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磨难 第十章 惨淡人生 （四）

　　六、盖房蒙难
　　
　　一九七二年五月初四小女凤儿出生，四口之家挤在一间屋里，很有必要再盖几间房。早在初回村时我每从板坡回家，远远看见我那孤零零的三间房，茕茕孑立在风雨中摇摆，心中就立好计划，将来一定要续改成五间。村里人们盖新房大都是一扯五间，看着很威风。
　　当初公社也批给我们五间（四分）宅基地，由于杨秀莲阻挠父亲只盖了三间，在东面留了续口，以备将来续盖。东面是单干户王老汉的产粮地，高出我的房基两三米。砌房基时父亲曾要求队长望财在东面空出两间的地基，他不答应，紧靠了王老汉的地堰。他说：“王老汉已七十多岁，还能活几天，他死后你想盖几间都行，不过多切些土罢了。”
　　
　　几年后老汉死了，我就利用工余时间切土，拓宽地面准备续盖。那块地靠我的房角有一株核桃树，我切土刨断两条树根，这下子又惹了祸。老汉死后地和树都归了板坡大队，我刨断树根，又让望财抓住把柄，马上向大队报告，说我未经允许私自切土，快把核桃树刨倒了，大队马上开会批判。会上他说我从来就不把队干部放在眼里，由心自便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招呼都不打一声。接着支书黎孩说：“你刨土切地不向队长请示，还把果木树刨坏，简直是目中无人！”
　　我说：“本来批的就是五间，当初盖三间房时东边留了续口，队长答应过日后可以起土续盖；核桃树并没有刨坏，只是切断两条侧根。”
　　望财一声不吭，黎孩接着说：“切断两条根还说没有刨坏，给你去掉两个胳膊行不行？核桃树少了根必定会减产。你听着，房子能不能盖还需上会研究，核桃树减产你要包赔，如果死了由你负全责！”
　　我捏着一把汗，不知他们将怎样处治，看来盖房的事怕是吹了。这时却听住乡干部张英说：“你这后生起土不和队里打招呼是不对的，以后要注意。不过他一家三口住一间房确实不宽绰，别说盖一间，盖两间也不为多。”有他这几句公道话，队干部们都不吭声了。他也是共产党的干部，但能体察民情、秉公办事。按二叔所说，人家是无产阶级，我是资产阶级，只能对我实行专政，不可存怜悯之心，谁表同情就丧失了阶级立场，会滑到“人性论”的泥坑。可我还要说，张英这样的共产党员人性就是好！
　　
　　人从娘肚里爬出来就带着父母遗传的人性，当他长大成人后由于所处的环境地位不同，耳濡目染才逐渐显出本阶级的一些特性，形成所谓阶级性。阶级性是针对一个阶级整体而言，人性则具体到每一个个体。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他的一切言行表现主要取决于人性，阶级性只占次要地位，只有在特定环境里受到外因刺激阶级性才会激发出来，一味强调阶级性抹杀人性实际是滑向了唯心主义泥坑。
　　延安的大地主李鼎铭先生被呼为开明士绅，他不是地主阶级吗？怎么会支持共产党拥护苏维埃政权赞同抗日呢？共产党的元老十大元帅之一的林彪却要加害毛主席篡党夺权，他应该是纯粹的无产阶级，一生戎马倥偬追随革命，是响当当的革命派。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其实道理很简单，那是人性而不是阶级性决定的；还有大革命时期的罗顺章和向忠发，因是工人出身被推选为共产党的负责人，后来却当了叛徒，出卖了党组织和革命同志；敬爱的周总理出身地主家庭，一生为革命为人民任劳任怨、含辛茹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人的作为表现用阶级性无法解释，只能由“人性论”回答。
　　
　　盖房的木料由大队提供，个人需提前申请，经批准后去指定树林砍伐。那天我和村医庞文——他也是被林彪“一号文件”疏散回村的——跟着李弥去砍树。我不知其中奥秘，走到林边不等李弥坐稳，庞文扔下一包烟提着斧子飞跑进树林，选中那株立即劈上记号。我立在原地不慌不忙掏出烟抽出两根递给李弥和林业主任，然后稳步进入林地看树。谁知这个树林已经过多次砍伐，只有不多几株成材树，等我进去庞文已把稍大点的树都劈了记号。我返回对李弥说：“只剩些不成材的树，挑不出来了。”正说着常美跑过来，他是“趁火打劫”来买树，坐下后对李弥说：“这个林子没好树了，等会儿我去孟家沟看吧。”我听到这话就说：“我也去孟家沟。”李弥瞪我一眼说：“你想得倒不赖，不看你是什么人，你能和他比？他可是头上顶着两个字（指“党员”二字）呢。我说你还是老实在这儿砍几颗吧。”
　　别无选择，我出五十元钱买了七株又细又弯的小树，每株勉强做一根檩子；庞文花五十五元也买下七株，每株能打两根房檩，有一株可做房梁；“头顶俩字”的常美当是然去了孟家沟。
　　
　　房子盖起后有人心里仍怀不忿，我平反上班后更加忌恨。有一年开春我和妻子从阳泉回来，发现半个院子被人刨过成了种粮的熟地，且变成三角形状，经了解原是新任队长本家二叔带领社员刨开的。我重新整理把院形方起来，周边打起土堰。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起床就听二叔在外面吆喝：“生玉，你出来！”我赶忙披衣出去，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你的院不够大，你想占多大？”我说：“我不想多占，队里规定院宽三丈，我只占够份内的就行，绝不比别人多。”他悻悻地走了，他们前后几任队长的院都超过三丈，他的院足够五丈。
　　他们不甘就此罢休，又报告了大队，黎书记亲自出面干涉。他来看过我打的土堰后说：“你是不是总嫌院不够大就不断扩展，我看你还想把前面十二亩地都占了，一直占到板坡那边？”我说：“我并没有一直扩占，原本就是批给我的院形，他们要刨开种地，只给我留半个三角院；东南角的茅房（厕所）是当初小队给砌的，我只是照茅墙维护院子，没有超出规定面积。”他也悻悻地走了，临行又甩出一句绝话：“我看你是贪心没够，盖房是续了一间又续一间，是不是要一直续到城里？”城在西面，我往东面续，万古千年也达不到与县城相接。
　　
　　张英助我一臂之力使我能盖成房，我永生难忘。“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然而我却无以回报，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机会表白。当初不能向他表谢意，如二叔所说，我和他是两个阶级，说了对他不利，他就有包庇坏人的嫌疑。当我从漫长的政治黑沟里终于爬出来时，他已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生命。呜呼，苍天无眼，造物不公，为什么偏是好人命短，恶魔横行！
　　真是：
　　拓基盖房几不成，党的干部有好人；
　　不忘张英一臂力，阴阳两隔难报恩。
　　
　　七、存款之争
　　
　　我在盖房过程中还发生一件麻烦事，就是因拿了父亲一张存单而引发的一场争斗。
　　父亲一年前已经平反办了退职，结算回两千多元退职金。他把一百五十元存在我名下，另给大哥存了二百元，剩余的存到太原，把存单给大姐保管。一百多元怎够盖一间房？我恳求他再拿些钱帮我，杨秀莲不让给。给我弟兄存那几个钱也完全是杨的主意，她的意图很明显，当初盖房我拿出七百元，住着一间房作价三百五，再退我一百五摆平；大哥的二百元退还给他，三间房一间也没他的份。他们住的那两间就归她所有，由她全权处置，并多次声称和我以梁头为界，西面是她的，东面是我的，我不能在她那边动一锹土。后来的矛盾全由此产生。
　　想到我给他们花了那么多钱，现在有了钱却不肯多拿一分帮我盖房。我想既然杨秀莲能不经我同意取走我的存款，我同样可以取父亲的钱，于是就假藉父亲的意思从大姐处拿走他一张四百元存单。但存单尚未到期提不出款，我把存单留在春花处，托她到期代我取。这事很快被他们发觉了，在杨泼授意下，父亲给银行拍去电报声明存单丢失，随即让大队会计——她的干儿子药邻开出证明亲赴太原把存款冻结，接着逼姐夫向我索要存单。
　　
　　一天我在城里碰见姐夫，他满脸怒气说：“你怎么不经你爹同意就拿走他的存单？”
　　我说：“她以前取我的钱也没有经我同意嘛。”
　　“以前是以前，以前你没说过不同意。”姐夫说：“现在他们不让，要我追回，你赶快把存单交回来，不然我下传票传你。”
　　我说：“你传吧，我不信儿子拿了父亲的钱还犯法。”我心里清楚，存单放在春花那儿，一时拿不回来。
　　他是威吓我，等了许久始终没见着传票。我再次和父亲谈判：“爹，我盖房急需钱你就帮我一把吧。”
　　“我帮你谁帮我？我已近古稀之年，就那几个钱花完向谁要？”
　　“以后你们生活有困难当儿的还能不管？”
　　“指望儿女施舍哪如自己方便，何况你说管那只是一句话。你自己都难以为生，拿什么管我？再说即使你有心管媳妇也未必同意，如今这世道，正应《红楼梦》的《好了歌》：痴心父母古今多，孝顺儿孙谁见了。前街后村、左邻右舍我看遍了，有几个孝子。”
　　“那你就不管我啦？”
　　他连声说“不管”，并且说：“现在我不管你，将来也不用你管，咱们石鸡上南坡——各顾各吧！”
　　
　　父亲怎会变得如此心硬？自古道“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真是至理名言！三十年前在小老婆葛氏挑唆下他当了第二个陈士美，现如今又在杨泼的枕边风吹拂下故伎重演，人性中的冷酷因子占了上风。什么人伦、父爱、骨肉亲，全都抛到脑后了。后娘的心，蝎子的刺，毒啊！何况这杨泼妇不同于一般的后娘，她的活动能量非同小可。
　　“那你是生老病死不用我管啦？”
　　“不用，”他说，“鳏夫寡妇一个也没见臭到家里，没儿没女的一个也没有颠倒埋了。”
　　话说到这份上，我真的无话可说，只有仰天长叹！想到我对父母一片诚心，一腔孝心，如今却落得这般下场，伤心不已。我知道儿子不该和父母算账，可杨是无赖泼妇，父亲花儿子的再多那是理所当然，她一天没尽过抚养职责，凭什么拿我的钱花？无奈他两人又难以分清。我心急之下就说：
　　“盖这三间房我出了七八百只住着一间……”接着历数“文革”以来他们花我的钱，进一步把他激怒了。
　　“你今天是要和我算账？好，我花你的钱那是有账可算的，你要我还你吗？到法院告去，咱两个在这里讲不清。”
　　“我告你干啥，”我嗫嚅了，“我不是急了嘛。”
　　“是嘛，你若要算账，从四九年出来念书到你毕业上班，也要吃也要穿，你花我多少？”
　　是呀，那个人不是父母养育大，那家父母生下孩子不花钱不呵护能自己长大成人；人毕竟不同于禽鸟，孵出的雏鸟羽毛一干就能飞走，如果父母向儿女讨账，那可真是一本无底账。
　　从此父子俩多见面少说话，形同陌路。他还对人说：“我只能靠老伴了，这年月儿女有没有一样，有等于没有。”
　　
　　存单即将到期，我突然发觉几天没见着父亲了，猛想到他定是去太原提款去了。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否则他会和春花妹在银行发生争执。但没路费去不了省城，我就卖了一斤鸡蛋，卖得七毛多钱到邮电局给太原钟楼街储蓄所挂通电话，说明父亲的四百元存单并非丢失，而是儿子拿了老子的，因为继母从中作祟假称遗失，并说存单现在妹妹常春花那里，她去取款时希望银行不要难为她。
　　然而为时已晚，父亲已经把钱取走。可能银行那个接电话的人没有把我的要求向领导说明，当春花和妹夫前去取款时被拘押审查达两个多小时。他们有口难辩，直到回去拿来我的委托信，由单位保释才被放回。春花在厂里是先进共青团员，青年积极分子，刚调到政工组；她长那么大从未受过那样的窝囊气，一度对我很不理解，不知她二哥为什么要作弄她。妹夫也很气恼，曾说：“以后他别再来，来我也把他轰出去！”我心中有愧，久久不敢去见小妹，兄妹间两三年没有往来。
　　这个泼妇真害人不浅！
　　正是：
　　一笔存款起纷争，父子翻作陌路人；
　　试问亲情因何断，只缘家养母大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