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曩锅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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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城县教育局局长亲自接见了我们。局长姓陈，名叫陈学儒，五十五岁。陈局长是应城县教育局的老局长，是老牌大学生，是省作家协会会员，也是前些年被排挤出教育战线的受害者，直到方宏海被惩办以后才恢复工作。
　　老局长也担任过我父母的班主任，对我父母的为人十分了解，与我的父母也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当我一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就知道我是谁了。
　　
　　老局长对我的父母的遭遇深表同情，对方宏海之流表示出极大的愤慨！他对我和我的妻子表示了慰问。老局长还对我的小姑再一次表示了感谢！他对我的小姑说：“如果不是您提供了卫红同志和他的祝妈妈给您的书信，我们还真是不容易找到汪朝良同志和傅成菊同志的遗孤！”
　　小姑诚恳地说：“陈局长您太客气了！这都是应该的。还望局长您多费心，尽快地还我的哥嫂一个清白。”
　　老局长说：“汪朝良同志和傅成菊同志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澄清，那是属于被方宏海污陷的冤假错案，已经平反昭雪，罪魁祸首已经伏法。现在的问题是落实政策，补发工资、子女顶职、房屋的分配，以及户口的落实。”
　　我和小姑都向老局长表示了感谢！而老局长却说应该感谢党，感谢党的好政策给予了我们温暖，否则，靠任何一个个人的力量，都不可起到拨乱反正的神奇功效！
　　虽然老局长已经确认了我的身份，他也表示不遗余力地办理我父母的遗产交接。但是，天宝公社的证明材料还是必不可少，因为那些材料将作为主要依据，必须存入档案。
　　可是，当陈局长听说我的所有证明材料，都在应城火车站不慎被盗，便沉吟着在本子上写下了几行字。之后，便拨通了竹溪县天宝公社的电话，向竹溪县天宝公社，说明了我不慎被盗的情况，请求天宝公社，将我的一应证明材料尽快补办，以最快的速度，寄到应城县教育局。
　　鉴于我的特殊情况，陈局长特许将我的问题特殊处理。先安排我们的工作、落实父母的工资补发、房屋的分配，至于户口的落实，等证明材料到齐了以后，才能办理。
　　我父母的工资，一共补发了三万五千元。住房分配在应城县教育局，我和妻子的工作，也被安排在教育局信访科。
　　
　　信访科除开一名科长，就是我们夫妻俩。我的工作主要是接听电话、电话记录，以及上访的信件接收与登记整理，并及时交由科长处理。妻子的工作是收发信函、收发文件和报刊杂志。我们同居一室，既能相互照应，也便于我们夫妻间不断地增进感情。
　　局领导考虑到我行动不便，特意将我的住房安排在一楼，还专门为我配置了轮椅。而且，局长还特别着重地叮嘱我，立即去量身定做一副拐杖，完全彻底地结束在地上爬行。
　　从此，我的身边随时随地就携带着一副拐杖，虽然麻烦了许多，却比在地上爬行体面了许多。
　　从此，我就完全彻底地告别了狗人的生活，再也不用在地上爬行了！
　　办理完交接手续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就住在教育局里，不打算回到小姑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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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件事情，也得办理清楚——我们的老房子拆建，政府给予了房屋拆建的拆迁费。在没有找到我之前，我的小姑父主张将那笔拆迁费，以汪氏子女的名义领取，却被小姑拒绝了。如今我回来了，也应该对那笔拆迁费，作一个妥善的处理了。
　　我认为，我的爸爸和大姑、小姑，都是爷爷奶奶的子女，都有权力分享那笔拆迁费。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小姑。
　　小姑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真是难为你有这份善心呀红儿！只是，我们这些出嫁之女上娘家争夺遗产，这不明摆着让人戳脊梁骨吗？”
　　我说：“谁戳脊梁骨呀？您和大姑都是爷爷奶奶的后人，分享爷爷奶奶的遗产是天经地义，而且法律明文规定，子女有着同等赡养父母的义务，也有继承遗产的权力。”
　　她说：“可是，我和你的大姑，对你的爷爷奶奶根本就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怎么有资格继承你的爷爷奶奶的遗产呢？”
　　“爷爷奶奶不是您和大姑合力安葬的吗？这难道不算对老人尽了孝道？”小姑还要推让，可是我却拍板定音：“等我祭奠了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以后，我们约个时间，把这件事情处理清楚。”
　　小姑告诉我，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的坟墓，由于城市改建，已经搬迁到指定的集中陵园去了。小姑说：“要祭奠我们约个时间一起去，虽然清明节已经过了，大家陪同你一起去祭奠，你的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一定会更加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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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也是忙得焦头烂额，居然忘记了给岳父岳母报平安。虽然包裹被偷，也必须隐瞒，否则，岳父岳母将会徒添忧虑。
　　妻子用轮椅推着我，一同到邮电局给岳父岳母发了一份报平安的电报。我又给小妹和韩朝耀分别发了一份报喜的电报，并告诉他们教育局信访科的电话号码，让他们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打电话找我。
　　我还分别给武汉铁路局和竹溪县汽车客运站，寄去了感谢信，对131次列车上的列车乘务员小李、应城火车站的吴站长和十堰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小张，表示了感谢；对竹溪县汽车客运站的客车售票员王乐春和小汤，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第二天上午，小妹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对我们表示祝贺。她激动地说：“狗哥啊，还真没有想到，你还真是吉人自有天相，连嫂子也被你一下子就弄得跳了龙门！真是可喜可贺呀！”
　　我说：“我现在已经恢复原名了，叫汪卫红，而且已经上档案了，你还叫我狗哥？”
　　她说：“就叫狗哥！你就是当上了教育部长，你也仍然是我的狗哥！”
　　我说：“你原先不是叫我红哥吗？你就叫我红哥吧！”
　　她说：“我原先叫你叫红哥，是你和爹不让我叫的——你们愣是逼着我叫你狗哥。现在我叫顺口了，改不了啦——你永远只能是我的狗哥！”
　　我说：“行行，你怎么叫都行，谁让你是我的小妹呀！”
　　她说：“就是。”
　　我说：“你现在好吗？我和你嫂子都很想你！”
　　“我很好。”她嗓音哽咽地说：“我也很想你呀狗哥！我也想嫂子和小侄儿！”
　　我说：“放假了过来呀，我带你去看盐池、浴温泉！”
　　她说：“都说应城有三宝，盐池、温泉、灵芝草，是不是真的呀狗哥？”
　　我说：“那还有假，秦始皇封的，铁定的！”
　　她说：“到时候我一定去看一看。”
　　我说：“我和你嫂子还有你那小侄儿，都期盼着你的到来。”
　　她说：“嫂子和侄儿都好吗？”
　　我说：“都好，都很好！”
　　她说：“嫂子呢？她在跟前吗？”
　　我说：“她不在，刚出去了。”
　　她说：“那行，你告诉她，就说我向她和娃儿问好！”
　　我说：“行，我一定转达。我先代他们谢谢你！你也要注意身体。需要钱吗？我给你寄点去。”
　　她说：“钱我不需要。狗哥，我想你！”
　　我说：“现在打电话多方便呀，只要你愿意，天天都能打。”
　　她说：“哦！”
　　小妹挂上了电话。我猜想，她一定又哭泣了。我的心也正在流泪……
　　韩朝耀也打来了电话，向我表示了祝贺。当时他姐正在跟前，我让他跟他的姐姐聊几句。可是，韩朝秀接过听筒，听见弟弟的声音，居然激动得呜呜地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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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临时置起一个新家，一应家具都得及时添置，困难实在是不少。当然，只要有钱，什么事情都好办。
　　起初，我想买一台黑白电视，可妻子说那样太张扬，还是节俭一点为好。她一直被割尾巴时期的阴影所笼罩，生怕再度被割而惹起祸端。她说要买就买一部收音机，能听歌、听戏、也能听新闻——不张扬，也少花钱，最好不过了。
　　我接受了她的建议，买了一部收音机。
　　陈局长邀了几个局里的员工，亲自压阵为我们购买家具，并参考布置。布置家庭实用的、以及纯属摆设的家具，仅一天的时间都安排妥当，虽然说不上齐全体面，马马虎虎也能够凑合着过日子。我自己推动着轮椅，由卧室到厨房，到客厅，认真地观看了一遍，自我感觉良好。
　　按照我们这一带不成文的乡俗，新家落定，新生烟火，亲戚朋友都要上门致贺，名为“曩锅盖”。我的亲戚也就是大姑、小姑和舅舅三家，朋友却一个也没有。我和妻子既然在教育局工作，局里的一班领导，必须得请。至于其他人，谁该请，谁不该请？我的心里根本没谱，只有拜托老局长帮我酌情而定了。
　　老局长说只请几位副局长算了，至于别人，愿来则来，不愿意来，也不必勉强。老局长笑了笑说：“横竖也不收礼，少来一个少贴皮。”
　　我初来乍到，你不请人家，谁愿意喝你一杯闭眼睛酒啊！
　　
　　我这次回到故乡，虽然在应城火车站丢失了包裹，却也得到了吴站长的热情帮助。我也曾经对吴站长说过，等我们安定下来了就请他到家里来喝酒，表示对他的谢意。如今，我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也应该借这“曩锅盖”的机会，将吴站长一并请来，表表心意。
　　可是，当我将电话打到应城火车站，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吴站长到省城学习去了。我叹息着扣上话筒：看来，只有改日相邀了。
　　大姑和小姑分别拎了一口袋蔬菜，老早来到家里，帮忙料理厨房炊事。舅舅隔得远，要坐车前来。
　　当初，因为受到了我爸爸妈妈的牵连，外公也被赶出了教育战线。如今，我的爸爸妈妈平反昭雪了，外公的问题也得到了澄清；舅舅也被落实政策，顶了外公的职，在一家小学任教。
　　最后，除开我的大姑、小姑和舅舅，所到的客人，也就是陈局长和三个副局长。
　　陈局长首先对我的客厅布置格调，给予了良好的评价；周副局长和李副局长也都交口称赞。
　　可是，唯独王副局长却与众不同，别具风雅。他说：“要是能在客厅挂上一幅画或书法，那就显得雅致了。”
　　周副局长说：“雅致是雅致，你的那幅画多少钱呀？三百五百你卖吗？你要是卖，小汪这家我替他当。”
　　王副局长说：“三五万被你拿走了，我老婆也得跟我拼命！”
　　周副局长说：“这不就得了吗？在应城这方小天地里，也只有你王局长是画家，而且，你也有一个大画家老师，那类画也只有你王局长挂得起！”
　　我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文化，又是初来乍到，就这百十块钱的中堂已经很不错了。”
　　王副局长说：“据说你的画，还得了个全国大奖赛的二等奖，你还说你没有什么文化？我说小汪啊，你是不是太谦虚了呢？谦虚过分等于骄傲，你晓得啵？”
　　我说：“那只不过是婴幼儿服饰的一片肚兜，巴掌大的一点东西，哪能跟您王局长的巨幅名画相提并论呢？”
　　王副局长说：“能获全国奖，再小也是精品！你一定还有样品，不如拿出来让大家一饱眼福！”
　　我说：“不瞒您说，带是带了两件，可是在火车站被小偷一包拎走了。”
　　王副局长说：“那就真是可惜了！小偷最感兴趣的是钱，其次才是金银珠宝，你那肚兜就是价值千金，那小偷也不识货呀！说不定早撂进哪个阴沟里去了。”
　　陈局长说：“哎，我们今天是给小汪、小韩曩锅盖，怎么扯上了画画和刺绣呢？”
　　
　　王副局长名叫王宽泽，四十岁，毕业于某中等师范学校。他喜欢画画，可是却又卖不出去。参加了多次绘画比赛，却无一获奖。最后一次参加比赛是去年秋季，给评委送了一条阿诗玛，作品才终于获奖，他也就摇身一变而身价百倍。从此，他的画也就有人买了，但价格最高不超过二十块一平方尺。他一直认为他是应城的才子，独处应城画坛而独领风骚。如今，突然冒出一个获全国绘画大奖的主儿；而且还是一个在地上爬的玩意儿，年龄也只有二十二岁。他总是觉得心里别扭——他要鸡蛋里面找骨头，无事生事找茬儿。
　　然而，局长发话了，他也不便顶撞。但是，他却将这笔账记在我的头上了。我也的确感觉到城市生活的艰难，到处充满了勾心斗角与尔虞我诈，甚至于相互倾轧，稍有不慎，便会被碾压得粉身碎骨！
　　我的妻子胆子更小，从来没有见过大场面，她更是被王副局长那一派居高临下的气势吓得惶惶不可终日。晚上，当我们躺在柔软的席梦思床上的时候，她居然说这一切太不真实了，就像是做梦一样不真实。
　　
　　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依然是一空下来就做针线活儿。可是，她总是显得心烦意乱，有好几次做着针线活儿的时候，由于心绪烦乱而将手指头扎出了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