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磨难第十一章 最后挣扎 （三）

　　五、柳暗花明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推动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全面展开。从五七年“反右”到“文革”期间所有无辜受打击的知识分子再不是“臭老九”，他们终于盼到扬眉吐气的一天。
　　整整二十年，这一刻来的多么艰难！
　　我的档案被化工厂调回，劳教队的难友们纷纷回来齐聚厂招待所，等待彻底平反。中央指示为了给知识分子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使他们永无后顾之忧，这次平反必须把过去整的黑材料中所有污蔑不实之词全部从档案中撤出并当众焚毁。我若在清理档案后调动可能要顺利的多，去不了化肥厂也能到运输公司。一切也许都是天意，我不该调到太原，假如去了太原不但不能照顾家，以后事业单位改革还有下岗之虞。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受到彻底批判，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符合时代要求，顺应了民心。同时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推向高潮，提出知识分子应学以致用，用其所长，提倡伯乐精神，不再让千里马老死于槽枥之间。在第一次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响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英明论断，为我国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世界先进国家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他受命于危难之中而力挽狂澜，拨乱反正，使党达到空前的团结，使动乱的国家走上安定团结的局面，使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飞速发展。他的功绩必将彪炳史册，他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毛主席曾对自己的功过估作“三七开”，但当加拿大记者问邓如何估量自己的功过时，他谦虚地说“四六开吧”；还是那位记者问他如何评价毛泽东，他说了句震惊海内外的名言：我不当赫鲁晓夫！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一个名符其实的世界伟人！
　　
　　在全面落实政策的大好形势下，我往太原调动不成，转而决定调回原籍。然而县城没有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只有县化肥厂比较适合我的专业。但据劳动局长游威说，化肥厂生产亏损，经委已经亮了黄牌，正在整顿，如整顿不好有“下马”（那时还未用“破产”一词）之虞；一旦下马，工人们不下岗也得外调。
　　怎么办？我苦思冥想，突然心头一亮：二十年前我去石家庄看望父亲时曾闪过一个念头，要像父亲那样当一名人民教师，二十年后这点火星又在我脑海中复燃。对，当一名教师，现在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当教师定会受到人们的尊重；而且当教师能有一个读书学习的良好环境，满足我与生俱来的求知欲。
　　这个愿望能实现吗？
　　我忐忑不安地在县教育局门前久久徘徊，没有勇气走进去，一次次碰钉子我已丧失信心，唯恐再遭到拒绝。快到中午时根生表哥走来，在门口碰到我就问有什么事，我说想调回来当教师；他说：“好啊，欢迎你回来，咱们现在正缺教师。局长开会去了，回头我们研究一下给你答复。”
　　文革初期表哥在一中当校长，被打成“走资派”，他的搭挡书记乔魁打成“保皇派”，双双受到围攻批斗靠边站。后来中央指示“解放干部”，他俩一同被解放，乔魁当文教部部长，他是副部长。表哥把我推荐给乔部长，乔曾在板坡下过乡，对父亲的渊博知识十分推崇，对我也就有先入为主的好印象。又经父亲亲自出面和他交谈，这事就顺利敲定了。
　　
　　铝矿由于揭批“四人帮”不力，领导班子大调整，对我们这些有污点的人始终怀有成见的头头全部调离，矿长李钟、白采区书记章敏都被停职。我去找新任党委书记赵刚时，白采区主任刘存正闹着向他要书记。刘走后我对赵书记说：“赵书记，你知道在这次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我是提着脑袋干的，不但是孤军奋战，简直是背水一战，孤注一掷！现在虽然暂时取得胜利，可我不能在这儿继续干下去了，再不走迟早要吃大亏。你就批准我离开铝矾土矿吧！”赵书记表示很同情。不久人事科通知我去，在科长方相的办公桌上放着党委批准的准调名单，我是其中之一。
　　文革期间铝矿实行的计件工资制也被“打倒”，说那是资产阶级的一套“物质刺激”，与毛主席“政治挂帅”的方针格格不入。“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铝矿也试行定额超产奖励办法。我的工资除四级工的工资五十五元六角（其中六元附加），加上超产奖有时能开一百多元。这时我已调离郝泉班，转到王胜班。王是转业军人，参加工作时间短，对我过去的经历不十分了解，他并不欺负我，给我评的工分也不低。我工作起来从未有过的轻松愉快，竭尽全力拚命干活。
　　这年冬天艳香带着三个孩子来矿住了几个月，过了春节才回去。
　　一九七九年三月底，我收到化工厂的平反改正书，现照录如下：
　　
　　中共国营晋东化工厂委员会文件
　　
　　厂党字（79）第34号
　　
　　关于对田生玉同志遗留问题的改正意见
　　
　　田生玉，男，家庭出身地主（作者注：仍旧是“地主”），本人成份学生，政治面貌群众。
　　该同志一九五八年九月在本厂当工人时被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受开除厂籍、劳动教养处分。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按着上级指示，由厂甄别办公室复审，经阳泉市公安局批复，对原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给予开除厂籍、劳动教养的处份予以撤销。根据中共中央（78）55号文件精神和中央五七年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和不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指示，决定：本人档案中有关右派和反社会主义的材料和结论一律销毁。
　　中国共产党国营晋东化工厂委员会（公章）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日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七日，我离开深受苦难的阳泉，离开不堪回首的铝矾土矿，调回家乡当了一名教师。这次调动连档案都没调审，办得意想不到的顺利，从此我彻底摆脱了那份档案的羁绊。接着党中央宣布取消土改时的阶级划分，农村已不存在阶级差别，一律是农民阶级，统称村民。从此不论上学参军还是找工作，履历表中再见不到“家庭成分”一栏，不只是我，我的三个孩子也不再为“成分”所累，一个个得以考入大学。
　　拨开乌云见青天，经历二十一年磨难，走过一段人间罕有的崎岖弯路，大难不死，我终于第二次获得解放。我们全家，妻子儿女，祖祖辈辈、世世代代感谢党中央，感谢邓小平，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不忘邓小平的恩情！
　　正是：
　　拼死抗争不认命，柳暗花明又一村；
　　劫后余生春尚在；不惑之年报党恩。
　　
　　附我的两位同桌
　　
　　我的小学，前一半是靠父亲的家教，后一半是旁听，杂在一班二三十岁的“大学生”中学了一年多，对于同桌没有丝毫记忆。
　　考上中学的第一学期环境生疏加之我小学底子差学习很吃力，同学间很少交往。第二学期我们班由南冶迁往唐家会，重新调整座次，和一个同样瘦小的女生同桌，坐在第一排。她叫赵荣兰，有次偶然瞧见她的履历表，知道她是满族。满族的姓本是如“叶赫那拉”之类的复姓，不知她的祖辈何时改姓赵。我虽不认识她的父亲，但可以想见他定是早年参加革命，且在兵工部门工作，不然她不可能考入兵工工业学校的子弟班。那年我十三岁，她也不过大我一两岁，还不懂什么叫“早恋”，只知道闷头学习，很少交言。我这个人自幼顽皮，爱开无谓的玩笑，有时类似恶作剧，走入社会后多次深受其害。
　　
　　大约她幼时同样家贫挨饿营养不良，不仅人长得瘦小，就连窄窄的小脸也是皮包骨。她笑的时候鼻子总要往上翘，于是鼻翼往上就出现几道明显的褶皱。有一天我心血来潮想开她的玩笑，对着她做了个鬼脸翘起鼻子嘿嘿假笑几声，当时没看到她有恼怒的表示。回想起来那是我俩同桌一年（也许只有半年）我和她最深的一次交往。想不到竟使她受到很深的刺激，认为我瞧不起她。
　　初中毕业后我们都被保送到兵工学校中专部，分到不同的专业不同的班级。学校很大，几千学生，我和她三年未碰面。毕业离校前我又一次心血来潮，找到她们系的女生宿舍，去看几位初中的女同学。想不到她见我的第一句话是：你还能看得起我！我才恍然大悟，悔之莫及，一次不经意的玩笑，竟使她的心灵受到那么大的伤害，真是罪过哪。
　　毕业后她留在太原，我又去沈阳学了一年俄语，分到阳泉，度过曲曲折折的半辈生涯，无暇顾及同学情缘。直到最近才从别的同学处得知她已离世多年，据说是患糖尿病。过去人们对糖尿病缺乏足够的认识，医学上也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最后出现并发症，双眼失明。可见她“晚年”生活质量很差，一定十分痛苦。我始终没机会向她诚心诚意解释一下，那次对她的伤害确属无意，至今内心深深歉疚和遗憾。
　　
　　到了初二又调座位，我的同桌换成一位漂亮小姐女孩。她不但个子高，而且很丰满，有张大大的鸭蛋脸，红红的两颊和秋波闪闪的双眸。她叫蔡淑珍，至少比我大两三岁，没问过。大约她视我为小弟弟吧，对我很好，我俩和谐相处，从无龃龉。自习时间做作业，相互研究商榷。那年我十四岁，似乎开始春心萌动了，虽未发生姐弟恋（现代说法），但有了爱慕之心。呼吸着空气中的特异香味，很有点心旷神怡，那是从近在咫尺的她身上传来的少女的体香。每节自习都有十分钟小组讨论，就是前后桌四个人相互提问，相互探讨解答问题，这时我和蔡就需向后转。说是向后转，其实我俩只需各自向左右转九十度，形成四目相对的局面；上面四目相对，下面四条腿也就紧靠在一起。不知她有何感觉，我好像觉得有股微弱电流在体内涌动，令人十分惬意。
　　我们读的是速成中学，二年毕业。在太原读了三年中专，我俩只见了一次面，记得是活动时间在操场上相遇，她半开玩笑说：咦，小田长高了呢。
　　据说她在中专曾和一个年轻教师恋爱，好像已以身相许，在学校弄的沸沸扬扬，背了坏名声，最后却遭抛弃。于是自暴自弃，不守贞操，在人们眼里变成一个风流女性。文革中被揪斗、坐土飞机、戴牌游街，不堪羞辱，愤而自尽，她后来的遭遇我是最近才听别的同学说。我的两位同桌人生结局都不好。我虽在人生道路上遭遇到比她俩多得多的苦难，但能活到现在，活到古稀之年，在难得盛世安享晚年，比起她俩可说幸运多了。
　　世事难测，人生难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