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磨难 第九章 突遭劫难 （一）

　　一、风云突变
　　
　　一九六六年四月我在阳泉市立医院切除了外痔，后来内痔又犯了，已形成脱肛。我想去北京做手术，顺便去游玩，就私开建议书找领导批。沈矿长签了字，车间蔡主任签字后却犯了疑心，派人到医院查病历，发现并没有让我转院治疗的医嘱，于是把我叫去。
　　他问：“谁给你开的建议书？”
　　我说是任大夫。头次给我做手术的大夫的确姓任，他是左权医院去进修的，已经走了。
　　蔡主任说：“按规定非本院主治大夫无权开建议书。”他要查看建议书上是哪个医生签的名，签名处已被我抠掉，假称在口代里装着洗衣服不慎搓掉了。
　　“拿来我看。”我只得递给他，他接过去看都没有看就锁进办公桌说：“你不要去北京了，就在阳泉治疗。”
　　我急了：“蔡主任，你已经签了字，怎么能出尔反尔？”
　　他说：“我们跟医院交涉过，这是个普通手术，市立医院完全能做。”
　　我年轻气盛不达目的不回头：“他们说能做，可效果呢？怎么刚做过就复发了，你不能拿人命当儿戏，签了字又反悔，我一定要去！”
　　他斩钉截铁地说：“你若私自外出治疗一切费用自负，回来我停你的职。”
　　我寸步不让：“随你的便，沈矿长都批了，你说了不算。”
　　我想先去治疗，回来找矿长问题定能解决。因没有转院证北京肯定不接，就去了太原，由刘震介绍住进杏花岭医院。
　　
　　就在我住院期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突然袭来。山西主管文教的副省长王中青已被揪出来，起因是省里排演了一出《三上桃园》赴京汇演，江青看后说是株“大毒草”，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涂脂抹粉。医院里也贴满大字报，向院长、科长、主任猛烈开火；我的主刀医生郭主任也遭到“炮轰”，我出院后不知他怎么样，后果很难设想。
　　我出院后形势已急转直下，矿里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由清一色的共产党员组建起“赤卫队”，先是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紧接着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沈矿长自身难保，那管得了我的事；蔡主任如愿以偿，他不仅不给报销医药费，扣发住院期间的工资，而且当真停了我的职。直到我刀口痊愈卫生所医生开出恢复工作的建议书他仍不准上班，我被长期停职了。
　　以此为诱因针对我的大字报陆续出现。先是化工厂有人给朴意他们写出大字报，攻击他为我这个“地主分子”（我幸运地又升了一级，由“地主”出身直接变成了“地主分子”）翻案，因六二年“甄别”工作中他曾积极向五人小组反映要求给我平反。接着铝矿的“革命群众”也把矛头对准我，大字报罗列的罪状除把五八年化工厂整理的黑材料全部公诸于世，额外又加了两条：一是装病旷工，二是偷听敌台广播。
　　偷听敌台的事是工人甄昌“揭发”的。起因是我五七年装的那台电子管收音机坏了，我从父亲那儿拿来修，向风机房工人李东借电烙铁，他要我直接到他们的水泵房修理，想跟我学点手艺。因没有万用表，零件坏了无法测量，我鼓捣了大半夜全部重装一遍仍然收不到信号，李给我吃了夜餐并留我过夜。次日天明回宿舍时遇到风机房工人甄昌，他见我抱台收音机问干啥去了，我如实告诉他。他和李东同在风机房上班，他原是五级壮工，李是三级技工当组长领导他，他不服，两人产生矛盾。他想借题发挥，攻击李拉拢我偷听敌台以满足其报复心理。岂知李是转业军人，“响当当”的贫农，对此不屑一顾，我却不堪一击。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鼓声中，各地各单位开始雷厉风行遣送所谓“黑七类”（地富反坏右再加历史反革命和“黑帮”分子）回原籍。汽车站、火车站、街头巷尾到处挤满胸前挂大牌子的“黑七类”，三尺大的牌子上对号入座写着“XX犯XXX”或“XX分子XXX”，均由红卫兵押送。这种侮辱人格的做法是文革中“红卫兵”的一大发明，似可与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媲美，应该让它彪炳史册。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不仅习以为常，也被那些“红”的发紫的“革命骁将”引为荣耀。
　　大字报逐步升级，由赤卫队牵头正式甩出“反社会主义分子田生玉限三天滚回原籍”、“强烈要求矿文革把坏分子田XX遣送回村劳动改造”等大字标语，署名都是“革命群众”。
　　灾难又一次降临！
　　那是无“法”无天的年代，只要“革命群众”写出大字报，不须查证落实就可定案，群众就是法官，群众的要求就是判决书，牌子上写的罪名就是定案结论。而农村就是全国唯一最大的“监狱”，它可以容纳无数的“反革命”，农村也最适宜对他们实行劳动改造。
　　问题的实质在于农村生活水平最低，七亿农民最苦，因此就像封建社会犯了罪要流放到边远地区，让他们忍受荒蛮瘴疠之苦，六十年代的中国犯了错误都要遣送回农村。
　　
　　而我天真未泯，仍寄希望于伟大的领袖、英明的党。五八年的冤案就由党中央发出甄别指示才得以平反，如今受到第二次迫害，也只有靠党拯救。我相信党，共产党最讲实事求是，绝不冤枉一个好人。我向党中央、省委、市委发出三封求救信申诉冤情，请求党派人调查落实，救我于水火之中。
　　信如石沉大海，灾难却步步逼进。一天在青岩底宿舍楼前，“赤卫队”长王江手提大纸牌走来说：“田生玉，把这块牌子戴上，除晚上睡觉可摘下整天都要挂着，到食堂吃饭也不许摘！”
　　我见牌子上写着“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田生玉”，理直气壮问他：“我在化工厂的问题已全部平反，为什么又给我戴这顶帽子，是谁决定的？”
　　“群众。”王江用简单两个字回答，强行把牌子挂到我脖子上走了，回到宿舍我立即就把耻辱牌摘下锁进箱子里。
　　几天后一个上午，我正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绞尽脑汁想不出逃脱这场灾难的法子。写给各级党委的信杳无消息，我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赤卫队员李文突然推们进来：“田生玉，把你的印章给我。”
　　“你要印章干啥？”
　　“给你领这个月的工资，你如有剩余饭票也让我给你退掉吧。”
　　这是他们下手的信号，他们就要下手了！
　　我说我没有印章——早就丢了。
　　“那怎么办？”憨厚的李文为难地走了。
　　我不能束手就擒。猛想起八年前李成章逃跑到甘肃不在当地住劳教，我也绝不能让他们得逞。我要逃跑，宁可流落街头当乞丐也不回农村，带着无以名状的耻辱我无法面对父老乡亲！
　　我急速锁好房门奔下楼，避开大路顺义井河滩朝市里跑，边跑边哭，就像十岁那年从六婆家逃跑那样呜呜哭泣，嘴里不断念叨：“党啊，救救我，党……”种田的农夫、路上的行人都报以惊异的目光，以为我精神失常了。自古道“男儿有泪不轻弹”，我算什么男儿，我的眼泪不值一文钱。
　　
　　跑进市委大楼闯入秘书处，天真地幻想市委会出面救我。工作人员见我泪流满面，问我有什么事？我向他哭诉了一切经过，声明我不是“五类分子”，没有任何理由遣送回村。
　　他说：“他们既然要送你，你还是先回去，现在找市委没用，市委也保不了你。群众运动嘛，如果错了将来还会平反。”
　　我彻底绝望了！
　　唯一的出路只有逃跑，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谁都不认识我，去乞讨，去流浪。
　　往哪里跑？我决定到石家庄告别父亲后到南方去，那里冬天不冷。可是白天不行，被人认出又会抓回去，只能等天黑再走。我想他们现在一定在四处搜捕。
　　我闪进一条僻静小巷，拐弯抹角走到赛鱼矿区。肚子饿了，进饭店买了两个馍一碟菜却一口吃不下去。想起这飞来横祸，天大冤屈，想到今后不知能否生存，胸口有块东西直往上涌，无法下咽。
　　这成什么世道，一夜之间官不是官民不是民，好人变成鬼，恶徒翻作魔，地道的魔鬼世界！
　　为熬到天黑，我慢慢朝赛鱼车站走，天黑到了车站又不敢上车，开往石家庄的火车途经白羊墅，我怕铝矿赤卫队派人上车拦截。只有在夜色掩护下向东走，越过白羊墅再上车方保无虞。当我提心吊胆沿铁路线步行四十多里到达岩会站时已误了东去的火车，只得在候车室等天明坐下趟车。
　　
　　正值国庆节前寒风刺骨的秋夜，我身穿单衣，冷的瑟瑟发抖。候车室里生一灶半死不活的炭火，像八年前刚进劳教队时那样，我双手向火，烤热前胸后背冷得发抖，不知因寒冷还是惊惧，止不住全身颤栗。
　　石家庄一下车我就给五中打电话找父亲，约他回家见面商议下一步行动。
　　“你找谁？”对方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找田老师。”
　　“你是他什么人？”
　　我不敢暴露真实身份，只说：“邻居。”
　　“找他有什么事？”
　　“他女人病了，叫他回来一趟。”
　　“他正在交代问题，不能回去。”对方冷冷地说，随即挂断了。
　　天哪，真是祸不单行，父亲也出了事！
　　从四九年三月参加革命，他一贯对党忠诚，工作兢兢业业，言语谨慎小心，历次运动都没出过问题。他的历史问题已有结论，是一般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仍然难逃一劫！
　　
　　前几次回来我首先会给莉花打电话，如今这朝不保夕的狼狈相已没必要见她了，我决定先回家和继母商量一下。
　　走进忠义胡同我看到惨不忍睹的一幕：大门洞开的院子里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中年妇女，胸前挂个大牌子，上写“大破鞋XXX”；满院杂乱地堆满她的衣物用品，街道“造反派”正在抄家。她肩头挂两只破鞋，双手高举过头，稍一打弯旁边戴红臂章的女兵就会拳脚相加：“放老实点！”
　　我不忍看这样的惨剧，急忙朝家走，只见大门口也贴了大字报，上写“反革命家属杨秀莲必须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还有更难听的称谓无法见诸文字。
　　继母见我慌慌张张回来已猜着八九分，忙问：“你怎么回来啦，怎么满身是土，出事啦？”
　　我简述了事情原委，她说：“现在到处都在打砸抢抄，乱揪乱斗。你父亲也出事了，他已经两个礼拜没回家，前天我去看他造反派不让见。”
　　“他是什么罪名？”
　　“如今的世道什么罪名还不是随口可加，说他是逃亡地主、历史反革命、国民党。他们的口号是‘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唉，真是无法无天！”说着伸头朝大门外望一眼，“这年头乱得很，有冤也没处申，这不连我也搭上了。你给莉花的车子和衣料她已退回来，我怕抄家，放你哥那里了。对了，你进来时有没有人跟踪？”我说没注意。她说：“你吃点饭赶紧走吧，这几天门口常有人盯梢，让他们发现就遭了。”
　　不知她说的是真是假，吓得我毛骨悚然。
　　“我不回厂，”我说，“回去他们就要遣送回村，我要去南方乞讨为生，反正回去也没有家，更耻对父老乡亲。”
　　“不行，这条路走不通，他们对乞丐也不放过，说是装疯卖傻，照样抓去批斗；再说气候一天比一天冷，晚上你去何处投宿，饿不死也得冻死。倒不如暂且回去，怎么也比当乞丐强；你父亲也可能被遣送，都回去也就好安家了。”
　　她的话不无道理，我自幼胆小，夜晚从不敢单独外出，怎敢在荒郊野地过夜。
　　“还要不要见莉花？”
　　她说：“她把定亲礼都退了，还见她干啥？如果你爹也送回老家，这肯定吹了。”
　　父亲不久前刚拜访了莉花父母，两家正式决定结亲，突如其来的事变又一次打破我的成家美梦。
　　世事风云真难料啊！既然无路可走，我只能重返阳泉束手就擒。
　　
　　上车后我不愿去人多的地方，独自躲到餐车过道蹲着，紧闭双眼什么也不想看。窗外的山水景色，车内的欢声笑语，一切的一切好像都在嘲笑我；整个世界像一群张着血盆大口的恶狼对着我张牙舞爪，我随时都会被一口吞掉。
　　我不想再看这疯狂的世界！
　　
　　阳泉市北大街，一辆汽车从我面前急驶而过，车厢里装着二三十个年轻人正在敲锣打鼓，高唱革命歌曲，车帮上悬挂着《宣传十六条》的巨幅标语，正是铝矿的车。车在我前面不远处戛然停下，李文跳下车向我走来，微笑着说：“你要去哪？”
　　我说正要回矿里。
　　“昨天你去哪里啦？”
　　我说回了趟家。
　　“我们正在找你，快上车吧。”
　　几个赤卫队员下车把我架上车围在中心，汽车急驶而去。人们高唱着政治歌曲《歌唱十六条》，我感动的热泪盈眶，又一次产生了错觉。
　　
　　《十六条》就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这次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许挑动群众斗群众”，既然他们大张旗鼓宣传《十六条》，也许不会再搞遣送了。
　　回到矿部已近傍晚，程书记（当时他是文革主任）走过来讪笑着说：“不要哭嘛，没事的。”然后对李文说，“你送他回去吃点饭。”
　　吃过晚饭正准备睡觉，李文又走来说：“走吧，咱们开会去，向群众做个检查就没事了。”
　　会场设在青岩底食堂，饭厅里已经挤满人，李文在人群中间放个凳子让我坐下。武装部长赵福宣布开会，他对我说：“这几天群众给你贴出不少大字报，你看过没有？”
　　我说看到了。他又问：“都提的什么问题？”
　　我说：“一是地主成分，二是化工厂受过处分，再就是偷听敌台。”
　　“好，你就一个一个向群众交代清楚，党的政策想必你是知道的。”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对，你愿从宽还是从严？”
　　“愿从宽，可那些问题都不符合事实。”
　　“怎么不符合事实？”
　　“关于家庭成分是我读中学时不懂事，自作主张填报的，实际根本够不上，我家只有四十多亩地，收三石租……”
　　立刻有人打断我的话：“我不信四十多亩地只收三石租。”
　　“我也不清楚，好象是减租减息，反正就那么多。”
　　“你家几口人？”
　　“那时家里有五口人。”
　　“那么三石租能养活五口人？”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没粮吃，常是野菜充饥。”
　　有人喊：“不老实，一派胡言。”
　　又有人问：“土改时你家有没有被斗？”
　　“被清算过。”
　　“既然清算就是地主无疑，”赵福下结论了，“你谈下一个问题。”
　　“五八年我在化工厂受过处分，但六二年已全部平反。”
　　“谁给你平的反？”赵福问。
　　“化工厂党委。”
　　“拿证据来！”这个因男女关系在南庄煤矿臭名昭著从矿长位置被贬到铝矿当武装部长的色狼，竟又耍起流氓手段。那封平反信在我去交涉复职时已被收去。
　　我说：“档案里有结论。”
　　他转对群众说：“我看过他的档案，虽然平反但事实存在。”
　　好一个“事实存在”，就是那些断章取义恣意歪曲的事实吗？我悔恨当初为什么不要求逐条甄别（其实，即便提出要求人家也不一定照办，不可能把一张张大字报原文全部翻印出来。）现在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了，面对这个无赖我有口难辩。
　　“你为什么收听敌台？”又一个问题提出来。
　　“根本没有的事，那天收音机并没有修好，任何台都收不到，你们可以问李东。”
　　李东不在场，甄昌却来了。他说：“那天早晨我从水泵房路过，分明听见你们正收听敌台嘛。”
　　“你听见敌台说什么了，”我反问他，“为什么不及时制止，要等到现在？”
　　甄昌被问得理屈词穷，脸上露出嘲弄的讪笑，好一阵才张口结舌地说：“听不懂，只听里面哇啦哇啦乱响，准是外国台。”
　　“听不懂就是外国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有外语广播嘛。”
　　他做贼心虚，被我驳得下不了台。赵福见状想草草收场。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开会的目的本不为澄清事实，只是为了把你搞“臭”；任何事实都用不着澄清，不过走走过场而已。
　　“你今天的态度极不老实，”他说，“回去好好想想写出检查。现在散会。”
　　
　　回到车间办公室，李文煞有介事找来纸笔，我以为真让写检查，面对白纸久久出神，内心烦乱一个字写不出来。过一阵赵福进来把李文叫出去，只听他在走廊里急促地说：“还不快走，再拖就误车啦。”接着李文返回屋说：“别写啦，回去睡吧。”
　　宿舍里早有人清点好我的物品，门旁竖着两个大牌子。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一切都是预设的骗局，最终目的还是要把我遣送回乡。
　　我连夜被两个赤卫队员押往火车站。
　　天上一轮弯月冷漠地俯视着人间，月儿啊，你若有情，可知这：
　　月儿弯弯照九州，有人狞笑有人愁；
　　有人露出豺狼性，有人低下绵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