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磨难 第十章 惨淡人生 （三）

　　五、代人受过
　　
　　一九七二年是我回村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年我遭受的苦难最深。不论哪一年，只要有外派任务我就去当民夫，没有任务就跟队里劳动。大约是七一年夏天，有一天小队揽下粮食局清库的活儿，队长望财带着七八个人扛麻袋，干到中午有人提议不回家吃饭，都到饭店打平伙。大家都想吃又说没带钱，我就自告奋勇垫付钱和粮票在北街食堂吃了顿午饭，还喝些了酒。我不知道望财的本意是要我一人请客，因为大家说好是打平伙；再说我又不是富翁，因而算下账来就向人们讨债。别人都给了，只有队长望财和族叔田六的儿子那份屡催屡拒。六叔说：“谁叫你们唤他去吃嘛，他还是个孩子（十六七岁），那来的钱和你们打平伙？”望财那里经几次追讨勉强给了却从此伏下祸根，他怀恨在心，处处找碴报复，不断向大队干部汇报我的“劣迹”，我的处境一天天恶化。
　　
　　有一次我从县药材公司担回的茅粪因掺有熬药的废水颜色墨黑，被支书黎孩撞见，在“早请示”会上点了我的名，硬说我舀上河水倒了些墨汁混充茅粪。“早请示晚汇报”是林彪为了加紧篡党夺权搞的一套愚民政策，社员们每天三四点钟就需起床，摸黑到大队开会，先学毛主席语录，然后各单位汇报前一天的工作，再由村干部安排当天的任务，如有人犯了错误就组织批判。开罢会走到地头往往还分不清庄稼苗和杂草，人们七倒八歪躺在地边迷糊一阵，等天大亮了再干活，简直是劳民伤财！
　　望财时刻不放过打击报复的机会。别人不愿干的苦活重活他派我去，别人不愿当民夫，回回总是我顶杠。当民夫每天最多带七两粮，为了给家里省点粮我倒乐意去；可他总说我干活奸，不卖力，常常借故百般辱骂。我担谷担不动四抱（读BU），他恶毒地骂我是“吊死鬼卖B，死不要B脸”，我敢怒不敢言。那年为了多挣工分大年初四我就急着进城担粪，问他担回往那块地倒，他指到最远的深沟。我踏着一尺厚的雪从县城担到深沟，晚上他不给记工，要我找证人。从深沟回村路经气象站，我担着茅桶回家时正遇望财十几岁的小儿子上气象站玩，他作证说：“我见啦，你给人家记上吧。”我沾他小孩的光记了工。俗语说“从小看大，七岁看老”，那个耿直的孩子长大后很有出息，当兵提了干，转业后当了煤市大老板。
　　过了初五望财带着社员也进城担粪，他们不去深沟，都担到最近的十二亩。
　　
　　立秋后队里卧麦地，中午须给羊工往山坡送饭，按惯例送饭人中午都吃羊工饭。那年月谁家都没有太多的余粮，把这一顿羊工饭看得很重。我更是如此，早早就等着羊工饭做熟好担走。按惯例早饭后羊工和守夜人在卧场碰头，告诉他吃午饭的地点，守夜人回来传达给厨工，送饭人就知道往哪儿送。偏偏这天守夜人回家睡过头，没来吃早饭，直到午后才来，厨工不知道羊工在哪里吃饭。这天正值望财和会计田明在麦场碾场，望财见我等着担饭就说：“你先回家吃饭吧，吃过饭再去送。”我越是想吃羊工饭，他猜透我的心思越设法阻拦不让我吃。直到大晌午了守夜人还没来，堂弟磨兰也来担饭，我俩各担一担出了村，他说担到山上吆喝着找吧。
　　担出村口可巧望见村前河滩有一群羊羔，磨兰和老羊工搭上话，老羊工说大羊在东汇龙王庙，我俩一前一后朝东汇走去。我走在前面，在东河上磨兰说他的球鞋滑过不了搭石，要我帮他担过去。我就先过去，放下担子过来接他。我担起他的饭还没过河，他已飞跑过去担起我的饭走了，等于我俩换了饭担，也换了前后位置，现在他跑到我前面了。他担着饭紧走，赶到龙王庙正有一群羊等在那里，他放下担子羊工们一拥而上吃开了。待我担着他的饭赶来却不见另一群羊，吃饭的羊工说刚才还看见那群羊在对面山豁口，但左等右等概无踪影。直到磨兰那担饭吃完，他也吃了个肚儿圆，仍看不见那群羊。
　　天色已晚，我只好担着他的那担饭返回，正好给了望财出恶气的借口。他一见我把饭依旧担回来就说：“我叫你等下夜的来再走，你扑死的急着走了，真是死不要B脸！羊工吃不上午饭回来饶你才怪！”
　　他女人性子耿直，正给羊工做晚饭，她也憋着一肚子气。听了他的话接口道：“这事不能怨人家生玉，那个死下夜的睡懒觉死的不来，害我等他一上午不能洗涮，要怪应该怪下夜的。”
　　
　　我在这里代他受过，随后回来的磨兰弟却装了屎巴牛，一声不吭。说起这个堂弟真害我不轻，他家住在高坡上，他给小队喂牛，每天深夜要添草拌料，他懒得来回跑，自我回村一直在我家闷牛料，喂罢牛常常半夜三更才回去睡；如遇我当民夫不在家，免不了给他二嫂担一回水或干点别的力气活。为这事村里传出流言蜚语，有个婆姨就曾当面损我说：“你真不简单，家里还用着长工。”有一天她在村里大肆宣扬妻和磨兰如何如何被妻听到，忍无可忍和她大吵大闹，以后恶言恶语才稍有收敛。
　　更令我担心的是，我的政治背景不好，属于梁贵说的“免疫力低下”一族。假如队里的牛有个三长两短，磨兰每天在我家拌料，我就难脱干系。为此我不只一次对他说不要在我家放料啦，他不听。终于有一天他喂的牛死了一头，队里宰杀后拿到兽医站化验，结论是水胀而死。阿弥陀佛，上天又一次救我于不死。假如化验出是中毒而死，即使是别人下的毒，也定会强加到我头上，我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保不准会像他爹（我四叔）那样在看守所被拷打而死！
　　
　　望财骂得解恨，磨兰也肚满意足，我可还饥肠辘辘。这时田明在一旁发话了：“你还不赶快把饭担到卧场，天黑后羊群肯定上卧场，羊工就能在那里吃饭。”望财支持他的意见，两人狼狈为奸存心折腾我，我只得担着磨兰那担饭向卧场走。
　　到了地头天已黑下来，却只见羊羔仍不见大羊，我眼巴巴望着对面山顶，那群羊一会儿出现了，过一会儿又不见了。我饿着肚子望眼欲穿，直到天黑伸手不见五指仍不见大羊的影子。老羊工见我饿的可怜巴巴的就说：“你不要等了，留下饭回去吧，他们回来吃罢我给你把担子捎回去。”
　　我不能再把饭担回去，因为不仅羊工要吃饭，看羊狗也得吃，它们晚上是不回家的。于是我饿着肚子，摸黑回去，满足了望财的狼子野心。但事情远不算完，他见我空手而回问道：“饭担呢？”
　　我说留在卧场了。
　　“怎么能留在卧场，丢了家俱怎么办？”羊工的午饭总是小米捞饭面条汤，一成不变；所谓“家俱’是指队里的笸箩、饭盆和碗筷，扁担和绳落是个人的。
　　“丢不了，放羊羔的老汉答应羊工和狗吃罢他负责把担子捎回来。”
　　“那么多饭怎么能都喂了狗。”田明狐假虎威煽风点火，望财又一次破口大骂：“真他妈的吊死鬼卖B，死不要B脸！”
　　
　　我饿着肚子跑了半天路，落了一顿臭骂，田明还要我再去担回来。天已大黑，伸手不见五指，我饥肠辘辘，精疲力竭，再没有力气去担了，要杀要剐任由他们，我回家睡觉去了。
　　哪里睡得着，我翻来覆去想。农村也不是我当初想象的那样安稳平静，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农村照样是烽烟滚滚，一部分人欺压另一部分人，美其名曰“无产阶级专政”。被专政的少数人其实都是些老实的绵羊，他们只能老老实实，那敢乱说乱动；实行专政的则可以恣意妄为，滥施淫威。我曾看过政治作家浩然写的小说《艳阳天》，描写老地主马小辫把村支书田晓峰唯一的儿子推下悬崖摔死，还咬牙切齿地说：“我叫你断子绝孙！”作者想通过一个杜撰的故事说明地主富农多么不老实，多么可恶可恨，他们“人还在心不死”，随时都在伺机复仇，妄图复辟。可见阶级斗争多么激烈，贫下中农对他们实行专政又多么必要。可是我们不妨逆向思维，假如村书记不是对他太苛刻，压迫他太深，让他没有活路，他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韪，冒着事情暴露后杀头之危险，做出孤注一掷的绝事。
　　我就曾有过极端的想法，在望财的孙辈身上打过主意，只是没有机会，胆子又小，最终没能成行。在极度困苦中我也有过越境逃离去寻找一片自由天地的念头，只是由于胆小怯懦和软弱无能同样敢想而不敢干。假如那时我“胆大妄为”，采取了极端举动，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了。
　　真是：
　　树欲静而风不止，于无声处起惊雷；
　　人心思乱不思静，恶人得势羔羊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