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磨难 第十章 惨淡人生 （二）

　　三、大园奇辱
　　
　　我回村那阵正遇农村“清队”运动火热进行，揪出一些历史不清白的人。有日伪时期当过警备队的、八路军“坚壁清野”挖过“圪洞”的、或出身不好有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人，集中起来首先在群众面前“亮相”，站到台上检查自己所犯错误，然后由大队宣布处理决定（不出书面文件）。我和父亲都被勒令参加，我因铝矿已有结论且不戴帽子，很快过关回到群众中；父亲则住进学习班，和十几个审查对像关进“牛棚”一个多月，每天由家人送饭。东湾除父亲还有汉英叔和王姓父子，老子当过警备队，儿子在大队磨房有贪污嫌疑，半坡那边和小王同在磨房的牛孩也在里面。东湾张明文是从长治淮海机械厂遣送回来的，他年轻时曾被日寇抓去当了警备队，后来逃脱跑到黎城投了八路军，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兵工厂当检验工，文革前因产品质量问题压住不让发货，惹恼了车间主任，藉“清队”运动把他打成历史反革命送回农村；他当警备队时王父任班长，那年发生一件震动全县的惨案，日本人从小窦沟抓来农会主任窦威，逼警备队的人用刺刀捅死。据张明文说当时警备队只有一把刺刀，由班长佩戴，他的枪没上刺刀，可厂里的造反派是先定案后取证，指使调查人硬逼王父作假证，指认张明文捅了第二刀，遂成铁案，活活被冤死，直到“三中全会”后全面落实政策家人几经奔波才得平反。王父“镇反”时已处理过，以历史反革命罪判数年管制。
　　
　　为了养活妻儿，回村后我拚命干活挣工分。进城担茅粪队里规定每担记二分工，我天不亮就起床，打着手电进城，来回五六里一早上能跑四趟。那时县城各机关都和村里订有合同，哪个村担人家的茅粪年底要给一定数量的蔬菜。东湾村没订合同，都是偷着担，我经常被人家逮着，不是没收扁担就是没收茅桶，有时连人扣住不让回家吃饭。
　　当民夫每天记一个整工，完工后介绍回大队分红，不管在村里还是当民夫我从不误工。这一年从三月份起到年底十个月我做下三百四十多个工，那年板坡大队分红价是八毛，扣除三个人的口粮款尚余现金一百多元。我置办了些年货，又添置几件家俱，三个人的小家庭在一间斗室里过了个温馨的“小康”年。
　　第二年处境就不妙了。
　　
　　第二年开春我被派到副业组种菜，村里叫“大园”。起初组长吴全看我正当壮年十分器重，评工给我最高分十一分。种菜组共六个人，除七十多岁的黄保老汉和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其他人也都有四五十岁年纪。我刚满三十三岁，吴全和我同庚，就数我俩年轻，他是组长，重活累活自然由我来挑。入夏后菜长成了要往蔬菜公司送，我这个“纸老虎”又一次露了原形。种菜组连辆小平车都没有，所有的菜都要挑进城，除黄老汉留下看园都得去送。别人担一百三四十斤轻轻松松走了，那个女孩都能担一百一十斤，我和她担同样多就迈不开步了，走几步就得放下歇。有一次刚放下担子，吴全追上来说：“你怎么又歇？快走吧！”我不好意思说担不动，只说热得很，擦把汗，吴全说：“你看我出了多少汗，受苦人还能怕出汗！”从此我干活怕出汗的名声在全村传开，其实我绝不是发奸怕出力，实在是软弱无力。农村人口边常挂一句话叫作“当财主没福，种地没力”，是对那些鸡麻骨瘦不能干重活的人说的，我正是那种人。
　　
　　这年七月艳香要去她表姐家小住，表姐家在洪洞，得坐火车。我向吴全请三天假送她，吴叫我去大队请。大队长李弥正在大场碾麦，他说：“你不看这是啥时候，五荒六月天正值挽谷割麦大忙时节你来请什么假。”经我再三恳求只准了两天，我回头告诉吴全，他满脸不高兴地说：“你既去大队请准还跟我说啥？”言下之意我是越级请假，我左右为难。我虽不受管制，与社员一样待遇，但毕竟是监督劳动，处处都要谨慎行事。于是说：“那我不去洪洞了，只误一天，送她到太谷上了火车就回来。”
　　他说：“由你吧，我不管。”
　　我不知怎地惹着他了，他莫名其妙欺负我，下月评工就把我降为九分五。
　　那天栽茴子白，他分配黄老汉挖苗女孩爱香挑苗分送，其他三人一个刨坑一个插苗吴全盖苗，叫我一个人挑水浇苗。我需从一里远处丈把深的井里拔起一担水担到地头，再一坑一坑挨着浇。水供不上，我一瓢水浇两坑，一担水浇三四十株，吴全嫌浇得水少，我改为一坑一瓢，一担水浇二十株。到中午收工还有几百株没浇水，他大发脾气，说：“你这是专门和我作对，要么浇一点点，说说你又浇那么多，剩那些苗谁替你浇？告诉你，吃过午饭不要歇晌，赶快来浇完，死一株苗由你负责。”
　　我暗自叫苦，不敢违命，回去热了饭匆匆吃几口，冒着酷热的太阳急忙去浇，浇完就地躺倒就睡，过好大一阵吴全他们才来。
　　傍晚快收工时一声炸雷大雨倾盆而下，菜苗全部成活。呜呼，老天爷也许真有眼？在我危难时刻总会伸手搭救。
　　正是：
　　种地凭体力，挑菜露真形；
　　大园受奇辱，往事永铭心。
　　
　　四、木板疑案
　　
　　我和妻儿住着一间房，分下粮菜没处放，只能就地堆着，锅碗瓢勺摞在灶台上，人进去简直无处落脚。有次姨母对我说：“你弄块木板支起来，上面就能放些物件。”可那个时代除住房是自己的，一切都归集体所有，山上的一草一木都不属于个人，你想砍根镢把都得偷偷摸摸干，去哪弄木板？正巧秋后队里派我去修建化肥厂，我见每天收工后厂房四周散落着许多木板，想到姨母的建议就决定拿几块回家支个碗架。
　　这天吃过晚饭我从驻地贾峪村返回工地，把几块一米多长的木板用绳子捆好，又拿了几根尺把长的细钢筋，准备打入墙内做支梁。我扛着“猎物”走到城里不敢直接回村，就近送到大妗家，想先在表弟处放几天。彼时姥姥和大妗都已去世，恰逢表弟游其不在家，我把木板放在他家柴棚门口，告他婆姨说表弟回来给我放进屋里。后来东窗事发，据游其说是他姑姑（杨秀莲）看见向住乡干部张英报告的，村里人则说是他去板坡报告的，遂成一桩疑案。不管怎么说，他不往屋里放，暴露在人前让继母发现也难辞其咎，此后几年他见了我欲言又止显得十分尴尬。
　　城关民工连突然在贾峪村召开批斗会，要我交代偷拿木板之事，民工和看热闹的村民齐集一堂。为了生活，我生平第一次因向公物伸手在大庭广众之中丢人现眼。
　　第二天我被人押着去游其家取出木板交回工地，接着被送回村里。回村后大队又在戏台上组织批判，被人推来搡去，因地上刚做完木工活，铺着一层刨花，我栽倒把脸划破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一伙篡党夺权阴谋败露仓皇逃窜摔死在温都尔汗，事后化肥厂筹委会组织民工传达中央通报，没有让我参加，我心里很不平衡，在人前发了两句牢骚。批斗会上老妇联主任(曾是土改积极分子)发言说：“传达林彪事件不让你去你还满有意见，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是什么人！”
　　李弥则说：“你是坏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再不老实当心群众再给你戴上。”
　　我一度胆战心惊怕真给戴上帽子，但却没戴。农村不比工厂，没有人往上边呈报，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回到家杨秀莲幸灾乐祸，暗自偷笑。父亲见我满脸带血，心有不忍，对村人说（自分家另过后杨就不让他和我说话了）：“不知人家用什么东西打他来着，把脸都打破了。”听到此话我很受感动，毕竟骨肉之亲难以割舍，父亲话语中仍然流露出极大的同情。
　　
　　艳香去洪洞还没回来，我一个人做饭吃，一次做一天的饭，做一顿热两顿；粮食不够吃，我隔一天吃和子饭，隔一天做玉面煮圪塔米汤，煮圪塔一顿限吃四个，汤饭则必须喝够四碗才稍有饱意。今晚东湾小队要开批判会，已经催了几次，我得快点吃。
　　会上人人争着发言以表觉悟高认识深，并示和我划清界线。尤其二叔的发言水平高，他既是党员，又是生产队长，只听他说：“生玉，论宗族关系咱们是一家人，可你我走的不是一条路，不一个阶级，我是无产阶级，你是资产阶级。”
　　我曾听二叔在地头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前几年和李弥带一拨人在贾家坪种山，其中有个地主郝胜秋收时肩膀长了疔疮不能担挑。他就说：“肩膀肩膀，它是发奸，你就老实担吧，狠狠压它几回就不奸了。”硬逼郝胜担了一秋天庄稼。完了又得意地加一句：“我不信两个共产党员整不了他一个地主！”呜呼，地主也是人，该有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该受到人道主义待遇吧!
　　真是：
　　岳母一句话，顺手把羊牵；
　　东窗事发后，方知骨肉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