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我以前总是有许多明白不了的事儿，现在想来，都不过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是明白它的罢了。
　　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该如何处理这笔钱，我的双脚，就把我带到了柳峰的汽车美容店。是的，能把人带到某个地方的，并非“信仰”这种远的东西，而是我们自己近在咫尺的脚。唯有离自己最近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最确切的、最有保障的。尽管我知道，现实和记忆的差别在于：后者要表现的是真实的东西；而前者所表现的，是现实的。可生活，就是现实而非绝对的真实的。但人又不时活在回忆里，我要说的，当然是人又不时地守望着信仰，其实像我们这种不幸的人，都有一个信仰。就像没有哪个幸福的人不想变得更幸福一样，没有哪个不幸的人，会情愿自己变得更加的不幸。
　　如今离我最近的地方，曾是离我最远的东西，我曾经以此为生，并且以为这会是我和母亲赖以生存下去的地方，对于如今这个明白了当初于暗处受尽冷言冷语的母亲的我而言，这地方，是熟悉的、不可替代的，也是不足以替代我所熟悉的亲情的。
　　我还是走近了它，拿着那张用房子换来的银行卡。
　　我拿着银行卡，就在这个望得见柳峰的脸的地方停了下来。
　　柳峰还是前天的柳峰，可他的身下，却多了一个我不曾见过的面孔，用柳峰的话来说，就是：
　　“你这个无处可去的打工仔，要不是我当初收留你，给你工作、给你房子住，你现在早就饿死街头了！”这话我听来都觉着愕然，那身段卑微的打工仔更是惊愕出了一脸的不解：这都什么社会了，活人还能被活活饿死？
　　“你看什么看？笨得像猪一样，连个账都收不到，人家说少个零头你就给他少个零头啊？你可知道那个零头可以抵你大半年的工资了？”哦！原来是这样啊！从柳峰的话里，我听出来了：他没有把这个打工仔当做人看！这比我昨天说的那种分不清植物和动物的人还要无知啊！就算是人和猪，都有人分不清，我就真不知道他究竟是人，还是猪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东西，可他绝非是我要找的东西。
　　我作别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那个打工仔：一个和我一般瘦弱身材的年轻小伙子，乍一看，唯一和我不同的是，他还要比我小好几岁。
　　可他似乎比我还要不幸，比我还有早几年便窥探到了一些不该是他这个年纪应该看到的东西，他的脸上已经把这些东西写得很清楚了：活着没有我们相像中那么容易，正如同死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一样。
　　他的脸渐渐低沉下去了，我读不见了那些明显的字眼，却从他笔挺的腰杆里看出了另外的文章：人生来似乎就是为了战胜一切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伊始，就战胜了无数的同类——细胞；等我们长大了，就得要同时去战胜身体内部的病痛——那些细胞，和身体外部的那些同类——那些人。我并非是说在这些对手面前我们不能失败，我们不能够的事情，是被打败，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得活下去，只有活下去了，我们才有机会像我现在一样义正言辞地说一声“我活下来了！”
　　我在背后狠狠地骂了他两句，说了几个“懦弱”、“病夫”“孬种”之类的词汇，就赶忙寻着机会离开，可刚一转身，我的想法也跟着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了：我们总是痛斥着别人，为什么在命运面前像个哑巴一样一声不吭？当别人把这个问题抛到了我们自己面前时，我们同样哑口无言，真正的哑巴，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我赶紧又转过身去，这一次，还是方才不变的想法，我来到了柳峰的跟前，一副颐指气使的无理模样，那个打工仔见状，趁机溜了下去。
　　“你回来！”
　　“你闭嘴！”我死死地盯着他的脸。
　　“我究竟是差你几万块钱？”我像个债主一样问道他。
　　他现是惊讶了一下，而后还是那种爱理不理的样子揶揄着：
　　“算了算了，我跟你姐姐都说好了，你不用......”
　　“究竟是几万？”我提高了嗓门冲他喊道。
　　“六，，，六万！”他不明其状地支支吾吾道。
　　“这里有四十万，你拿去！十万算还你的钱，其余的三十万给我姐，让她全部用来修建我妈的坟之上！”我顺手把银行卡塞到了他的手里。
　　这银行卡就如同是那沉甸甸的四十万，解脱了我的手掌心，却压得他快要喘不过来气，连动作也颤抖了起来：
　　“这，这，这，这，这么多钱都用来修坟？”他大惊失色地诘问道我。
　　“钱只有赚不完的，哪有用不完的？”
　　“可为了一个死人...”他说到了这里，斜睨着看出了我呼之欲出的愤懑，只好带着不解作罢，人嘛，有再多的疑问又怎样，在严重的问题面前，不去找解决问题的法子，光有疑问顶个屁用！
　　“我，我去和你姐商量怎么帮妈修坟的事儿了！你要不要给自己留一点钱，又或者去见一见你姐和泽恩，你们之间还有些误会......”
　　“不用了，泽恩那边我不能再去了，我怕他问我他的外婆到哪里去了；大姐那边也不必了，我怕他问我我要去哪儿。”
　　“那你把房子都给卖了，这是要去哪儿啊？”姐夫的嘘寒问暖，更像是一枚定时炸弹，时刻提醒着我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我究竟要去哪儿？
　　“我不知道！”我苦笑着摇着头，我总感觉，我想要去的那个地方，永远都只存在于眺望之中，那种只能眺望，而非脚步可以到达的地方。就像生活和记忆的关系一样，所有活着的人都该意识到，人，是不可能回到回忆之中去的。
　　我并非在他面前有意隐瞒什么，我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只有绝少数人知道的事才算得上是秘密，像这种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事，叫做孤独。
　　“老板！老板！我要走了，我要辞职了！你给我把我这个月的工资结一下吧！”我和柳峰一起撇过头去，望见了说话的，正是方才那个被柳峰骂得狗血淋头的无处可去又身无分文的打工仔。
　　“你要去哪儿？”我抢先一步问道，随后便是柳峰的追问：
　　“你这个样子，能去哪儿？”
　　他似乎是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儿，又更像是给了我们一个做好心理准备的坎儿，一副嬉皮笑脸的傻样说笑着：
　　“鲁迅曾经告诉过我们，路是人走出来的，可我那个时候还在读初中，路都是爹妈给铺就了的，也就没把那话听进去，毕竟那也是别人说的话，没啥子信服能力，我就曾经给自己说过，路这种东西，有没有都没关系，只要咱有这双脚，连夜路都走过了，还怕甚的夜路过后的明道？”
　　“路，都是越走越清晰的。”我同他一般说笑着。
　　“你可要为了你的前途做好打算，你现在就连娶妻生子的钱都没有，你要是......”
　　“走？”他提议道。
　　“走！”我一手拍着自己的胸脯一手挽他的肩膀，和他说笑着，又分外坚定着，把柳峰的话抛到了脑后：
　　“你要是真这么年少轻狂，以后可没你的好果子吃......”
　　周遭终于安静下来了，只剩下了我的脚步声，和他的脚步声。
　　末了，四下便只剩下我一人的脚步声了。
　　我并没有问他要去哪里，他也没有问我，我也没有告诉他，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既然我们是一种人，我们就该知道，要想从几句话里听出一个活了二三十载的人的人生，是不全面的、不真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而后，我给大姐打了个电话，向她问起了母亲坟墓所处之处。
　　我在外人面前一贯很少言语，在家人面前说的话要多一些，但依旧是很少的。
　　大姐在电话那头顿了很久都不再听得到我多说别的一句话，只好一字一句地给我念着：
　　“外婆的坟你总该知道在哪里吧？就是妈妈从小生活的那个村子，我们小的时候也在那里生活过几年，妈妈的坟，就在那里，在外婆坟的边上，就是她的坟。”我挂断了电话，大姐说到一半的话戛然而止。
　　现在，我依旧是往前走着，这次，却有了个明确的目标——我来到了车站。
　　车站边上，默默地站着一排人，他们并非是在等我，而是和我一样，在等着车。我直勾勾地冲着他们望去，这是一群陌生人，即便我与他们纷纷面面相觑了一番，彼此也无甚可言。毕竟事实是这样子的：这世上最大的仇人就是陌生人，他们永远也不会同我们说上一句话。而我们又似乎都是那种憋了一肚子话的人，只不过在这里，我们又只能各自继续将这些话憋着，一句话都不说。人在小痛面前总是默不作声，而在大痛面前却是又哭又闹。这让我想起了自个儿小的时候，曾是一个夏天，在马路边的水泥地上狠狠地摔了一跤，而后我就自然嚎啕大哭了起来，而后的几天里，我不时地向包扎着绷带的膝盖投以关切的眼神，却只能对此一言不发，我从那个时候就隐隐约约地明白了，原来大痛是一阵子的，而小痛，是一辈子的。直到了我现在，我那被摔得血肉模糊的左脚膝盖，似乎被摔出了后遗症，我像个瘸了左腿的瘸子一样，明明只坏了一只腿，走起路来却一瘸一拐的。这就像是瞎了一只眼一样，即便你只瞎了一只眼，到了人家嘴里，那你就是个瞎子。
　　这样看来即便只是在痛苦的边缘打了个转的人，他也是不幸的，也正是这些人，让我对不幸的定义逐渐清晰了起来：在文明的社会到来以前，这世上并没有所谓的不幸，直到这世上出现了不幸的人，从这些不幸的人身上，我们才知道了什么叫做不幸。
　　我继续一个人出了神，蹲下了身子陷入了冥想之中，我以前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现在依旧不知道，我不知道车究竟什么时候会来，索性蹲了下来试图小憩片刻。
　　“你上车不上车的？”我才准备吸上点起的第一口烟，一辆迎头而来的小巴之上，便传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瘦弱妇女的声音。我仰面望去，发现方才在这里同我一同候车的陌生人，如今都挤在了小巴里，个个斜睨着我，多是些不解及不耐烦。
　　我起了身来凑到了小巴前头瞄了瞄，并不见什么字眼，于是只好一副不好意思的尴尬样子同那个车缝里的瘦弱售票员问道：
　　“这车是到黄陂合丰集的吗？”
　　“到，到，到！你快些上来，一车的人都在等你呢！发什么愣！”
　　我不可置信于车子的无疾而此，这就是现实吧：它最虚假的地方，便是它在不停地制造着回忆。
　　“还有，在车上是不能够......”这是我上车后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了，就从我丢下烟的那一刻起。
　　人在车上被挤得靠得越来越近，我们这些彼此的陌生人却依旧是不说话。我们就像是在车子里摇晃着的碳酸饮料一样：一面我们都沉默不语；一面，惊地动地的事情又都在默默之中上演着。
　　我看见了那个满身老人才有的特殊味道的耄耋老者拿出了雪白的手帕咳着嗽，不刻便有一个殷红的手帕，被丢入了垃圾桶内，我们都看见了；然后是一个高烧不退的婴儿，浑身颤抖着，并不时来了几声艰难的呻吟。我们这些陌生人却依旧是没什么好说的，都同那个老人和孩子一样紧锁着眉头，憋着一肚子不能说的话。
　　车子还在继续颠簸着，那个老人和带着婴儿的大人最先到站下了车，而后又有不少人紧跟着下了车，车子基本上空了出来，我也快要下车了！其实只不过是迟一点和早一点的问题，这里的人，都要到站了，人的一生嘛，要么是颠簸且短的，要么就是颠簸且长的，大抵上没有太多分别。
　　我正好想完了这件事，合丰集正好到了，我回头看了看车上最后的几个年轻人，一言不发地下了车。
　　这就是我此刻眼前的故乡：它和故国一样，给人的感觉，都像是另一个世界，一个不属于我自己的世界。
　　我站在村口，屏气凝神着，我不敢多看一眼它的样子，也不敢多吸一口它的气味，这种谨小慎微的感觉，只有那种刚从闹房里刑满释放出来而痛改前非的小偷，在超市里购物时过分地张扬着自己的一举一动来证明自己不是个小偷的人，才是最为切身的。
　　我把手插在了口袋里，一动不动，脚自然也在鞋袜里，一动不动，我在想，好多年前我和母亲是一同从这里出来的，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还有没有回去的必要？
　　这里离外婆和母亲的坟不过一里路，我走不了几步就到了，所以我现在是有时间来好好地想一想这个问题的。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又同时发现，我原来是没有想它的必要的：我都已经来到了这里了，现在少的，并非一个问题的答案，而是一个回去的理由。我倾斜着身子，身体又终于是我自己的了，我就像是站在跷跷板的中间一样，此刻的我无论身子往哪边倾，自己就会往哪边倒，在这种犹豫的关头，任何选择都没有对错的概念，只有承担责任和逃避责任的选择而已。
　　我的步履终于坚定起来了，还是同方才一般，什么也不想，只是朝前走着。
　　我深知，我陪母亲活了上半辈子，既然我无法陪她过下半辈子，那我就只能下辈子再去陪她了。我这辈子能够做的，除了让她看我一眼，又哪里还能做什么呢？听老一辈的人说，人在入土后就会完全地告别这个世界，但这个说法毕竟是科学的盲区，我总是倔强地以为，只要是科学还无法证明的事情，人的侥幸，便可以钻空子，从母亲离开我的那一刻起，我便开始相信，她终于又以另一种形式活在了我的生命之中了。
　　我边走边想，思绪，便是和脚步一起，在离母亲坟头一百余步的地方停了下来的：
　　“妈！你看得到我吗？看得到吗？是我，我是阿一！你儿子阿一！你莫忘了啊！”在草莽和田野之间，在风云际会之下，在世事无常的格局面前，我又一个人嚎啕大哭了起来，抽筋般的身体伴着迸发不止的泪珠，全然失意地一个劲儿地仰面长啸着：
　　“你就不能不死吗？妈，你就不能再试着多活一些时候啊！”
　　我不知道我的话可不可以划破长空到天上，又或者穿越时空到达另外一个世界去，但始终只有我一个人，再也听不到任何的回声。我知道，死对于她而言确实是一种解脱，她多活一些时候，是可以满足我这个儿子尽孝的欲望，可毕竟只有死，才是她的路。
　　可毕竟是这样的，我却也说服不了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