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磨难 第九章 突遭劫难 （三）

　　四、火案奇趣
　　
　　回村不久我就发现自己又犯了一次幼稚病。因为这次是戴着牌子回来，已经又“黑”又“臭”，村人都对我侧目而视，再不似上次那样亲热温和，就连根金大叔的态度也变的冷漠生硬。之前他曾去过一次阳泉，临走我给他买了车票又给了些零钱，足够他返家用。大概他嗔着我没给弟妹买穿戴，几次当我的面对村人说，榆次下车后没钱住店只得住了一夜澡堂，言外之意我没给他钱。
　　有天早晨他去砍树事先没告我，我知道后赶去帮忙，半路迎住他们已抬着回来，我强争硬抢才替他抬回。早饭后他安排别的侄儿们去拉树枝，我也要去，他严词拒绝，说：“不用你，我和你两个弟弟去人手足够，你该干啥干啥去吧。”可上午他却和木匠解板，不知为啥他对我有那么大成见。
　　
　　接着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使我的处境更加艰难。
　　村里有个小羊工是巩二之子，他娘早死，父子俩住一眼土窑相当宽绰。可他自幼放羊养成睡懒觉的恶习，每天都要睡到日头高照，为此常遭他爹责骂，为摆脱他老子的干扰提出要来和我做伴。我想一则我住的还是别人的窑，二则有个伴也可聊解寂寞，索性做个人情留他来睡，没想到竟招来一场横祸。
　　羊工的三叔是小队会计，那天在山坡砍柴我见他头罩婆姨的花头巾，因平时很熟就开玩笑说：“日本人讲话，花姑娘的。”过后他对人讲，我说他是日本人的花姑娘。
　　这天傍晚我放牛回来急匆匆点火做饭，不知怎么火不过炕烟直往外冒，我抓一把柴跳上炕揭开后烟道塞进去，点燃后盖好。羊工的铺盖就放在炕角，紧挨着烟道，我怕引燃把它推远点，然后下地重新点燃灶火。火着的很旺，不往外冒烟了。
　　我只顾低头添柴烧火，脑子里一片混乱，不知何时屋里又有了烟，一时又搞不清烟从哪里冒出来。跑出院子看，烟囱里浓烟滚滚直冲天际，说明不是风顶回去，炕火很过；又回屋四处查看，锅灶四周、炕帮墙壁都没有发现漏烟处。这期间屋里烟雾愈浓已看不清东西，这才上炕查看，原来是羊工的铺盖着了火。我急忙舀水浇灭，他的被褥已烧了几个大洞，真是苦不堪言！
　　我急忙去告诉巩二，向他道歉并表示愿赔偿损失，他却说：“赔不赔另当别论，只是这事有点奇怪（蹊跷）：据你说已满屋浓烟才去扑灭，为什么不早点灭火要等到快烧完才动手？”
　　“我糊里糊涂，好半天还不知烟从那里来。”我解释说。
　　他仍连声说“奇怪，奇怪”。
　　
　　第二天巩三去公社报案，领取救济款和补助布票。公社秘书得知是我失火烧的，立即指示：“不但要赔，还要组织批斗。”
　　批斗会上王书记让我交代“作案动机”：“为什么要烧贫下中农的铺盖？”
　　我说做饭烧火不慎引起。
　　“我不相信，”巩二说，“为什么刚着火不灭要等快烧完呢？”
　　我有口难辩。
　　“你就干脆承认吧，”年轻社员王三说：“你是故意放火烧的。”
　　“我和他一无冤二无仇为什么要烧他的被褥呢，再说我回来后巩二哥又送我菜又借我粮，对我很好。我也是人，做人要讲良心，我若恩将仇报就禽兽不如。”
　　尽管我指天盟誓人们仍紧追不舍。
　　“没有仇？这次把你送回来你肯定对社会不满，不满你就要搞破坏，”王书记上纲上线了，“你不是破坏分子嘛。”
　　社员们哄堂大笑。
　　“我若真要破坏也犯不着烧人家的被褥再来赔，岂不是得不偿失。”我坚持以理服人。
　　“即便你赔了他社会上的财产也少了嘛。”巩三说，“阶级斗争觉悟”之高令人咋舌。
　　接着又提出一连串问题：
　　“你回来戴的牌子哪去了？”
　　“你为啥说巩三是日本人的花姑娘。”
　　“你担谷为什么半路要放下歇，把谷揉一地，不是搞破坏是什么？”
　　这些没完没了的问题永远也讲不清，我干脆缄口不答。王锁觉得这样下去永无了结，便心生一计：不如投票表决。
　　他说：“看来他极不老实，死不认罪。这样吧，咱们举手表决，同意他故意放火破坏的举手！”看着齐刷刷举起的手，他像完成了一项特殊任务，如释重负地说：“好，全体通过，此案是他故意放火破坏，限他十天内赔羊工一付新被褥。散会！”
　　只听王三嚷道：“十天太长，应限他三天赔上。”
　　
　　这些原本老实巴交的农民，在长期的贫困中欣然接受左倾路线的不断愚弄，吃得糟、穿得破却为自己有极高的阶级斗争觉悟而沾沾自喜，我悲愤之余不禁扼腕叹息，觉得既可笑又可悲亦可恨；我不能不为有生以来第一次获得被选举权且获全票通过而不勝荣幸之至，悲愤之余又有些忍俊不禁。
　　过后继母给羊工把被褥重新拆洗缝补，又给他买一条新绒毯，此案才算了结。
　　正是：
　　无心失火惹祸由，憨厚乡邻情不留；
　　左倾愚民显成效，亦怒亦笑亦悲愁。
　　
　　五、卷入派性
　　
　　一九六七年三月我接到铝矿老乡梁马则来信，说运动形势已发生变化，铝矿群众自发组织起十几个战斗队，摧垮了旧文革，解散了赤卫队，成立了监委会，监督党委工作。他参加的是“一一八”战斗队，他们要求党委给我平反，重新恢复工作。前一段时期各级党委都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现在全国掀起批判反动路线高潮，开始为受迫害群众平反。各战斗队都讨论过我的问题，一致认为应该给我平反，要我火速前去办理。
　　一声春雷驱散了我心头的愁云，僵死的心里又燃起生的希望，我立即去公安局请假。万明问：“大队干部准假了？”我说准了；他说：“回去让大队来个电话。”我回去对王书记说已向公安局请准假，他问有没有假条，我说他们说会电话通知。我就这样假传“圣旨”担着“欺骗革命群众”的极大风险走了。
　　
　　沿途所见形势和半年前相比截然不同，到处都是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幅标语。神州自古“胜者王侯败者贼”一说，中国人向来善于把罪过推到死者身上。岂不知刘少奇陶铸已被康生江青一伙迫害致死，邓小平下放江西劳动，野心家们“打倒刘邓陶”的阴谋已从肉体上实现，刘邓哪还有能力执行“反动路线”，倒是像我这样权力夹缝中的牺牲品得以在批刘风暴中侥幸受益。其实哪里是刘少奇要“挑动群众斗群众”，哪里是他在“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运动的每一步都是江青康生操纵的中央文革在运作，都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腕。
　　我回到铝矿时正值北师大串连点火的学生住在矿部，他们协同监委会责成矿党委给我平了反。在监委会负责人老工人梁科的监督下程书记给公安局写了遣返介绍信。上面写道：兹有我矿工人田生玉在文革初期按外部矛盾遣送回村，经查应属内部矛盾（可见两种相悖的矛盾之间也只隔一层薄纸，矛盾转化不费吹灰之力），现予平反，请准予迁回户口以便安排工作。乘此机会我要求带介绍信回去进一步查清家庭成分，他也答应了，写好后由梁科加盖党委公章，我去市局办理粮户准迁证。
　　
　　回到侯家庄正遇根金大叔进城给女儿看病，问他有没有钱，他说卖药材卖得五块钱。我掏出五元给他，他不接。我说：“这不是给你的，就算我对小妹的一点心意。”他才勉强收下。小妹的病没有看好，最终离开了人世，大叔也因悲痛过度，一病不起。临行前又去看望他，要求在成分证明上盖章，他已病得奄奄一息，我给他去公社卫生院请医生，种种情节前面已交代过，不再赘述。
　　我卖了口粮，办理好户口迁移证，准备回矿上班。临行前把借大叔的五斤米还清，刚回村曾跟着他吃了三天饭也一并折算成口粮交付；另有二斗黍子暂存在他处准备以后急用，后来他推说被小队借去，他死后便不了了之。
　　
　　平反消息一传开，人们的态度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侯家庄的王三在火案中表现相当激进，曾在会上说“不但要他赔，还要限定时间”。如今见面一改常态，笑眯嘻嘻地说：“你真行，出去别忘了兄弟。”我不会忘记的。回到板坡黎书记也羡慕地说：“这下子你又不简单（了不起之意）了，每月挣多少钱？四五十元，真了不得。”也有人说：“原本就不是你的问题，一切都是社会的关系。”可见普通百姓也看透了那个反复无常的年代。
　　返回铝矿后恰遇公安局被造反派捣毁陷于瘫痪，无法办理户口。没有户口就不供应粮食，我只好先从食堂预支粮票，两个多月后才把户口办妥。
　　父亲和继母也去了趟石家庄，但不久就返回来。父亲平反阻力很大，他们学校先是“保皇派”掌权，后来分成两派仍是清一色的“红字号”掌权，笃信“阶级斗争为纲”，忠实执行极左路线。
　　
　　“文化大革命”如狂风巨浪迅猛异常，形势发展出人意料。红卫兵对“走资派”由“炮轰”到“打倒，再到打倒，一气呵成”。他们提出的口号很有创意，既简捷又顺口，有时还挺押韵。因中央是“打倒刘邓陶”，各省仿效也是三人组合，比如山西就是“打倒卫王王（卫恒、王谦、王大任，书记、省长、省委秘书）”，阳泉则是“打倒郭刘王（郭星来、刘敏、王定漠，书记、市长、秘书）”，榆社县照猫画虎也是“三字经”，可惜我记不全那三个“走资派”的尊名了，只好省略。到一九六七年各地造反派开始夺权，上海首先刮起“一月风暴”，王洪文张春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游行队伍高喊着“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就是好”的口号去夺各级党委的权，很快掀起一场全国性的夺权高潮。
　　从各省到地方直到工厂农村的党政大权都被造反派夺取，山西省成立了以刘格平为首的五人小组主持工作。刘格平曾是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五人小组中有个刘志兰是左权将军的夫人。那些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成了冲锋陷阵的猛将，我也跃跃欲试。我想，我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最深，批判反动路线是我当仁不让的责任；我也要革命，要用行动证明我是革命派，不是反革命。可是赵福不准我参加革命组织，也不让任何组织吸收我。我认为赵福是假洋鬼子，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他不准我革命，我偏要革命！我独自成立了一个“红色挺进军飞鸣镝纵队逐浪高支队”（当时造反派组织时兴用毛泽东诗词中的词语命名，我的队名取自毛诗“心潮逐浪高”一句），自己印传单、出战报，向“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其实我并不清楚“反动路线”来自何处，出自谁手，但我与它有深仇大狠，势不两立；我认为只要把“反动路线”批倒批臭，我就有了出头之日，不会再受迫害了。
　　
　　北京有个出身不好的青年遇罗克写了一篇《出身论》印成传单广为流传，激烈抨击“红字号”英雄们“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养儿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谬论，认为出身不好的人同样能当革命者。我看后觉得遇罗克和我不谋而合，我因误入出身不好的行列他们就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必须把这长期受害的理论根源彻底驳倒。我把那篇文章剪下来加上批语张贴出去，结果却适得其反，那些“红字号”英雄不仅丝毫没有退缩，反而变本加厉发起更猛烈的攻击；不久遇罗克被迫害致死，我也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
　　后来我和老工人谢光的“换新天”战斗队合并，又在一片大联合声中并入“红色革命造反总站”（简称“红总站”），与“红色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简称“指挥部”）对垒，在全市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激烈的派性斗争自此拉开了序幕，并逐渐由“口诛笔伐”升级为“你死我活”的武斗。自二三十年代的军阀混战后，中国人又一次自相残杀令人触目惊心！
　　我也卷入了派性斗争的漩涡正是：
　　傲气冲云天，不识水深浅；
　　自恃革命者，身陷派性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