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磨难 第十一章 最后挣扎 （二）

　　二、调资落榜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四点，我去白羊墅车站接妻子儿女，忽见村里看戏的人纷纷往回走，我问他们怎这么早就散了戏，有人小声说：“毛主席死了，不让唱了。”他老人家没能看到“四人帮”覆灭，没能等到他梦寐以求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就见马克思去了，全国人民陷入一片悲痛之中。我怀着无限崇敬和悲痛的心情参加了毛主席的追悼会，受到车间新任书记章敏的表扬。郝泉在班会上转达张的话，说我这次“表现不错”，似乎像我这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也热爱毛主席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这一年十月六日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终于支持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下决心粉碎了“四人帮”，举国上下群情激昂，一片欢腾，真是大快人心。不久在“四五”运动中被“四人帮”赶下台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就任于危难之间，立即拨乱反正，很快扭转了混乱局面，使国家逐渐走向繁荣富强，人民真正摆脱饥饿和贫困奔向小康生活。
　　
　　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作为领导阶级的广大工人也已十多年没加过薪了。邓小平任职后在着手全面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于一九七七年果断作出“文革”后第一次调整职工工资的决定。
　　我矿仍然采取在班长会上讨论调资花名的方式：首先把全车间职工参加工作的时间和工资级别列表，下发各班组讨论提出预调名单，再到班长会上研究决定，最后上报矿党委审批。
　　那次的中央文件明确规定“这次调整工资要优先照顾那些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生产骨干”，怎样理解“生产骨干”四字，那些人算生产骨干，我认为应理解为第一线的生产工人。而在车间职工动员会上支部书记章敏传达完文件后却解释道：“依我的理解所谓‘生产骨干’就是指我们的班组长。”于是他给所有的班组长都调了，郝泉争当班长这次沾了大光，一九六七年参加工作由三级调到四级；他还不算特殊，有个七十年代参加工作的班长王胜也调为四级，他们都是章敏土政策的幸运儿。班长们都调了，指标也占完了，一般工人只能“望梅止渴”。章敏本人是大学生，读大学时入了党，刚转正不久调来当车间书记，他的工资已超过五级工，但既然他给班组长都调了，班组长们就像众星捧月似的维护他，一致要求给他调。起初他“谦虚”地说：“你们不要提我，我不调。”经不住众人“苦谏”，最终还是半推半就调上了。须知调资文件中关于“生产骨干”的前面还有两个定语，一是“工作多年”，二是“工资偏低”；那么相对于五十年代参加工作的人那些六七十年代进矿的班长即便都是生产骨干，他们才工作几年，他们工资偏低吗?比他们早参加工作十多年的生产工人难道不该调吗？
　　我是五六年参加工作的四级工，但注定要“名落孙山”。小组讨论时别的组不用说，我们本组都没有一个人提我；后来有一位临县工友白虎大约看我太难堪，为了安慰我，或说为了给我遮羞，提议让我当了个“后补委员”。班长会讨论共出两次榜，张贴第二榜时我正在车间门口，王成看我一眼皮笑肉不笑地说：“快看，榜上还有田生玉。”我知道他是有意奚落我，看都没看一眼掉头就走。
　　入矿不久的三级工都调到四级，我二十多年工龄和他们平级，突出显得一“花”独“羞”。这期间我曾上书党支部，请他们正确掌握“生产骨干”和“工资偏低”的双重原则，章敏们不以为然；我又找矿党委申诉，程书记无关痛痒地说：“我们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走群众路线，群众不评你我们也没办法。”
　　终榜出来后，我百感交集，情绪极度低落，喝了酒独自在宿舍里淌泪。
　　真是：
　　两个凡是老主张，调资偏重班组长；
　　若非三中全会好，抬头做人永无望。
　　
　　三、最后一搏
　　
　　我要斗争，要反抗，这次豁出去了，我是孤注一掷！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号令全国开展清查“四人帮”运动，重点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车间有位女副书记牛合被人揭发和“四人帮”在省市的“代理人”有牵连，还有人说她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别人都泣不成声她却暗自发笑，再就是“四五”运动（清明节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自发贴大字报朗诵诗词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集会，后被“四人帮”诬为反革命活动，矛头直指邓小平，掀起一场“反击右顷翻案风”的狂潮，使他们“打倒邓小平”的阴谋最终得逞）中她曾在车间板报上粘贴简报，说什么“右倾翻案风”的“风口”在国务院，“风源”是邓小平，矛头直指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次大演习，牛合的行为有力配合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而牛在这次调资中竟也提了级，于是我和车间一名司机范浪（这次调资他也落榜）联手，乘揭批“四人帮”运动的东风，以派性调资为发难点，向车间和矿各级领导班子发起猛烈攻击；利用毛泽东赋予的“四大自由”，把大字报贴遍车间和矿部，直到市委大院。全矿就我们两个人，大字报照例署名“革命群众”，谁也搞不清这“革命群众”究竟代表多少人在揭批“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看起来声势浩大，雷霆万钧。车间几个头头知道后就处处设置障碍，派人监视我们的行动，最后竟使出卑劣手法，断绝了纸张供应。
　　大字报由范浪提供素材，我来编写，然后两人共同张贴。
　　
　　这时山西省委派到阳泉市的工作组进驻阳泉宾馆，组长是文革中坐过牢的“总站”干部张步英，副组长是原晋中地委副书记榆社人常振华，我和范浪多次去宾馆反映铝矿的问题，得到他们的支持。在市委扩大会上张提出“要像土改时依靠贫下中农那样紧紧依靠‘文革’中受迫害最深的那些人”，明显是支持“红总站”打压“指挥部”。我矿的老书记王林响应张步英号召站在支持我和范浪，但矿长李钟和大多数干部群众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是“资产阶级又一次猖狂反扑”；王书记很被动，开会连会场都没人布置，只免强开了一次牛合的批判会。
　　最初李钟章敏一伙还非常自信，章曾对我说：“我问心无愧，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王林听后非常生气，说他是“狗屁话”。
　　我这次真是捏着一把汗硬干，那些“红字号”英雄正在暗处偷笑，等着看我的好看，形势一旦逆转，他们即刻就会反扑过来，那时我恐怕连命也保不住。但我是紧跟“揭批四人帮”的大气候走，看来省委工作组的宗旨就是实行反夺权，把“指挥部”一派赶下台，让“总站”的人重新掌权。那时派性的阴魂还紧紧缠裹着每一个人，“揭批四人帮”运动也不可避免陷入了派性。
　　我和范浪看清了运动发展的趋势，信心倍增，把大字标语直贴到市委大院，内容诸如《铝矿的清查工作为什么按兵不动》、《强烈要求市委派工作组进驻我矿》、《铝矿受迫害群众仍不得重见天日》、《为什么对四人帮的黑干将牛合心慈手软》等等。
　　终于两人组合的“革命群众”震动了工作组，也震动了市委。令我没有想到，也令李钟章敏们没有想到，铝矿的领导班子突然大换血。李钟调走了，章敏调走了，软弱无能的书记王林也调走了。矿党委书记由原副矿长、“总站”派的赵刚担任，趁此机会我立即要求调走，我深知继续待下去绝没好果子吃！
　　正是：
　　猫急上树狗跳墙，奋勇揭批四人帮；
　　凭借东风赌一把，乘胜收兵调回乡。
　　
　　四、艰难调动
　　
　　“这是最后的斗争”！
　　借揭批“四人帮”的东风我的最后抗争取得暂时性胜利，但我十分清楚这是一个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不定何时“指挥部”势力再次反扑回来，立刻又会黑云压顶，那时将没有我的活路。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我二儿子飞儿降生，妻在家拉扯着三个孩子十分艰难。秋天队里分玉米常常到深夜才停当，她又要照看孩子又要去担粮，怀里抱着孩子肩头担着粮，有一次黑暗中连人带粮栽倒在地里。队里把玉米棒就地一堆堆分开，暗夜里人们乱哄哄抢着往家送，迟去一步就会丢失。她就曾被人把一份白玉米抢走，为了少跑一趟，她一次竟挑一百三十多斤。超负荷的重担把她的腰压垮，过早成了驼背老太婆，且要忍受无休无止的疼痛。我若能调回去，或者至少离家近点，就能帮一把力，减轻妻子的负担。
　　然而调动工作谈何容易！
　　
　　文革前我为调动工作没少奔跑，求亲告友，费尽唇舌，终因该死的档案所累毫无结果。那时只是为了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换个力所能及的技术工作。现在有了家口，调动目的又增加两条：一为避免再次受迫害，二为照顾老婆孩子。
　　我的愿望能否实现呢？
　　在计划经济下职工调动一直执行计划核编统一调配的政策，后来为了解决部分职工的两地生活困难，劳动人事部门放宽政策，实行小范围人才自由流动，因而出现了“商调”这一新事物。所谓“商调”包括两种方式：一曰对调，一曰单调。对调是两个单位间的人员交流，走一个来一个，双方都不减员也不增员。这种方式比较容易办成，只要双方当事人的工种和所有制性质一致，双方同意对调，征得双方人事部门同意即可办理手续。那几年各车站旅店到处张贴着对调工作的小广告，我也贴过，但反响不大。除矿山合煤窑多数工厂要的都是技工，不要劳力工，尽管我磨破嘴皮声明自己能胜任某些技术工作，人家只以现有工种考虑。就如你再说小时候生活多苦，人家只以你家曾经被“斗”而咬定你出身地主；再说你一片诚心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人家以你出身地主就断定你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个平定籍的人在太原建筑公司工作，我看到他的商调广告后感到我俩的工种比较接近，就去信协商。开始他表示同意，后来回了一趟家就改了主意，大概是打听到铝矿的工作又苦又累，借口我俩工种不同推掉了。
　　
　　只能走单调这条路。
　　单调必须征得双方单位同意，原单位放你走，新单位愿意接收才能办成。首先第一关我就过不去，“总指”的掌权者不会轻易大发慈悲放我走，他们要留住我当反面教，不能让我这个专政对象轻易溜走。我向人事科递过几次申请，但即使原“总站”的科长方相也“不敢”放我走。
　　我决定先找单位，找好单位再等机会。一九七八年初春，中央决策层还在“两个凡是”指导思想控制之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举措刚艰难起步。我十分清楚档案里历次运动整的黑材料给我的调动会造成多大阻力，每到一个单位首先如实地把个人简历作详细交代，然后声明已经平反。但“平反”二字显得那样软弱无力，简直毫无助益。人家宁可相信原来的黑材料：这个人曾犯过什么错误，戴过什么帽子。
　　太原化肥厂有我一位同村表兄张仁，他和人事科的人比较熟，在他的推荐下人家知道我有化工专业知识，表示有意接收，让我填了申请表，但声明需上会研究。当我第二次去接洽时他们委婉地表示，恐怕我年纪大不能胜任三班倒工作而不予接收。我再三恳求，表示我完全可以上夜班。那人看我可怜兮兮的样子，只好说出实情：化肥生产对安全要求很严，人事问题不单由人事科决定，还要由保卫部门审查，我知道是过不了政审关。呜呼，我无话可说，只能用酒精麻醉自己。中午工人都下班走了，我买了些酒和小菜，独自躺在厂区的林荫树下，把酒问青天：
　　天哪，你敏锐的目光时刻综观世界，自古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一说，你可知道，有多少知识分子因背着“臭老九”的恶名而恨无用武之地，只能发出凄凉的悲鸣。
　　然而苍天无情，它自始至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是袖手旁观，静静地观察着人间的一切不平。
　　
　　太原运输公司有我一个族叔当经理，就是东湾田姓三门里的玉珍叔，我去向他求援。他问我能干啥，我说可以当汽车电工，当文书抄抄写写也行，他非常高兴，指示人事科具体办理。这回没有让我填表，由他们直接调档审查。一个多月后玉珍叔告诉我，人事科长说我是“坏分子”，他已经请示交通局不同意录用。玉珍叔和那个科长属两个派系，虽然两派联合又是上下级关系但仍然口是心非，处处拆台。这次查出我的“问题”却不向他汇报而直接越级请示，然后以上司的决定压他。他只好说：“既然人家说局里不同意，我就不好说话了。”
　　两次打击使我灰心丧气，彻底绝望，干脆把档案撤回，等待落实好政策再调动。
　　真是：
　　黑色档案千钧担，妄想调动难上难；
　　空怀绝技无人问，把酒向天枉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