲啊！”
　　太阳一竿高的时候，场院里的活就分派好了。老朱管开机械；老马和士林赶磙子；我翻场和扬场；红根、小黄、周世勤负责脱粒和装袋；老文、小魏等身体差的和女同志，则做葵花子的脱粒工作。顷刻间，场院里机声轰轰，石磙吱呀，听不清个数和话语声，“哒！哒！”“架！架！”的吆喝声，恰如一首美妙欢快的秋收合奏曲，响彻在盘锦这黑油油的大地上，心情好了，干起活来也觉得轻松多了。
　　紧张的打场脱粒工作，3天就结束了。就在连里宣布放假的第二天，就传来一条重要消息：省革委会决定，干校除留少量留守人员外，其它学员于下月初（即一九六九年11月初），全部撤回省城。对于来盘锦与家人分别整整一年多的干校学员来说，这无疑是一条大好信息，不管回去干什么，是不是要下放插队？许多人心里是有所考虑。但不管怎么的，很快就可以和老婆孩子团聚了，这毕竟是值得高兴的。
　　离回城还有一个礼拜时间，告别驻地生产队，告别房东，处理好撤返的善后关系，那是连长、管理员的事情；对于个人来说，似乎没有什么要处理的，只要上边放口，那是随时就可以拔腿走掉的。老周征得连部意见，余下这段时间，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把伙食搞得好一些。为此要我还回食堂，老耿也不走，俩人一块干。
　　盘锦这地方粘高粱挺多，当地老乡都用它做粘饼、粘豆包和豆面卷子（俗称驴打滚），不少人提出，在离开盘锦前，我们也尝尝这“驴打滚”的味道。于是我们便用细粮换了一些粘高粮米，又炒了3斤黄豆，在两名女同志的帮助下，用生产队的碾子压粘米面和豆面。这是个力气活，人力推碾子，一边压，一边扫，一边收，一边箩，4个人紧忙活。15斤粮食、3斤炒豆，整整干了一上午。下午，在房东大嫂的指点下，用温水把粘高粮米面和成略稀状，为了好吃，在和面时加进了一些白糖，而后把它摊在帘屉上，从上气算起蒸二十分钟，揭锅晾凉后，用豆面当干面，像做花捲那样擀成大饼样，撒上一层豆面捲起来，切成一段一段，“驴打滚”就成功了，它吃起来粘香甜可口，比起大黄米做的来，别有一番滋味。
　　吃过“驴打滚”后，大伙又打起圈里那口肥猪的主意了。“在我们撤走前，把猪杀了，咱们好好吃一顿！”差不多众口一音地这样张罗着。说起圈里还在养着的那口“小荷包猪，”长的还真不赖，滚瓜溜圆，毛管发亮，少说也有一百八、九十斤。是的，我们要撤了，不能再养了。说杀就干，早晨没喂，饭后就动手了，这回按受上次抓猪、杀猪的教训，把圈门把得死死的，进圈去4个人，前堵后追，没跑几圈，就把它拽住撂倒捆绑上了。由于好几天没干活了，心情也不同了，精神也放松了，听说杀猪，差不多都围上来看热闹。
　　当把猪抬放到炕桌上时，徐红根摩拳擦掌地说：“来，让我来动刀！”“行了吧，上次你动刀，差点把猪给杀跑了”，人群中哄起一阵笑声。
　　“还是让老马来吧，老马怎么的也不会把猪杀跑”、
　　“对，让老马抱刀！”人们这样附议着。刚抓完猪洗过手的马守田从伙房走过来，说：“好！那就还是我来，你们来帮把手”。老马操起刀，我拿过来接血盆，只见老马一刀下去，血便从抽出的刀口中“咕嘟，咕嘟”的流淌出来。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接下来的活计如打气、刮毛、开膛，一切都很顺手。下水扒出来了，猪肉劈开两半了。
　　一直守在旁边看热闹的小魏突然叫起来：“哎呀！你们看，这猪肉上还有高粮米粒哪！”
　　“啊？什么？不少人都围了上来。
　　老马一边擦着油渍渍的手一边凑前看。他看明白了，这是“猪痘”，可他没有立即说出，默默退后几步，好几个人问他：“那是不是痘猪？”老马点了点头，说：“是的，这是个痘猪，真没想到这猪长得这么好，却是个痘猪！”听老马这一说，一个个都凑前去看。
　　“这后腿地方多”、
　　“这前腿地方也有哪”，
　　有的还欣赏地说：“你还别说，这痘还真像高粮米粒哪”
　　“这痘就是猪的绦虫卵，人吃了就会长绦虫，还不好治哪！”
　　“这猪肉不能吃，白瞎这个猪了”，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随即失望地一个个走开了，收拾猪肉和下水的也没兴致地洗了手，猪肉半子、下水和猪血，都静静地摆在那里不知该如何处理。
　　很快，连、排头头、管理员和一些好事的人自动凑在一起，商量到底怎么办？
　　老周吸了一口烟，说：“这个猪有痘，这是没想到的，吃还是不吃？要真是吃出事来，咱可负不起这个责任。到底怎么办？大伙拿个主意”。
　　胡朋说：“是啊，老周说的是，咱们当头头的不好说。扔了觉得可惜，毕竟是喂养了这么长时间；吃，又怕吃出事来，咱担不起这个责任”。
　　老马说：“这玩意是厌恶，吃吧，不一定都出事，但是它令人‘咯应’”。
　　老朱则主张吃，他说：“我看吃没事，咱别炒着吃，或者燉，或者烀，温度超过100度，痘虫卵就杀死了”；
　　可有的人则表示反对，认为：“说是那么说，高温能杀死虫卵，那你知道虫卵是不是都杀死了？若有那么几个没杀死，你吃进去不就危险么”。
　　商量来商量去，意见还是不能统一。有的主张吃，有的主张埋掉。老周提出个折衷办法，那就是下水、猪血不吃，埋掉；猪肉高温烹做，当众宣布，敢吃的随便吃，以后出什么事，个人负责；不愿吃的，伙房另做没肉的菜。这个意见被采纳了，伙房也就是这么做的。大伙张罗了一大气杀猪吃肉，对大多数人来说，不能不说是“猫叼猪炊泡――空欢喜一场”了。
　　按照上边通知，此次返城不统一组织，不搞一刀切，哪个连队善后事宜处理完毕，即可自行组织撤返。早饭后，即忙着和老周拾掇伙房东西，该装车的装车：该处理的处理，如机关用不上的农具啥的，都交给了生产队。零星的米、面、粮、油和家具啥的，都留给了房东大嫂。公共物品还没装满汽车的一半，余下地方是装个人的大件行李、箱子啥的。连长、管理员跟汽车走，其他人则是各讨方便，乘坐火车赶回省城。
　　汽车开走了，人们也三三两两地陆续走了。我告别了两位房东大嫂，感谢她们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对我的同情和鼓励，而后便离开了这使我伤心、又令我难忘的孙家窝棚，向沟盘铁路车站走去。
　　说起这沟盘铁路，还真得给省革委会记上一功。在盘锦的土地上修铁路，通火车，是这里乡亲们盼望已久的事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省革委会成立后，为了开发盘锦，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便把铁路从沟帮子修到了盘山，在胡家这地方设一站，起了个革命化的站名叫“工农兵车站”。有了这条铁路，这里的鱼、米外运，人们出行，再也不用为跑百八十里的旱路发愁了。修建这条铁路，我们付出了劳累和辛苦；今天我们也受到了益处――返回省城无须再撅哒，撅哒地开动“11号”了。10点多，从工农兵车站上车，很快便到了沟帮子。接着乘坐11点的火车，傍晚便回到了离开整整一年朝思暮想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