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水流年·长篇小说』孽海冤家（第七章）

　 王书记看过医生证明，对叶根说：“既然这样，你暂时就不要干什么重活，跟老丁一道揩屁股吧。”
　　老丁名叫丁德安，是位农业专家，身体结实，个头也不小。据说他耳朵有点背，人家跟他说话时他总偏着脑袋睁着眼睛望别的地方，一副懵懂憨厚的样子。又据说他那耳朵背有伪装的成分，是故意装糊涂，硬要对方提高嗓门，他回答别人的话也用大嗓。总之，老丁挺有意思的，表面看起来有点呆，实际上又风趣又机巧。他已经四十八岁，干活认真细致，质量很高。最近安排他在割完谷的大田里当清道夫，也就是王书记说的“揩屁股”。
　　
　　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有天深夜雷雨大作，劳动营的两排统铺上的人有的在梦呓，有的在翻身。四方脸命令老丁去大田疏沟排水，老丁睡眼惺忪地披上蓑衣，拾了把长锹就推门出去了。
　　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营里的人被洪亮的喊声和工具敲门声吵醒：开门呐，橐橐橐！开门呐！橐橐橐！是老丁排完水回来了。
　　睡在靠门边的四方脸，只需举手之劳便能让老丁进来，但是他懒得出这点力，缩在被窝里任老丁在门外大敲大喊。他心里想，替右派开门是右派的事。而屋里的右派又是怎样想的呢？门就在四方脸的床边，只要一伸手就把门栓拉开了。再说，老丁是你派去排水的，他在黑夜雨里干了那么久，你就不该替他开门么？
　　开门呐！橐橐橐！开门呐！橐橐橐！声音越来越响，满屋的人都被吵醒，睁着眼一动不动。
　　四方脸不理睬，其他下放干部也没一人愿从热被窝里爬起来。
　　右派们又想：你们下放干部每天收工早，起床迟，没我们劳累，就非要贪这一两分钟的瞌睡？我们一个不下床，看你怎么样？
　　两排统铺的人为此暗中较劲，可把老丁害苦了。他于是在雨中狂叫：“开开门呐！你们为什么不开门呐？”并用铁锹使劲地在门上乱敲乱打，这时右派们就知道有好戏看了。
　　愤怒的吼声和猛烈的敲门声，睡在门边的四方脸首当其冲，他气得一翻身下了床，拉开大门对老丁喝道：“你叫什么叫！”
　　老丁用盖过他的声音应道：“我当然要睡觉！你怎么不开门让我进来睡觉呢？”
　　此时一声炸雷一道刺眼的闪电，把老丁站在门口的形象衬托得就象《雷雨》里的繁漪一样，只不过这个男人比那个女人面部抽动得更难看罢了。
　　“告诉你！丁德安！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四方脸像打出一门重炮，又怒喝着。
　　老丁也吼道：“我怎么不知道咧？我是人民的敌人呐！”
　　谁也没料到老丁竟会如此爽快和痛快！四方脸心里要说的不就是这句话吗？干脆我替你说了。
　　四方脸哑巴了，好像他打出的那一炮是个哑炮，只气得一翻身钻进了被窝。
　　老丁大踏步进来，掷锹摔蓑衣，劈劈啪啪地关上门。当别人在被子里窃笑尚未停息之前，他已打起了呼噜。
　　正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丁不怕什么帽子，你又何必拿帽子去吓他？
　　可惜的是，那以后不久，大约是十月中旬，为了适应“大干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的跃进新形势，按照上级指示，下放干部要集中，与右派们同宿一个劳动营的“左派”们都调走了。四方脸调走后，换来两位专管右派的新领导，其中一位就是前面曾提到的王书记。
　　王书记召开会议，对右派们说：
　　“党为了有效地改造你们的反动立场和观点，使你们重回人民怀抱，用你们的知识和专长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光叫你们每天劳动不行，还得组织你们学习。”
　　“学习就是洗脑。”老丁坐在后面向叶根悄悄耳语。
　　“因此我们规定，”王书记继续，“你们这些人必须思想汇报，思想交锋。每半月口头一次，每月书面一次。”
　　固然，劳动是主要的，在大跃进年代，右派们的劳动绝不仅仅是思想改造的手段，生产本身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因此劳动态度的好坏在当时是与劳动工效的高低成正比例的。
　　尽管如此，劳动好又并不就等于思想好。比如老丁，他会劳动，能吃苦，工分拿的也很高，但每逢开思想交锋会时，总有人说他反动立场顽固。又比如叶根，他干的活路最多，工效始终排名第一，然而，他是把劳动改造当成体育锻炼，也没有从根本上转变立场。所以，每半个月一次的口头思想汇报和交锋，是王书记等人考察和分析右派们的重要时机和依据，自然也就成了右派们互相批判互相揭发的闹台。
　　“这王书记水平确实比四方脸要高得多。”叶根对老丁说，“但是我宁愿每天加班劳动，多出几身臭汗，多脱几层死皮。”
　　“我懂！我怎么会不明白呢？”老丁慢吞吞地说，“你就是不愿意在会上红自己的脸揭别人的短，对吧？看来你还冒改造好。”
　　其实，和叶根一样想法的大有人在，也包括老丁，只不过叶根说了出来。王书记渐渐觉察到这样一种倾向：右派们个人思想汇报尚可，彼此思想交锋却越来越勉强。于是，在会上他又强化了这一主题：
　　“你们这样的态度不行！我可以明白告诉大家：这是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思想改造的表现。即使劳动再好，也是白搭！长此下去，只怕你们永远也难摘掉右派帽子。”
　　后来，有人似乎有所觉悟，便进行重点转移，把精力主要用于思想交锋，有意或无意地削弱了自己的劳动干劲。殊不知王书记又作了严肃批评，并在会上点了个别人的名：
　　“现在有些人劳动松松垮垮，在会上说别人头头是道，比如你柳朝品，年青力壮，干起活来却磨洋工！你们不要打错了算盘，毕竟到这里来是劳动改造，不是耍嘴皮子。这是机会主义的表现！懂吗？在我党历史上机会主义者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会后，老丁对人说：“我又不是共产党，是左倾机会主义呢还是右倾机会主义？”
　　飞行员席飞扬说：“你不就是个老右派嘛！还左倾右倾什么的，真不害臊。”
　　“那么你呢？空军驾驶员同志。”老丁反问，“是左倾还是右倾呢？你该没忘记自己也是右派吧？”
　　原空军某地勤营长老方接腔：“咱别讨论这个了，咱们现在都是右派分子，大哥不说二哥，是吧？我的体会是：既要刻苦地劳动改造又要残酷地思想交锋，叶根，你说呢？”
　　“没错！”叶根笑道，“经过几番曲折和摸索，老右们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老方这话，才是脱胎换骨的真实含义！”
　　席飞扬一巴掌拍在叶根屁股上，“你小子真可以呀！”
　　为了脱胎换骨，为了摘去帽子，于是右派们重新勃发了生产劳动干劲，你追我赶，力争上游。同时纷纷撕破情面，在会上怒发冲冠。不仅王书记感到满意，外带几分欣赏，就连老右派们自己也觉得过瘾，一个个象斗鸡似的。
　　然而只图会上热闹，未免会下难堪。尽管会上不排除做戏成分，毕竟还是伤了感情。散会后彼此不讲话，互相不理睬，又变得早晚死气沉沉，干活神情疲惫。王书记看在眼里，又灵机一动进行调整。他真不愧为党的优秀干部，收工之后把叶根叫来。
　　“小叶呀，你不是爱拉琴吗？跟大家拉几段二胡。那个什么，《空山鸟语》，活跃活跃咱们营房的气氛。”
　　叶根说：“不好吧？再说，今天劳动挺累的。”
　　“哎，不能光搞劳动，要有劳有逸，要点文艺生活嘛。”
　　叶根本来于琴手痒，只是不敢造次。既然现在王书记开了口，他求之不得。于是《空山鸟语》响起来了，老右们都围过来了，一边洗脚一边欣赏音乐。
　　王书记又说：“怎么样？老丁，近来你好像有些沉闷？”
　　“我哇，很好。我一直都很好！”
　　“那你也来一段。要老丁和小叶唱出《二进宫》，大家说好不好？”
　　大家自然说好，一齐鼓掌。于是老丁那很有些裘派韵味的唱腔便在营房前振荡起来。听的人越是鼓掌喝彩，他越来劲，把丹田的气全用上了。
　　琴也拉了，戏也唱了，王书记见大家兴致不减，情绪甚佳，遂趁热打铁做思想工作：
　　“毛主席不是讲过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会上别人提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度量要大些，对不对？”
　　“对，很对！”老丁说，“我气量大得很，所以声音才大嘛，有什么可计较的咧？到这里来就是改造，我想得通！”
　　“应该想得通，何况你们都受过高等教育。”
　　他站起来，在老右们围坐的圈子里踱来踱去，比比划划。
　　“不要小家子气，延安整风比这激烈多了！整风向来是我党的优良传统，要像你们一样，受不得一点委曲，那革命还能取得胜利？”
　　说实话，由这位王书记取代四方脸，还真算老右们的福气。自他做了几番思想开导以后，情况有了根本改善：一方面右派们在会场上针锋相对，决不留情；另一方面在劳动中又变得若无其事，十分豁达，谈笑风生。这种特殊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大家都深有体会，所谓世界观的转变便是如此，终于茅塞顿开了。
　　
　　“听说你在医院里过得蛮快活呀？”老丁和叶根在大田里慢悠悠地检漏，喜滋滋地聊天，这儿就他两个，别人都摘棉花去了。
　　“听谁说的？”
　　“有个漂亮的护士妹子喜欢你，哎？你这个右派分子不好好改造还敢腐蚀我们国家干部，好大的胆子咧！”
　　叶根不答话，兀自弯腰拾谷穗。
　　“讲来听听啰，那妹子怎么样？”
　　“唉，莫提了，气死人。”
　　“Kiss！”耳背的老丁把“气死”听成了“kiss”，睁着圆眼歪着大脑袋，“好哇！已经Kiss了，那肯定也embrace哒啰！”
　　“你乱讲些什么，我连手都冒碰过她。”
　　“我不信！你Kiss她的时候冒摸她？”
　　“摸什么？”
　　“摸奶子呀！她奶子大不？”
　　“大呀，跟你脑壳一样大!。”
　　“你还跟我假装正经咧。”老丁撇着嘴说，“算你有福气，病得好！”
　　叶根和老丁不仅是“同右”，还是同乡，湖南人。是一对标准的会上死敌会下死党。两人无话不谈，沆瀣一气。听完了叶根的叙述，老丁又安慰他：
　　“幸好那小护士冒爱上你，领导要晓得你在医院里谈恋爱，第一批摘帽子就冒得你的份了。”
　　接着，叶根从老丁口里得知，在他住院期间省里来了两位搞专案的同志，他们在王书记主持下召开了个会，要右派们谈谈劳动改造中的想法和意见，并互相作出评议：哪些人表现较好？哪几个最突出？有什么明显的进步？还存在些什么问题？………
　　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最突出的有三人：老方，席飞扬和叶根。当专案组的同志离去后，就有人传说今年十月份将有少数人第一批摘帽子。说白了，也就是下个月老方，席飞扬和叶根将重回人民怀抱。
　　叶根激动不已，兴奋至极，忙问老丁：
　　“你怎么样？也有希望吧？”
　　“我呀，大概算比较好的一档吧，右派里的意见还不统一。”
　　晚上，大家习惯地躺在床上干各自的事，同时在小煤油灯上煮饭吃。这不是晚餐，而是晚餐后的宵夜。
　　自劳动改造以来，这些老右们总感觉肚子饿，因而把吃饭当成了最大的享受。这种煮饭方式很特别：把米洗过后加点水放入一个大瓷杯里，瓷杯用铁丝固定，一头勾在屋梁横木上，一头悬空吊在煤油灯上，离火很近，不到一个时辰饭就熟了。然后拌点熟猪油，夹点咸菜，泡菜什么的，吃起来有滋有味。
　　老丁食量大，劳动一天下来，能吃四、五餐，一般情况下每晚他都要吊杯煮饭。这种既省力又别致的烹饪法，就是他在劳动营里发明的。叶根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吃的是流汁半流汁，尽管小丹给他双份蛋糕和面包，还是不如吊杯饭吃得过瘾。
　　他的床挨着柳朝品，两人一边宵夜一边闲谈。小柳说：
　　“近来天天摘棉花，真把人烦死了！”
　　“摘棉花不是轻活吗？烦什么？”
　　“轻是轻活，总是达不到定额，工分挣不了几多，还不如干重活。”
　　“定额是多少？”
　　“每人每天三十斤。”
　　叶根觉得奇怪，“动作不能快些？”
　　“快？么样快？要求我们摘得干干净净，壳里不准留一点尾巴，么样快得起来？我手指都刮出血了。全营就老方快一点，工效最高，也只有二十七、八斤。”
　　“我就不信比插秧还难？”
　　第二天，叶根向王书记要求去摘棉花，老丁也不愿一个人在稻田里揩屁股，于是王书记就把他俩分在一块棉田里，和大家一样，每人发了一个布袋，挂在肩上。摘的棉花放入布袋到收工时称重。若棉壳里有剩花，哪怕一丝丝未摘干净都要扣工分。
　　叶根一见布袋，心里就想：难怪快不起来！他找了一个旧蔑篓子,绑在背上,便下田去。
　　老丁和他一人管一行，开始几分钟，两人尚能并肩前进，互相伯仲。可是不一会儿距离就拉开了。老丁一边快速摘花，一边抬头看前面的叶根，只见那一朵朵的白花在叶根肩头飞舞，棉花不是放进布袋里而是直接扔进蔑篓里。
　　“这个家伙心思总比别人巧！”老丁寻思，“我怎么就没想到用开口的东西装棉花呢？”
　　收工时，大家去过称，除去篓子重量，叶根摘了三十斤，第一天就达到了定额。其他人老丁二十四斤，老方二十八，席飞扬二十六，小柳二十三………
　　“还是小叶脑瓜子灵！”王书记高兴地说，“你们怎么就想不到用篓子？”
　　席飞扬说：“是你要我们用布袋呀！”
　　“从明天起，全部改用篓子装花。我看谁再完不成指标！”王书记重新部署，把手一摔。
　　当大家都提高了工效，一般都能达到定额时，叶根又来了一手新招，令人惊奇。某日收工时他的棉花过秤竟有四十五斤，超定额十五。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揭开其奥秘，王书记说：
　　“磨刀不误砍柴工，今天我们都集中到小叶那块棉田，先不忙动手，看他是怎么搞的。”
　　叶根想，我这秘方非得公开不可了，行！你们就睁大眼睛瞧吧！
　　于是大家发现，他改用了双手同时摘花，从动作表面看，似乎不如单手那么灵活，但毕竟是双手操作和积累。他还使用了两个程序：第一遍用双手快摘，不管棉壳里的剩余，求的是数量而非质量；然后折回原地返工，扫清所有棉壳里的残存，用的是单手，以保证质量，这便是第二道工序。
　　王书记到场部去开生产会时，通报了这一情况。场部领导大喜过望，连声赞道：
　　“这才是大跃进！这正是大跃进。”
　　除向全场推广叶根的摘棉新法之外，场领导还想了一个充分利用叶根掀起更大跃进高潮的妙计，以提高摘棉定额。
　　这个妙计旨在让叶根突破百斤关！一旦叶根过了一百斤，摘棉定额提到每人每日五十斤，谁还敢放个屁呀！
　　可是叶根毕竟是个人而不是神，就算他是个能人，一百斤这个天文数字他完成的了吗？
　　当王书记从场部回来，把过百斤关的壮举告诉他时，他几乎吓得趴下了。王书记神秘地向叶根眨眨眼睛，把他拉到一边悄悄地说：
　　“你不用怕！自有周郎妙计安天下。到时侯你按场部计划去做就行了。”
　　场部领导选定了一个让叶根大显身手的日子大展宏图的地方。头天晚上，王书记把他召进单独的卧室，面授机宜：
　　“明天是大晴天，一清早天刚麻麻亮，我带你去一块棉花最厚的大田里。那里为你准备了一个大蔑篓，你套在背上，趁露水未干专拣大的花抓就是，抓了就往背篓里丢，盛满了自有两个农工帮你卸下来装入大麻袋。然后又让你背上继续搞。记住！只拣大的摘，用你的双手法，也不需要揩屁股，明白了吗？”
　　叶根是何等明白的人，哪会不明白？但是他也明白：即使在最佳地段摘带露水的花，也得拼命地赶！否则怎能过百斤大关？摘的毕竟是棉花而非苹果。
　　同时，对于这桩违心的事，他不能有丝毫的反抗或反对，自己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正如老丁所云：“是人民的敌人呐！”对于人民的决定，只能惟命是从。何况，马上就面临摘帽子，他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于是，作好一切准备当晚提前入睡了。
　　次日凌晨五点钟，叶根随同王书记与场部两位农工如约在一块大棉田会合，在朦胧的曙色中他眼前是浑然的银灰世界。空气很清新，稍为有些凉意。叶根迅速武装，饿虎扑羊般地冲向那白花花的一片。
　　他两只手臂伸开，手掌不停地左右来回抓取，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就象一只豹子在凶猛地舞动爪子。于是，大把大把的棉花从他肩上，从他头顶白云般地飞入背篓中。
　　他喜欢抓住棉花的感觉，酥软软的，湿润润的，似乎有一种原始而本能的冲动。他猫着腰，踮着脚，动作愈来愈快，使后面那两位帮他卸篓装袋的农工助手都不敢怠慢。
　　从凌晨打寒噤直到中午大汗淋漓，叶根已摘了两大麻袋棉花。这时场部有专人送来稀饭和包子，四人同时用餐，王书记把自己的包子分了两个给叶根，见他象饿狼似地吞食又饿虎般地吞咽，吃完后四肢一伸躺在大田里。
　　“休息二十分钟。来，小叶，抽根烟。”
　　叶根接过烟，不是老右们通常抽的大公鸡牌，而是《中华》。他深深吸了几口，非常过瘾，自流放以来还没享过这种口福。烟一丢，他又钻进棉花堆里，此时花上的露水已晒干，就没早晨那么压秤了。因此叶根丝毫不敢松懈，一鼓作气地拼到下午七点钟。这时王书记叫来记工员，就地一称，一百零五斤！
　　“乌拉！”王书记扬起双臂带头欢呼：“我们三五农场摘棉花突破了百斤关，真是大跃进的奇迹！”
　　这件事自然产生了轰动，成为地区报纸的头版头条。撰稿人没写那过百斤关好汉的姓名，当然也没提他的特殊身份，但称“三五农场一青年”云云。好在农场领导和王书记的心还不算狠，他们着重的不过是宣传，在于鼓励干劲掀起热潮。至于定额方面，并未作大幅度的调升。
“否则你这个帮凶和骗子就要成为历史罪人了！”老丁当时就是这么对叶根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