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磨难 第十一章 最后挣扎 （一）

　　一、仍难抬头
　　
　　我一家四口又团圆了，可生活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去年年终结算除去口粮钱已所剩无几；今年又添一口人，虽然换了二叔当队长，在田明主导下，工分反又降低些，年终怕要倒欠粮款了。这次评工，我又因天真上了一大当，他们采取一个新办法：自报公议。田明假谦虚报了九分，但他是会计，又是党员，大家理所当然拥戴他上了十一分。轮到我时，我觉得只能比他报低点，就报了八分五。没想到田明首先发言说我“评八分五也不低”，说我干活舍不得出力，总偷奸；举例说“那次埋六爷打葬，村里弟兄都干活你却在一边和城关家烤火打扑克”，结论是“给自家干，还那样子，给农业社干可想而知了”。事实是六爷死在城里，东湾孙辈弟兄都去帮忙埋殡，和城关的人共同组成十多人的抬丧队伍；打葬时墓穴里放不开那么多人，只能轮流干，一部分人在下面干，一部分人在上面歇；歇的人无聊势必寻乐子，那天田明他也打扑克嘛。不管如何他带头污蔑压制我，自然是一呼百应，把我的工分定为八分五。
　　倒欠口粮款犹可，问题是我还有外债。盖房欠的木匠工钱人家多次催要我没钱支付；家里没有买盐钱，我把山药（土豆）挑去卖掉，为此夫妻俩又起争执。那时山药也顶口粮，又圆又大的山药妻要留着吃，我偏拣大的卖，我怕小的不好卖。
　　更令人发愁的是，眼看年节临近，这个年能否过得去还未可知。虽然俗语说“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事实上恐怕还是年难过，杨白老不就没能过得去年吗？
　　
　　父亲已经平反，既然我的罪过是为父亲“翻案”，现在他的案政府已经给翻了，我是否也应该平反？难道铝矿那些“总指”的头头赵福、亓隐之流就永远掌权？难道中央就不对“清队”中的冤案进行甄别？我决定去省城上访。
　　在省府接待站我把父亲和我的情况向接待员作了详细介绍，他说：“既然你父亲的问题已经平反，相信你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你的材料我们会转到当地政府，你回去等消息吧。”
　　听了他的话我好像在暗夜中看到了曙光，心中升起一线希望，感到全身轻松，一扫往日的愁容。
　　一天夜里，艳香梦见两匹大红马向我家飞奔而来，我则梦到东边的柴棚失了火，火光映红半边天。夫妻俩睡不着，在漆黑的夜里喁喁而语，猜测梦兆，俗语道“火烧财门开”，又道“牛是亲人马是信”，此也许是时来运转的先兆？
　　果不然，第二天就有两个铝矿的公差直奔我家，向我传达党中央关于落实政策的指示以及铝矿再次给我平反的决定，征求我对平反后工作安置的意见，我坚决要求回矿上班。
　　不久铝矿第二次派人带着户口准迁证来接我回矿工作。他们还有个任务是调查我返乡四年的劳动收入，以便补发工资时扣除。因历年的分红账簿在大队会计那儿，他们只从小队会计田明那儿查到我当年的积累工，其余三年的账要我自己去大队开证明，说他们进城有别的公务，也可能是想在城里逛逛，我管不了那么多，只能受命去大队替他们完成任务。这样就给了我伸缩的余地，我完全可以借机讨巧，何乐而不为？我却没那胆量。
　　
　　我去药邻家时他正吃晚饭，因下年度要换会计他准备交接，已把历年的账本捆扎封存，不愿再费时翻找，就说：“你自己写好我给盖个章就行。”
　　我说：“怕不合适吧？”
　　他说：“有什么不合适，每年做多少工你自己很清楚，工分值更无大出入，每年总是七八毛钱，算一下就行嘛。”
　　这本来是个机会，我可以少报点，补发工资时就少扣些。但我太胆小，唯恐回去人家说这几年在村里没好好劳动，不接受改造，将来再整黑材料。我已在无休止的运动中“三落三起”，几次蒙冤使我时刻胆战心惊，很知道“虽然平反但事实存在”有何等可怕。现在虽然第三次平反，保不准还会有第四次第五次。即使平反上班后我仍然心存余悸，一听说车间开大会就全身战栗，唯恐又在某个地方不慎被他们抓到把柄，直到宣布是生产会一颗心才跌到肚里。
　　我如实填报了四年的劳动收入，就连第一年一元钱的高工值也没敢隐瞒，补发工资时扣掉八百多元。后来听说那个当初被视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彭举一分钱的收入也没报，四年工资照发。调查人问他为啥回村没参加劳动，他说：“你们冤枉老子，老子每天上访告状，哪有时间参加劳动。”他这种态度居然也没受任何惩罚。
　　
　　一九七三年金秋十月我又回到铝矾土矿，在人事科等待分配工作。这时赵福已经煤气中毒下了阴朝地府，亓隐也因有历史问题下了马。我的工作由保卫科长吕周安排。他见了我没说一句安抚的话，只冷冷说句“你还回白羊墅上班吧”扭头走了。那种盛气凌人的语气立即使我全身冰凉，意识到他对我的平反另有看法，言外之意是：你虽然平反，但仍和别人不一样，你是站在敌我矛盾的边沿，矛盾随时都可能转化；你必须处处小心，老老实实，不然预后很难设想……
　　我去白采区报到，那个曾经坐阵指挥对我进行毒打的张安已升为车间书记，他更露骨地说：“你虽平反，仍须接受教训，平反不等于一笔勾消，完事大吉，你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是的，虽然平反，但政治氛围没有改变，紧箍咒依旧在头上戴着，那些政治狂奴随时都会念起咒语，叫你痛不欲生。
　　我的工作仍然是面对巉岩巨石，干着比在农村苦得多的重体力劳动，所幸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每月四级工工资四十九块六毛钱，另有六元附加工资，妻儿的生活有了保障，心情毕竟轻松多了。以后五年多时间，妻子儿女多次来矿居住，也算补报了她当初嫁个工人的初衷，“风光”了几回。
　　
　　四年前对我施刑的那帮人我还得天天面对，他们虽然不敢再明目张胆欺辱，眼光却依然未变，始终认为我是他们的专政对象。我呢，虽然并没有忘记曾经的伤痛，还得装作若无其事，每天笑脸相向，心平气和与他们共事。
　　开始上班时班长是杨平，他在文革中“出生入死劳苦功高”却没捞着“突击提干”的稻草因而情绪低落，嘴里牢骚不断，对我也就“手下留情”，没有过分压迫。第二年杨平调走，班长空缺，入矿不久的临县青工郝权自告奋勇领着大家干活，明显是想当班长。老工人张玺争不过，就骂他“喝(郝)XUN和尚上不了天，上了天也成不了仙”。但他最终上了天，几次主动去参加车间会议最终得到车间的正式任命。
　　自他当上班长就没我的好日子过了，他对我特别歧视，在他眼里我仍然是监督改造的对象。别人工间休息能随便离开工地，我请假都难获批准；他把领发工具的任务交给我干，我每天扛着钢钎铁锤往返于修理车间，却另派别人领炮药，唯恐上边知道他“重用坏人”。后来偶尔让我去领两次又再三强调：“你千万不能自己进炸药库，让保管员送出门外你再拿走。”好像我一进去就会引爆炸药甘当现行反革命！
　　
　　尽管我处处小心谨慎，惟恐惹祸，仍免不了“天”降大祸。那时和我一同被揪住过牛棚的河南工人蒙陶当着副班长，他其实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只因出身地主，又心狠手辣，在老家打架结仇跑出来当了工人，因此“清队”时被揪。一日装汽车，我俩伙装一辆平车，他从不推车，总是由我推着满满一车石头上货台。我身单力薄，临近中午时已筋疲力尽，正窝着一肚子气，平车装满了，他命令我：“把那块石头搬上去，推走！”他每次都是以命令的口气这样说：“推走！”我忍无可忍反驳了一句：“你不能推？”这下子闯了大祸，他凶相毕露，一边怒狠狠推车一边编派我，说我干活耍奸不卖力，又捏造我说过这话那话，骂领导骂党员骂老工人（上纲为骂工人阶级）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恨不得一下子再把我打成反革命。此后连续两个多月他和郝权狼狈为奸勾结起来对我施压，每天班前班后开会批判。开始说是“歪风邪气”，不久上升为“坏人坏事”，最后汇报给张安上纲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整的我苦不堪言，在班组里抬不起头。
　　有一天我主动去他家谈心，正遇郝权在，两个人又对我好一阵围攻。蒙陶的老婆人性（我又提人性！）好，看我被他们整得焦头烂额十分同情，责怪他说：“你何苦那样整他，何不放他一马？别忘了你们曾是难友，你也被人整过。”说得他良心发现回心转意，从此不但不再欺负我，还伺机替我说话，在班组帮我树威信，尽量帮扶我，我俩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张。我沾了他贤妻的光，他又何偿不沾妻子的光，使他一生少犯多少错误。男人娶个贤妻，一生受用不完，助你在人生路上不致迷失，助你奔向成功之路。
　　我因长期为苦恼所困曾找过原赤卫队长王江，我想让他分析一下我和蒙陶的纠葛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其时他已是保卫科副科长，听了我的阐述倒没有立即上纲上线，只是说：“怎么就你事多，别人回来都能安安稳稳工作，就你总要起点风浪。”阿弥陀佛，鬼晓得为什么我就不能平稳工作，我也想过平稳的日子啊！可不知为什么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无风就起浪！
　　
　　一九七四年冬天艳香带着小女凤儿来矿，仍由任负帮我在王陇找一处房租住。任负以前向我借过钱，还钱时他让我找车间互助储金会出纳石贵，从他的储蓄金中扣除。这次又借我二十元钱却耍了赖皮长久不还，无奈我又让石贵扣下，他知道后竟翻脸不认账，告到车间说我无故扣了他的储蓄款。那天储金会负责人梁银把我叫去“三堂对案”，他问任负借没借我的钱，任说没借。梁说：“我不相信，没借他会扣你的，他怎么就不扣别人的呢。”任无法狡辩，又说借是借过但已还了。我问他何时何地还的，他说两月前在他宿舍还的。梁银说：“谁能证明你还了，举不出证人就是没还。”
　　梁运用推理法秉公断案，显然是主持正义打击邪风。任败诉后又找到张安，张站到阶级斗争高度为他翻了案；属于“无产阶级”，而我是“资产阶级”，怎么能让“资产阶级”占了上风打赢官司。他下令让石贵从我工资中扣除二十元打入任负的储金，我生平又一次输了官司。
　　那个时代人的社会地位与政治背景紧密相连，一旦政治上被搞黑搞臭，就打入了社会最底层，丧失了人格和尊严，只能任人踩在脚底，时时事事低人一等，处处吃亏还得忍气吞声，永世不得翻身。只要那条“阶级斗争”路线不变，我就永无出头之日，只能在人们的鄙视凌辱下苟延残喘，不知还能在人世走多远。
　　正是：
　　三落三起露曙光，诚惶诚恐仍凄怆；
　　又逢调资落了榜，舍命抗争干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