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不死，就得交待！”

　　住进医院整整10天了。病痛的感觉已经没有了，只是感到十分虚弱，活动的多一点，就心跳，就冒汗。老石头的病也好多了，也能够下床慢慢活动了。由于我们俩同病相怜，按照造反派说法是“臭味相投”，叫作“豁嘴子吃肥肉――肥（谁）也别说肥（谁）”。由于两个人能够唠到一起去，有些时我们俩就一块儿到食堂吃饭，一块儿漫步活动，这样一来还真的减少了点彼此的孤独感和寂寞感。我们两个所谓的“牛鬼蛇神”，在火药味极为浓烈的时代里，由于病，由于要命的病，难得地住进了医院，过起了暂时清闲和宁静的病床岁月生活。
　　傍晚时分，我和老石头俩活动回来，坐在床边上闲唠。猛然一种“嗷――呀，嗷――呀”的干嚎声从远而近，随着一阵“匹楞扑楞”脚步声和开门声，四、五个人拖架着一个浑身黑乎乎只有两个眼睛是白色的人进来，这干嚎声就是从这个人的口中发出的，听声音这是个女人。我和老石俩惊诧地站起来，注视着这将要发生的一切。这些人没有吱声，也没有理会屋内的人，径直把她拖架到我里边的那张闲床上。孙大夫，卫生院医生和护士小王都过来了。很明显这是一个被烧伤了的患者。两个医生一边察看患者那被烧焦了近乎秃了的头部、烧伤的脸和手，并一点一点解开被烧糊了的衣裳，察看身上的烧伤；一边对护士小王说：“给她登个记，填个病志”。
　　小王拿过张病志表问道：“患者叫什么名字？”
　　“她叫张燕。是反革命家属，是‘特嫌’”来人当中有人这样回答。
　　正在察看患者伤情的孙大夫，回过头瞅了答话人一眼，说：“到医院都是病人，不分这个那个的”。
　　问话的小王也嘟囔了一句：“监狱里犯人有病，该怎么治也得怎么治”。随后又问了年令、原单位、哪个大队、哪个连队，并一一地填在了病志表上。
　　这时，医生把患者的伤情都察看完了，孙大夫边给患者听诊，边对护士说：“患者大面积烧伤，伤的很历害。眼下心肺还听不出啥。你先给清洗一下伤面，消消毒，而后给她打一针止疼针，服止疼药，再配上两片镇静药。让她尽量减轻或止住伤痛。让她最好能睡一觉。”吩咐完她转过身问道：“你们谁是负责的？”
　　一个带袖标满脸横肉的大个子粗声粗气地说：“怎么的？有什么事你说吧”。
　　孙大夫说：“是这样，患者是大面积烧伤，伤的很历害，我们只能给她简单处理一下，要治疗必须尽快转到省城大医院，不能拖，明天就得去！”
　　“她能死不？”来人中又一个人这样问。
　　孙大夫慢条斯礼地说：“暂时看还没有问题。如果治疗不及时，伤口感染化浓，并发别的病，那就不好说了。”
　　“好，那我们回去向领导汇报一下。那咱们走！”那个大个子这样说着，他们几个就转身走出了病房。
　　他们走了，大夫们也走了，只有护士小王在为患者打针、灌药和清洗伤面，进行消毒。而在这整个过程中，患者“嗷――嗷――”的干嚎声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始终未停。忙碌得满头大汗的小王有点不耐烦了，她嗔怒地说：“你忍着点！别那么直劲叫喊”。可能是护士的话语起作用了，也许是镇静药发挥作用了，患者的嚎叫声越来越小，只剩下“嘿――呀、嘿――呀”的倒气声，她睡过去了，病房里稍稍静一些了，我也就慢慢地睏过去了。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一阵突如其来的脚步声和开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了。在病房微弱的灯光下，从门外先后进来有10来个人。我看了一眼腕上手表，恰好是12点35分。心想，这都半夜多了，他们到病房里来干什么？噢，孙大夫白天不是说，要连夜把烧伤的患者尽快送回省城大医院吗，他们可能是要连夜把她转院吧！看来造反派还真有人道主义精神哪！就在我心里核计的工夫，这伙人已经走向了里间屋。我侧着身子躺着没有动弹，静听着里边的动静。
　　“张燕！张燕！起来！起来！”几个人齐声叫喊着。
　　只听见“嗷――呀”一声，随着是“咯吱、咯吱”铁床的声音。
　　“不能让她躺着！她自个起不来，把她周起来。”听得出，说话的就是傍晚送她来的那个满脸横肉的大个子。
　　有人指点着：“把被子和枕头落起来，让她靠着。”
　　一阵响声过去，只听“嗷――哟――嗷―――哟”，大概是满身烧伤的患者，被折腾疼了，忍不住又大声嚎叫起来。
　　“你嚎叫什么？疼死你活该！”造反派发怒了，恶狠狠地斥哒她。
　　听到这我明白了，他们原来不是让患者转院的，是来批她斗她的，怪不得这么凶。我说呢，造反派怎么会突发善心了。我在心里嘟囔一句：造反派就是造反派！我没动弹，还继续在聆听着里间屋发生的一切。
　　“张燕，你老老实实交待，你为什么要放火？”
　　“对，你为什么要放火？讲！”几个人同声附和着，声音越来越高了。
　　“嗷――－我――我――疼啊”显然是那个烧伤患者有气无力，断断续续的声音。
　　“你疼，烧不死，就得交待！”
　　“嗷――我，我没有放火，我有错误，我，我――没有把火看好，这是这是我的错，可，可我真的没有放火”
　　“不对，这火就是你放的，你这是在进行阶级报复，是向革命造反派的猖狂反扑。”显然造反派是有备而来，给她“上纲”了。
　　这时，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张燕必须彻底交待放火的反革命罪行！”、“张燕不投降，就叫她灭亡！”、“张燕向造反派猖狂反扑，绝没有好下场！”这声音震荡着整个病房，震荡着这寂静的胡家医院的夜空。
　　孙大夫过来了，卫生院的医生也过来了。孙大夫说：“喂，同志们，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医院，这是病房，病房需要安静，我们这里还都住着病人哪”。
　　又是那个大个子发话了：“我们是革命造反派，是来批斗我们连队的“特嫌分子”的，让她老实交待放火的反革命罪行的”。
　　“你们批判谁斗争谁，那是你们的事，可你们别三更半夜跑到医院病房里大喊大叫的！你们这么干，我们还咋工作？！再说病房里并不只是你们送来的病人，还有别的病人啊”。听得出来，是孙大夫在和他们理论着。
　　“行了，什么别的病人。我们知道，那两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是应该批斗的“牛鬼蛇神！”一个公鸭嗓的声音这样说着。
　　听到这里，我的脑瓜“嗡”的一下，心脏也跳动的加快了，还没等我往下想，听到孙大夫的争辩声：“他们是什么人，要由他们自己的连队定，该批该斗也是人家连队的事啊！”
　　我强制把不平静的心情平静下来，翻了个身，脸冲里，继续在听。
　　“大夫同志，是这样，张燕的问题很重要，她不仅仅是放火问题，还有历史关系问题。考虑到她明天就要送回省城去，估计会很长时间抓不着她，而她的问题又不能不揭、不批、不斗，所以我们就连夜赶来了。这也叫抓紧时间闹革命么，也是造反派革命积极性的表现。我看这样，大伙注点意，声音小一点，就不要喊口号了，问题还是要揭要追要批要斗的，大夫同志，你看这样行不？”从话声判断，说话人的年岁可能有四、五十岁吧。因为声音显得有些老成。
　　再没有听到孙大夫她们的声音，听着两个人的脚步声，估计她们是惹了一肚子气，而又无可奈何地走出病房去了。
　　“好啦，咱们就按杨指导员的指示办，小点声，不喊口号，继续揭批张燕的问题”。又是那个大个子的声音。
　　“张燕，你交待你那第一个丈夫国民党军官到哪去了？是不是上台湾了？”
　　“张燕，你和那个反动的国民党军官联系过没？联系过几次？他都向你交待过什么任务？”
　　“嗷――呀，这这都20多年了，我从来没没有他的消息，是死了，是上哪去了，我真的一点不知道，再说――从他去了后，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不撒谎，我说的是是真话。”患者的声音颤而无力，慢悠悠的。
　　“告诉你张燕，你不要图侥幸，组织上已经掌握了你的问题，你滑是滑不过去的！”
　　没有声音了，似乎有人在嘀咕着什么。稍停了下，还是那个老成些的声音讲话：“张燕，告诉你，你的问题远远没有完，你回省城去要一边治疗，一边继续反省交待自己的问题，到那时我们还是要批斗你的！同志们，大家都辛苦了，时候也不早了，今天就到这，咱们走吧！”
　　造反派们“匹楞扑楞”地走了，病房里总算安静下来了，听得见里间屋患者“哎哟哎哟”声音，可能是自个在慢慢地倒下吧。我看了下表，是早上5点零10分，看看外面天头已经有点放亮了。我，唉了一声，长出了口气，这伙人折腾地我半宿没睡觉。此刻，发现对面床上的老石头也动了下身子。我问：“老石，你也没睡啊？”
　　他冲我苦笑了下说：“我能睡着吗？”
　　我说：“他们走了，到天亮咱们抓紧还能睡一觉”，就这样我们俩很快又睏过去了。
　　由于夜间半宿没睡好觉，早上起来就感到身上不好受，头沉，整天迷迷糊糊的。孙大夫在查房时问我：“感觉怎么样了”
　　我说：“这两天好多了，体力也恢复了一些。就是夜间叫他们闹腾的没睡好觉，今天觉得很乏累，迷迷糊糊的”。
　　她没有说啥，又照例给我试了体温，听了听心肺，说：“嗯，病没啥大问题了，本来打算今天给你停药的，既然你觉得不大合适，药就先不停，再用它3天看看。一定要注意好好休息，别累着，别感冒，多吃点好的，增加增加营养。你爱人不是给你捎钱来了吗？！”我笑了。她收起了听诊器冲我说：“那你就愿意吃啥就买点啥。当然啰，也要适当控制点，大病刚好，身子虚，脾软，吃多了也会撑着的”。
　　我笑着说：“我一定听从大夫吩咐，好好休息，好好掌握自己。”孙大夫走了。这一天我和老石头俩没怎么活动，真正卧床休息睡大觉。
　　由于精神和病痛的双重折磨，时日都是在迷迷糊糊中度过的，不记得今天是日历上的哪一天，只记得今天是住进医院的第十二天。一天的静养和休息，身体有所恢复，精神也好了许多。早上，约老石头到胡家早市去散步。冬冷虽没有完全退去，但从白天的阳光上，已可以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了。我问老石头：“估计现在已是接近正月末了吧？”
　　他点下头说：“可能差不多了”。
　　老石头的病看来好多了，也开始抓饭了，听我说罐头好吃，他也买了两桶，我则买了几个鸡蛋和一些水果，回到医院已是开早饭的时候了。
　　按照住院这些日子的习惯，每天在大夫查房、打针、吃药后，我都是躺在病床上休息睡觉。可今天我怎么也睡不着了。前天夜里“造反派夜批张燕”的一幕，总在我的脑子里闪现着。特别是对那个被烧伤的患者张燕的名字，一遍一遍地在脑子里思索着，这个名字我听说过，我想啊想啊，终于想起来了：在我们“夫妻夜话”中，玉环曾多次提到过这个名字，也零零碎碎地讲述过有关她和她妹妹的一些事情。
　　玉环的家是辽北的一个小县城。城内只有东西向一条主要街道，南北虽有通道。但还没有形成街面。在解放战争那个年代，由于经济滞后，商业不发达，整个城市显得很破旧。在主要街道两旁虽然稀疏地排列着大小铺面，但都显得冷清，没有生气。
　　在十字交叉路口的北面有一所学校，这就是当时全县唯一的一所中学校。在解放战争那个时期，这里也曾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八路军争夺和“拉锯”的地区，学校也是随着这种形势变化着。共产党八路军进城了，学校叫联中，恢复开课；国民党军队来了，学校叫县中，也开学上课。
　　一九四七年秋，国民党军队占据县城。经过一番筹备，县中又开学了。停学在家的玉环和她的女友张丽艳又走进了校门，两个人都是初中一年，还是同班同座。张丽艳家开着一个小百货店，卖些布匹和自常杂货啥的。丽艳的爹叫张永发，是个略通文墨还算精明的买卖人。尽管当时经济不好，战争频仍，百姓穷困，经济不发达，生意很不景气。但在他的精细经营下，生意还算过得去，每年总是略有节余。所以她的家境比一般的市民，乃至比开煎饼铺的玉环家，还是好得多的。玉环和丽艳从小就在一起玩，稍长就成了好朋友，现在又是同班同学，两个人成天绞在一起，今个我到你家，明个又是你到我家，一块跳皮筋，一块吃零食，无时不在，无话不谈。
　　丽艳有个姐姐叫张美艳，比她大3岁，模样长的标致，水灵灵的大眼睛，粉白的脸蛋，一笑两个酒窝，两根小辫子上总是打着红色的蝴蝶结。由于家境也还算不错，在穿着上也比别的女孩讲究些。在这样一所偏僻小县的中学里有这样一个女孩，那确实是很显眼的。不仅在学校里，就是在社会上，也都认为张美艳是县中学里一朵姣美的“校花”。在玉环念一年级的时候，她已是初三年级的学生了。
　　当时，驻在县城的国民党有一个团，团部就设在老县政府的大院里。除了一个连负责警卫团部和维持街区所谓治安外，其余的国民党兵则分别驻在县城西山的工事里、进入县城要路旁边的临时营房内。警卫团部和维持市区治安的连长叫史建军，四川人，细高个，小眼睛，大嘴巴，三十“郎当”岁，大盖帽，美式军装，在武装袋的枪套里装着“枪牌撸子”，经常带着一个卫兵，在县城的街面上“横晃”。好信的人都知道，这小子很凶很坏，贪钱爱色。所以人们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他，远离他，免得惹来麻烦和祸患。
　　一个偶然机会，史建军和卫兵小侯游荡到县中学门口，恰赶上学校放学，学生们陆陆绪绪地走出校门。在众多学生中他一眼就看到了张美艳，觉得这个女孩子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很是出色，给人一种看不够的感觉。史建军的眼睛一直在盯着张美艳，目送她出了校门，上了大街，直到看不见影子才回过神来。他扭过头问卫兵：“小侯，这个女孩子的模样真俊，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见过吗？”
　　小侯说：“见过。她就是这个学校里有名的校花，我只知道她姓张，叫啥不知道”。
　　“赶明儿你用心打听一下，她是哪家闺女，叫啥子名，嗯！”史建军说完还冲小侯使了个眼神。
　　“是！连长，我一定完成任务！”小侯故装正经的向连长表示。
　　话说这史建军看到张美艳后，就像掉了魂似的，恨不立马就能再看到她，为此他催问了小侯好几次。连长的事小侯哪敢怠慢，在第二天下午他就把美艳的情况打听明白，并向连长作了汇报。按照史建军的心思，立刻就要去张家百货店，说是去拜访张掌柜，实际是想能再看着张美艳。因为天有些晚了，又怕晚上有任务，才硬是压下心思呆在连部里。
　　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在卫兵小侯的引导下，史建军来到了张家百货店。由于史天天在街面上游荡，许多人认识他，也都在背后议论他，唾骂他。张永发早上店铺一开门，史就带着卫兵进了店门。永发心里打个冷战，犯了核计，都说是“野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他这么早上我这小店来干什么？他心里想是想，可一点也不敢流露出来。还是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地迎了上去，嘴里连连说：“啊！二位长官，里边请！”把他们俩让到了堂屋，并亲自给沏上了茶水。此刻，卫兵小侯说话了：“张掌柜，这是我们的史连长，听说掌柜的人品好，店铺经营的不错，今天特来看看”。
　　张永发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咱这是小本经营，养家糊口，养家糊口”。
　　史建军呷了口茶，装出和顺样子，说：“张掌柜，不要客气么。我们国军是保护你们的，好好经营，不要害怕”。
　　张永发忙不迭地说：“那是！那是！咱老百姓知道，国军是保护老百姓的”。
　　“张掌柜是本地老住户了吧？家里竟有啥子人哪？”史建军故作亲近的问起了家常。
　　张永发连连点头：“是！是！是老住户，我们老俩口有两个闺女，儿子还小”。
　　史建军故作高兴样子，说：“张掌柜有福啊！儿女双全。好！好！请问闺女不在家吗？”
　　“都上学去了，这不国军回来，学校开学了，又让她们上学去了”。
　　“对，上学好，女孩子也要有文化么”。史建军说完站起身，对卫兵说：
　　“小侯，你回去告诉事务长一声，就说我说的今后团部和连队需要什么东西，就到张掌柜这里买，按公价付钱，咱们要支持张掌柜的生意么”。
　　小侯作了个立正姿势，说：“是，连长，一定向事务长传达！”
　　张永发有点受宠若惊样子，说：“小店感谢长官照应！感谢长官照应！”
　　史连长带着卫兵走了。张永发摸着脑袋发楞，史建军今天这是怎么了？别是有什么打算吧！又一想，我是个小买卖人，一不犯法，二不通共，又能把我怎样呢。于是，把心又放回了肚子里。
　　从此之后，张家百货店就不断有国民党军兵出入。今天是卫兵小侯；明天是连部事务长，还真的购买了一些日用品；再后天是连长史建军。街坊邻居看到这种局面，也都在私下里议论和猜测。有的说：“嗬，别看张永发不声不吭的，人家和国民党挂上钩了”。有的说：“哼，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下水”，有的说：“还不知是福是祸哪！”议论归议论，日子照常过。在史建军的多次走动中，还真的见到了张美艳，也曾几次上前与之搭话，可姑娘就是不太买账，尽量躲开；实在躲不开也只是一咧嘴，话没出口，说出来也就是那句：“来了史连长！”而后就跑开了。
　　日子一长，对史建军来说，美艳的忸怩动态，撩他心动；想与之亲近，又亲近不上。整天价是心慌意乱、神魂颠倒，干起事来总是丢三忘四的。想来想去，他横下心来，总这么下去不行，不能总是“捂着盖子摇了”，该“揭盒”了；把事挑明了，我要把她娶到手。于是他喊道：
　　“卫兵，你过来一下！”小侯应声而进。
　　“小侯，你去张家百货店把事挑明了，就说我看中了美艳姑娘，要正式娶她做我的太太。要好好说！咱们是先礼后兵，礼行就不兵吗？去吧，我听你的信！”
　　“是，连长，小侯明白！一定把事办好，请连长放心”。
　　第二天，张家店一开门，小侯就到了。张永发迎面就问：“喂，侯老弟，你今天来，是闲逛还是有事？”由于小侯常来常往，也算是这里的熟人了。所以张永发也就不系外地与其称兄道弟了。
　　小侯在堂屋地坐下来。喝了口张永发递过的茶，笑嘻嘻地说：“老兄，我今天是来给您道喜的！”
　　张永发摸不着头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就说：“你可别扯了，我有什么喜？”
　　小侯一板正经地说：“你知道咱们史连长这些天来为什么对你们这么好，他是相中你们家大姑娘美艳了。他今天要我来给他作媒，他要正式娶美艳做他的太太，这不是大喜么？！”
　　听到这，张永发脑袋“嗡”地一下，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老半天才喁喁哝哝地说：“美艳还是孩子哪，她还正在上学，这事恐怕不合适”。
　　“哎呀，我说老兄，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女孩子总是要嫁人的么。咱们连长现在可正是团里的红人，听说很快就要提升当营长了。到那时美艳是营长太太，你可就是营长的老丈人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错过这个村，可就难找这个店了”
　　张永发不愿应承，又不敢回绝，他意迟迟地说：“那、那、那这个事我也作不了主，得和我那浑家商量下。再说也怕孩子不同意啊”。
　　“孩子同意不同意别管它，婚姻大事父母作主么。你和我那老嫂子核计定了就行”。卫兵小侯把事情说的很轻松，起身往外走。走到门口还叮嘱了句：“尽快给我个回信！连长还等我的回信哪！”
　　小侯走了。张永发家可闹心了。生意也没心思做了，没等天黑就把门板关上了。老两口子，两个闺女，四个人在一起核计。当妈的和两个闺女都不同意，特别是美艳更是连哭带闹，说死活不嫁那个“坏透了心的电线杆子”。可是不同意怎么办？有什么办法？那是国民党大兵，是国民党的连长，小老百姓能顶得住吗？让美艳躲出去，可躲到哪里去？就是美艳逃出去了，家里怎么办？家能逃吗？店还能开吗？日子还过不过？这一宿，家里是娘们哭，爷们叹气，真是一筹莫展，一路不通。最后还是美艳娘说了句话：“不行咱们就拖！就说美艳不愿意，咱俩正在做工作，反正拖一天是一天呗。说不定哪天八路军打过来，他国民党就得跑水了，到那时问题不就解决了么”。
　　张永发叹了口气，喃喃地说：“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这么地了，拖一天是一天，走一步算一步吧”。
　　果不然，第二天卫兵小侯又来问回信，张永发就按美艳娘说的：“孩子还不同意，老俩口正在做工作。请回禀连长一声，莫要太急么”。最后还冒出了句：“人家不是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么”。小侯没有吭声走了。
　　再说史建军连长，小侯走后他就心急火燎地在等待准信。他满以为凭我一个国民党连长，要娶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女孩子还不容易，还不都是乐不得的。可是小侯头天回来，说老两口还要商量商量，他心里就有气。又一想，人家这是聘闺女，商量就商量吧！好事不怕晚么，再说也不会晚几天的。于是就把肚里的气压下去了。可当今次回来，还是没准信，还说要商量商量他这火可就压不住了。他冲着卫兵小侯的面，把桌子一拍：“妈的，老子豁出命给你们打八路，让你们过安生日子，要娶你们个姑娘就这么难！也太他妈瞧不起我这个堂堂的国军连长了！”他把手里的烟卷使劲一扔，说：“小侯你马上上街，给我买四样东西，嗯啊，两瓶白酒、两包果品、两个被面、两对枕套。尽量要好一点。明天一早你就给我送去，告诉张永发，这是聘礼。就说我说的，这门亲事用不着再商量了，就这么定了。并且要告诉他，我是个军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任务，因此要尽快结婚，要他们有个准备”。
　　“是，连长！我一定把这一切都办好”。待小侯要走的时候，史建军又嘱咐一句：“你送聘礼时，就说我有任务出不去。再说，也没有新姑老爷亲自上门送聘礼的吧！”说完还冲小侯作了个鬼脸。小侯说了声：“是了，连长”，就张罗给连长置办定亲礼物去了。
　　就这样，又一个第二天，小候拿上这四样礼物到了张家百货店，硬是定下了这门亲事。并说：“连长说了，下了聘礼，美艳就是连长的人了，就不要上学了，呆在家里，准备准备”。任凭永发两口子恳求把亲事再缓几天，小候只是推说：“这是连长的事，我一个小兵作不了主”。说完就往外走。待永发也跟出门时，见门口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兵。他问道：“侯老弟，这是……”
　　“啊！我忘说了，连长说美艳既是军人家属，就要保障安全，连部每天都要派两个兄弟过来的”。说完掉头走远了。
　　说这话也就是下聘礼的第三天，小侯又来到了张家百货店。为了美艳的事整天没精打采的张永发，正坐在柜台前“叭哒、叭哒”抽烟。见小候进来，他欠了欠屁股冷冷地打了个招呼：“啊，是侯老弟呀”。
　　小侯笑嘻嘻地说：
　　“哎，张掌柜，今后我得改口叫你老爷子了，你是我们连长的老丈人，我怎么还敢和你称兄道弟啊”。
　　张永发不悦地说：“叫什么还不都是那么回事！说吧，候卫士，今天来有何贵干？”
　　“是这样老爷子，我们连长要我告诉你，还有6天就是“双十节”了，要你们准备一下”。
　　“喂，侯老弟啊，这也太急了，咱们啥也没准备。侯老弟你帮帮忙，回去和连长好好说说，把婚期往后拖些日子！”张永发此刻为了求人帮话，对小侯又热起来了。
　　小侯却又板起来了：“老爷子，这我可说不了。对我来说，连长的吩咐就是命令，军人是要服从命令的”。说完“噔噔”地走出了店门。
　　10月10日，早上阴去密布，伴随着凉风还下了点小雨。天气虽然不好，可县城主要街路两旁还是集了不少人。他们或者窃窃私语，或者轻声谈论，他们谈论的是一个主题，想法也是一致的，那就是来亲眼看看国民党连长史建军迎娶县中“校花”张美艳的情景。对于这个偏僻小县城的百姓来说，这算是个很难见到的热闹和趣事了。
　　约9点多，街两旁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有人指点着“来了！来了！”，有些人抻长了脖子，有些人开始往前挤。一辆披红挂彩的大马车，从主要街道的西头缓缓走来。马车前后有4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兵。据知情人讲，这是团长给他特批的，也意在表现一下国军的“威严”。端坐在马车上的史建军美滋滋的，大盖帽，美式装，胸前别着红花。并排坐在他旁边的张美艳，脸上虽没有新娘那种愉悦幸福笑容，但在洁白婚纱披露出的粉红花袄和大红婚花衬托下，依然是那样俏丽动人。人群中发出“啧！啧！”赞叹声和议论声。
　　“真不愧是县中的“校花”！”
　　“可惜啊，一朵鲜花竟被插在了牛粪上！”
　　“这么好的姑娘怎么会嫁给史军（人们有时为了恨他，又为了省事，就故意这样称呼）这个家伙？！”
　　“人家那是国民党连长，你不嫁行么”。
　　舆论归舆论，事实归事实。新婚马车从主要街道绕行到南北街路，最后拐进史建军的新房――团部院里――即老县政府院里临时腾出的一个房间里。人群慢慢地散开了，街道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冷清和寂静。
　　也就是美艳结婚1个多月吧，街面上就有人在私下议论：“八路军又打过来了”。城里城外的国民党兵，来来往往，行色匆匆，流露出某种不安神情。常在街面上游荡的史建军连长，不知忙些啥，很少在街面上露面。人们在心里猜测着，期待着，盼望着那一天能早些到来。
　　可能是由于军情紧急，史建军很少有功夫回到自己的新房来。有时夜间也出去执行任务。美艳在结婚后除三天回门回到娘家呆一宿外，史建军管得很紧，不准随便回家。如今，趁这个机会，美艳想回家多住几天，和爹妈倾诉倾诉内心的苦衷。
　　这一天她回来刚吃完晚饭，卫兵小侯就到了，说：“报告连长太太，连长有紧急任务，让你马上回去！”
　　美艳问：“什么任务？为什么这么急？”
　　“军事机密，小兵不知道。请太太随我一起回去！”
　　美艳娘不满意地嘟囔说：“什么紧急任务，在家呆一天都不让！这也太不像话了”。张永发长叹了口气，没有吱声。
　　美艳穿好了衣裳，难过地说声：“爹、娘，那我走了。过两天没事了，我再来看你们！”而后随着卫兵小候走了。
　　就在这天晚上，史建军告诉美艳：“部队有任务，今晚马上出发。军队行动不让带家属，所以我只能自个走了。你一定要等着我，我会回来的，时间可能短一些，也可能长一些”。美艳没有吱声，也没有表示，因为她不知道此刻她心里是什么滋味。就这样，张美艳的丈夫——“国军”连长史建军，跟随国民党部队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穿梭的岁月，流水的光阴，眨眼间，辽沈战役结束了，东北全境解放了，新中国也成立了。可张美艳的丈夫、那个细高个的国民党连长史建军，却一点消息也没有。有人说在战场上被打死了，有人说跟国民党跑台湾去了。不管什么情况，他是不可能再回来了。对美艳和她们全家来说，倒是断却了悬念，拽掉了愁腸，渐渐地也就淡忘了。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需要大量吸纳各方面人才。为了参加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广大青年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工作。已经长大了的美艳妹妹张丽艳和她的好友李玉环第一批报名，登上了南下沈阳的列车转到丹东。参加革命的热潮激动着每一个热血青年，也激活了张美艳近乎枯死的心。她坐不住了，她要冲破那曾经罩在她心灵上恶梦的阴影，去寻找自己新的生活。她和爹、娘说：“我也走，我也要参加工作”。被女儿们拖累苍老了许多的两位老人动情地说：“走吧，你们都走吧！只要你们都好了，做老人的也就心安了”。说完两个老人把女儿紧紧地抱在一起，她们的泪水流在了一起。
　　第二天，张美艳就跑到县政府大院去报名。她想，是所谓的“漂亮”“美丽”害了我，使我做了一场恶梦，所以她决定把名字中的“美”字“抛掉，把“艳丽”的“艳”字改成飞燕的“燕”字。就这样，张美艳便变成了张燕了。很快她便随同第二批青年男女，到了辽东省城所在地――丹东，经过短期学习，她便被分配到省直系统一单位做财务工作。
　　正常有序的机关工作，团结友爱的同志关系，使张燕彻底地摆脱了过去，重新焕发了青春。她变得开朗了，活泼了，乐于团结和帮助同志，工作起来有使不完的劲。星期、假日，她便约上同在省城工作的妹妹丽艳和玉环一起，登镇江山，游鸭绿江，逛商店，压马路。舒心、快活的日子，使她忘却了时光的流去。一晃就是3个年头。1953年她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入团时她向组织上交待了在家乡被国民党连长逼嫁情事。经组织上调查认证：张燕被逼嫁属实，县人皆知；而且时间很短，不到两个月；该连长逃跑后，渺无音信，本人与之从无联系，不属什么历史问题。
　　一九五四年，辽东、辽西两省合并，张燕随机关来到了沈阳。就在这年年底，她和某杂志社的编辑曾辉结了婚。婚后，两个人生活过得甜甜蜜蜜，工作上互相鼓励，生活上相互照顾，曾辉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张燕年年是先进工作者，在来年的国庆节前，她们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小伟，给她们的生活又添加了欢乐和色彩。
　　一场狂风暴雨式的运动――反右斗争，使她们家庭的幸福生活濒临破灭。曾辉被错划为“右派”。依据是在他的文章中戳及了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弊端，戳及了个别领导不民主的家长作风。认为他是在“对社会不满”，“攻击党的领导”，因而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降3级，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这样一来，可就苦了张燕了。她不但在政治上遭“白眼”，受岐视；在生活上思想上负担更重了。要工作，要带好孩子，还时刻牵挂远在偏远农村正在劳动改造的曾辉。毕竟是从失落和痛苦中走过来的人。她努力工作，精心照料孩子，不断鼓励在困苦中劳动的丈夫，让他对家里放心，改造不要灰心，确立改造好的决心。她就是这样，用她那还欠结实的肩膀，无怨无悔地担起了这副沉甸甸的家庭担子。
　　一晃就是3年。“欢娱嫌夜短，寂寞恨天长”，说的是由于人们心情不同，对时间的感受也就各异。想想吧，在困苦中感受的3年该是多么漫长啊！曾辉被摘掉了“右派”帽子，调回原单位。由于仍被上上下下认为是“犯过错误的”，是“摘帽右派”，而不被重用，被安排作普通的行政事务工作。不管怎么的，人总是回来了，全家又聚在一起了，可以互相照看，共同生活了。对张燕来说，这也就足够了。收入少了，生活苦了些，那不算啥。戏曲唱词中不是说：“夫妻恩爱苦也甜”么。
　　经过3年困难时期，又过了3年清淡而平静的生活，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可真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人都在运动中，人人都在“派别”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当权派靠边，造反派掌权。而那些家庭成分不好的，历史上有点事的，海外有所谓关系的，大小有顶“乌纱帽”的，就都成了这场运动的“革命对象”，都成了必须横扫的“一切牛鬼蛇神”，都要批斗，都要“打倒”，“都要横扫”，在正常情况下，曾辉在被错划后，对他和她们家来说，好事的雨点，就没淋着过；腥脏的污水，就没漏掉过，在这样是非颠倒的运动中，没有他们挨整的“份”，那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不管你是“摸爬滚打”，还是“倒地不动”，结果都一样，都是要挨批挨斗的。就这样，曾辉和张燕在两个不同的单位，虽还没被“专政”，但却都是批斗对象。没有办法，他们把小伟送回辽北县城姥姥家，夫妇俩都来到了斗批改的第一线――盘锦，并都开到了胜利塘水利建设工地。
　　张燕在一大队M连，距我所在连有500米左右。她每天和男人照样上工地，不能推车就装车。这也并不轻快，用锹把冻土块戳上来，装上车。冻土块太大戳不上来，就得用双手抱起来，放在车上。一天下来，腰、腿、胳膊就像错了位那样不好受。连续几天，她也有点吃不住劲了。再加上心里有压力，着点风寒，她也病倒了。实在是上不了工地。她们连长就安排她在工棚休息，实际是连看门带烧炕。连队都是这样，每天上工地时，都要留下一个人。白天照看工棚，傍晚烧烧炕，让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能睡上一个热乎炕。减少些寒冷，恢复些体力。据我出院后听该大队的一个熟人讲，张燕那天被留在工棚后，白天没事她躺在炕上休息，傍晚5点多，她抱了几大抱碎苇子，把3个灶坑门全塞满了，并逐个点上火。由于苇草塞得太多，不透气，点上火后只冒烟不起火，她为了躲烟就走出门口去。这时恰巧碰上一个老熟人，两个人就说起了几句话，一时就忘了灶坑门点火还没着的事。再说那灶坑门里的苇草“咕嘟、咕嘟”冒了一阵烟后，通了一点气，扑地一声火苗就喷出来了，烧着了灶坑门脸堆放的苇草，烧着了炕上铺着的苇子和被物，随后火就窜上了房顶，待张燕看到从门口冒出的烟越来越大，工棚内响起“劈、叭”的响声时，她说了声“不好，可能是火着了！”抺身就钻入了工棚，她想去扑火，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满工棚都是火，她头发烧着了，衣裳烧着了，她跌跌撞撞地跑出了工棚，未跑出多远就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待她稍微苏醒一点时，闻到了呛鼻的焦烟味，工棚处是一片黑乎乎烧烬的废墟，许多地方还在冒着烟和气，在那周围站着一层层的人，他们在指点着什么，议论着什么，张燕一个急火上来又昏过去了。
　　
　　在我住院的第十八天上午，我拿着孙军友大夫的《诊断书》，回到了连队驻地――孙家窝铺。
　　老李头见我回来高兴地说：“好啊！病好了就好”。
　　我把《诊断书》拿给他，他仔细地看着嘴里还念叨着“大叶肺炎恢复期，休息一周。而后参加力所能及的适当劳动”。他点点头说：“好、好、好好休息！现在连里也没啥活”，说着把《诊断书》又交还给我，“等连队回来，你把这个交给他们”。
　　听说人回来了，房东高大嫂也过来了。她拍着手笑着说：“老吴你出院了，这回好利索了？看你那阵病的，可把我们吓坏了！有病不上医院哪行。大嫂说，你这是捡条命啊！”
　　我深有感触地说：“是啊，我这个命是你和我的老领导给捡回来的啊！我这生是不会忘记的。
　　“你可别这么说，谁看到你当时病成那个样子，也都不能不管呀！还是你命大”。大嫂似乎是不好意思这样说。接着她又笑着俏皮了一句：“人家不是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么。看来你老吴还会有后福哪！”
　　我苦笑了下，“我会有什么后福？能少一点受罪就满足了。谢谢大嫂关心！”
　　“你刚出院，别累着，好好休息”。大嫂说完回屋去了。
　　我慢慢地走回到铺前，头朝下倒下了。大嫂的话还在我耳边回响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还能有什么后福呢？但愿此生能少一些折磨，多一些平安，就心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