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文化大革命中 2 千里姻缘

　　婚姻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不是吗？你想得到的却得不到，不想得到的她却来了。人们怎么解释？无法解释，所以就有了千里姻缘一线穿，月下老配姻缘的说法。
　　我的婚姻就得这样解释。我的自由恋爱，可以说爱得轰轰烈烈，爱得你死我活。我们在一个村，甚至天天在一起，可是它偏偏不让你成。而隔着好几百里，相互都不认识的，她却能来到你的身边，最后成为夫妻，这恐怕就是月下佬給牵的姻缘吧。
　　就在我们村文化大革命“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人们都满怀战斗豪情，白天晚上瞎折腾的时候，就在我白天教学，晚上“革命”，忙得脚打后脑勺的时候，一个女孩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个女孩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她是桦南县驼腰子乡大金缸的，离我好几百里地，素不相识。尽管我们的婚姻也不顺利，一直拖延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又重新捡起，接续姻缘，但我们最终还是结成了夫妻，一辈子的夫妻。
　　那是1967年2月份寒假期间，全公社的教师都在连江口公社参加寒假学习班学习。（学习班也不是纯业务学习，而是学两报一刊的文章，学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材料，搞大批判、写大字报……）由于我们村离公社不太远（十里地），所以我们天天都是骑自行车来回跑。这天我一回到家，母亲就对我说：
　　“你今天晚上还有事吗？”
　　“干啥呀，妈？”我一边去外屋端饭一边问我母亲。
　　“下午王生来咱家，说他有个侄女上他家串门，他想给咱介绍介绍。你吃完晚饭，今天晚上别去开会了，去王生家看看。再革命也得找对象啊。”
　　  “王生，他不是五类分子吗？”
　　   “那怕啥？再说人家姑娘家不是，他爹还是党员干部呢。”我一边吃饭一边寻思：去看看也行，反正我在当地找对象恐怕是台上收拾锣鼓家什——没戏了。正好团（全无敌）里这两天事也不多，于是我说：“噢，那我一会去看看。”我心不在焉的答应下来。
　　“我和你嫂子先去，你吃完饭，收拾完碗筷随后去。”母亲身体不太好，我在家经常帮母亲干一些灵活，母亲好把我当做小姑娘使唤。
　　 王生家在村东头，我家在村中间，离得不太远。我吃完饭收拾完碗筷有一搭无一撞地来到了王生家。这时天已经黑了，王生家屋里点的灯不太亮，也就是15度的小灯泡。里屋的门上坎还很低，我猫着腰低着头一边进屋一边说着我事先编好的理由：“我二嫂在这吧？孩子哭了，找你。”
　　   “没事，哭一会就好了。”我二嫂知道是我编的，就顺口附合一句。我进屋借着灰暗的灯光四处瞅了瞅，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在里屋门南边靠墙站着。个不高，扎两个小辫，长得不算漂亮，也不丑，有点秀气。穿着一件黑色便服小棉袄，戴着葱绿色脖套。这个女孩没有让我心动，也没有让我厌恶。相貌在我选择对象的标准底线之上。我已经遭到两次失恋的打击，在婚姻问题上很失望了。我知道当时农村的孩子在当地想找一个对象是很难的，凭我的家庭成分，就更别想了。当时我们村的女孩都上市里找对象去了，再不就找当兵的，没有找农村小伙的。有几个结婚的小伙子，都是靠“外调”找的对象。我眼前这个小女孩，虽不算漂亮，还可以吧。我心想：那就试试吧，成不成说几句话怕啥。于是我问她：
　　“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呀？”
　　 “我叫王淑华，家在华南县驼腰子大金缸。”她一边上下打量我，一边回答我。
　　   “今年多大了，做啥工作？”
　　  “十九，在上学,读初三。你哪？”
　　  “我叫王忠平，二十二岁，代课教师。你是哪派的，啥观点？”我已经是神经质了，不管见谁，没说两句话，就问是啥观点，站那派。
　　“我？没观点，也没派。啥派呀？”她有点疑惑，不懂。
　　 “ 噢。我们这闹得凶。一派是1214，一派是三司，两派天天干仗，搞武斗。”
　　  “是吗，我们那好像没有派，就是成立个团啥的，没听说干仗。”
　　  这时我母亲说话了：“你俩别唠大革命那点事，让人听了都脑袋疼，说说对象的事。你们俩也见面了，话也说了，都有没有意见?  我们当大人的也听听。行就行，不行也没什么，一家女百家求吗。”
　　 “我没啥意见，你哪？”我问她。
　　 “我也没意见。不过我得回去问问我父母。”她说。
　　 “这么的，你明天再到我家去看看，看看我家咋样。”
　　 “行，明天我领她去。”她四大爷说。
　　 “那就这么的，时间也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了，他二嫂孩子还在家闹呢。”我母亲说。
　　 “你们再呆一会呗？”王生老两口挽留。
　　 “不了，明天再唠。”说着我和我母亲、我二嫂就回来了。回到家我和我母亲躺在炕上睡觉时我母亲问我：“你看咋样啊？”
　　“还行吧，个有点小。”
　　“个小怕啥？妈个小，你二嫂个也小，咱们老王家的媳妇都个小。我看你就定了吧。”
　　“这八子还没一撇呢，人家同意不同意还不一定呢。”
　　“是。明天再说吧，睡觉。”母亲翻过身不吱声了。我脑子里乱七八糟，想着我的两次失恋，咳！这回我可得想法抓住这个女孩，可别再让她跑了。可又一想，这个小女孩看来是没意见了。可是就我这个家庭成分，我又是一个破农民，她父母能干吗？我头两个不都是女孩同意，家庭不同意吗？况且人家还是城里的，父亲还是党员、干部……咳！别想了，睡觉。
　　第二天我从连江口教师学习班回来，帮母亲简单收拾收拾屋，吃完晚饭，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晚上都黢黑了，王生领着他侄女才来到我家。
　　我家当时在农村，条件还是蛮不错的。三间大草房，我和我父亲母亲住东屋，我二哥他们住西屋，我们家当时的最大特点就是干净、亮堂。屋里莴纸糊的棚，白灰刷的墙，四十度的管灯，三五牌座钟，还有一个上海牌的大收音机。这在当时别说农村，就是小城镇里也很少有旳。我们家的这个条件，她自然觉得很好。两位老人又让我们俩单独在我二哥西屋唠了很长时间，唠的自然都是些年轻人的话题，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又进一步了解了对方，彼此双方又加深了一些印象。
　　 这次谈话后，她没有急于回家，而是又住了好几天。在这几天中，我们又约会了好几次，感情也有了一些发展。她走时我送她到车站，临分别时，她说回去问问父母，来信告诉我。
　　 她到家后，很快就来信了，信中说，她母亲没意见。父亲不同意，原因是他那有一个叫刘景阳的人，原先是我们这的，“了解”我父亲。说我父亲历史有问题，土改时被斗过，成分不好。她又说，我俩的事不要着急，她慢慢做她父亲的工作。
　　我这时非常忙，白天教学，晚上开展“工作”。所说的工作就是文化大革命，批呀，斗呀，学习呀，开会呀，反正就是按毛主席说的办。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么。这就是革命，这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我们“全无敌”的总部设在东屯，离我家有三里地，天天晚上我们几个都要走着去走着回来，到家一般都得十一、二点钟。
　　大约到了夏季，王淑华又来了。这次来她是和她大哥一起来的，(事后她告诉我，她大哥是她母亲派来的，帮她把把关。)她大哥是一个老实八脚的农民，是一个赤脚医生。到我家坐一会儿，也表示同意了，可回去后也没做通他父亲的工作。尽管她几次哭着喊着做父亲的工作，可她父亲就是不同意。这期间我们还是经常通信，用信来表示相恋之情。我给她写信是很下功夫的，她看了我的信很受感动！把我的信给她吕婶看，她吕婶这个人很开通，看了几次信后说：“孩子，我看这个小伙写给你的信，很有水平。她现在当代课老师，以后一定能转正，会有出息的。你吕叔原先就是代课老师，后来转正了，现在不是也当上了公社党委秘书了吗。你可要下力气做你爸的工作，千万别放弃呀！好事多磨，只要你爱他，就要下决心去争取，别灰心。”淑华把她吕婶对她说的话转告给我，我听了也很感谢她！她吕婶的话在她的身上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她自始至终在苦苦地争取！
　　随着文化大革命形式越来越残酷，我的状况越来越糟，她后期给我来的信让他们（扫残云）给全部扣押，我们的婚事也就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