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现行反革命”

　　春天来了，和煦的阳光抛洒在冰封的大地上，雪融化了，树泛绿了，预示着春耕大忙的季节已经走近了。胜利塘水利建设第一期工程基本结束，奋战在工地的各个大队陆续撤回原驻地。我所在的连队，也于我全休结束的第二天回到了驻地。连队人多热闹了，这个孙家小屯也显得生气多了。
　　午间从伙房出来，按排长吩咐，我还是到西院孙大爷家，和吴士林一起学习和反省问题。路上士林和我说：“后方来人了，可能又有什么动作吧”。
　　我问：“谁来了？”
　　“我没看着，听说是顾指导员，还有一个女同胞”。士林这样说着。
　　我不以为然地说：“爱谁来谁来，反正我们已经是这样了，破鼓众人捶吧”。
　　“后方”，是指后方连队。在来盘锦前，各单位都把人员一分为二；身体好的，战斗力强的，编为前方连队，由连长带队，来斗批改的第一线――盘锦；多数女同志和老弱残的，编为后方连队，由连指导员带领，边照顾单位业务工作，边搞斗批改。
　　说起顾指导员，他叫顾宇执，六一年大学毕业生。小个头，脸略园，颏略尖，鼻梁上跨着副高度近视镜。他喜欢书法，精于照像。说起话来斯斯文文，有板有眼，俨然一副学究模样。“文化大革命”来了，他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喊得响，跳得高，而且咬住一个理，至死不放松。在A、B两派斗争的反复中，他参加的B派曾一度处于下风，A派在单位掌了权。而他，顾宇执，竟跑到外面去，长期不回单位，和社会上的B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运动的形势是千变万化的。由于“支左”部队选定和支持了B派，使B派又翻过身来，成了“革命”的“正确”的造反派；A派则成了“保守”的站错队的保皇派”。而他顾宇执，就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得到造反派的支持和拥护，当上了连队指导员，成了前后方连队的一把手。所以顾指导员的来，还是格外引起像我们这些挨批挨整“对象”注意的。
　　晚饭前，士林和我一个在地上一个在炕上，闷头看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宣传材料。副连长小黄和排长老马进屋来了。士林站了起来，我赶紧从炕上下了地。没等我们开口，只见小黄捅了下排长，老马稍一楞神：“好，那我说，你们俩站过来，这有个东西你们看一下！”说着从牛皮纸档案袋中抽出一张16开纸大的胶片，放在我俩面前，说：“你们看看，这胶片上的毛笔字，像连内谁的笔体？好好看！细点看！”这胶片照的是一张报纸，在它的右上角有一个毛笔字“党”，在左下角有5个毛笔字：“坏人整好人”。字写的不错，有点笔体。
　　我俩端详了好一会儿，即没看出什么名堂来，更没辨认出像谁的笔体。我俩都摇摇头，说：“看不出来！”
　　小黄这时也结结巴巴地发话了：“你，你，你们再，再。再仔细看看，这，这，这字像你们身边谁的，那，那，那个笔体！”于是，我们俩又翻过来掉过去端详辨认了一阵，还是摇摇头，表示“辨不清”“认不准”。看到这种情形，他们再没说啥，把胶片又装进档案袋走了。
　　晚间，刮了一宿大风，窗户被刮得“哐楞、哐楞”直响。我躺在炕上很长时间没睡着。一直在想着胶片上毛笔“字”的事。那是谁写的？造反派抓住这个要说明什么？他们要在这上作什么文章？想不出。唉！管它呢。一阵更加猛烈的窗户“哐楞、哐楞”声过后，我不知不觉地睏过去了。
　　大概是在这政治特别敏感的岁月里，人们政治嗅觉的灵敏度也提高了。一早起来，我就觉着气氛有点异常。人们神情木然，紧张着，忙碌着，按步就班作完“功课”后，不声不响地走向了伙房。我是最后一个出屋的，待我走到伙房后院时，惊呀发现在伙房的后墙上挂出几条横幅标语。写的是：
　　“后方连队揪出两个现行反革命，是斗批改的伟大胜利！”
　　“坚决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向东、肖侠！”
　　“现行反革命分子向东和肖侠不投降，就叫他（她）灭亡！”
　　“向后方连队学习！向后方连队致敬！”
　　我的脑袋激灵一下，他们俩怎么会成为现行反革命呢？这是怎么回事。我猛然想到，是不是和昨晚给我们看的胶片上的毛笔“字”有关？那上边的“字”是他们写的？可那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脑子里很乱，有许多问号。我快步走向伙房，很怕有人看见我站在大标语前发楞。吃饭中间，连长胡朋宣布：
　　“饭后开大会，全体人员参加，大家不要走远”。
　　此刻我才注意到，屋内墙壁上又多了许多条标语，不外是：
　　“向东、肖侠塗写反标罪该万死！”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向东！”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肖侠！”
　　“前方后方加把劲，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
　　会议开始了，胡朋说：“请大家鼓掌欢迎顾指导员来前方指导工作！”一阵掌声。
　　顾宇执站了起来，他先摘下眼镜用手绢擦拭了下戴上，才慢悠悠地说：“造反派同志们，革命群众们，我代表后方连队全体革命同志，向胜利完成胜利塘水利建设工程的你们表示祝贺！”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同时我也要向你们报告一个特大喜讯，后方连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连续作战的作风，揪出了涂写反标的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向东和肖侠，这是我们连在斗批改中取得的又一伟大胜利！”几个连头头鼓了几下掌，意思是带动大家也鼓掌。不知是大伙听直楞了，还是心里想什么把这个事给忘了，竟没有人跟着鼓。顾宇执干咳了下，副连长吕芳赶紧倒了杯水，送到顾的跟前。顾没有立即就喝，而是从自己的档案袋里拿出了那张胶片，高高举起说：“大家请看，这就是他们涂写反标的罪证！”他喝了口水，又擦拭下眼镜，说：“我给你们说，为什么说这是反标呢？你们看“坏人整好人”这5个字恰恰是写在一位老工人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上，这不是巧合，也不是偶然，而是他们为全国最大党内走资派刘少奇喊冤叫屈，说刘少奇是好人，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会国人民批斗他，是坏人整好人，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这右上角还有个“党”字，这是什么意思？联起来是说，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批斗刘少奇是坏人整好人，这不也是在攻击我们的党么！你们看，他们有多恶毒啊！”
　　听到这，我倒吸了口凉气，心想：这“纲”上的可真够硬啊！不愧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是真有“水平”啊！场内也泛起一阵嘀咕声。
　　副连长吕芳胖脸上激动的通红，站起来，带头喊起来：“坚决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向东！”“坚决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肖侠！”
　　口号停下来，连长宣布：“各排回去进行讨论，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深入揭发和批判向东和肖侠的反革命罪行。两个吴你们回住处，在考虑交待自己问题的同时，要彻底揭发向东和肖侠的问题。”
　　会议散了，我的脑子乱哄哄的，一个问号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打转转。这是怎么了？他们怎么会是反革命？他们怎么能成为反革命？就这样，我和士林俩谁也没有吱声，默默地走回了住处。这半天，这一夜，我一直在思索这一问题。
　　向东，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解放后上的中学，一九五0年他17岁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进入县钢铁厂当了一名工人，由于他工作勤快，待人热情，每天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协助车间和厂里，做了许多宣传文化工作，如写板报，组织工人读报，学习文化啥的，受到领导和群众好评，因而很快便被吸收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抗美援朝战争最激烈的一九五二年，他怀着对美帝国主义无比的仇恨，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所在的部队，原本是对新兵经过一段训练后，是要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可是，由于朝鲜战场上形势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打着“联合国旗号”的侵略军，感到战争实在打不下去了，只得告饶，同意坐下来谈判，部队才没有继续被派过朝鲜去。
　　那是一九五六年仲春，春寒已经过去，树木披上了绿装，这一天，阳光明媚，暖风习习，向东所在的连队，在连长、指导员带领下，来到了驻地附近的练兵场，进行手榴弹抛掷演练。此时的向东已是连部的文书了，他要协助连长记录和考核士兵演练成绩。按照连长的安排，他便站在了新兵排一起。投弹开始了，1个，两个，3个，投掷都有很大进步。连长满意地看着这一个个刚穿上军装，还有些稚嫩的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心想这拔新兵确实不错，只要好好教导，保准都会成为优秀士兵、合格的战士。想到这，他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就在他转身想去察看别的排队演练情况时，就听有人大喊一声：“快躲开！！”他急掉过身一看，就见在10几米远处一个新兵跟前的地上，有一个“哧！哧！”冒烟的手榴弹。而那个战士似乎还没楞过神来，还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他的脑子一闪：“新兵投弹出错了！不好，要出事！”就又大喊道：“都给我躲开！”
　　他正要跑过去，就见一个人从队列中飞快跑了过去，一下子把那个新战士扑倒出两米多远。就在这时，“轰”地一声，火光四起，手榴弹爆炸了。新战士得救了，扑倒过去的人却昏了过去，他的身子被炸起来的泥土埋了半截。这个人就是向东。他被送到了军队医院，经过紧急抢救，生命无大碍，只是一条腿由于离爆炸点近，已被炸得粉碎，若不及时处理，将会危及生命。在连长、指导员和战士们的泪花中，他的左腿被锯掉了三分之二，从此，他成了一个光荣的残废军人。
　　向东在医院里一住就是大半年，身子养好了，只是一条腿被截肢了。虽然国家为他安上了假肢，可部队是不能呆了。那我回去又能干什么呢？他迷茫过、悲观过，自己也曾偷偷地哭过。就在这时，连长、指导员告诉他，部队党委决定，保送他上大学，要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国家有用人才。就这样，他在一九五七年，跨进了大学门槛。经过4年的刻苦学习，他胸有成竹，满怀抱负的走上了工作岗位。由于他学识扎实，功底深厚，工作中善于动脑筋，肯于钻研，业务工作干起来得心应手，很快便成为单位一名优秀的专业干部。在工人堆里长大，在部队的熔炉里磨炼，形成了他倔强的性格，敢说敢为，永不服输。说起他写字，那可真是“字如其人”，骨架硬朗，棱角分明。
　　再说肖侠，她是我所在单位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女孩子，高中毕业后就被抽来机关工作。按她的心思，论她的聪明和才气，她是一心想上大学，而且也还是满有希望的。就是因为工作需要，领导不批，她也就安下心来干工作。她有个弟弟，比她小两岁，在她的支持和鼓励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她没有能上大学，便把整个心思和希望，都寄托在弟弟身上。她经常写信鼓励弟弟，要他在部队好好干，在习武的同时，不要放弃文化课的学习，争取考上军事院校，做一个有知识有作为的革命军人。她的弟弟，也真不负她的期望，在部队里进步很快，并不断把进步和成长的讯息，报告给姐姐，使肖侠感到欣慰。肖侠在单位里表现的单纯，热情，有青年人那股闯劲，说话做事没有那么多框框和顾忌。她写的字也很不错，自由，流畅，潇洒，在“文化大革命”中，“A派”的不少大字报，都是由她抄写上墙的。
　　就是这么两个人――向东和肖侠，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怀着“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满腔热情，组织起来向当时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进攻。随着运动的深入，由于对单位和社会上某些领导干部的认识不同，是“保”还是“革”，从而分成了派别，向东和肖侠便成了单位“A派”的头头，于是两派便都在“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口号下，在单位和社会上打起了派仗，愈打愈凶，反反复复。向东和肖侠。可谓根红苗正。头上没有“乌纱”，历史上没有“小辫子”，故成为“A派”当之无愧的斗士和头头。“B派”为了搞垮“A派”，本着“擒贼先擒王”的战略，对之一直是“恨之欲擒”，却又“取之乏术”。在省革委会成立，正式宣布“B派”是“革命造反派”，“A派”当然是“保皇派”“保守派”。两派的斗争以“B派”获胜而结束时，“B派”给“A派”扣上了“反军”大帽子，向东与肖侠则是“反军派”的坏头头，企图以此罪名，搞垮斗臭向、肖2人。面对两个人的实际情况，一个是为掩护战友而致残的荣誉军人，一个是支持和鼓励弟弟参军的军人家属，说他们反军，造反派自己也觉得有点贴不上，舌头有点短，因此，吵吵一阵也就没劲了。如今，他们是大权在握，又捞着一些所谓的“罪证”（咳！谁叫他们俩乱写乱划啦！），那可真是“欲加之罪”又庆幸“有词”了。我终于把头绪理清楚了，什么“现行反革命”？这就是派性，这就是政治。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真话谁都有，不露是好手”，明哲保身，也只好如此。但愿这样的“政治”，能够尽早一些结束。据说，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向、肖态度强硬，拒不认罪；二是前方连队造反派战斗力强，顾宇执与连部头头们筹划了一个重要决策，即把向东、肖侠弄到前方来进行批斗。造反派干事是决不拖泥带水的，说干就干。就在顾宇执回沈后的第三天，两名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便被押至连部驻地。为了不给向、肖喘息之机，并且能在即将开始的春耕大忙之前，把这一所谓“战役”拿下来，从顾指导员走后，连内各排便开始了紧张的“备战”活动。凑集揭发材料，指定专人发言，创造宣传声势等等。这样一来，也就无人顾及我们，我和士林俩反倒清闲和消停起来。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倒真是愿意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和“被忘却了的人”。
　　会场仍在伙房，横额上写着“彻底揭发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向东和肖侠罪行大会”，在向东和肖侠的名字上划上了红“×”。屋内四周贴满了浓烈火药味的标语，什么“坚决打倒涂写反标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向东！”“坚决打倒涂写反标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肖侠！”“向东、肖侠拒不认罪、继续顽抗，绝没有好下场！”“向东、肖侠不投降，就叫他（她）灭亡！”“坚决把向东、肖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她）永世不得翻身！”等等。一男一女两名造反派把向、肖俩带进了会场。屋内鸦雀无声，人们用各种不同眼光注视着他们俩。向东和肖侠没有怯阵，显得还是那么从容，脸上似乎还流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他俩被安排在被批斗位置上。随着胡朋喊道：“把吴非、吴士林也带到被斗席上去！”我俩的各自排长应声把我俩送到向、肖两边。我和士林交换了下眼神，意思是：造反派不会让我们闲着的。
　　一切安排停当，胡朋宣布：“彻底揭发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向东、肖侠反革命罪行大会现在开始！谁先说？”
　　话声刚落，造反派的干将肖因站了起来，可能是由于激动，他的脸涨得通红，那块抽动的肌肉频率更多，话也更结巴了、“我、我、我先说：……向东，你、你攻击党，攻击――那个工人阶级，攻击那个广啊广大人民群众，说他们是那个‘坏’人，说、说、说那个刘少奇这个这个最大走资派是那个什么‘好人’，你有没有这个那事？你的那个黑心何在，你要老啊――实交待！”
　　“对，让他交待有没有这事！”会场上许多人附和着喊起来。
　　向东冷笑了下，平静地说：“我没有攻击党，没有攻击工人阶级，那都是你们说的。我从来没认为批判刘少奇是“坏人整好人”，那是你们硬要那么说的”。
　　“向东不老实！”“向东在抵赖！”“向东顽抗到底，绝没有好下场！”场上又喊起来。
　　喊声停下，向东只说了一句：“你们随便说吧！反正没有的事我决不承认”，就再也不吱声了。静、静，会场难堪的静了下来。
　　顾宇执可能有点坐不住了，他一边用手绢擦眼镜一边站起来说：“同志们，拿出革命造反派的勇气来，要把反革命分子的气势压下去！不把向东、肖侠批倒斗臭，绝不罢休！”
　　“报告连长，我说！”副连长吕芳手里拿着讲稿，用手撩了撩垂到额上的头发，说：“现行反革命分子肖侠，涂写反标，说批判刘少奇是‘坏人整好人’，证据确凿，你为什么要这样写？你必须交出你的黑心！我们革命造反派，心明眼亮，你是赖不掉的，也是滑不过去的！你不老实交待，顽抗到底，绝没有好下场！”
　　“对，我们大家要肖侠交待她涂写反标的动机和目的”，连长胡朋这样插话鼓动着。
　　“对，要她交待为什么要涂写反标？”会场上几乎是一口同声地喊起来。
　　肖侠用眼睛扫视了会场一下，不以为然地平静地说：“在后方我已经说过，那字是我写的，但那不是反标，那是我在和同志闲说话时随便写出的。”
　　“不对！肖侠在狡辩！随便写你怎么不写别的，徧徧写‘坏人整好人’？”徐红根这样叫起来。
　　“对，你说，你为什么不写别的，徧徧写‘坏人整好人’？”又有几个人在大声附议着。
　　肖侠不紧不慢地说：“情况是这样，在一份小报上报导一个材料，说是城市一些地痞流氓组织一个造反队，批判和揪斗平时监管他们的一个街道公社书记，最后把书记给整死了。我们认为这是坏人整好人。因为嘴里说这个事，顺手也就把它写在报纸上了，”
　　“你撒谎！你瞎编！你把那个小报拿出来！”徐红根声嘶力竭地这样喊起来，手还狠劲地指点着肖侠，会场气氛顿时哄动起来。
　　看来会场的气分对肖侠没大影响，她还是那样从容地说：“我没有撒谎，这是真的。那阵每天小报、传单那么多，看过随手就扔了，记不准是什么报，所以我现在也就拿不出来了”。
　　“不对！不对！不交出那份小报，你就是撒谎！”会场又是一阵喊叫，一阵骚动。
　　“肖侠，你说：“坏人整好人”的字，是在谈论小报上材料时随便写出的，那我问你，你为什么徧徧把它写在老工人批判刘少奇那块文章上？”连长胡朋又提出了新的质问。
　　“这不奇怪，写字时报纸就在桌子上，我根本没看报上的文章，那块方便顺手就写上了呗！”肖侠这样回答着。
　　“革命的同志们，我们不要听向东和肖侠的狡辩，他们涂写反标的证据确凿，他们是赖不掉的！”顾宇执回手去取档案袋中的那张胶片，差点把眼镜碰掉下来，赶紧用手扶住，戴好后把胶片高高举起说：“这就是证据。我们是重证据，不重口供，他不承认，照样定他的案。狡辩只能证明他们态度不老实，只能证明他们要和革命人民为敌到底”。
　　“对呀！我们不要听他们的狡辩！他们顽抗，他们不老实，绝没有好下场！”徐红根又这样喊叫起来。由于过分激动，他额头上的青筋都暴露了出来。
　　“向东，肖侠涂写反标，证据确凿，就是反革命！”
　　“向东，肖侠态度不老实，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彻底揭露和批判向东和肖侠的反革命面目，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一阵口号声过后，连长胡朋宣布：“批判大会暂时休会，什么时候开，听通知。”这时他冲着向东、肖侠提高了声音说：“我代表革命人民警告你们，要端正态度，彻底交待问题，向革命人民低头认罪。继续顽抗，是没有出路的！”
　　会散了，人们走开了，向东和肖侠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样，平静地走回了各自的住处。
　　
　　批斗会过去两天了，连里竟没有什么动静，很显然，批斗会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目的，是批斗不下去了？还是所谓的“阶级斗争又有什么新的动向？”人们猜测着，等待着。
　　又过了两天，连里宣布，按照大队布置，要连队全部总动员，打好秋收这一仗，做到颗粒归仓。肖侠要和女同志一起，参加秋收劳动。考虑到向东身体状况，留在住处，帮助食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秋收结束，干校学员撤返回沈的消息证实了，连队吃过散伙饭，即将返沈的头一天，连队把向东找到了连部。一进门，顾宇执、胡朋等几个头头，显露出热情关心样子，让向东在椅子上坐下。胡朋先开腔：“怎么样向东，身体还好么？”
　　“托毛主席的福，一时半会地还死不了”。向东这样冷冷地回应着。
　　顾宇执一边把擦拭好的眼镜戴上一边说“那是！那是！咱们都托毛主席的福，有个好身体好干革命嘛”。向东不屑地瞪了他一眼，没有吱声。
　　这时，胡朋从档案袋里抽出了一张纸，说：“是这样向东同志，在干校的斗批改已经结束了，明天就要返回沈阳了，对于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也该有个结论了，你看看这个材料并签个字，就……”
　　“那么请问各位头头，我到底有什么错误？”还没等胡朋说完，向东就这样质问着。
　　“当然喽，还不是什么敌我问题，是一般性政治错误”。
　　付连长吕芳插嘴说：“你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在运动中站错了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不就是政治错误嘛”。
　　向东毫不客气地提高了嗓门说：“你少跟我来这套！我没有站错队，也没有犯错误，中央领导明确表态，辽宁三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你们不听中央指示，自认正确，派性恶性膨胀，压两派，大整革命群众，给许多人造成极大烦恼和痛苦。更为严重的是，你们抓住一点，无限上纲，利用大字报、大字块，给革命群众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大会小会进行批斗。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是你们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你们应该向广大群众赔礼道歉！给我和肖侠在同样范围内公开平反昭雪”！
　　向东这一番有理有据、义正词严的话语，在场的几个头头都楞住了，互相瞅了瞅，不知怎样回应。指导员顾宇执显然是被激怒了，似乎想要发作却又憋了回去。他站了起来，摘下的眼镜也没顾得擦，就结结巴巴地说：“向…向啊东，你这…这…是强词那个……夺啊那个理，按你啊这…这么说，还…还是那个…我…我们错了？你这么个啊…态度，咱们之间…就没…没什么可说的了。”
　　胡朋气呼呼地说：“既然没什么可说的，咱们就不谈了，走！”随着几个头头也都附和着：“走！”，跟着胡朋走出了连部。
　　向东冷笑着哼了一声，说：“走，走了和尚，走不了庙，不承认的错误，不给我们平反是不行的。”
　　
　　转过年的1970年春，省直机关干部开始陆续下去插队，在省革委会既定的干部插队强力政策督促下，在造反派软硬兼施、多管齐下的强大压力下，向东这个二等甲的残废军人，不得不随着诸多老革命、老干部、卧病在床的人们一起，被所谓照顾下到辽南和辽东的农村插队落户，而他的所谓错误也一直没有结论，直到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得到平反纠正，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