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爹死不瞑目（二）

　　省城里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了第三时期。B派从以A派为主导的大联合中杀出来后，C派也又恢复发展起来，形成了3派的混战局面，形势更加紧张更加复杂了。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机关不上班。省、市领导机关门前的大字报棚，大字报糊的满满的，糊上了一层又一层。除了揭批所谓“走资派”的罪行外，就是五花八门、胡编乱造的各种所谓信息和奇闻。再加上满天飞的传单和小报，真是让人眼花瞭乱，目不暇接。沿街的墙壁上被涂上了红色，用各种字体书写着《最高指示》。街道上不时缓缓开过一辆辆放着高音喇叭宣传各自观点的宣传车。偶而还会有一队队的红卫兵，高举着写有毛主席诗词名句，如“虎山行”、“征腐恶”、“战犹酣”等的红旗，领头的怀里还抱着大片刀，雄纠纠从街面上走过。爹爹被这种红火壮观的场面闹得不知所措。我拉着爹的手小声说：“别怕，您别吱声！咱走咱们的”就上了公交车，来到了省城一流的大医院――沈阳医大二院。
　　还好，医院里虽然也分了派，也在打派仗，但此刻他们还照样收治病人。经过观察、听诊和化验几道程序，确诊为“再生性障碍贫血”。大夫说：“这种病在全国也很少见，治起来比较难，效果也不一定理想。不过倒可以住院治疗一段看看”。我询问这病怎么得的？大夫讲：“可能是药物中毒，破坏了造血机能”。我没有再说什么，便按着大夫的指点，办了住院手续，在护士的引导下，把爹爹送进了病房。在护士给爹爹吃药，挂上了滴流，安排了爹爹的每日3餐后，对爹说：“你安心在这里治病，有医生、护士照顾您，我也会时常来看您。想吃什么这里没有的，您告诉我，我在家里做好给您送来。您没事，我就回去了”。爹爹的眼圈又湿润了，我安慰说：“爹，您别难过！有这么好的医院，这么好的医生，一定会把您的病治好的”。爹点点头，眼睛盯盯瞅着我。我说了句：“我走了，爹”，就离开了医院。
　　从我多次探视与爹交谈中，终于弄清了爹爹患病的原因。爹说，他有很长一段时期肚子一直不好，还不是拉肚，就是拉糖稀便。他听说“合霉素”治肚子，就买“合霉素”吃。开始是1次两片，一天3次，吃下去就觉得好一些。可是过些日子又不行了，他就加量吃，越吃越多，最后竟成把地吃“合霉素”。不但肚子没好，反而觉得身子越来越虚了。
　　在一次探视时我把这一情况和大夫说了，大夫说：“‘合霉素’的毒性是很大的，像你家老爷子这么吃，那还不把身体吃坏！”
　　我问：“那得怎么办？”
　　大夫瞅了瞅我，说：“怎么办？没什么特别的办法，就慢慢治呗！不过知道是什么药物中毒，在治疗上可能还好一些”。
　　我恳切地和大夫说：“大夫，您就多费心了！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
　　“治治看，你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大夫走了。
　　我把在家里包的饺子拿给爹吃。看起来，爹的情绪很好，气色也比来时好多了，也爱吃饭了。我鼓励爹爹说：“我看这些日子您好多了，再这样住下去，您会更好的”。爹的脸上也有笑模样了，我的心情也像敞亮了许多。我和爹说了一声：“您好好治病，过几天再来看你”，就走出了医院。
　　在爹爹住院近两个月的时候，我的小弟弟吴超接到了我的信，从石家庄赶来沈阳，我带小弟一起去医院看爹。老爹看到了我们，特别是看到了他的小儿子吴超，显得格外高兴，也不知说什么好了，只是咧着嘴乐。看爹那气色，看爹那精神头，比前几次我看到的要好的多了。和爹说了一会儿话，我和小弟俩去医生办公室看望医生，大夫也显得很高兴，他说：“你们老爷子的病情有很大好转，血色素已增长到6，这出乎我们的意料，照这样下去，老爷子的病好起来，还是大有希望的。我们也在从中找出一些经验来”。
　　我们哥俩听了也很高兴，回到病房告诉爹：“大夫说您的病大有好转，血色素已经上来了很多。照这样治下去，您的病会很快好起来的”。吴超亲切地和爹说：“爹，我和三哥商量了，在伙食上您再加加营养，有什么好吃的您就吃，想吃啥就吃啥，别考虑钱，我们保证让您住好，吃好，尽快把病治好”。看起来爹爹也很兴奋，乐呵呵地直劲说：“好啊！好啊！”
　　时间又过去了1个多月，也就是爹爹住院3个月后，省城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形势，更趋尖锐复杂，近乎白热化。“文斗”不赶劲，便开始了“武斗”，动棍动棒，甚至动刀动枪。传单和小报，不断有某人被抓，某人被打致死的讯息传出。我就真的碰到和见到这样一件事：
　　那是在南站把我弟弟送上火车后，我在南一马路等电车。忽然听到人声吵哴，一个人群拥了过来。在人群中间有四、五个高大粗壮的年青人，看模样像是学生，他们架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车来了，年青人拉拉拽拽，推推搡搡，把人弄上了电车，我也随着上了车。年青人把老人按坐在一个座位上，他们围站在老人周围。车开了，往常电车上总是人声嘈杂，可这次车上却是悄无声息。在那个特殊年代，在那种情势下，社会上人人自危。为了明哲保身，不惹麻烦，无论碰到什么事，谁也不敢轻易吱声，轻易动问，只是默默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我在中途就下车了，他们在哪下车？老人被年青人带哪去了？我都不知道。后来社会上谣传，说某某高校有水牢，一个老教授被造反派囚在那里，后来死去了。我的心里一直在想，怕不是我看到的那个老人吧？直至今天这仍然是我心中的一个疑团。
　　社会上的这种紧张形势，也传染到了机关单位和居民区里。我住的机关宿舍大院就是这样。当时我住的是小二楼。我的邻居宋欲生，为予防派性打砸和坏人乘乱抢劫，把整个楼梯设了层层障碍，用破木板、木条封杀起来，在楼梯入口处还悬挂一个铜铃，这个铃一直通到他的屋里。只要有人上楼，碰到铜铃，外边响起来，他的屋里也会响起来。记得有一次，不知是从哪传出，说是社会上一个以打砸著名的某某造反队，夜间要到我们院内抓人。虽然我们的楼梯已有了层层设防，但还是不托底。为了躲灾避难，我们夫妇俩带上3个孩子，跑到一个同志家住了一宿。听说这个造反队夜间还真到我们院来了，但并没有打砸和抓人。就是这件事，在后来我挨批挨斗时还成了我的一条罪状。造反派硬说我和这个造反队“有联系”，是我把这个造反队“引来的”。我说不是，可人家说：“你说不是，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夜间要来？”我说是听到别人说的，他们要我指出是听谁说的。在那种情况下谁肯承认？我又敢指证谁呢？
　　一九六八年5月，省城文化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军队的支持和介入下，又形成了一个以B派为主导的大联合局面，以此为基础，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这样，B派就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是当然的“入革派”（指入各级革委会），他们春风得意，趾高气扬；而A派和C派虽然也被吸纳“入革”，但那只是给人看的，实际上它们被认为是“保皇派”或“保守派”，是“站错队的”，是“当了3年国民党兵的”，他们是这场斗争中的失败者。他们情绪消沉，愁怅满腹。
　　我作为A派众多成员中的一个，除了情绪不佳外，还多了一份惴惴不安、担心挨整的心理。因为在运动中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诚，我还是很卖力气的，写了不少传单和大字报，积极参加派里的各项活动，被对立面视为“活跃分子”，更重要的是我历史上有所谓“小辫子”可抓。尽管我自己清楚，我没有越格的活动，没有说过过头的话，写的那些东西除了争辩“谁革谁保”外，在政治上不出格，在语言上没伤人。可是我也清楚，在那种年代，在那样一场政治运动中，要想整你，那会有的是理由和借口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后来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可，怕又有什么用呢？不是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等着吧！
　　在这样一种心情下，我又去医院看望爹爹。医生一见面便说：“你来了，我还正要打电话找你哪！你老父亲可以出院了“。
　　我问：“出院，现在出院能行吗？”
　　“行，血色素能够稳定在6，就不错了，再住下去也没什么别的办法，拿点药，回家去养着吧”。
　　我看爹爹的神情和气色还确实不错，可我心里总还是有些疑惑，是真的可以出院了？还是有“文化大革命”的什么因素？但又不便说出来。
　　看到我犹豫的样子，医生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你拿着这个单，办手续去吧！”他把单递给我就走了。就这样，我在住院处结帐交款。爹爹在医院整整住了95天，又随我回到了我的家，还住在那间小仓房里。
　　半个月过去了，1个月过去了，我随着造反派一块学习，一块劳动，甚至还一块出操打靶。我不是神经质，尽管我看到些异样的神情和目光，但总还是没有触动我，我是处在不平静中的平静。爹从医院回来，住的条件虽然不好，说老实话真还不如我们老家的房子。但他的精神和气色都挺好。碰到我们的邻居和同事，他总是高兴地说医院好，大夫好，治好了他这病是“奇迹”。
　　那时，玉环和我每天都忙于上班参加运动，3个孩子都在幼儿园长托，只是礼拜六晚上回来，白天就爹1个人在家。礼拜天孩子们回来，他哄带孙子们玩，还觉得挺充实，可平时他就有点闲的荒了。他总想帮我们干点啥，又找不到什么可干的活计。他发现了一包我们洗干净还没有补的破袜子，就戴上了老花镜，大针小线的补起来。补的横一针竖一针，虽然不怎么好看，但总是不破了，更重要的那是年近古稀老爹的心意啊！他老人家是总想力所能及的帮我们啊。玉环看到了，笑着说：“爹，您老别补了，以后我们买尼龙袜子，那东西经穿，这线袜子也就穿不多少了”。
　　爹爹郑重地坚持道：“这袜子就坏了1次，补上都能穿，扔了怪可惜的。这要在乡下，1双袜子要补好多次哪！”
　　我在旁边打圆场地说：“爹，您补这些就够我们穿一阵子的了，再别补了。在屋里呆不住，您就在院子里或者街上走一走，蹓一蹓。可别往远走，城里不像乡下，车多人多，现在社会又挺乱，别说话，别走丢了”。爹再没有说啥，看来是听从了我的意见。
　　按照我们的想法，爹爹只要能住得惯，就在这住下去吧。我知道爹也是这么想的，他不愿回乡下去，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可就在这时，省革委会的令下来了，7月初，省直机关全体干部集中办学习班，不准缺席，不准请假，双职工有小孩的，主要的一方去，留下一方照顾家。离集训没有几天了，我是非去不可：玉环带着3个孩子，她不仅要照顾孩子，还要在机关里参加运动，这样一来，可就没有办法照顾老爹爹了。我和爹商量，要把他送回乡下老家去。我看到爹爹的眼圈湿润了，老人家是不愿意走啊！我安慰他：“爹，您别难过！您先回去住一段，待运动稳定了，我再把您接过来，那时您愿在这住多久就住多久。现在实在是不好办啊！”爹理解了我们，他没有吱声，走回小仓房包起了他那几件换洗衣裳，就随我一起上了火车站，爹没有让我送，他说他自己走行。我们分别了，爹哭了，我也哭了。我满以为有一天我会再把爹接我这来，在我这长远的住下去。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我们父子的最后诀别！从此就再也没有能够看到爹爹！这竟成了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爹爹从沈阳回到乡下老家的情况，是在我从昭盟插队回来，即爹爹去世10个年头的一九七九年春，我回家乡时广生侄儿给我说的。
　　爹爹刚回到家乡时，哥哥、弟弟和侄男侄女们，看到老人家跟去沈阳时确实不同了，气色也红润些了，人也显得精神了，心里都挺高兴。认为还是沈阳的大医院有能耐，把老爷子的病给治好了。爹的心情也很不错，对家里人和街坊邻居们，总好津津乐道讲述他住院的事，说那大医院的大夫们怎么高明，说他的病在全国都“很少见”，大夫说能治到这个程度，这都是个“奇迹”。
　　爹在为自己的病能好到如此程度而庆幸的同时，他还在为吴坚、吴强的挨批挨斗牵肠挂肚。
　　他问吴强：“你和你哥哥的事怎么样了？他们还批斗你们呀？不会有什么大事吧？”
　　吴强满不在乎地说：“爹，您放宽心！没什么大了不起的，现在已经没什么批斗了。我哥和我都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们不能把我们怎么的。大不了我们不干了呗！还省得操心费力还不讨好。”
　　爹爹的心像放下了一些，说：“没什么事就好啊！”接着他叹了口气，冲吴强说：“唉！也不知你三哥那边怎样了？”
　　“爹！我估计三哥那边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就是真有什么事，咱们也帮不上忙，您就别操心了！”
　　爹又长出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都是自家的孩子，怎么能不操心呢？！”从爹回乡到第二年春天，由于村里的造反派也没多大闹腾劲了；我这边的情况他又不知道，尽管在心里还总牵挂着我；我哥哥和弟弟的事也还没有落底；身体也没有发现什么大的不适，因此日子过得还算比较平静。
　　转过了年，也就是一九六九年的三、四月时，念初中的侄女冬梅和同学们大串联，转游到了沈阳。当时我还在盘锦，是玉环接待了她们，并留在家里住了一宿。
　　在晚间闲说话时，冬梅问起了我：“三婶，怎么没见到我三叔？他上哪去了？”
　　玉环告诉她：“你三叔上盘锦了，省直机关的大部份干部都去了”，随后也就和她讲了我挨批挨斗、被专政的情况。在冬梅临走的时候，玉环就嘱咐她：“你爷爷身体刚好，你三叔的事你别告诉他，免得他老人家着急上火”。可冬梅毕竟还是个孩子，孩子是藏不住真话的。当爷爷问她串联去没去沈阳？看没看到你三叔时，冬梅便把玉环和她讲的话，给爷爷说了一遍。爷爷着急地问：“专政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把你三叔给抓起来了？”冬梅似乎也不太懂，她歪着头瞅着爷爷说：“不是吧，三婶没说啊。可能就像咱们队管‘五类分子’那样吧。”
　　爹再没吱声，冬梅走开了，可爹的心事更重了。情绪一天比一天消沉，饭量一天比一天减少，人也开始消瘦了，气色也又显得苍白了。当我哥哥吴坚，弄明白了老爷子为什么突然变态的缘故后，还把冬梅好顿埋怨，说她不应该和爷爷讲三叔的事。冬梅还显得有些委屈，嘟囔着说：“哪爷爷问我，我不能撒谎啊。再说三叔那事是真的，爷爷早晚总会知道的”。是啊，孩子说的对，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挨批挨斗、被专政，这么大的事怎么能瞒得住呢？瞒得了今天，瞒不了明天。而且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亲人，也是不应该隐瞒的。只不过是这个时候不好，老爷子的病刚好，身子骨还比较软弱；而且他的心事又重，自己又解不开自己的“疙瘩”，故而才有了这一连串的不良后果。
　　爹爹在这样忧郁的心情下过去了两个多月，人又瘦了许多，又显露出一幅病态模样。一天他和吴强说：“强儿，爹这些日子心里总觉得堵的荒，怕不是胃里长什么了吧？”
　　吴强劝慰他说：“爹，您那可能是忧虑我三哥的事，心胸不开阔造成的。您想开一点，没有过不去的火熖山。再说，您就是把身子愁坏了，也顶不了什么用啊”。爹点点头，想想也是这么回事。
　　
　　从这往后，爹爹吃东西起了变化，不但吃少了，而且不愿吃大米饭和高梁米饭；就愿吃发面的，愿吃馒头、大饼子，并且常常叨咕胃不舒服，胃疼。随着时日的增加，吃的越来越少，胃疼的次数也多了。看到爹爹这种状况，吴坚和吴强经过商量，认为应该上医院治疗。可去哪里医院呢？上沈阳是最好了，可是现在吴非在盘锦，人回不来，又不知沈阳大医院现在是什么情况。看来沈阳是去不了啦；去县医院，到是近便，可它们医术不行；于是，确定要到鞍山去。由吴强和广生陪爹到了鞍山医院，经过诊察、贝透，确诊为“胃癌晚期”。当时他们并没有告诉爹，只说是“胃溃疡”，疮面挺大。吴强询问有什么办法治疗，大夫讲，眼下除了手术，还没有别的更好办法。
　　吴强和广生商量，确定要给老爷子做手术。大夫迟疑了下，说：“病人到现在这个程度，手术也不一定十分理想”。
　　爷俩坚持，只要有一分希望，也要努力去争取。于是爷俩去做老爷子工作。
　　开始爹不愿做，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动手术要花不少钱哪！就拿点药回家慢慢养吧”。
　　吴强说：“爹，钱你就别考虑了，病好了，钱，我们哥几个会想办法的。动手术把病拿出去，好的也快。您不是说好了后还要去我三哥那住一段吗！你像这样病着咋去呀？”爹点头了，手术约在3天后。
　　回家后和吴坚讲了，吴坚表示：“你们这样做对。动手术好了更好，就是不好也算尽到做儿女的责任了”。于是哥俩凑足了手术费，按预约日子又去了鞍山。
　　大夫按常规为爹爹切开了胃，发现肿瘤几乎已经长满了，于是把胃又照样缝合起来。大夫脱掉了手术服洗了手，把吴强爷俩叫到了医生办公室，把手术情况和爷俩讲了，说：“现在已经不能手术了，强行做也没什么意义了”，并嘱咐说别把这一情况告诉老爷子，就说病灶已经拿出去了。回去后他想吃什么，就吃点吧！并把一个处方递过来，说：“你们拿点药，一个是养胃助消化的，尽量让他多吃点东西；一个是止疼的，老爷子疼厉害时，就给他吃一片，让老人少遭点罪。”
　　爷俩按照医生说的，和老爷子讲了，爹还真的相信了，心情好像也轻松了些。回家后，当有人问道他做手术情况时，他还高兴地告诉他们：“病拿出去了，现在好多了”。吴坚、吴强听了后，心里一阵难过。心想，老爷子啊，你还蒙在鼓里哪，您的时日已经不多了！可我们当儿女的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了！
　　爹爹的病情变化挺快，从鞍山回来也就半个多月吧，病情明显加重，胃疼次数增多，吃东西也变得单一了。开始就想吃油炸糕，别的东西吃不下。侄男侄女们每天跑到镇上去买，去不了就找人给捎；吃了10天半月的，炸糕不吃了，又想吃炸油条，这又每天到镇上去买油条；又过了些日子，油条吃不下去，又提出要吃烧饼，烧饼不吃了，又专门吃馒头。想吃是一回事，能吃多少那又是一回事。到阳历11月时，爹爹1顿饭连1个馒头或1个烧饼，都吃不下了。这时爹爹提出想吃饺子，家里精心给他包了不到20个，可他只吃了两个，便吃不下去了。这时，爹爹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了。爹知道自己怕是活不长了，就和吴坚说：“爹怕是活不长了，你给吴非拍个电报，爹想看他啊！让他赶紧回来一趟。晚了，怕是看不着了”。
　　按照爹爹的吩咐，吴强给我拍了封“爹病危，速归”电报。
　　3天过去了，5天过去了，10天过去了，吴非还是没有回来。可他们哪里知道，我根本就没接到什么电报。天知道，是谁把电报给扣下了？咳！在那个时候，还能有谁呢？！除了那些人，谁又敢随便扣压他人的电报呢！
　　这之后，爹每天都在叨念：“非儿怎么还没回来？是不是把爹给忘了？！……”
　　吴强说：“爹，您别瞎想，三哥是不会忘掉您的。可能是人家不让回来呗！”
　　“不让回来，……不让回来，……自个的爹爹病重还不让回来！他们的心怎么那么狠！难道他们就没有爹妈？！……”念叨，念叨，就迷糊过去了。就这样，一直到爹爹弥留之际，总是这样喃喃地念叨着。就如开头写的那样，他老人家终于没有盼到我，就含泪，睁着眼地走了。而我，由于那些不近人情的人们的缘故，不但爹爹病重时没能回去，伺候几日；就是爹爹故去后，也未能让我回去看上一眼，为老人送终！现在我每每想起来，总觉得愧对爹爹！我没有尽到做儿子的孝道！可我那也是身不由已啊！亲爱的爹爹，您的在天之灵，能够谅解和宽恕您的这个儿子吗？！我常常在想，若不是那个时代，若不是那场运动，我怎么也会早一些把爹再接来送到医院去，该治疗就治疗，该手术就手术，爹爹也许就会好起来；即使不能彻底好，怎么的也会多活几年的。后悔药是没处买的，可这又能怨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