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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绝境逢生

作品名称:《寒梅》刘鹏云、刘中蔚      作者:猪不戒      发布时间:2016-03-08 10:23:17      字数:6218

  好景不长,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二年间,几年之间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都变得极度困难起来,也就是所谓的“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时期。公共食堂没了,地里粮食减产,连红薯都吃不上,整天挨饿。村子里的人上山采黄栀子花、挖野菜,凡是能吃的都弄来吃了。
  我家幸好种了7畦4米长的萝卜地,还没等到长成萝卜,正值青苗期,我们就日吃夜吃,今天吃明天吃,天天都把萝卜苗当作粮食充饥了。这下可坏事了,因萝卜是凉性,吃了后全家人眼脚浮肿,畏寒怕冷。冬天夜里,我们又冷又饿,根本睡不着觉。家里又没有一粒米,萝卜苗也吃光了,山上的栀子花也采光了,野菜也挖尽了,听说松树果能卖点钱,很多人满山去摘捡,究竟收购来干什么不得而知,我们一家大小也跟着满山遍野地去摘去捡。而后这东西也没了,我们家已是山穷水尽、一无所有、整天挨饿。母亲怕我们真的会被饿死,硬着头皮带着姐姐去了外婆家,看能否弄到点米或是什么吃的回来。天很冷,家里就剩我和弟弟躺在床上,我们已经饿得浑身无力。我蜷缩在床上,又冷又饿,感觉快不行了。弟弟看我脸色和神志不对,急忙爬起来拿起一把锄头,跑到人家种了红薯又收挖干净的地里,挖了好大一会儿,因人小力气小,加之这块地也不知被多少人翻过多少回了,最后弟弟挖回来四五根人家认为不能吃的薯根。他切碎后煮了汤,端了大半碗来把我叫醒,当时我已是半昏迷状态,一点力气也没有,弟弟喂着我喝了几口热汤,方才有了一点力气,然后我端起碗,狼吞虎咽喝下这半碗薯根汤后,强打起精神,跟着弟弟走到那块能挖到薯根的地里去,希望能再挖到一点薯根……
  在这里,我要特别讲述我们在农村最苦难时挨饿的日子里一件温暖人心的事。我的外婆有个胞弟,在二轻局一个部门工作,他的工作是专门做祭祀死人的花圈,我们叫舅爷(外婆的哥哥,赣州方言称舅嗲,嗲字唸成平音)。他是个很耿直的人,舅奶也很温和善良。他们都在同一单位工作,身边有儿女三个,虽说有一定的负担,也并不富裕,舅爷得知母亲和父亲的事后,在六一年我们最困难的那时刻,舅爷把我和弟弟接到他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因工作忙,舅爷家并不自己做饭,一日三餐,都带我们去标准钟、工人文化宫对面的一个食堂吃饭,我记得舅爷在我和弟弟面前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外婆就是个鹅眼睛!”当时我不懂什么意思,也不敢问他。后来才明白,他是在怪外婆目光短浅,像鹅看东西一样,只能看到眼前又近又小的东西。他很气愤,说外婆不应该这样对待母亲及我们几个可怜的小外孙。
  是啊!人世间人与人怎么就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不仅在物质的贫与富上,也表现在秉性的善和恶上。我不禁想起了三字经中的第二句:“性相近,习相远”……。当时,尽管我和弟弟很小,很多东西并不明白,我却在舅爷身上学到了不少做人的道理,并深深地铭刻在心……除了忘不了他当时给我们的温饱,更重要的是舅爷的这种救困济贫、雪中送炭的善良品格,影响着我一生。
  我很感激我的舅妈(我们称舅母)。
  舅母是童养媳,从小被送到外婆家,因此,她在母亲未出嫁前就和母亲相处得挺不错。据母亲讲,母亲嫁给父亲后,舅母还跟着父母生活过一段时间,帮母亲带大哥、二哥。所以,舅母对大哥、二哥有很深的感情。因而在我们落难时下到农村老家后,母亲能把大哥留在城里读书,全靠舅母照顾,并负责承担了大哥的一切学习生活费用。
  父亲仍在南昌城新农场,按母亲的话说,父亲劳动教养是一年零十个月,可是已是1960年了,父亲仍然没有回来。记得在农村的时候,父亲从劳教农场回过一次家,并带回来好多包好吃的饼干、桃酥、水果之类的东西,待了几天就走了。听母亲说因父亲有文化,场部把他留下来做教员。另外,也许父亲认为即便回到了赣州,也找不到什么工作,更不可能有什么出路。在赣州发生那么多不幸的事,尽管是家乡,他可能也不愿再回到这个伤心之地。因而,虽然劳教期已满,父亲却并没有想回来的意思,一直留在劳教农场。后来还听母亲说,父亲劳动教养期满后,安排在一个什么联合工厂,每月有十几块钱的工资。但并没有钱寄回家。
  在农村的时候,有一次,母亲很高兴,她把父亲的信给我们姐弟几个看,因不识几个字,我也看不大懂,只看见其中一张印有横条红线的空信纸上画了一二枝非常好看的梅花。我问母亲,父亲为什么画梅花,母亲说:“你爸说妈就像梅花,不怕严寒。”并说父亲想把母亲肖修贞的名字改为“肖修梅”,还说父亲特别喜欢梅花,自那以后,父亲给母亲的信中的称呼都看见是“修梅”二字。
  当时乡下的生活己苦到了极点,没有任何一点可吃的东西。母亲看着我们天天挨饿,十分恐慌,生怕我们有个三长两短。有句俗语叫“狗急了也会跳墙”,她不能眼睁睁看着几个儿女被饿死。母亲心一横,壮着胆子走到公社,在一位好心的老师的帮助下,找到有关领导把我家在乡下“山穷水尽”的困难情况向领导做了详细说明,在得到领导首肯后,为了避免村里部分人故意刁难,就偷偷地把户口迁回到城里。
  9.返城后的辛酸
  把户口迁回城里,这是母亲做出的最英明的决策!她不但把我们迁回了城里,还拯救了我们母子四人的生命。否则,我们一定会活活饿死在老家,当时因为粮食匮乏,全国各地已经饿死了许多人。
  事后外婆见母亲和我们实在可怜,迁回城里也一定没有去处,虽然她没有什么文化,只是有点“势利”,却也不忍心弃置不管,最终外婆还是同意把户口落在其所在的居委会,并腾出三间左厢房给我们一家子住。回城后,我们的生活终于有了每人每月26斤大米,三两油的定量指标。那时,米是九分三厘三,有本粮油供应证,但需要要钱买,而我们家里没有赚钱的强劳动力。
  一在外婆家安顿下来,母亲就急于找工作。先是拉大板车送煤,母亲每天都累得直不起腰来,加之本来就因我而腰痛,一个弱女子,怎能做得了这种重体力的活呢?可一时也找不到工作,母亲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她咬着牙挺下去了。
  母亲从小虽被太公和外婆疼爱,从来不做家务。但自父亲娶了母亲之后,母亲就慢慢地学会了做各种菜肴,能把鸡、鸭、鱼、肉做出四盘六碗,而且鲜美无比,色香味俱全。后来通过别人打听到水文站要一个做饭的,这地方离外婆家很近,母亲给他们试做了一餐后便留下来了,从此母亲早去晚归,但总算没有拉大板车那么劳累辛苦了。
  后来赣州市八境台博物馆需要一位做饭的,专为讲解员和有关工作人员做饭,母亲做得一手好菜又有文化,是通过一个朋友介绍去的,母亲贪图这里的工作工资待遇更高更稳,但问题就是路太远(从外婆家走到八境台要花上一个多小时),因要做三餐饭,早上必须2,3点出门,母亲为了能多赚点钱,也顾不了这些。半夜三更母亲一人很害怕,我曾有几次主动提出陪母亲到八镜台去,为了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母亲一直坚持在那里做了一段时间,直到去南昌才辞去这份工作。
  我们姐弟三个开始在西外小学读书,记得我是上三年级,二哥看母亲这么辛苦,大哥又在读书,他毅然提出不去上学了,他要到煤厂去做事,帮助母亲减轻负担,让大哥能考上高中,考上大学。那时大哥读书非常用功,也很会读书。母亲也希望大哥能考上大学,经再三考虑与现实状况,加之二哥态度非常坚决,母亲不得不同意二哥辍学,去了煤厂做工。
  煤厂就在我外婆家坎下左边,非常近,当时全城稍有钱的人家都开始买煤球烧饭。买煤的人开好票称完煤,倒在我们住房下的马路边,等待拉煤车运往家中,用板车拉煤当时就成了一门职业。那时汽车还不多见,很多需搬运的货物都是这种靠人力拉的板车去完成。因此当时赣州城的里里外外这种运输工具随处可见,并且有一个庞大的机构叫“运输联社”。一些贫苦人家稍有点体力的都基本上干这一行。他们并不会把煤铲的很干净,因此,附近的人家便会去把没铲干净的煤扫起来,加点水做成煤饼。积累的多了便会卖给需要的人,只是比煤厂的更便宜一些。我们家烧饭用的都是我们姐弟几人扫来的,后来扫的多了,自家烧不完也会卖上一点儿。
  我们姐弟三人放学或学校放假,只要有空就守在马路边,手上拿着一把扫把,一只竹篾“畚箕”去扫煤灰。因此我常常是双手黑黑的,长此以往,两手背及手臂都是黑的难以洗净。记的有一次在学校班主任批评我,说我一点儿也不讲卫生,怎么这么脏?可他哪里知道我每次都是拼命洗,有时候用洗鞋子的刷子刷,有的地方皮都刷烂了也无济于事。我也纳闷,煤这东西怎么就这么难洗呢?
  二哥的工作就是抬煤球,煤球机把煤球制好后流出到筐子里,装满后需人抬走。对于年纪还只有十四岁的二哥来说,一天到晚守在流水作业的煤球机旁,整天不停歇地肩挑手提那近百斤一筐湿煤球,其辛苦劳累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为了是能多赚点钱,二哥还经常加晚班。加晚班有一份夜宵,但二哥从来不吃,他总是装在饭盒里拿回来给母亲和我们吃,因为近,回去后同事问起他,他总是说在家里吃更习惯。
  二哥在煤厂干了将近一年,舅母工作的厂里招工,通过舅母的关系,二哥去了舅母所在的冶金机械厂工作。因二哥年龄太小,厂里照顾安排二哥学开吊车,做了学徒工。家里的大大小小,尤其是母亲高兴了好一阵子。学徒工工资少,母亲帮人做饭工资也低,我们又正是长身体饭量大的时候,却正好是国家最困难时期,要求家家户户计划用粮,家庭实行大小分餐定额制。
  二哥是一个硬汉式的人物,他个性倔犟,诚实、厚道,吃得苦、耐得劳,心肠又特别好,可就是不爱说话。一定是比我们大,更懂事,对家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看得更清楚,知道得更明白,心里有很大压力,尤其是看到这个困难的家全靠身体并不好的母亲艰辛的支撑着,心里充满忧虑吧。他是我们家除了母亲外的第二大功臣!兄弟姐妹个个都很敬重他,而我和弟弟却是敬畏他。
  在二哥进厂当学徒期间,因他是“香港脚”,脚趾丫常年痒,所以一到晚上,他经常会给我和弟弟一些吃的“小恩惠”(实际上他都是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留给我们小的吃)来笼络我们,帮他除痒,我和弟弟也最希望他能早点回来。他很少跟我们开玩笑,一脸的严肃,我们很怕他。晚上睡觉时,我们兄弟三人挤在一张床上,二哥睡一头,我和弟弟睡另一头,他会低声命令式地让我们用一把钝口的剪刀轻轻地、反复地绞刮他的每一个脚趾丫。因为我和弟弟经常能得到二哥的“贿赂”,也不想失去这份“恩施”,加上也的确有点怕他,也只有老实就范。刚好我和弟弟每人分得一只臭脚,我们绞呀绞,经常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我们手上一停,二哥脚又痒了,这时,他就会在我和弟弟的屁股上蹬几下,我们一醒,又得继续帮他绞。当然差不多时间了,他也不敢再蹬我们了,有时候,我和弟弟也会停下来装睡,二哥不敢大声说话,生怕母亲在隔壁听到。我们也不敢告状,害怕二哥会揍我俩或再也不给我们东西吃,因此,我们俩有时也会敢怒而不敢言地讨厌他。
  二哥他们冶金机械厂有一个电影院,他经常会拿厂里免费发的电影票回来给我们,让我们去看电影,这是我最高兴的事了。提到看电影,我就想起了在农村时的一件事。
  那是一个夏天很热的日子,学校组织了一次看电影的活动。当时农村没有放影队,也没有电影院,赣州市也仅有一家电影院,在郁孤台的赣州电影院,我们必须步行将近二十里路。因为家里没什么吃的,那天一早我便空着肚子跑去了学校,跟着学校的同学和老师一起去看电影。我依稀记得是一部抗战的影片,好像是《铁道游击队》,其中有一个场面是:战后一群老百姓和八路军围着一个被俘虏了日本军官,他起初是在大声狂叫什么后来这个日本军官突然从人群中的一个妇女抱着的手上抢夺下一个婴儿举起来狠狠地摔死了,周围的人措手不及,群众一片惊呼!后来是特写镜头,小孩的手上紧握着一颗子弹,他母亲把这颗子弹交给了一个游击队员,游击队员把子弹装进手中的手枪,一枪击毙了那个杀人魔鬼……看着那残忍、血腥的电影画面,我震惊而又害怕地哭了,心里非常难受。学校老师和学生怎么走的我都不知道,我一个人默默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大概是下午一点钟左右,天气又热,人又渴又饿,头也有点晕,实在走不动了,看见路边田里有水,便不顾一切地趴下来大口大口地喝了个饱,也顾不上脏与不脏。当时感觉水是热的,有一股很重的腥臭味,喝饱水后,我坐在地上休息了好一会儿,才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回家的方向走。但是,我没有直接回家,因为我知道回到家中也没什么吃的,而是在快到家的路上拐向了家对面河堤的方向,因为我知道河岸边有一颗还未长成熟的桃树,我想靠它首先来解决我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饥饿问题!走到那里一看,还有不少青涩的桃子在树上,我有气无力地爬上桃树,像孙悟空一样站靠在不是很高大的桃树上,把这些还是青色的满身是毛的桃子摘下,连在衣服上擦拭的时间也免了,便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地吃了个够。回到家里,我一头倒在床上睡着了。睡到半夜,肚子闹得厉害,不停地上茅房,第二天虚脱得有气无力地感觉快要死去。但吃桃子的事在母亲和姐姐弟弟面前,我什么也没说。这件事让我终生难忘,迄今为止都埋藏在心里。
  二哥厂里的电影一般都是晚上放。有一次,二哥生病发烧了,他拿出一张电影票给我,说厂里发了一张票,让我去看电影,他知道我特别喜欢看电影。我最喜欢电影院那宽大、宏亮、厚重而又立体的音响,很振奋人心,尤其是放电影前播放的音乐或歌曲,真的好震撼!让人痴迷。
  我高高兴兴地拿着票,挤在人群中准备进场。可是,检票员一把抓住我,说我的票是假的,还把我关在放电影的放映室里,直到电影放完,才把我放回家。我莫明其妙地回到家中告诉二哥,这时二哥才想起这张电影票是昨天的,已经过期了。原来二哥发烧烧昏了头,给弄错了日子。
  二哥经常加晚班到深夜一点才回家,他会常常用一个家里的小铝锅带点儿吃的东西回来。这小铝锅很特别,与一般的铝锅不同,形状是上大下小的圆柱体。二哥常常把二根筷子分开从锅盖中间穿过,卡到铝锅的两边“耳朵”处,再在两边“耳朵”处绑根小绳提着回家。一般厂里工人都会在食堂吃饭,或加班完跑到食堂吃夜宵,手上都会拎着或夹着餐具,门卫是不会查问和打开来看的。
  每次回来,二哥会带回来一小锅流汁的红糖,稀稀的,黑红色。这可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最爱吃的宝物,刚开始吃倒没什么,时间久了吃多了,我们兄妹几个开始拉稀,而且拉得很厉害。尤其是我,又好吃甜食,自从父亲出事后,又总是一天到晚挨饿,再加上在农村的那几年,真是饿怕了,见到什么能吃的都想吃。
  有一天,我拉得特别厉害,又不停地上厕所,拉出来的是黑红色的大便,难受死了,人毫无力气,最后母亲怀疑是那种红糖吃多了,叫二哥不要带那种红糖回来了。原来,二哥工厂翻沙车间做沙模要掺和这种工业红糖,二哥以为是红糖就可以吃,工人也知道我家苦,便让二哥偷偷装点趁加夜班带回来给我们吃。自从拉过肚子后,这种美味便不敢吃了。
  不久,二哥又给家里带来“福音”。一天晚上,二哥加班后带回来一棵包菜。那时母亲已在八境台做饭,早出晚归,我们起来母亲早已走了,我们睡了,母亲才回来,所以很难见到母亲。因此有很多事母亲不知道,二哥怕多事也不想跟母亲说,有一次母亲看到二哥又拿回几棵包菜,二哥对母亲说是他一个在农村的同事家自己种的送的,此后几天,接二连三,二哥都会带棵包菜回来,母亲也就相信了,突然有一天,二哥加夜班后没回家,第二天居委会把母亲叫去,说二哥被蔬菜队的人抓起来了。这一下,母亲全明白了。原来二哥上班的路上经过郊外,路两旁有郊区菜农种的蔬菜,蔬菜队的人发现隔三差五的少几颗包菜,最后决定埋伏在地里守候窃贼,故二哥终于“被捕”了。事后,母亲求爷爷告奶奶地替二哥求情,最后居委会主任看在母亲实在可怜,又是烈属的份上,放了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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