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文化大革命中 1 投身革命

　　自序
　　
　　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国家是一场灾难，是一种耻辱，是一次大倒退；对我来说，是一场折磨，是一种打击，是一次锻炼。
　　文化大革命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它对我的摧残是残酷的，让我生不如死；但对我的磨练也是巨大的，它锻炼了我的工作能力，铸造了我钢铁性格，培养了我良好、豁达的心态。有了这场经历，我今后再苦再难都不怕了。
　　一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敲响了中国大地文化大革命的丧钟，一时间整个中国进入了不正常轨迹。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农民放下手中的活，都来闹“革命”。全国上下一片乱哄哄，革命一词被践踏，“红卫兵”，“造反派”成了人们的神圣追求。中国人不知是中了什么邪，一时间都成了疯子。
　　我，一个再平凡不过的高中肄业生，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孩子，一个单纯、幼稚、血气方刚的知识青年，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忠于、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四忠于”精神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革命。可我这段时间，不但无功，反而成了罪人，惨遭毒打……
　　我的自传第三章——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真实的记录了我的这段历史。
　　                      
　　         
　　1 投身革命       
　　                         
　　一九六六年夏初，文化大革命波及到农村。 
　　   全国都炸了营，开了锅，一片混乱，黑白颠倒，到处都是无政府状态。我们一向平静得一声鸡叫全村都能听到，谁家婆媳吵一次架，全屯都是爆炸性新闻的百十户小屯，也沸腾了。
　　村中央大队部电线杆子上的大喇叭，天天在喊：“最新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村大道两旁各家各户的墙上，用白灰刷着标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人们在迷茫、观望、议论，以各种复杂的心态在揣摩，迎接这一陌生风暴的到来，琢磨着自己怎样安全加入这一自己并不熟悉的洪流中。
　　革命的风暴风起云涌，它不是请客，不是吃饭，不是温良恭俭，它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人们逐渐知道了，原来不用担心，不用徘徊，只要戴上红袖标，拿起红缨枪，造反就有理！
　　我当时正在学校教学，还没有积极、果敢的行动。正当我在观望之际，一个人从汤原县回到村里。这个知识分子，带着满身的“革命”气概，带着丰富的造反经验，带着口若悬河的豪言壮语，一时间银光闪闪，成了村里的大人物。他就是我下一届的同学叫李更（化名）,他高中没考上去了畜牧学校。现在学校不上课，都在闹革命，他不知咋回事，回家闹“革命”来了。
　　他一到家，就先来找我，老同学一见面很热情。他夸夸其谈，向我介绍了县里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他的经验，我听了很感兴趣，唠的也很投机。最后他要和我组建一个团，我在我们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回村这两年，我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青年，办夜校，组织学习，搞文艺宣传队哪样也没少下我。现在这么大的“革命”运动，哪有不参加之理。我立即满口答应。
　　 第二天下午，他又到学校来找我，我和他还有王永湖老师一起到供销社找刘相才。刘相才是供销社的店员，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四人在供销社的里屋开始研究建团的事，先确定人员。我们一致的观点要在全大队选素质高的，组建一个团。经再三推敲，最后确定十人。团名叫“全无敌红色造反团”（以后简称“全无敌”）。由李更起草《宣言纲领》。在“全无敌”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被选为团长，李更任秘书。
　　    当时村里也都陆续成立造反团，王义成立了“翻天造反团”，马庆祥组建了“抗大红色战斗队”等等。全大队我们的团素质最高，战斗力最强，在全大队起主导作用。当时的革命工作是什么？全国都一个模式，学习《5.16通知》（十六条），斗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说的走资派（简称）就是各级领导干部。从中央国家主席到农村大队的小头头，统统都是走资派，都得打倒，这就是革命，这就是运动的大方向。造反派撒下人马，搜集他们的材料，然后开批斗大会，声讨它们的罪行。戴高帽、游行，甚至揪打、下跪。
　　    我们也和外地一样，学着“革命”，矛头指向本村的领导，孙福（书记），魏俊武（大队长），李文秀（会计），开始搜集他们的材料，串联各造反团，发海报，晚上开批斗会。当时的海报是这样的：
　　                
　　海       报
　　   
　　经红色造反派联合总部决定：今晚召开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地点：群英俱乐部。时间：17时。望各革命团体，广大群众踊跃参加。
　　
　　               发起单位：全无敌红色造反团
　　               抗大红色战斗队 
　　               翻天造反团
　　                                       年xx 月xx日 
　　    
　　到了晚上，大会准时召开。会场台子上方悬挂着横额：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台两边挂着条幅：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台下人山人海，高呼口号，群情激奋。每个“走资派”由两个红卫兵压着上台，一字站好。“走资派”头上戴着大高帽，胸前挂着牌子，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后排还站着一帮地、富、反、坏、右分子陪绑。一阵口号声后，开始让他们交代罪行。下面群众随时都喊口号，壮大气势。当权派交代完后，群众上台揭发，逼问，让他们哈大腰，把他们折腾的一身汗。揭发者也声泪俱下地控诉，那阵势不亚于当年斗地主。几个“当权派”都折腾完了才放他们回去，第二天得照常上班 。
　　 这样的批斗会文化大革命前期是经常开，这就是当时的革命工作，因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十六条》就是这样规定的。全国各地，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样“革命”的。各造反团的工作，就是到群众中去，搜集材料，为开批判会做准备。批判会几天进行一次，形式都一样。揭发的内容不一样，揭发的人不一样，当官的事也多，得罪的人也多，这些人可下有了报仇的机会，都排着队挣着发言揭发。
　　 这年冬天，上面派来了“社教工作队”，他们是负责搞“四清”，也参与文化大革命。但时间不太长就走了。
　　  这时全国各地到哪都是讲文化大革命，处处都是红卫兵、造反派。全国开始了革命大串联，毛主席在北京多次接见红卫兵。红卫兵坐火车不花钱，到哪吃饭不花钱，火车不按正点开。书店啥书都没了，只有马列、毛主席著作。文艺节目、歌曲都不让播，反反复复是样板戏，主席语录歌和一天唱得没遍数的歌颂主席的歌和革命样板戏。中学以上已经停课闹革命，小学生也不上文化课，学背主席语录，老三篇。
　　我们全无敌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反复地进行着“革命”。当时全大队的造反派团体很多（我们大队有三个自然屯），每个屯都有三四个团体，我们全无敌是素质较高的，所以活动基本上是以我们为主体。 
　　大约是在这个冬季，“全无敌”内部产生了分裂。一天，我在“全无敌”的工作日记本的后面，发现一首诗：“全无敌，全无敌，周围无敌内有敌……冻死苍蝇为足奇。”我仔细一看，是李更的笔体。我看着这首打油诗，心想：李更是啥意思？这个“敌”不是在说我嘛！他是要搞分裂吧？于是，我开始调查。
　　我了解几个人，他们都一致和我说：“王老师，你还蒙在鼓里吧？李更找我们谈好几回了，让我们出去，和他单独成立团。我们还没答应他呢。”我一看，不能再傻了，他确实要分出去，那就由他去吧。但我又一想：还是以团结为主，能不分还是不分。当天晚上我召开了“全无敌”最后一次会议。会议足足开了一宿，会议的内容就是民主生活会，大家畅所欲言，有啥说啥。我首先表白了我的的观点：“尽量维护团结，不分开。有意见可以互相提，互相帮助。”一些团员同意我的观点，不想分开。尽管有的团员都哭了，想维护整体，但最终还是分开了。有三人和李更退出，单独成立一个“扫残云战斗队”。
　　他们出去后也不“革命”了，把矛头直接指向我。贴出大字报、漫画、大字块，要打倒我。我感到很奇怪，党中央十六条明明规定：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是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怎么指向我了？按当时的斗争方向，显然他们的斗争方向是极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胡闹，可他们又是这场胡闹中的胡闹。
　　我们没予理睬，照常在村里进行“大方向”（斗当权派）的工作。
　　按着中央精神，各级政府要成立当地文革委员会，群英村通过选举产生了文革委员会，主任是李西江。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了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号召。全国上上下下各级政府党政大权，全被造反派夺在手中。一下子全国各地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上边是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下边是造反派说了算。我们也进行了这场夺权斗争，群英三个领导靠边站，权力交给了接管委员会主任郭殿发。文革主任李西江。       
　　随着我们工作的深入发展，“全无敌”的人数越来越多，这时我们人数由原来的六人已发展到一百八十人，同时还联合了几个造反团。 可“扫残云”这几个人，还不知量力地向我们挑逗。今天贴出一张漫画骂我和李西江，明天又整出几个大字块，要打倒我们。我一看，这也太不像话了，于是我们写了《告“扫残云”的一封信》。信中指出：我们斗争的大方向要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群众斗群众。希望“扫残云”和我们“全无敌”团结起来，共同闹“革命”。对我们的诚意劝告，他们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向我们继续进行谩骂。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决定要狠狠打击一下他们的气焰。一天晚上，我把我们团里能写的文人都组织起来，买来一批纸，连写带画干了一宿,第二天全村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字块、漫画都是揭露“扫残云”的。他们也不示弱，于是我们两派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全大队到处都是我们两派贴的相互攻击的大字报、大字块、漫画……今天他们写一茬，明天我们又写一茬，见面就干嘴仗，辩论……   
　　由于他们的人太少了，到后来，“扫残云”的人不叫嚣了。李更回汤原了，其他几个也不活动了。屯里的“工作”就落在了我们身上，行政的事由接管委员会主任郭殿发、文革主任李西江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事由“全无敌”造反团主持。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很长时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