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江瑞青坐在铺了麦秆的地上，背靠着墙壁。这种坐姿使他简直成了一种享受。他已经被关押这里一个多月了，老婆每天送粥给他吃。有时候一天送三次，有时候一天送两次，送多少他就吃多少，有时候还把碗里残留的糁子舔干净。自从杨泽林被两个民兵押进来的时候，江瑞青就用一种稀奇而带幽默的眼光看着他。江瑞青想：真好玩，本来的一个革命积极分子，本来的一个应该喊打倒我的人，现在却跟我们关在一起了，跟我们成了一路货。当他再一次的听到杨泽林的深深的叹息声时，他忍不住开了口了：“是啊，光荣的民兵排长，如果能回到几十年前，一定是个带领人马杀地主分田地的英雄，现在也跟我们一起成了牛鬼蛇神了。哎，不气死人才怪呢！”
　　坏分子侯玉同也插上了话：“我们本来就在地上，在地上打滚还在地上。而人家是刚刚从戏台子上跌下来的。说不准会爬起来再登上台子呼口号，打倒我们，踩上我们的一只脚，叫我们永世不得翻身。唉！”
　　江瑞青、侯玉同的话都是呛着杨泽林而来的。但杨泽林没有回击他们，因为他心里有更深的懊悔和悲伤，并没有十分在意听他们说话。他的肩膀和后背都感到十分的疼痛，那是当时捆绑得太重而造成的。他又想到：明天，后天，往后好多天，都要被挂上反革命分子的牌子，还要被捆绑，跪石子儿，可能还要被打耳光，做人的架子要被丢光了。他想到了撞草屋里的木头柱子，想一死了之。但后来头脑子里又跳出了其他意念的火花：老婆怎么办？大安还小，大安才五岁还不到啊。大概的批斗一两个月也会让我出去的吧。周主任他们会派人监督我劳动，但总比目前关在这里要好啊，还是慢慢朝前挨日子吧。宁可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这条汉子打消了死的念头了。
　　“你当时怎么弄的，怎么竟把口号喊错了的呢？”江瑞青转而变成了关心、同情似的口吻说。
　　“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病走了魂似的。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不过，你要反复跟押我们的人讲，说你确实不是存心反江青同志的，最好能跟周主任说，让他请示上头，把你早点放出去。”江瑞青似乎在替杨泽林出主意了。
　　杨泽林又叹了一口气。他说“你以为我会比你们罪行轻啊，难说难讲啊。我是现行反革命，你是富农分子，玉同没有完全定名称，牌子上就写的坏分子。我们三人到底谁轻谁重呢？”
　　一听到“富农分子”这个名称，江瑞青就逼得红了脸。他忽然说话有些结巴了：“我哪里是什么富农分子呀，我实际上并不曾过几天富日子。都怪我老子，省吃俭用，抠门到极点，攒钱买了几亩田，到划分成分时，成了富农，害了我们一辈子倒霉。”
　　杨泽林用将信将疑的目光望着江瑞青。
　　江瑞青以为杨泽林会认为自己撒谎，就瞪大眼睛望着他：“我可说的是老实话呀。我老子这人，你想不到是如何的抠门，粥锅子每次当然都是要铲干净的了，这个不多谈。有时候，吃完粥后，我们忘了舔碗，他就可能一巴掌打过来，接着嘴里说道，‘吃不穷，穿不穷，不会节省一世穷’！”
　　江瑞青又朝杨泽林看了一眼，见到杨泽林在听他说，于是接着说下去：“有一次，我老子因为一个亲戚家有什么事外出了，估计要得老半天才能回家。我母亲大概是因为肚子里长期没得油水，肚子有些饿得荒，就突发奇想，说，不如我们偷着包一顿扁食吃吧。扁食，有的地方叫饺子，对吧。我和我姐姐听这么一说，都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天天喝薄粥，肚子里太寡味啊。于是，姐姐就帮着择青菜，我母亲就到北边的人家买回了扁食皮子，母亲还在青菜里和了些鸡蛋皮子，这样，扁食的包芯就有啦。母亲还一再告诫我们说，如果父亲回来，问中午吃的什么，就说吃的粥，炒了点青菜。我们都连连答应，一定守住这个吃饺子的秘密。就这样，母亲和姐姐包了饺子，终于煮熟了。我们趁热吃了一个又一个，我也记不得我一共吃了多少个，反正记得真是香透啦。当我还在继续吃的时候，我母亲突然说道：‘不好！你父亲回来啦！’原来，母亲一边吃着扁食，一边总是站在门口眼睛望着南边远方的。远远的看见父亲回来了，母亲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好像一时闯下大祸了。”
　　杨泽林和侯玉同都看着江瑞青，目光里充满了期待，催促他赶快说下去。
　　江瑞青清了一下嗓子，继续说道：“还是我母亲机巧，情急之下来了个主意。她急忙抓了半瓢玉米，从我家东边的沟坎里窜到南边的木头桥旁边，把玉米胡乱撒到桥边和路旁。那座小木头桥是我父亲回来的必经之地。我母亲撒完玉米后，又从东边的沟坎返回到了家里。到家门口的时候，她已经是气喘吁吁，好像上气接不到下气了，但眼睛还是朝着南方紧紧地盯着父亲回来的身影。这时候，父亲已经到达那小木头桥下了。果然，父亲低着头，几处看看，显然是看见地上掉落的那些玉米了。于是他蹲下去，身子在地面移动着，我母亲看出，我父亲已经在捡拾那些玉米了。我母亲这时才松了一口气，赶忙回来把碗里没有吃完的扁食三口两口吃完了。这时，我和姐姐也已经完全吃光了扁食，紧接着母亲快快地抹完了锅子碗筷。”
　　“这一次就彻底蒙过去了？你老子一点儿也没有察觉？”杨泽林问道。
　　江瑞青：“别急，你听我说。等到我父亲捡完了那些玉米，我们都以为一切都做妥当了。父亲回来的时候，脸上还笑嘻嘻的，说，不知道哪个人家，可能是运玉米的袋子坏了，把玉米掉到路上，看了太觉得可惜了，我捡了这么多。——父亲把他手里的小布袋子举给我们看。过了一会儿，父亲果然问我们中午吃的什么。母亲回答说，吃的粥，炒了点青菜，都吃光了，碗筷都洗好了。大概是父亲看到我和姐姐的神色有些不对了，父亲就将信将疑地看着我和姐姐。哪晓得，父亲突然看到桌子边的地上有点青菜和蛋皮儿，我想可能是我匆忙的时候吃掉到地上的。父亲就瞪着眼睛问我，到底吃的什么，我实在害怕父亲瞪着的眼睛，只好乖乖地轻声说吃的扁食。一听到说吃的扁食，父亲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突然一擂桌子，把我和姐姐吓了一大跳。他对母亲吼道，‘今天是过什么节还是什么的？平日无故的在家里包扁食吃？你是存心要把孩子都教成败家子不成？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像你们这样子，还想买什么田呀？站到屋山头喝西北风好了！’说完，还真的叫我和姐姐站到了屋子的西山头，让我们想想将来喝西北风的滋味。我和姐姐在外面站了老半天。——你们想想看，我老子多抠门。”
　　“你们家后来不是买田了吗？”侯玉同问道。
　　“是呀。我家就是这样节省，后来在原来的基础上又买了好几亩田。等到划分成分时，我家成了富农，我家一直倒霉到现在，将来也不晓得要倒霉到什么时候呢。如果吃光用光，日子倒也安康。还是祖宗亡人什么时候作了什么孽，连累我们到现在受苦，挨斗，抬不起头……”江瑞青低下了头，似乎要落泪了。
　　侯玉同叹息道：“唉！你心里有苦水，可我心里，憋的苦水也不比你浅啊！”
　　江瑞青稍抬起了头望着侯玉同。
　　侯玉同接着说：“二十多年前，说来你们年轻人可能会不相信，但我说的又是确确凿凿的。我老大在上海学裁缝，十来岁的时候他就跑出去学裁缝了。那年我到上海去找他，那年我十六岁，我一个人坐轮船去找。到十六铺码头下船后，我跑了一天，还就真找到啦。我们弟兄两个高兴得不得了。这是在远方遇到兄弟呀！我老大在缝纫店老板那里有得吃，有得穿，有得睡，身上还有零花钱。就在那第二天，他店里收到一名顾客的一件军装，说是要把军装改个式样，就把军装放在店里。那天，店里的老板出去了，几个年轻徒弟就在店里快快活活地说笑。总之是，年轻人在一起就容易寻乐子。他们收到这件军装以后，都感到有几分新奇，有几分好玩。说，这件军装要是落在我们手里，我们才不改它呢，穿着也威武也好玩呀！忽然，我老大冒出了一个主意，说，我们穿着这件军装去照相馆照个相，洗一张让我家老二带给我父母瞧瞧，多好啊。另外两个徒弟也感到这事新鲜，有意思。于是，我们就带上军装，到那南边大概不到两里的照相馆里照了相。那照相机“嘭”的一闪光，真好玩。我老大穿军装照了一张，我和老大合照了一张，合照的那张军装换到了我的身上。本来我老大也叫我单独照一张的，但是要另外加钱，我们不曾舍得。我在我老大那里过了十来天，照片也拿到了。我就告别了我老大，又从十六铺码头坐船回来了。我带回了照片，还从我老大那里带了些钱给我妈妈老子。父亲母亲见到照片，看到了钱，自然非常高兴。我很是有些得意，年轻人没能沉得住气。我把照片给好多人看，那时拍个照真不容易，有的人说我穿了军装，很威武，活像个真当兵的，只是军装稍微大了点儿。再后来，照片已经发黄了，可我一直保存着。我有时候看看照片，想想我的老大，想到我们弟兄两个在上海刚见面的时候，他那个意外的样子，那个高兴劲儿……”说到这里，侯玉同眼噙着泪水了。
　　“那你老大呢？”杨泽林忽然来了兴致似的问。
　　侯玉同：“你没听我说过？你不知道我老大？——就在我回来的第二年，解放战争在上海打起来了。到现在我家里也没有搞清楚，到底是我们的炮弹，还是反动派的炮弹，总之听说是一发炮弹，也不知道是故意打的，还是打歪了，一发炮弹，不偏不倚，正好打中了我老大缝纫店的屋顶。大概我老大没了过了一个多月，消息才传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全家人都不放心，我老子和我一块儿坐船，还是到十六铺码头下的船。当我们肚子瘪瘪头昏昏的走到那缝纫店在的地方的时候，那里已经完全成了乱七八糟的一片了：地上堆了一些碎砖，还有几根没用的小木条儿，弹坑不深，可能被人家填进一部分土了；碎砖的旁边还有一些纸灰，大概是有人来化过纸钱了。”
　　杨泽林咂了咂嘴，也许是想着说点安慰的话的，但没能说出来。
　　侯玉同又慢吞吞地接着说：“人死了，一了百了，但又好像是没完没了。我老大死后，我多次梦见他，在梦中，他好像老是看着我，想要跟我说什么似的，但什么也没有说。直到现在，到我被揪出来，被定成特务、反革命，后来就简单地写成坏分子。我被批斗了多次以后，我才猛然想起来：我老大在梦里一定是暗示我早点儿毁掉那张军装照。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会倒霉在那张照片上。我们当时年轻，只顾穿军装好玩，照相稀奇，我们当时哪里看重它是一件国军服装的呢！老实说，当时我们根本就不会想到一件衣裳会引来多大的灾祸。他们就凭那张照片，一口咬定我参加过国军，是反动派，是与人民为敌的。”侯玉同的脸上显露出十分的冤屈和无可奈何。
　　“这个情况你对他们讲过吗？”江瑞青凑近了一点问道。
　　侯玉同皱起眉头说：“我苦苦解释了不知多少遍了。我也发过咒的。我说，如果我真的参加过反动派，我将来一定不得好死！如果我真的参加过反动派，我一家人就死光光，并且是从小的向上死，年纪最大的最后死。可我越解释他们就越说我不老实，说我不肯认罪，说我是顽固的反革命，说我是想永远与人民为敌。最后，我实在吃不消被他们搧嘴巴，实在吃不消跪石子儿，晒夏天中午的太阳，挨饿，我就承认我参加过反动派。但承认了之后，仍然是挨打，挨斗。……”说到这里，侯玉同的头低得更低了，另外两个男人一时的竟也没有了话。面对自己的命运和遭遇，三条汉子一时的还真无能为力，跟医生面对不能挽救的病人感到无力回天倒也具有几分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