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磨难 第九章 突遭劫难 （二）

　　二、父子罹难
　　
　　列车狂吼着在无边的黑暗中奔跑，像草原上的猛兽夜里驮着受伤的羔羊。我又一次失去自由，直挺挺站在车厢过道，整个身子被两块耻辱牌牢牢夹持着；两个赤卫队员严密看守，犹如猎人将射落的翠鸟囚入铁笼，绝无逃生的希望。没有眼泪，只有悲伤。
　　眼泪和悲伤本是一对双胞胎，但突如其来的深沉的悲伤会使泪道阻塞，窒息了泪水。此刻我正处于极度悲伤中，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不愿再看这世界，这世界已不属于我，只属于那些疯狂的人们，让它毁灭吧！
　　此时的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再见不到莉花了，一对鸳鸯将被无情打散，几年来享受爱情、建立家庭的愿望又一次破灭。我将再次孤零零回到农村，没有工资收入(哪怕只有可怜巴巴的四十二块五毛钱)，失去生活来源；没有报纸看，终年不洗一次澡，夜晚没有电灯，只能伴着寒窑，伴着孤灯在这鬼魅世界度过残生。更令人生畏的是，没有人相伴，没有人怜悯，只有人们蔑视、嘲弄的眼光和任谁都可以欺侮的现实。我无法解释，为什么灾难总在我即将得到爱的温馨时突然降临，五八年如此，这次又是如此，难道是上帝的惩罚，或许就是所谓命运？
　　
　　人一生会做许许多多的梦，有时是甜蜜的美梦，但更多的是可怕的恶梦，那些梦到后来多半会被忘却。最容易忘却的往往是美好的梦，恶梦则会顽固地在脑海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每每在你最痛苦的时候它们便会走来百般折磨你，使你不堪忍受。这时候即使美梦也会变成刽子手残忍地向你的心脏捅上一刀，此刻莉花的音容笑貌正欲把我的心铰碎。
　　我像一截削掉枝叶的树桩，直挺挺站在车厢正中。
　　“这边有个空座，你坐下歇歇吧。”那个年轻的押送公人说，我又被召回到现实世界。但刚一落座就听到一声野兽般的怒吼：“起来，这是人民的列车，哪有你坐的权利！”我只得站起来，让野兽去坐……
　　
　　太原下车后两个公人接受车上的教训把我的牌子摘下来装入行李卷，因为所有公共汽车都被造反派贴了“人民请上车，黑七类滚蛋”的告示，戴着耻辱牌上不了车。
　　两个押送公人一老一少，人性——恕我冒昧，那个时代是不许讲人性的，只能讲阶级性。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提到人性，现正受到严厉批判，说他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倒还温和善良。他们是执行公务，也一夜未睡，十分困乏，一到旅店倒头便睡。
　　年轻的那位半开玩笑对我说：“你可别跑啊。”
　　我说：“放心，我不给你们添麻烦。”
　　“你跑也跑不了，一个电话公安局就把你抓回来。”年长的说，不一会便鼾声雷动。
　　我双眼紧盯着他枕下那个公文包，那里面装着我的全部档案，包括化工厂的和最近网罗的所有黑材料，那是我一生的奇耻大辱。它像幽灵似的时刻缠着我不放，又像太阳下的人影，我走到哪里它紧随到哪里，我的苦难就永无尽头。只有把它消灭我才能得到解脱！人不知鬼不觉把它从枕下抽出，到僻静处付之一炬，完全办得到！那时我将获得彻底解放，永无后患！
　　机会难得！
　　我跳将起来，但旋即又颓然跌坐在床上，不忍让这两个无辜的公人代我受过。再说那些红字号英雄也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给我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投进监狱。
　　可是这样回去有何面目见家乡父老，又将怎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苟且偷生。那年解除劳教返乡，在人们眼里还属正常的精减下放，虽然看到我穷愁潦倒，政治上却不受歧视。十二年后在化工厂闹平反遇到难友李庆时他说：“我在村里一点也不‘黑’。”我相信，因他从劳教队返乡后就再没出来工作；假如我平反后不回铝矿上班，一直呆在村里也许能免遭此难，可现在身戴双枷又有幽灵缠身还能在人前抬得起头吗？！
　　跑吧，趁机逃脱樊笼，跑到天涯海角也许能有一片自由天地。
　　“你跑不了，一个电话马上把你抓回来。”是的，现在与八年前不同，没有一个角落是干净的自由天地。“左”的幽灵已渗透到国家的每一个毛孔，到处都在遣送“黑七类”，跑到那里也逃不脱它们的魔掌。现在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任人宰割！
　　
　　县公安局在北街一所破旧的民房设置了临时“黑七类”收容站，由治安股万明坐阵审理发落。屋里屋外堆满挂牌子的“黑七类”，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干部工人医生教师、教授科学家一应俱全，有的是孤身一人，有的是举家送回。万明一一审查登记然后把他们发配到最穷最偏僻的山村。
　　我斜靠在土炕边，等久了为消愁解闷点燃一支烟，刚抽几口，万明抬头看见，随即大声命令：“站起来，把烟掐灭！你这个家伙‘狗头狗脑’（当时对被斗人员的流行称谓，还有一句是‘砸烂你的狗头’）还满不在乎，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我无声地把烟掐灭。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回来？”
　　我一一回答。
　　“家庭什么成分？”
　　我不愿重复那两个违心的字眼，就说：“档案里写着的。”
　　万明气炸了：“我不知道档案里有，还要你指教？再不老实小心你的狗头！”
　　随后我就一直沉默不语，他只好照抄公文，抄完接着问：“你是哪个村的？”
　　这次我开口了：“原籍东湾村，六二年迁到侯家庄。”
　　在我的印像里侯家庄的人宽厚淳朴，上次在那儿住了一年他们对我很好。我不想回东湾，愿去侯家庄。
　　“那好，你就去侯家庄。记住，要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好好劳动改造。”
　　
　　这天县城正开万人大会，听地区学毛著积极分子作报告，各村干部群众来了不少人。但不久这个“积极分子”就被打成“黑地委一手培植的黑干将”拉下马，从此销声匿迹了。
　　万明派人到会场找来侯家庄大队的几个人，有新任书记王锁，还有根金大叔和几个年轻村民。我要求把行李寄放到亲戚家，两个押送公人从城里转游回来又带我上了路，他们要求我把牌子戴上，怕被群众兴师问罪。我不戴，年老的说：“委屈点戴上吧，这一路还不够你便宜。”把耻辱牌强套在我脖子上。
　　这家亲戚是父亲头房妻游氏的娘家，也就是我的续外婆家，原住县城二郎庙旁，日本人炸毁后姥姥到回北泉沟娘家，舅舅一家解放后跟随女儿女婿去了太原，六二年压缩人口又返回县城临时租房住。
　　侯家庄的人来到后两个公人交割完公务回矿复命去了。天色已晚，我未及与外婆大妗细述情由便匆匆上路。果不出押送者所料，刚出院门就有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喊道：“怎么不给戴上牌子？”
　　那个时代人人都具有很高的“阶级斗争觉悟”，谁一旦被搞“黑”搞“臭”，任何素不相识的人都可随便加以凌辱、嘲弄。
　　
　　我又住进赵献江那眼黑土窑，不同的是院里有了邻居——西周村的禹尧一家，属于“六二压”人员。丈夫从公安局精简下来，妻子娘家在县城不愿回周村，于是就来这里落了户；村里还有一家“六二压”，男方名叫王金魁，是平定人，因娶了常家会村李金忠的养女，夫妻双双从阳泉压缩回来。后来王金魁因盗窃队里的粮仓被喂牛工发现顿起杀心，犯下命案被政府正法。
　　事情竟如此巧合，两次回来时间都在深秋九月，我仍然一无所有、顾影自怜，只比上次多了一只木箱。不断的打击使我几乎与“宿命论”结缘，心想也许我命犯一个“二”字：二次回到东湾，二次进了龚家，二次返回阳泉，现在又二次来到侯家庄，并且二次住进赵献江的黑土窑。那么还能不能二次返回铝矿呢，我觉得毫无希望。这次运动与以往不同，“反右”那时整人虽很随意，但还须经党委批准，现在群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都是群众说了算。那些蓄意制造冤案的赵福之流，既然能任意混淆是非强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不择手段迫害我，他们就绝不会轻易认错给我平反。
　　人总是为希望而活着，当一切希望彻底破灭时，死亡就是唯一的选择了。哀莫大于心死，我的心早已死亡。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捱到明年春暖花开，去南方遥远的大海边，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在无知无觉中把这没有尊严的生命交付给涛涛海浪……
　　
　　我在山野边放牛边唱着悲歌，诅咒命运，寄托对花妮的思念。
　　我向她发出最后一封绝笔信，求她宽恕，我骗取了她的爱，请她永远把我忘却，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她回信说她家已搬迁，我暂不要去信了。她做得对，这年头同床共枕几十年的夫妻迫于政治压力分道扬镳的不在少数，何况是八字没一撇的恋人。姑娘，我能原谅你，即使在九泉之下我也会为你祈祷，为你祝福，祈求你终生幸福。
　　接二连三的不幸频频发生，给我的打击一次比一次沉重。刚回村公社就指示大队召开批斗会，目的是“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我“永世不得翻身”。我被带到赵道沟小队，侯家庄、后岭等三个自然村的社员齐集一堂，书记王锁掌握会场，要我交代犯的什么错误，因甚被送回来。我觉得三两句话很难讲清，不如干脆都归咎于地主出身，就说成分不好。又问戴什么帽子，我回来当晚已把牌子塞进炕洞烧了，只简捷回答“坏分子”。我觉得“坏分子”的称谓虽然不好听，但比“反社会主义分子”似乎罪轻些，不带政治色采。大约他们认为“坏分子”和“破坏分子”是同意词，就问“你破坏了什么”，我顺水推舟编了一个当电工烧毁一台电动机的故事敷衍过去。
　　
　　一天夜里我做了个恶梦，梦见父亲被关在一间黑暗的魔窟，群魔乱舞、杀气腾腾，他正在受刑。那些狰狞的魔鬼残忍地用利刃割他的肉，他遍体鲜血淋淋，已经奄奄一息，我扑过去抱着父亲痛哭，大叫一声惊醒，泪水浸湿了衿被。第二天就有不幸消息传来：父亲已被遣送回东湾。这事虽在意料之中，我听到后仍似万箭穿心，决定立即请假回东湾看望他。
　　我先进了城，到饭店要了半斤酒，独酌独饮。我只有三二两的酒量，但喝酒从未醉过，这次有意喝个酩酊大醉，然后在父亲面前痛哭一场，向他倾诉胸中的积愤。我心中的悲痛和愤恨无人可与倾诉，只有父亲！
　　俗语说“酒是奸臣，扶起不扶倒”，我心中千愁万绪独自喝闷酒，还未过半便觉天旋地转、身不由己。女服务员走来见我狼狈不堪，微笑着说：“你喝醉了。”
　　我摇摇晃晃地说：“哦，醉啦，不能喝了，你收拾了吧。”她刚离开我只觉头重脚轻立刻就会倒下，心脏快穿越喉管跳出来了。必须赶快离开，免得出洋败兴！我挣扎着站起双手扶着桌凳，趔趄着走出饭店，刚出门“哇”一声连酒带饭兜肠刮肚吐了出来。我赶快逃离现场，惟恐服务员看见逼我打扫。走到十字街再也支撑不住，倒在屋檐下立刻死猪般呼呼大睡。不知过了多久只觉被人踢了两脚，耳边听得有人喊：“起来，你怎么在这儿睡！”心想准是公安局的，来得正好，我正无路可走，你们把我捆走吧！
　　又踢两脚：“快起来！”
　　我揉揉眼坐起，眼前却是二姐夫张焕江：“你怎么啦？”
　　“我喝醉了。”
　　“胡闹，走，到我屋里坐坐。”
　　
　　二姐夫原在西街副食品厂，后又调到东街药材公司。我脑子晕晕乎乎不辨方向，跟着他跌跌撞撞不知走了多远，也不知去了哪里。进屋后他说：
　　“早听说你被送回来了，你犯了什么事？前几天你爹也回来了，你知道不？”
　　几句话勾起我满腹伤悲、一腔积忿，止不住泪如雨下，借着酒疯肆无忌惮地倾诉我的沉冤，痛斥世道不平。二姐夫听着吓得脸色蜡黄，连忙制止：“你怎么啦，不要命啦？快住口，幸亏此刻就你我二人，被别人听到那还了得！”
　　“我不怕，反正没有活路，他们把我杀了算了……”
　　离开二姐夫天色已晚，只觉腹内空空，走进姥姥家，见炕上除姥姥和大妗外还坐着一个不认识的老妇人。大妗说她姓游，是我的远房姨妈；大妗让我吃饭，我不好意思自己动手，姨母亲自下炕给我盛好端来。我觉得这个姨妈很有同情心，她很善良，竟然喧宾夺主越俎代庖，亲自下手给我盛饭。
　　吃过饭天已擦黑，我告别外婆大妗乘着夜幕回到东湾。
　　
　　继母杨秀莲也被送回来。听说遣送父亲时学校造反派就要她一块走，她硬是不走，说自己是响当当的贫农，校方未敢强行遣送。可是她因翻老婆舌得罪了居委会干部（文革前有次我回去正遇人家找她对质），三天后被街道造反派强行送回。父母暂住在汉英叔的一间耳房里，父子相见一番感慨叹息，各诉衷曲。他劝慰我不要过分悲戚，更不能走绝路，“既来之则安之”。好在一家都回来了，过一段时间局势平稳些再设法把我迁回东湾，一家人一起生活困难会少些。我也觉得不能撇下父母不管犹自去死，尽管活着是那样艰难，仍须活下去。
　　正是：
　　冤冤相报何时了，弃世抽身事犹早；
　　试看三落三起后，尽享天伦人未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