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节 第06节

分红过后，全生产队除老弱病残，全部到远离生产队十五里开外的工地去开河。
为此，生产队特意为我俩买了两把泥锹，在寒风凛冽中，全队大部分人马挑着被褥，扛着农具，担着柴草和粮食，开赴到治理新郎川河的工地。留下王队长，继续催促不愿上工地的老乡，将他们一个个赶上工地。
　　一到工地，彩旗飘扬，大幅标语高高挂起，这边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那边是“治理郎川河，造福子孙万代”。东边是“为有牺牲多壮志”，西边是“敢叫日月换新天”。高音喇叭正在播放公社革命委员会通知，催促还未到工地的大队务必连夜赶到工地，否则，大队干部将以纪律论处。治河小组的工作人员正在河堤上丈量土方，计算当天完成的进度。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派战天斗地的气氛，一派催人奋进的场面，一派气吞山河的壮丽景观。
　　听老乡说，1957年破圩，全公社所有的庄稼全部淹掉，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不算，还淹死饿死了很多人，个别年头遇到干旱，庄稼又全部枯死。所以，当地老百姓完全是靠天吃饭。
　　分配给我们生产队的任务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不完成不许回家过年。我和小吴的工作就是掘土，我想，掘土好，我就怕挑。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被一阵急促的哨音惊醒，我赶紧摸黑穿上衣裤，却无论如何找不到袜子，只能赤脚穿球鞋，迷糊着双眼，踩着冻土，随着一排黑黢黢的人影，来到离临时住地半里远的工地。
　　到了工地，我就开始后悔。坚硬的冻土像铁板，举锹奋力砸下，虎口震得生疼，冻土才裂开一条浅浅的口子。老乡挥舞着像猪八戒样式的钉耙，一耙下去，冻土的表面仅留下几个浅浅的小坑。
洪队长看了发急，夺下我手中的铁锹，将锹把顶着小腹，两腿一蹲，像只蛤蟆，身体腾空跳起，锹口对准一条泥缝，依靠全身的重量，奋力插进去。但是，泥块太大，太硬，纹丝不动，再奋力拔出泥锹，再来一次蛤蟆跳，如此几下，总算撬下来一大块冻土，倒在地上，发出“轰隆”一声闷响。
　　我在边上看的目瞪口呆，这哪叫挖土，这简直是在玩命。玩命就玩命，年轻人血气方刚，看我的。我模仿洪队长的架势，也来个蛤蟆跳，“哎哟”一声，我和泥锹同时倒在地上，疼得我手捂小腹直哼哼，老乡在一旁个个笑弯了腰。
“不对，不对”小懒在一旁为我指导，"要屏着呼吸，锹把要紧贴肚皮，像我这样。”小懒也来了个蛤蟆跳，其他几个小伙子也跳了几下给我看，小吴也跳了一次，感觉可以。然后，我根据要领，试跳了一下，奇怪，感觉不到肚疼，心想，这大概就是气功吧。原来，气功人人都有。
　　确实，人人都有气功，有事实为证：有那么一大家人，开车途经山腰，碰到塌方，一块巨石压着小孩的双腿，父亲奋力抬起石块，母亲才将小孩拖出来。事后，这位父亲无论如何也抬不起这块巨石。为此，科学家定论，当千钧一发的时候，人得意念会集中到一点，就会产生几倍的能量，气功就是这个原理。
　　一上午，我和小吴都在挖土，都在练蛤蟆跳，挖下的土块堆了一地，害得挑土的丫头累弯了腰，直骂我俩在发疯。
到了下午，我俩用的锹已变形，到收工时，我的锹把断了。回到住地，向房东借了把斧头，重新把锹接好。我想，锹用坏了，要自己掏钱去买，犯不着再玩命，而且，蛤蟆跳跳久了，肚皮开始隐隐作痛。十天之后，我上午挑土，下午挖土。因为，上午是冻土，老乡都不愿挖土，我也不愿做冲头，这是祖父教我的，要“看风水”。
　　但是，风水没有看准。十天之后，河堤越来越高，先是三十度坡度，二十天后，成了四十五度坡度，完工时，成了六十度坡度。每天挑着七八十斤重的担子，一天下来，来回约一百趟，土的重量合计约四吨，路程约十公里，遇到下雨天，尤其是冻土融化后的酥泥，路难走不说，光是鞋底上的粘土就有一二斤。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上午是冻土，便于挑土，下午解冻，便于挖土。
　　治河劳动强度太大，吃得又苦，生产队只管煮饭，不管菜。我和小吴俩像要饭的，只能向老乡讨菜吃，而且，都是腌菜，而且，都是辣的，而且，都是冷的。
俗话说：“辣椒不补两头吃苦”。三天下来，感觉目赤唇焦，屎硬难屙。遇到下雨天，虽然可以不出工，但是，被困在住地也难受，既冷又不能外出。为了打发时光，买了一包0，14元的大铁桥烟，抽得嘴苦，鼻臭，气呛，胸闷。老乡情愿冒雨逃回家，搞点好的吃吃，再带回几罐腌菜。
　　一项大工程，难免要死人。上一年，邻村一个大队的几个丫头，歇畔时，为了躲避寒风，坐在掏空的泥墙边休息，被倒下的泥墙当场压死一个，压伤三个。听老乡说，几乎每年要压死一两个。按祖父的“风水论”，那些被压死的人就是不懂风水，不看风水。按母亲的老古话，就是“不看三四，（即风水）苦头吃煞”。
　　已近腊月十五，下起鹅毛大雪，整个工地白茫茫一片。我队的土方任务还没完成，急得洪队长连夜赶回生产队调兵谴将，把奶奶们全部赶上工地，采取早出工，晚收工，取消歇畔的强硬措施，务必在腊月二十之前完工。
老乡都盼着过年，都等着合家团圆，谁都不再偷懒。我和小吴也坚持到底，学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的保尔，坚决不当逃兵。在整个治河工地上，只有我和小吴俩在和贫下中农并肩奋战，既为了图表扬，又为了来年多攒工分，一举两得。果然，大队书记特地来工地看望我俩，称赞了我俩几句。老乡都夸我俩干活过劲。
　　先完工的生产队可以先回家。因此，有的生产队就偷工减料，高度宽度不达标，两队之间，故意留下一个大豁口，挖土不在指定的位置，故意缩短路程。洪队长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汉，不会偷懒，不会耍滑头，每年都被评为“治河先进”，成了预备党员。个别社员在背地嘀咕，“自己光鲜，害大伙遭秧”。
　　我和小吴卖命干活，也换来了风言风语。老乡说，本大队的两个海佬知青，自己整天不干活，打麻雀，掏鸟窝，还见不的我俩，说我俩假积极，还说要教训我俩。老乡关照我俩要留点神。
来插队前，我的一个玩伴跟我提起过，家住在136弄的一个小J，也到郎溪插队，说小J是出名的打群架头头，叫我当心点，不要去招惹他。这个小J就是老乡提到的两个海佬中的一个。
小时候，我天不怕地不怕，还故意找外地帮打架，自从懂事后，就不想惹事，小吴也曾经将人误伤致死，所以，更不想惹事。为了预防万一，我俩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洪队长，洪队长一听，开口就骂：“鸟毛灰，他敢，我叫民兵排长把他抓起来，送公社。”


（待续）
6

　　腊月二十，我们生产队干到天黑才完成任务，连夜赶回生产队。第二天，生产队把养鱼塘车干，我和小吴分到不少鱼。晚上，开每年一次的评工分大会，小吴7分，我才6分，比奶奶们还低。本来。我也应该是7分，就是恶狗家的男主人，说我身材比小吴单薄，说小吴身大力不亏，还说来年挑塘泥，我肯定挑不过小吴，还说......。说完，还母鸭叫似地干笑了几声。
“他妈的”我在心里狠狠地骂，“我和小吴干得是一样的活，凭什么一个工分高一个工分低”，凭什么......，”我在心里恨恨地想。
　　说起这个恶狗家的刀条脸，我刚到生产队时，见他称洪队长左一个亲家，右一个亲家。一开始我搞不懂，他家一个儿子年龄和我一般大，洪队长家又没有女儿，两家根本凑不拢，怎么会是亲家？还是小懒告诉我的，说刀条脸是外乡人，为了想在这里站住脚，故意巴结洪队长，认洪队长的大儿子为干儿子，所以，老在洪队长面前出奸捣鬼，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想挤掉他父亲，自己当副队长。还说，家里养了个童养媳，既可以为他家干活，讨媳妇又可以不花钱，还想叫他家的童养媳当妇女队长。这是小懒给我上的第一堂课。
　　其实，在派饭的一个月中，凭我的观察，我就认定这个刀条脸不是个好东西，狗恶，人也恶。先不说我的工分被他撬掉1分。有一回，洪队长派我和他去十几里开外的飞鲤公社去买一百斤可做绿肥的草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份轻巧活，按理说，派他一个人去即可。到了那里，草籽没买到，只能挑着空担回家。为此，我就实话实说，今天空走一趟，工分赚了，人也轻松。没想，他却讨巧还卖乖，“哪是，挑空担走路不舒服，挑上五六十斤才舒服。”
一句话，直呛的我差点噎不过气来。心想，这个伪君子，狗嘴里吐不出像牙，以后跟他说话要留点神，不能信口开河。
　　同样姓陈的地主后代，却心慈面善。干最累最重的活，穿最破最旧的衣服。都是成年劳力，说话还带脸红。要不是已知他们的成分，我还误以为他们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再说，凭他们家住的破墙瓦屋，哪像书本上说的四川大地主刘文采。难道，他们是故意伪装，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难道，他们藏了“变天帐”，有朝一日，卷土重来；难道，他们是笑里藏刀，暗地里在磨刀霍霍；难道，他们......。
　　听人说，解放初，农村划成分时，那些不务正业的二流子，被划了雇农或贫下中农的好成分。反之，那些被划地主富农的，倒是勤劳持家的人家，安分守己的人家，祖上是积阴积德的人家。
　　通过下乡两个月的观察，我们生产队，没有早请示，没有晚汇报，没有毛主席语录，没有标语口号，没有火热的阶级斗争，更没有批判会，批斗会。整个村庄，是那样的风平浪静，是那样的与世隔绝。和我以前所接受的教育相比，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是那样的大相径庭。又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号召相比，是那样的本末倒置，是那样的南辕北辙。
　　我试探着将我的疑惑告诉朱会计，朱会计出口，不是政治领先，依然是粗话领先：“妈的，搞那鸟东西（即阶级斗争）干吗？又不能当饭吃。”
可能，他觉得面对知青说这样话太露骨，于是，改口道：“上面没让搞，自然，我们底下就没法搞，你说是不是？”我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然而，我心中的疑惑却越来越浓，心中的疙瘩越来越紧。感觉自己像一只脱了缆绳，坏了马达，丢了罗盘，随波逐流的弃船，在茫茫的大海上漂泊，没有方向，没有动力，没有目标。
　　我清晰地记得，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作中写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觉得这句话太精辟，太伟大，太了不起。连大队干部，预备党员的思想觉悟都这么低，何况，普通的贫下中农。看来，是要好好地对农民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养，提高他们阶级斗争的意识和热情，提高他们政治领先，思想领先，抓革命，才能促生产的意识，用毛泽东思想领导一切，统帅一切，指挥一切，打倒一切，让农村变成一个红彤彤的共产主义大学。
　　但是，转念一想，觉得不对。既然，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干吗，又让农民来教育我们哪？干吗，又叫我们来接受“再教育”哪？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再说，农民能教育好我们吗？我们又能从农民那里学到什么好的教育哪？再说，当时，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近六亿，再加上近千万的知青从事农业，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说，这不是倒退吗？中国何时才能成为工业大国哪？再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照此下去，共产主义何时才能在中国实现哪？我心中的疑惑变成了迷茫，我心中的疙瘩变成了乱麻。
　　而且，当时的报刊文章连篇累牍地号召各地农村同志，要抓紧农闲时机，对知识青年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进行阶级斗争教育，进行世界观教育。尽快让知识青年投身到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做一个合格的，有知识的，有文化的，新时代的新农民。
　　贫下中农是给我们忆了苦，思了甜。但是，忆的是解放后的苦，思的是解放前的甜，简直把我搞糊涂了。他们说，1958年没饭吃，饿死了许多人。近些年，一到冬天，就要挖河，累死了。解放前，干半年，歇半年，粮食吃不掉，也不用挖河，家家老早开始过年，杀猪，打糍粑，......。
　　贫下中农根本顾不上给我们任何内容，任何形式的教育。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抢做轻巧的活，出工不出力，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分东西斤斤计较，对挖河怨声载道，对知青下放到农村，嘴上不说不欢迎，心里却在担心抢了他们的口粮，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希望我们早点离开农村。小队会计担心知青会不会挤掉他的位子。大队干部担忧知青会不会抢占他们的宝座。光蛋们更忧心忡忡，担心男知青会不会夺走男女比例已严重失调的农村姑娘。最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倒是女知青，多多益善，来者不拒，可以为解放光蛋作出贡献。
　　为了顺利安置大批接踵而来的城市知青，我们公社不得不采用按地亩均摊的形式，农村似乎成了“收容站”。如此，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已不复存在。显然，运动的组织者与选择知青安置走向的问题上陷入了颇为尴尬的处境，而这种处境的形成，与运动所牵扯到的国家利益，知青利益，农民利益的矛盾纠葛又是分不开的。
关于城市知识青年为什么要到农村去，在我看了《全国知青总纪实》这部文献之后，才真正了解了其中的内幕。原来是转嫁危机，所谓“接受再教育”，不过是一场骗局而已。
　　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状下，知识青年所能接受的“再教育”就可想而知了。绝大部分生产队不管知青的生活，劳动和学习，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给知青定的工分很低，都在四五分左右，同工不同酬，严重挫伤了这些知青的劳动积极性。由此，一群群的知青开始游手好闲，整日跑东跑西，蹿南蹿北，不是偷东西，就是打架，引发了农村新的不稳定因素。像我和小吴这样的知青，一到农村就放下架子，每天出工，不惹是生非，自食其力，不给生产队添麻烦，挖河治水，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上述知青相比，按现在的标准，我俩就是社会的精英了。
　　邻村一个和我同一天下来的知青，长得白白胖胖，老乡称他为“小白牛”。小白牛临下放前，刚从拘留所出来，犯得是盗窃罪。到了农村就如鱼得水，想偷什么就偷什么，偷了地里的偷窝（鸡窝）里的，偷了窝里的偷房里的。原来，村上家家户户白天是不关门的，现在，像防日本鬼子一样，坚壁清野，严阵以待。
　　贫下中农开始不满意，开始发牢骚，开始有抵触，不愿接受知识青年。相比而言，他们比较愿意接受本县下放的知识青年，最不愿意接受的是芜湖知青，既穷又爱闹事，按当地的土话来说，就是“脑袋钻进裤档里——一头不头”。上海知青比较有钱，上海日用品比较充裕，质量全国第一。所以，从私利的角度来讲，老乡比较愿意和上海知青打交道。
　　这不，临离开生产队回家过年前两天，同村隔队的一位大队妇女主任，平时根本和我们不来往，却叫我俩帮她带些上海的针头针脑，肥皂火柴。其实，她的生产队就有两位上海女知青。可想而知，农村的日用品是多么的匮乏，这个大队妇女主任的活动能量是多么的强。碍于面子，凡是本村的老乡前来相托购物，我俩一概承接下来，不打回票。为此，这次回家探亲，我和小吴当起了义务采购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