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磨难 第五章 莫须有罪（一）

　　题记
　　人生在世本就是一场磨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人来到世间都难免要经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磨难。有人在磨难中退缩，甚而有人在磨难中丧命；但也有人在磨难中奋进、重生以至获得成功。民间从前有“贵人遭磨难”的俗话，人们心目中的“贵人”无非指的是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对现代人来说就是大官高干和各行各业成名成家者，总之是一些出了名的人。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贵人”是因为他们能青史留名，而青史留名是因他们所遭的“磨难”，有人为他们记传彰显。绝大多数劳动人民，那些草芥平民所遭的磨难比“贵人”更多更悲惨更险恶，但却默默无闻，永远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据说“刘秀走南洋，走一国败一国”，但是后来他当了皇帝，也就成为“贵人”，成为“贵人遭磨难”、先遭磨难后成“贵人”的典型；他若当不上皇帝，就再遭多少磨难恐怕也无人知晓，就像从古至今无数涂炭生灵一样。
　　人间最大的磨难概而言之不外乎两种：天灾与人祸。天灾诸如地震、瘟疫、洪水等自然灾害虽然难以预测不可抗拒，但还是可以减免、给人心灵上造成的伤害也是暂时的有限的，因而也是可以宽恕容易忘却的；但战乱、凶杀、暴力等人祸相比天灾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就更大更深，大的无法估量，会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以近代历史为例，清朝出了个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为她养老的颐和园，导致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从此中国的大门全部向帝国主义国家开放，中国人民几乎当了亡国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却又出了个袁世凯想当皇帝，皇帝没当成引起一场军阀混战，几亿人民生死不保、饱受其害；德国出了个希特勒，日本出了个东条英机，把全世界推入二次世界大战的滚滚硝烟中，多少无辜生灵涂炭，难以估算。现代美国出了两任布什总统，把伊拉克人民拖入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说绝大多数人祸正是某些“贵人”一手造成的，他们甚至可以改变历史，改变一个国家乃至人类世界的命运。
　　人祸比天灾更可怕！
　　我不是贵人，我遭受的磨难大多属于人祸。也许有人会说我所遭受的那些磨难微不足道，但我还是想把它记载下来，目的是为彰显草民百姓遭受的磨难开个先河。
　　写到此我想起一位作家的一段话：俱往矣，那个距离我们还不太遥远的史无前例的年代，还有那个虽非史无前例却已然开始离奇的年代。
　　那个年代会离我们渐行渐远，会被人们逐渐淡忘。但绝不应让它在人们心中彻底消失，应该让那段历史载入史册，因为那是教训，血的教训！
　　
　　第五章、莫须有罪
　　
　　一、“反右”见闻
　　
　　一九五七年对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共产党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
　　四月一日共产党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声明整风的主旨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采取和风细雨式的。并决定开门整风，实行“大鸣大放”的方针，即发动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都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这样一来各民主党派和所有知识分子都热情洋溢、跃跃欲试，畅所欲言给掌权不久的共产党提意见，一时间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从五月二十五日起，北大等各大院校开始出现大字报，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毛主席看到形势发展的猛烈和危害，于五月十五日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致政治局各位首脑，提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中右派表现的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随后又在上海发出指示，说“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
　　从五月八日开始，由统战部出面召开整风座谈会，诱导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发言。在会上民盟负责人罗隆基提出他的“政治设计院”设想，六月一日《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直接给毛泽东“提点意见”，说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是“党天下”。储安平的提法其实是照搬了文汇报总编罗隆基解放前抨击国民党独裁专政时下的结论，他充其量只是个炮手和马前卒，所以中央“反右”的最后战果是宣布揪出了“张罗反党联盟”。
　　随着座谈会的进行和发言稿的刊出，全国舆论大哗，有人甚至提出要和共产党“平分秋色”，搞“轮流执政”。一时间淫雨霏霏，乌云滚滚，大有赶共产党下台之势。毛主席采取欲擒故纵、引蛇出洞的策略，先不反击，让人们放够；并在“大鸣大放”的基础上增加“大字报大辩论”，统称“四大自由”。于是全国上下热火朝天形成大字报的海洋，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知识分子人人摩拳擦掌、个个跃跃欲试，都卷进了“四大自由”的旋涡，给党提意见，出现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复杂局面。毛主席看到时机成熟，“敌人”已经全部暴露，六月八日一声令下，首先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打响了“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第一炮，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在全国拉开了序幕，一场围剿知识分子的“人民战争”全面展开，波涛汹涌，势不可当。
　　中央的大形势波及到全国各基层，各级党委毫不手软，只要有一句揭发共产党弊病的言论，那怕只是针对某位党的基层干部或个别党员，统统是“反党”，统统是“右派”。解放初期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信，神圣不可侵犯，只许歌功颂德，不得挑毛病找舛错。最终凡给某个党组织或个别党员提意见的知识分子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据统计总数有五十五万之多。他们有的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降职降薪劳动改造，严重的“极右派”被判刑投入监狱。
　　到五八年后半年“反右”运动还在定案处理阶段，“反坏”运动接踵而来，虽然当时中央指示在工人中不划“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但不知何故全国各地仍然把大批青年工人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我也因此难逃其咎。
　　
　　我在俄校学习期间“反右”运动就已经开始，沈阳师范学院团委书记张百生发表了许多“右派言论”，针对当时的校党委提了不少“意见”。俄校曾组织学生去参观大字报，当时运动还处于“鸣放”阶段，各级党委还没有组织对“右派”的反击。我看到大字报几乎糊满整个校园，张百生志满意得十分“猖狂”，站在大楼前发表他的“高论”，也有人提出反驳意见，但群起而攻批判的时机尚未成熟，他还显得威风凛凛。那段时间我一度十分困惑迷茫，不知为什么事情会变得这样，这世界怎么了，国家怎么了，共产党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赶它下台？！
　　临近毕业时已经开始反击了，学校曾两次组织辩论会，与本校一位张百生的支持者展开论战。那时我是站在“左派”立场参加辩论，并且踊跃发言，激烈抨击他们的“右派”言论。共产党挽救了我父子俩，并让我免费读书，把我培养成一名国防科技人才，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理由反党反社会主义。
　　当我走进104厂大门时，“反右”运动已接近尾声，大部分“右派分子”等待定案处理。我在化工学校的同学韦忍早入厂一年，不幸撞了枪口，当了一名“右派分子”，遣送农村二十年。据说他摘掉帽子后勉强在村里当一名队办教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把他“解放”，但已过不惑之年，半生蹉跎，无所事事了。
　　
　　厂里在通往大食堂的路上设有大字报专栏，大字报仍连绵不断张贴出来。有的内容已超出揭批“右派言论”范畴，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不小心就会被批露在大字报上，毫无隐私可言。工人马铎因出身地主又每月给家中老父亲寄钱，被冠以“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荣登大字报首。人心思斗！真有阶级斗争觉悟有意识地向“阶级敌人”发起反击的有之，起哄凑热闹、唯恐天下不乱“浑水摸鱼”者有之，素日有仇隙互相攻击趁机报复者有之，乘运动之“东风”靠吃政治饭踩着人梯向上爬者也有之。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敌”我双方都是大杂烩。大字报捕风捉影、主观臆造、无限上纲，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从内容到形式可谓花样齐全、别出心裁。
　　不论大字报的作者还是读者最关心的头条数男女之间的“风流艳事”，不少青年男女正常的恋爱幽会被当作流氓行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马铎是厂化验室技师，担任组长，和工会组长女工李霞正常的工作关系被说成流氓行为。大字报中夹杂一些低级下流的污言秽语，有关偷鸡摸狗、男盗女娼的风流韵事，还特别加上小标题，再用红笔钩勒，以图吸引更多的眼球。这样的大字报围观者最多，因它投合人们的低级趣味。那些大字报的作者显然是“有的放矢”，然而“矢”一旦放出去，那些“的”可遭了殃，许多有情人棒打鸳鸯散、孔雀东南飞，成终生遗恨。
　　正是：
　　两三盟友向党攻，万千老九帮整风；
　　卧塌岂容他人睡，一网打尽绝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