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难 不 死

　　正月初六，我们连队便随从大队一起，开赴到了盘锦兴修水利的工地――胜利塘工地。
　　我们住地是一片开阔的大草旬子，干枯的野草从覆盖的厚厚积雪中艰难地探出了头，只有那稀疏的芦苇在寒风中摇曳着它那细长的身躯，一群不知名的野鸟惊叫着在草旬子上空盘旋几圈后向远处飞去。这里处处给人一种荒漠和凄凉的感觉。而今，这里陡地凸出了一排排尖顶小草房。每早天还没亮，从草房顶上便会升起袅袅炊烟，远远望去这俨然是草旬子上一个提早苏醒了的村落。我所在连队就是这个“村落”中的一户。
　　我们连队住一大一小两间屋，大屋住男同志，小屋的里边住女同志，外边是做饭的锅灶。屋子是半地下式的，里边盘的火炕，有门没窗户，房顶上苫盖的是苇子，四周围起来的也是苇子，火炕上铺的还是苇子。做饭，烧炕也是用苇子。说是房子，其实就是地地道道的地窨子。我们十七、八个男的挤在一铺炕上，晚上只能侧着身子睡，一个人一翻身，左右的人都会被搅动。你要起来出去小便，回来便会找不到睡觉的地方。炕是热的，屋子是冷的。冷的夜间只能戴着棉帽子睡。白天干活被汗脚打湿了的鞋，早晨就冻得梆梆硬伸不进脚去。为了早上起床穿鞋方便，只好把脱下的鞋放在被窝的脚底下。每早4点钟起床,4点半吃饭，5点钟出发。每天除了两名做饭的，一名看屋子、烧炕的外，全部上工地。
　　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声吵嚷，坝基上挑起了一条条横幅标语，上书“立下愚公移山志，誓叫辽河水倒流”、“引来辽河水，灌我丰收田”、“抓革命，促生产，把斗批改的伟大成果，落实在行动中，表现在修坝上”。广播喇叭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歌曲。拖拉机在坝基上缓缓开动，独轮车咯吱三响，挑土篮的来来往往，这里是声的世界，人的海洋。
　　劳动的任务是：加固加高大坝。作法是，用炸药炸开冻土层，再用车推、人挑送上大坝，由拖拉机将冻土块压碎碾实。大队统一组织一个爆破组，由当过兵的有爆破经验的担当。连队里则有装的、挑的和推的。连长分配我推独轮车，也称“挎车”。这是最重最累的活（我这个被“专政对象”只能享受这个）。装上满满一车冻土块，少说也有四、五百斤，在凹凸不平的冻土地上，一个人把它推起来送上大坝（尽管在推上大坝的漫坡时，有人用挠钩搭上帮你一下），这绝不是件轻易的话。尤其对一个曾罹患过肺结核、体重只有100多斤的我来说，就更是颇为其难了。可是，作为一个还被监督的所谓“牛鬼蛇神”，在当时当地的环境下，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威摄下，我能说干不了吗？我敢和造反派讲价钱吗？我咬着牙默默地拉过来小车，把绳带套在脖子上，两手狠狠地把住车把，推了起来。开始由于手劲不好，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左倾，就是右倾，连续倒了几次。可我没有气馁，没有告饶，硬是咬着牙继续坚持推了起来。渐渐找着点规律，两个手劲使匀了，推起来不倒了，也不像开始那么费劲了。一天下来，我推了57车，虽然没有赶上推得最多的人，可我还是尽了最大力气的。在收工回住处的路上，我的腿感到发沉，有点迈不开步，可我还是一声不吭地跟上了队伍，没有掉队。
　　晚8点，连长胡朋把大伙圈到大屋子内，宣布继续开批判会。说什么“劳动不能丢了斗批改”、“促生产也不能忘了抓革命”。批斗的“靶子”仍然是我。可能是劳动太累了，抑或没什么新东西可批，会场稀稀拉拉，发言的有气没力，没有了从前那股火药味和锋芒劲。由于一天的劳累，我的两腿发酸发软，此刻多么希望能够坐下来歇息一下，可是一个被批斗对象，哪有坐的资格啊！我吃力地站在被斗席上，任凭他们批判和训斥，我却一言不发。好在他们没有追问我什么，也没有要我回答什么，会场就这样拖拖拉拉闹了两个多钟头。尽管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此刻已是东倒西歪了，可连长胡朋还是作总结性批判，他说：“革命同志们在紧张劳动中，不忘革命大批判，表现出了造反派的革命精神，要坚持和发扬。我在这里警告吴非，你不要以为埋头劳动就没事了，你的问题远没有完，你滑是滑不过去的。你必须一边劳动，一边继续反省和交待问题”。对胡朋的发言，没有人附和，没有人搭腔，会议还没等宣布，就自动散开了。
　　胜利塘劳动的第四天，工地上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况是这样：
　　这一天上午，工地上照例是一片紧张繁忙景象。挑土篮的来来往往，独轮车“吱呀、吱呀”三响，推土机碾压在坝基上。三三两两的工程建设指挥者们，在坝基上来回走动着，时而指点着什么，时而吆喝着什么。工地大喇叭里播放着各战斗连队撰写的工程进度和所谓的好人好事。接近10点，广播喇叭宣布要放第二遍炮，要各连队注意躲炮，到较远地方去。我放下了挎车，和连队里人们一块走到经常躲炮的小漫坡后去。会抽烟的趁机点着了烟。我则到离大家稍远地方侧着身子，闭目养神。
　　“轰！轰！轰！”，一连串的爆破声，并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紧张劳动着的人们，还是照样抓紧这一点点间歇时间，抽烟、喝水和闲唠。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暂时平静了下来。忽的，从稍远地方传过来人们的吵嚷声，好奇的人们都站了起来，伸长了脖子向远方望去。只见许多人们都向一个地方跑去。怎么的了？出什么事了？人们焦急地互相问询着。连长胡朋招呼着大家：“行了！行了！别看了，你们干活吧！我过去看看”。连里的同志们一边操起了工具，一边还在向远方看着，意迟迟地开始了劳动。
　　这时，从邻近干活的连队中传出了信息：
　　“有人被放炮炸伤了”。
　　“听说被炸的是一个就要解放了的革命领导干部”
　　“是谁？炸的怎么样？”
　　“不知道，真是的，放炮时怎么不注意呢！”
　　人们在询问着，议论着，叹息着。不大工夫，连长回来了，他告诉大家，被炸的是省直文化部门的一个领导，是被炸飞起来的冻土块砸伤的，伤的挺重，说是砸折了肋骨。军宣队已向部队发出呼救，军队直升机马上就来，要把他立刻送去省城抢救。据说革命造反派这几天就要“解放”他，他也真够倒霉的了！。说话工夫，远处传过来飞机声。仰头望去，一架标着“八.一”徽志的直升机在出事地点的上空盘旋着，垂直地落下来。人们吵嚷着，忙乱着。少刻，飞机的马达声又重新响了起来，直升机慢慢地升上了天空，随着声音的越来越小，直升机飞远了。人们长出了口气，把伤号送走了。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们都在心里为这位受伤的领导干部祝福：愿他远离危险，早日恢复健康！
　　连续几天的推车劳动，我的技术和效率有很大提高，从开始的50多车到70多车，80多车，到第七天头上我竟推了96车，超过了那些比我体壮得多的人推车数量。但是，这超出体力极限的繁重劳动，紧张无休止的反复批斗，心情和情绪的极大压抑，身体和心神得不到适当休息，使我的身体渐渐有点支持不住了。浑身疼，特别是腿疼的迈不开步，在晚上收工回驻地的时候，我掉队了，走几步就得坐下来，不管地冻不冻凉不凉。可是一坐下来就起不来，只好用两手撑着地，试验着一点点爬起来。不是迈开腿走步，是拖着两条腿走路呀！革命群众都走了，没有人问我，没有人管我，我就一点一点蹭，到驻地已是掌灯以后了。革命群众已坐得齐刷刷的，就等着我回来开批斗会哪。我胡乱扒拉两口给我留下的凉饭，便又接受大家的批斗了。
　　我病了，我真的病了，当起床哨响起来的时候，像往常一样我想赶快起来，可是身体不听使唤，没有起来。浑身疼、头疼、胸疼，出气费劲。我下意识地摸摸头部，烫得历害。我心想，不能这么倒下，一定要坚持起来，坚持上工地，挺住，也许会挺过去的。我咬着牙坐起来，想穿衣服，可是胸部一疼，眼前一黑，身子又不由自主地倒下了。就在这时，胡朋过来了，不是好声地问道：“吴非，怎么还不起床？”
　　我睁开眼睛，微微抬起头有气无力地说：“我病了，连长，看样子我实在干不了啦！”
　　“病了，坚持一下！你起来试试”，胡朋有点命令式这样说。
　　我没有吱声，又勉强使劲地爬了起来，拿过来棉袄，刚伸进去一个袖，一阵头晕，我又倒下了。这时有好几名革命群众也扶到了我的铺前。女同志小魏看到我这样情形不无恻隐地说：“连长，看样子吴非是真的病了，你看他红头涨脸的，准是发烧了，不去就不去吧！让他休息一天！”
　　“哼，看来是病得不轻，休就休一天吧！”又有几个群众这样附议着。
　　胡朋一脸不高兴样子，再没有催我起来，只是招呼一声：“走，上工去”，就忽的一下都走开了。
　　上工的人们都走了，工棚里顿时静了下来。北风在外吼叫着，刮得工棚发出“哗啦、哗啦”响声。我一个人躺在炕上，发烧、头昏，浑身难受，翻过来掉过去，怎么躺着也不舒服。一种孤独、凄凉的感觉袭了上来，鼻子一酸眼圈模糊了。心想，此刻身边若是有个人该多好啊！我的亲人还在省城，她们哪里会知道我一个人病躺在这里啊！我的同事和同志倒是不少，可他们都上工地了；就是不上工地，他们大概也不会管我这个被监管的“革命对象”吧！我使劲地闭上眼睛，不往下想了，迷迷糊糊地过去了。也不知睡了多少时间，待我醒过来时，已是残阳西照了。我支撑着爬了起来，扶着炕边一点点地蹭到门边，“离拉歪斜”地走出门外小解，回过头来又到伙房喝了一勺子凉水，心里才稍感凉爽些。待我回到铺位上已是上气不接下气喘个不停了。我平躺在铺位上，忍着疼痛，闭着眼睛，把气一点点地喘匀了，又迷迷蒙蒙地睡过去了。
　　一阵嘈杂声把我惊醒了。我意识到是上工地的回来了，我勉强地睁开眼睛瞟了一下，人们拿盆的拿碗的，正在忙着洗漱和吃饭。他们在我的铺前走过来走过去，没人理睬，没人吱声，只有胡朋走到我铺前，冷冷地问了句：“吴非，你好点了没？”我吃劲地晃了晃头，他没再吭声，敲着碗走开了。稍过会儿，小魏，这个热心、善良刚毕业的女大学生，端着一小碟酸辣白菜走了过来，说：“吴非，你发烧嘴没味，吃点这个能好些”。
　　我睁开眼睛看着她，微微地摇摇头，说：“我不想吃”。
　　“你吃点吧！这个又酸又凉，挺好的”，小魏举着小勺示意让我吃。我被她的大胆和热情感动了。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她竟敢在造反派面前，对我这样的“监管对象”表示同情和关怀，是很不容易的，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弄不好会被扣上“右倾”“阶级阵线不清”的大帽子的。我翻过身子，伸手接过小勺，慢慢地送进嘴里，顿时有一股爽口清凉感觉，身子似乎也轻松了一点。我感激地向她点了点头，又一口一口地吃了起来。小魏看着我把一碟白菜吃完了，高兴地说了一句：“你好好休息吧！”就走开了。
　　我病躺在工棚的第二天，浑身疼痛加重了，胸部出气都疼，持续发烧，头也更晕了。身子像散架了似的瘫在炕上，加上一天一宿没吃东西（只吃了一碟辣白菜），连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茫然地躺在炕上，面对这地域荒凉，人情更荒凉的情势，我有什么办法呢？！一阵凄怆，一阵悲伤。心想：“吴非啊，吴非！看来你是难逃这一劫了！难道连自己的亲人都见不上一面，就这样地倒在这荒凉的胜利塘吗？！”吼叫着的北风，刮得工棚“哗啦、哗啦”三响，似乎在为我的凄惨加码，此刻我真是凄伤万千，思绪万千。我忽然想起了那句话：“人在难中拉一把，酒换酒来茶换茶”。可有谁能拉我一把呢？我企盼亲情，企盼友情，是什么人，是什么力量，阻断了我的亲情和友情？！说我是“革命对象”，是革命的“拌脚石”。如果说把我这样的“拌脚石”踢开，革命就能搞好，社会主义就能建设好，国家就能富强，人民就能幸福，别人怎样我不清楚，我自己愿作出牺牲，不用你们“踢”，我自己就“滚”到一边去！或者干脆就让你们把我“砸个稀巴烂”！这样一来，好社会好生活我享受不着，可我还有妻子儿女啊，他们总是新社会的一份子啊。有句古诗不是说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就作“沉舟”，我就作“病树”吧。历史上无数革命先烈，他们为了中国革命，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长眠在中华大地上。我现在名义上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我很早就入过党，发誓要按共产党员标准去做的，我不想背弃我的誓言，这样的牺牲我还是愿意作的。唉！你还想那些干什么？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也许不用造反派再费劲了，我自己也许很快就会滚到“天国”那一边去了。我睡着了，我醒了，就这样在躯体与精神双重痛苦的折磨中，我水米未沾，又艰难地捱过了一天一夜。
　　我害病的第三天，持续高烧，病情更重了，按老百姓的说法是“落炕”了，根本起不来了。临上工的时候，连长胡朋来到我的铺前，说：“吴非，你在这也不能劳动了，没人管你。今天有回胡家的车，你跟回去，一会儿就走”。我未加可否，任人摆布吧。几名革命群众把我搀架起来，安排在大卡车的驾驶楼子里，迷迷糊糊地被送回了孙家驻地。由于连队的人都上工地了，驻地只留下老李头一个人看门，就把我临时安排在伙房炕上，和老李头睡在一起。
　　老李头叫李刚，实际还不到50岁，由于他是位老红军，老党员，又是一个单位的主要领导，因此大家除称呼官衔外，私下里都称他为老李头。“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也照例由于是当权派而受到冲击和批判，虽说没有喊出“打倒”，但因是造反派掌权，他靠边站了，老李头的称呼也就更显得自然了。李刚，四川人，他大高个，红脸膛，一口四川腔，棒棒的身体，显露出军人结实刚毅的气质。他15岁在家乡跟上了红军，当了一名小号兵，随红军北上到陕北，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后转业到地方，先后作过公安和消防部门的领导。六十年代初调到我所在单位当领导。他文化低，政治强，他常说：“我的人生追求就是‘一个心眼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由于文化不高，平时读《毛著》，背《语录》，常常有读错和念“别”字的情况，如将“学习焦裕禄”顺嘴说成了“学习焦若愚”。而这也就成了他“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念对一条毛主席语录”（念错是有，但这可是言过其实）的罪名，而加以批判。他按照党的统战政策，尊重和发挥两位老先生（系统战对象）的作用；他重视和使用有过所谓“错误”的干部，发挥他们在业务上的长处，而所有这些却成了他“实行反革命干部政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的一大罪状。由于他对下属要求严格，不容许有半点“离谱”和“出格”的地方，因而平时对下边批评的多了一些，而这又成了他“武断专行”、“压制新生事物”罪名。李刚毕竟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缎炼的老同志，他对造反派的多次批斗，总是平和对待，泰然处之，既不顶牛，也不乱说。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嘛！”就这样，造反派抓不着李刚更多把柄，他的态度也没有引起造反派更多反感，因此批斗了一段后，也就把他撂到一边，既不宣布“解放”，也没宣称“打倒”。造反派忙于在“清理阶级队伍”口号下，去革那些所谓“叛、特、反”、“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的“命”去了。这样一来，老李头反倒轻松起来了。单位停止工作了，革命的事有造反派在那里负责，再也不用他操心了。对于他自己，造反派即没有要他交待什么，也没有要他没完没了的写什么材料，每天只是跟着造反派活动，参加学习，参加批判会。在批判会上李刚只是坐着听，不说话，也没人促他说话。这次到盘锦来，在劳动上造反派还是有些关照，没有让他上胜利塘工地，而是安排他看家，照看连队驻地。由于人员都上工地了，驻地也没啥活干，可老李头却闲不住，每天除了弄自己一口饭吃，就是搞搞驻处卫生，巡视一下连队住的几处老乡家，余下则是坐下来和老乡拉家常，显得倒还清闲。
　　我被送回来，老李头倒显得忙起来了，他询问送我回来的司机情况，司机只是说：“他病了三、四天了，听说已经两三天水米未进了。连队只是让送回来，别的什么也没说”。老李头把我安顿在炕上后，摸摸我的头，自言自语地说：“唉呀，这还在发烧！”又问我疼不疼？要不要吃点东西。我晃了晃头，表示不想吃，也吃不下去。可老李头却说：“这不吃东西怎么行，人是铁，饭是钢吗，我给你做点去！”
　　此时，一直站在旁边的房东高大嫂也走过来摸摸我的头，又看了看我的气色，不无担心地说：“这老吴病得可不轻啊！我看就这么挺着可不行，我和老李头说说，得想法把你送医院去”，大嫂出去了。
　　我平躺在炕上，胸部疼的不敢喘气，只有张嘴喘才好受一些，脑袋已疼的发木了，浑身像瘫在炕上动弹不了。我意识到这场病我可能逃不过去了！唉，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按照迷信的说法，那就是“阎王要你三更死，谁能留人到五更”。死就死吧，死了倒也干净，省得活着挨整受罪。只是就要苦了玉环和孩子们了！想到这，泪又止不住从脸上滚了下来。
　　这时老李头把一碗热乎乎的面汤端到我的面前，里边还卧了两个荷包蛋。他热情地说：“小吴，趁热吃一点！”接着他又笑着说：“你知道，我长这么大可是第一次给别人做吃的啊！”
　　我相信，我真的相信他从来没给人做过饭。我激动地泪眼模糊，拿起了筷子，心想我一定要吃点，绝不能辜复老领导的一片情意啊！我用筷子戳了两口鸡蛋，就撂下了，吃不下去，一点也吃不下去。
　　老李头急得直说：“你再吃一点！再吃一点！”我闭上了眼睛，摇了摇头。老李头无可奈何地把面汤端走了。
　　约摸10点多钟，老李头和我说：“你这么挺着可不行，咱们上医院去！”说着房东高大嫂和她的小三，小四两个孩子过来，把我搀了起来，高大嫂把被铺到门口的带车上，要我躺在上面，由小三、小四两个半大小子推着，老李头跟着，把我送到了胡家医院。
　　胡家医院是公社卫生院，为了给干校学员看病，省直机关派来了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医生姓孙，叫孙军友，是中国医大毕业的高材生，她诊病细致，态度和蔼，在机关很受大伙的信任和好评，在机关时她为我看过病。我躺在诊疗床上，她试了试体温，又听了听心肺，而后皱起眉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老李头：“都成这个样子了，怎么才送来！”
　　老李头解释说：“他是在工地病的，今天才送回来。大夫，他得的什么病？”
　　“大叶肺炎，整个肺叶都发炎了。”
　　“有危险吗？”
　　“不好说，我先给用上药。如果晚上烧能渐退，估计就不要紧，如果烧还不退，那就很难说了”。
　　老李头又看了看我，对医生嘱咐说：“这不他的家属都不在这，该怎么治你就怎么治吧，一定要把他治好，千万别出事！”
　　孙大夫笑了，说：“老同志你放心，这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老李头点了点头，连连说：“那好！那好！那我就把人交给医院了”。
　　我躺在床上扭过头，用感激的眼光瞅了瞅老李头――我的老领导和两个无亲无故的大小子，微微地动了动头和身子。
　　老李头走到床头说：“你别动！好好养病，大夫会给你治好的。”他们走了，护士小王过来给我打了针，让我吃了药，我就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也不知迷睏了多长时间，待护士小王把我叫醒给我测体温时，外面已是黑乎乎的了，我睁开乏睏的双眼看了下小王，作了个歉意的表示。待小王取出体温计审视时，孙大夫也过来了。
　　小王说：“他体温降一些了，37.6度，”
　　孙大夫接过了体温计，又摸了摸我的头，满意地对小王说：“哼，是降了些，继续给他注射和吃药。随时进行观察，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随着她又对我说：“好好配合治疗，不要紧，会治好的。一会儿让小王给你弄点吃的，先吃点流食，老不吃东西不行”。孙大夫走了。稍后，小王给我端来一碗稀饭、一碟咸菜。我扒在枕头上，喝了下去，还吃了几口咸菜。待小王过来收拾碗碟时，我又迷迷糊糊睏过去了。午夜12点，护士小王又过来给我打针、吃药。早上6点多，小王过来测体温，已是接近正常了，37度左右，她欣慰地对我说：“体温下来了，没啥问题了”。随后她又给我端过来一碗稀饭和一小盘炒杂菜。我好像真有点饿了。很快就把饭菜吃光了。
　　这时孙大夫也走了过来，她问我：“怎么样？”
　　我说：“感觉好一些，不那么喘气了，小王说体温接近正常了，但是还是浑身疼，甚至不敢动弹。”
　　孙大夫说：“烧退下来就好，你高烧了好几天，烧一下子退下来，身上哪能不疼，这不要紧”。随后他又嘱咐护士小王：“今明两天继续给他打针吃药，还是6小时一次，一定要把烧攻下来，巩固住，防止停药反复。3天后再根据情况用药和治疗”。听着医生的吩咐，看着小王的的忙碌，我合上极度疲乏的眼睛又睏过去了。
　　住院治疗进行到第五天，我的病好多了。不发烧了，喘气很自由了，浑身也不那么难受了。爱吃饭了，也能起来走动，自己到餐厅吃饭了。唯一剩下的就是身子太虚，一活动就冒汗，走动的稍多一点，腿就发酸发软。孙大夫嘱咐我，起来走动走动好，不要老躺着。但应注意不要累着，大病初愈，还要好好休息和恢复。我给自己定的制度，上午起来活动半小时，除了在室内走动外，还要到门口晒晒太阳，晚饭后再活动半小时，余下时间则是好好卧床休息。
　　大概是下午两点多钟，一阵走动和语声把我惊醒了。几个人连搀带拖的架进一个人，放倒在我旁边的闲床上。孙大夫和护士小王跟了进来。小王测过体温后看了看，小声对大夫说：“39.2度”。孙大夫用听诊器听了听，而后紧锁眉头自言自语地说：“又是一个大叶肺炎”，她问送来的人：“他病几天了？”
　　“两三天吧”。回话的人我认识，是我们一个连队的。他冷冷地瞅了我一眼，没有吱声，扭过头和来的人一块走出门去了。大夫开过方后，护士又忙碌地给病人打针并服侍他吃了药。病房里又静了下来，我默默地下了床，走到新来人的病床旁，想看看这新来的病人是谁。啊，这不是老石头吗，我轻轻地问：“老石，你怎么也病了？”他微微睁开眼睛瞅了瞅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我说了声：“你好好休息吧”，就又回到了自己床上，老石头的影子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
　　老石头，叫石守本，由于他在我们一般干部中年岁最大，已接近60岁，因此大家当面背后都叫他老石头，他也乐得这一称呼。老石头，瘦小的身躯，花白的头发，岁月的沧桑给他的脸上刻出了几许条纹。他不善言谈，但很有内秀。知识和经验都比较广泛，特别是写得一手好字，机关里凡是用墨笔书写标语、通知、通报啥的，大都出自他的手笔。喜欢书法的同志，常常要和他交流书法艺术，求他写个条幅啥的，而他都是乐而为之。可能是由于他年令大，社会经验多，在待人接物上很注意分寸，不招人，不惹人，不讲伤人的话，不做越格的事，和群众关系都比较好。多数人认为他厚道朴实；少数人则认为他圆滑，是“社会油子”。“文化大革命”来了，他没有参加哪一派，而是随着大流走，每天忙着替他人抄写大字报。偶而他自己也写出一两份大字报，也都是不痛不痒，不剌人，不伤人。随着运动的深入，特别是进行到所谓“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老石头也被造反派揪出来了。由于伪满时期他在街公所作过事，当过雇员，在国民党的机关里当过文书。沈阳解放后他为我们作事，属于留用人员。革命造反派就抓他的历史问题，按照“历史反革命”来批他斗他。老石头的态度是，在伪满、在国民党时，我是给敌人作过事，但那是为了生计需要，是为了养家糊口。我没有作坏事，没有作伤天害理的事。而且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小职员，凡事都是听上边的，我什么权也没有，我能干什么？可造反派并不这么看，他们说伪满也好，国民党也好，他们都是骑在老百姓头上，欺压老百姓剥削老百姓的，你为他们作事，你也就是欺压老百姓的，你也就是在做坏事，因此你也就是反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抓你“历史反革命”不屈你。可老石头始终不承认，他坚持认为“我不够反革命”，并和造反派申辩说，如果像我这样在旧社会做过点事的人就算反革命，那全国该有多少反革命啊！就这样他惹恼了造反派，说他的“态度不好”，左一次打他的“态度”，右一次打他的“态度”。虽然没正式给他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也被按敌我问题而对他实行了“专政”，并也被拉来盘锦这个斗批改前线，继续批斗，促其彻底交待所谓“历史反革命罪行”。年近60岁的他，在胜利塘的紧张繁重劳动中，他得不到照顾，得不到休息，加上无休止的批斗，心情十分压抑，于是病倒了，也是“大叶肺炎”，和我住到一个病房来了。我们俩可谓“同遭灾难，同病相怜”哪。
　　住院治疗今天是第八天，病情日趋好转，病灶基本消失，身体能够活动了。尤为明显的是开始“抓饭”了，这可能是大病初愈的正常需要吧。说老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体会到“馋”是什么滋味，现在可真尝到了。此刻的我，特别想吃好的，想吃香的，想吃肉。只要医院食堂有好饭菜，我都不放过。可是还不觉得“解馋”，我在小卖部买桶猪肉罐头，吃起来感到特别香，吃起来就不愿撂筷，最后总是用意志的力量强行放下筷子，“别一顿都吃光了！”说起来不怕你们笑话，还没到吃饭时候就又禁不住捉摸想吃了。你还别说那时的罐头真好，一打开桶盖，在薄薄一层白油下面，全是干干的瘦肉，味道真是美极了，十分诱人。不像现在的猪肉罐头，汤汤水水，没有几块正而八经好肉，味道也不行。就这样，我吃了一桶，又买了一桶。吃了猪肉的，又开始吃牛肉的。总想吃，总也吃不够。就在这时，玉环托人给我捎来20元钱和一封长信，这更使得心情为之一亮。我以为我要“客死他乡”，见不着亲人了！可现在我没有死，不仅有机会见到亲人，而且还给我来信了。我要感谢老李头――我的老领导，感谢好心善良的邻居高大嫂，是他们张罗把我送到了医院；我要感谢孙大夫和护士小王同志，是她们的精心治疗和细心呵护，才使我从“死神”那里转了回来。没有他们和她们，恐怕我早已成为冤死在他乡的孤魂野鬼了。想到这，我又流泪了，这是伤心的泪，是激动的泪，是感激的泪啊。我赶忙地打开玉环的信。她说，听到我害病住院，心里万分焦急，又耽心，又害怕，恨不得插上翅膀马上飞到我的身边，看看我，照顾我，可是3个孩子要吃饭，要上学，要照顾，有谁能帮她啊？实在脱不开身啊！在信的最后她告诉我：大病刚好，你想吃啥就买啥，钱不够我再想法捎给你！我理解她此刻的心情，因为我们毕竟是从风雨中走过来的患难夫妻啊。
　　随着饭量的增加，我的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不但能在医院内活动，还可以到胡家的早市上走走，偶而也还买几个鸡蛋和水果啥的。我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玉环也给我来了信，知道她和孩子们都还好；特别是由于远离了造反派，我又是在养病中，没有人限制我，没有人要求我做什么，我获得了暂时的自由。也就在此时，我才真正懂得了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们，为了争取“自由”前扑后继，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自由”对于生存的人们有如“阳光”和“空气”一样，须臾不可少，是太需要、太宝贵了。由于这一些，我的心情也好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