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王弗驾鹤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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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京城的当天，苏轼便领着王弗，苏迈去了苏辙家，看望正在病中的父亲，一家三代团聚，自有说不完的话。
　　苏轼见父亲病榻旁边放着一叠文稿，便问他在写什么？苏洵说，这是撰写的《辩奸篇》，刚刚完稿。
　　《辩奸篇》？苏轼感到有些好奇，拿起文稿看了一遍，心中大为惊疑，原来文稿中的“奸”，竟是暗指名噪朝野的王安石！
　　提起王安石，苏轼想起了一件往事——
　　当年苏轼考中进士下久，去了欧阳修家，去向他求教《史记》的成书年代时，看见一位客人坐在客厅中。他比自己年长，虽然面庞清瘦，胡须稀薄，但双目炯炯有神，眉宇间有一种威严之气，只是上衣穿的不大合身，脚上的靴子还站着少许泥渍。当仆人奉上茶时，他端起茶杯一饮而尽，动作倒是干净利索，但显得有些不拘小节。他好像没看见苏轼进来，继续说他的话，大意是，大宋自开国以来，已有九十余年。大家都以为天下太平，江山稳定，但他以为，大宋就像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但仔细看去，树虽然繁茂，但身上已有了不少鼠洞蚁穴，若不及时以石灰封塞，必会伤及树干和树根。当今本朝有三大弊病：一是冗官太多，真宗时文武官员九千七百余人，英宗时已达两万四千余人。本朝各级官员又比前朝多了数倍；领薪俸却无所作为；二是冗兵太多，太祖时全国养兵二十七万千人，而今已有一百四十万余人，全国七成以上的收入用兵；多年来没有战事，兵员扩培100余万，却疏于训练，难以御敌；三是尼僧过多，国库渐空，如此下去，必会生乱。再说，北有契丹，西有西夏，他们对我大宋一直怀有野心，而朝廷为安抚他们，不惜每年将大量库银、纱绢等送给他们，这无疑是养虎为患，到头来，必受其客！天僖年间，全国收入一亿五千万金，支出一亿两千六百万金，尚有盈余，皇佑天间，全国收入只有一亿两千万金，已支大于出，到了本朝，国库已连年亏空！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眼下最要紧的就是，立即改变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
　　他说的慷慨激昂，而又有理有据，使人听了，不得不服。说到这里时，他转头看见了苏轼，说道：“既然有客来访，下官就不打扰了，以后再来向大人求教。”说完，站起来欲走。
　　欧阳修笑着说道：“王大人先别急着走，我来介绍一下。”他指着王安石对苏轼说：“这位是临川的王安石。”又指着苏轼说：“这位是眉山的苏轼。”
　　欧阳修之所以不称呼官职或别号而直呼其名，是因为他们二人都属自己的学生，且苏轼尚无官职，所以也就以师长的口吻对他们说话。
　　听了欧阳修的介绍，苏轼连忙施礼，说道：“久闻大人之名，今日相见，是在下的荣幸。”这是一种典型的套话。
　　王安石还礼之后，朝苏轼打量了一眼，说道：“噢，你就是眉山才子、三苏中的苏轼啊！”他的话中既没有客套，也没有奉承，硬梆梆的，让人捉摸不定，也让人不太舒服。他说完了，朝欧阳修施过礼，又朝苏轼点了点头，便告辞了。
　　王安石走后，欧阳修笑着对苏轼说道：“王安石这个人啊，是个怪人，他是庆历二年的进士，不但德行文章受人推荐，且能安道守贫，刚直不屈。我曾向仁宗皇帝推荐他入朝任职，他不肯，文彦博等重臣都推荐过他，他也不肯。当年的范仲淹、富弼等前辈也推荐过他，都被他拒绝了，他甘愿远离名利之场，任地方小官。其实，王安石是个难得的人才。我曾建议令尊多与他交往，但令尊认为他处事不近人情，博才傲慢，不愿与他结交。”接着，他讲了一个王安石拒酒的故事：
　　当年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任职。有一天，暑衙的牡丹盛开，包拯便邀请部属们前去赏花饮酒。司马光和王安石平素都不饮酒，但司马光碍于包拯的面子。还是饮了一小杯。坐在旁边的王安石却不肯端杯，谁劝都没用，硬是不喝一滴！很让包拯和同僚们下不了台！
　　其实，苏轼早就听说过人们对王安石贬褒不一的传说，但他并未放在心上。他知道并敬仰王安石，是因为他的那首《夜泊瓜洲》，他认为此诗精巧含蓄，耐人寻味：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自己没想到的是，数年之后，在文学泰斗欧阳修的客厅里，竟然和这位诗人不期而遇了。
　　他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不肯与王安石交往？不肯交往也罢，又为什么要在文章中影射他是奸人呢？难道父亲与王安石有什么过节？于是他问道：“这位王安石是当今的一位名士，父亲怎么说是他奸人呢？”
　　苏洵指着文稿说道：“大凡不近人情的人，位卑者，可害一方，位重者，会成天下之患！人生在世，都想吃得好，穿得好，过得好，这是人之常情，而故意去吃猪狗之食，穿仆佣之衣的人，就是违背常礼！”接着，他讲了两件小事，以证明自己的观点：王安石平素里不大讲究衣食。有一次，朋友见他的衣服已经很脏了，便约他去沐浴。并事先为他准备了一套新衣。洗完后，他穿上新衣，却浑然不觉！
　　他平时在家中吃饭，饭桌上的菜肴再多，他也是只吃一菜一汤。朋友对他夫人说，王大人最爱吃驴肉，他竟吃了一盘子！其他菜肴未动一筷子！他夫人解释说，丈夫从不挑食，他只吃靠自己最近的菜！友人不信，宴请他时。特意在他跟前摆了一盘野菜，他真的只吃野菜，不吃其他盘子中的佳肴！
　　他讲完了，又特意嘱咐苏轼和苏辙“大智若愚，大伪若忠！误天下苍生的，必是此人！你们都要记住我的话，且且不可与此人交往！”
　　苏轼和苏辙连连点头。
　　其实，苏洵与王安石也没有太多的交往，他对王安石的印象和判断，也只是从人们的种种传闻中得出来的。那篇《辩奸论》，似乎有些偏颇，对王安石有些不公。
　　苏洵的嘱咐是多余的，因为上苍早已将他和王安石的命运安排好了。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不但和王安石打交道，而且还成了仕途上的政敌，害得他吃尽了苦头，不过，他也发现，王安石不但不是大奸之人，而且勤奋好学，性情耿直。耿直得不会拐弯！到了暮年时，两位政敌都抛却了各自的恩恩怨怨，成了至交，给后人留下了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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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回京后，在宜秋门旁边买了一处住宅，取名“南园”，除了住房之外，还有一个宽敞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合抱粗的槐树和三株古柳，水井旁还栽了几丛竹子和数棵石榴，显得十分幽静。
　　按大宋吏部的规定，殿中丞掌管天子玉食、医药、服御、舆辇、舍次之政，也就是皇帝的日食住行等事，而衣食住行等又都有专职官员分管，他的这个殿中丞只不过是个有官无职的虚名罢了，他便常常在院子里读书，整理文稿，也接待慕名而来造访的粉丝们。更多的时间是和张耒、晁补之、黄庭坚等一些文友们或谈古论史、或赋诗填词，院子里常常洋溢着说笑声和读书声，这种清闲的日子过了不久，朝廷又下了一道诏令：差判登闻鼓院。
　　登闻鼓院掌管收受官民投递的章奏表疏，凡批评朝政得失、检举官吏、申诉怨屈等事，都可到鼓院申诉。这种机构类似今天的信访局。
　　有一天，他正在院子里和黄庭坚谈论李商隐的《锦瑟》，苏友匆匆走到他身边，低声说道：“夫人突然——”
　　没等他说完，苏轼连忙站起来说道：“快，快去请郎中！”
　　原来，从凤翔回京后，王弗一直感到身子不适且伴有气闷、胸痛症状。虽然郎中诊过，也服了不少汤药，但病性仍未舒缓。当苏轼赶到卧室时，见王弗脸色苍白，嘴唇发乌，额头上沁着汗珠。他大声问道：“夫人，你怎么啦？”
　　王弗双眉紧锁，并不应声。苏迈偎在她的身边，一边喊着“阿娘”，一边抹着眼泪。
　　不一会朗中来了，试了脉，开了方，给她服了汤药之后，她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她睁开眼，望了望苏轼，说道：“院子里有客人，别慢待了人家。”
　　当听说客人已经走了时，她紧紧抓住苏轼的手，说道：“是朋友，就要真心相交，不过，越涧题字和求化金方的朋友，你可要——”
　　苏轼知道她说的是章淳和李定。
　　当年苏轼离开凤翔前夕有一天，苏轼正在整理文稿，一个叫李定的人忽然造访。闲谈中苏轼得知，李定得到王安石的推荐，已经入京，因尚未任职，才特意来凤翔拜访苏轼，还说，他听张璪说过，苏轼藏有一个化金秘方，很想见识见识，并说若肯转让，他愿出资买下。苏轼认为他利欲太重，人品低下，便以化金方不知夹到哪本书籍里，一时找不到为由，拒绝了他。李定听了，知道苏轼不信任他，便悻悻离开了凤翔。
　　苏轼连忙安慰王弗，说道：“夫人的意思，我都记住了！”
　　王弗点了点头：“记住就好，记住就好。”
　　这时，苏洵和苏辙也匆匆赶来了，见王弗已经醒了，一家人才放了心。
　　谁知就在当天夜里，年仅二十七岁的王弗，竟然撒手而去了！
　　苏轼跪在她的灵前，大哭了一天一夜，米水未进，哭得双眼红肿，嗓子嘶哑。
　　王弗病故后，苏轼一下子觉得失去护身神，心里空荡荡。苏洵安慰他说：“王弗生前贤淑，随你从眉山到凤翔再到汴京，飘泊不定，艰难辛劳，精心照料一家的生计。她知你生性旷达，又坦荡不羁，宽厚随和，但不谙世故，所以才时时提醒你，如今，她却舍你而去了……你一定要把她送回眉山，葬在你母亲的墓旁。”
　　苏轼将王弗殡于西郊的寺院中，连夜一边抹泪一边挥笔，写了一篇《亡妻王氏墓志铭》
　　谁知还没从亡妻的悲病中走出来的苏轼，刚过了清明节，正在奉诏撰写《礼书》的苏洵，也突然病故。
　　仁宗皇帝得知之后，下诏赐银一百两，绢一百匹，又诰赠光禄寺丞。对一位官阶不高的官员来说，受到如此待遇，是大宋王朝破天荒的一次。
　　欧阳修不但前去吊唁，还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六月初，苏轼、苏辙扶苏洵和王弗的灵柩，乘船离京，由淮河转长江逆水而上，到达眉山，将他们的父亲苏洵和母亲程氏，合葬于彭山的老翁泉边，苏轼又遵照父亲遗愿，将王弗葬在双亲的墓旁，还期望将来与王弗“死能同穴”。
　　守制期间满后，由岳父王方出面，将王弗的堂妹、十九的王润之，嫁给了苏轼，也就是她当年说的“坏轼哥”！
　　年底，苏氏兄弟携带眷属，回到了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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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到汴京，苏轼就分明觉得京城里有一种异样的气氛，各种传闻也不胫而走。先是听说神宗皇帝立志革新，已将一直不肯入朝的王安石从地方调到了朝廷，安排在自己的身边，授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引起朝野关注。不久，又任命他为参政知事，也就是副宰相，依靠他推行变法，以求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掌管的三司条例司，将全国户部、盐铁和财政纳于其下，负责变法工作。那位被王弗女仆惠妹称为葫芦脸的章淳和苏轼的同年张璪及李定等人，已被王安石纳于推行新法的团队，于是，王安石便成了朝野议论的中心话题。
　　有的人认为，王安石不但文才过人，胆识也过人，是社稷的栋梁之材；有的人不以为然，说他志大才疏，好出风头；还有的人干脆怀疑他的人品低劣，不堪重用。大约苏洵的那篇《辩奸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听说神宗皇帝极力支持王安石变法，苏轼心中十分激动，以为自己可以大显身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了，他天天盼着朝廷的任命。不久，任命终于下达了：管告院判官。
　　管告院隶属吏部，掌管官员和将士的勋封、官告等事，是朝廷储备人才的一个机构，也是一个闲散差事，他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
　　有一天，文友王诜新婚，他应邀前去贺喜。到了王府才发现，左相韩绮、右相曾公亮以及欧阳修、宫弼、梅尧臣等朝廷中的重量级的人物都早早到了，只等变法的领军人物王安石一到，喜宴即可开始。
　　原来，王诜娶了一位身价非凡的新娘子——英宗皇帝的女儿魏国长公主，所以宴席办的格外隆重。王诜是汴京人，他不但诗词不俗，更擅长丹青书法。苏轼入京后，二人交往密切，是无话不说的挚友。得知王诜娶的是一位公主，苏轼心里在说，王诜这小子既有艳福，又有官运，成婚之后，就成了驸马爷了！当了驸马，不愁无官。接着又偷着乐起来了，因为在一些正式场合，丈夫要晋见皇族公主，是要行跪拜大礼的，不知他今后会不会向夫人下跪？
　　开宴时间将到，主人和客人都显得十分焦急，因为王安石还未来！大家都在等他。
　　菜已端上桌子，酒已斟满了杯子，歌舞班子已等候在大厅中，喜庆的鞭炮正待点火。可就是不见参政知事王安石出现！就在这时，章淳、舒、李定、张璪匆匆赶来，向新郎说：“王大人正为圣上起草一份税赋之法，约半个时辰便可赶来，请再等候——”
　　没等他说完，王诜已按捺不住了，他把手一挥，大声说道：“开宴！”
　　只听鞭炮声震耳、丝弦齐鸣，婚宴便在人们的贺喜声中开始了。
　　原来，王诜早就对王安石心有不满，又因他一人迟到而耽误婚宴时间，令他十分生气，所以才不理章淳的解释，准时开宴了。其实，王诜为人豪放，是个不怕鬼不信邪的主儿，他不但血气方刚，而且是当今的驸马爷，按辈份他还是当今皇帝的姑爷呢！他会怕你王安石！他举杯敬酒，与客人们谈笑应酌，早就把前来报信的章淳等人凉在一边去了！
　　不过，这位才华横溢、正在冉冉上升的政坛彰星，也为此埋下了祸根。若干年后，不但被罢了他的官，还差点要了命！
　　章淳等人离开王府之后，感到既羞又恨，却又无处发作，便去找王安石诉苦。
　　王安石正在书房里伏案写作，见他们来了，他没有抬头，说道：“你们先去吧，告诉王诜，我一会就去。”
　　舒亶哭丧着脸说道：“大人，婚宴已经散席了！”
　　王安石仍未停笔，说道：“散席了？散席也好，免得我去应酬，耽误工夫。”
　　李定连忙补充说：“朝中的重臣们都去了，我等已向王诜说过再等半个时辰，但他不给我等的面子，时间刚到就开宴了，真是岂有此理！”
　　张璪：“这哪里是不给我们四人的面子，分明是不给王大人的面子！”
　　王安石听了，不但不气，反而笑了，说道：“不就是喝杯喜酒吗？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以后有了机会，再让王诜给你们补上一杯不就行了吗！”说完，又低头写起来。
　　李定见王安石并未生气，心中一直不快，嘟哝着说道：“我看见三苏的两苏都在座，他们和那些老臣们有说有笑的，好像在谈论《辩奸篇》。”他是想以此来激怒王安石。
　　谁知王安石不为所动。说道：“苏洵的《辩奸篇》，我早已拜读过了，除言辞有失偏激外，文字洗炼，论点明快，属上乘之作。苏氏兄弟，更是不同凡响的人才，尤其是苏轼，文章天下第一，难得，难得！我若空闲下来，还想和他谈谈变法之事呢？”
　　几个人碰了一鼻子灰，有些尴尬，便唯唯诺诺地退出了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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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的变法便雷厉风行地实施起来，并以朝廷名义颁布了免役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市易法、将兵法等一系列法令，在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
　　变法就是革旧立新，王安石的这种变法必然会触到一些人的痛处，引发了一些老臣和皇亲国戚们的不满和反对。
　　苏轼最初是赞成并支持变法的，因为王安石的这些变法措施不但可为朝廷增加财政收入，也会减轻百姓们的一些负担，从中得到一些利益。不过，他不同意王安石的那种骤变、遽变作法。他认为变法应当渐变、缓变、循序渐进，太激烈、太急燥了，不符合大宋的国情和民情，甚至还会适得其反。他明知神宗皇帝是这次变法的幕后推手，但还是写了措辞激烈的《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和《三上皇帝书》，他在奏章中，责问神宗：你为什么不让农民休养生息，而去与商人争夺利益呢？他劝神宗不要站在普通百姓的对立面上！王安石要废除科举，他十分愤怒，表示“宁肯玉碎，不求瓦全”，上万言书表示反对。他还把神宗比作一驾马车的车夫，而拉车的缰绳已经快断了，车夫就成了独夫，独夫就会失去民心！还说，人都有心，就像树要有根，灯要有油，农民要有田地，商人要有钱财一样，而树无根就会枯，灯无油就会灭，鱼无水就会死，农夫无田就会饥饿，商人无钱财就会穷，人失去心就会死！
　　他的这种言辞和比喻，可谓是胆大包天了。许多朋友都为他捏着一把冷汗，若神宗皇帝怪罪下来，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但苏轼却十分坦然，他觉得自己是出自真心，说的是真话，作为一个臣子，就应当敢说敢为敢当！他等待着神宗的问罪。
　　谁知神宗读了之后，不但未曾问罪，还将他召进宫去，君臣二人进行了一次长谈。苏轼在谈话时举了一个例子，说京城每年都要举办万灯节，节前朝廷便会派人到民间购灯，并将灯价压的很低，引起了商人们的不满，这种行为，属欺压百姓，也正如孔子说的“猛政苛如虎”。
　　神宗皇帝听了，立即下令，停止低价购灯！
　　可是，王安石推行变法，已到了奋不顾身，背水一战的境地，凡是反对变法的旧臣，都一律免职。三朝元老富弼看到神宗如此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斗不过他，便以病为由请辞告退；范缜和韩琦请求辞职，欧阳修的得意门生曾巩，被调离京师，去了越州；御史中丞吕公著等七位御史，因公开反对青苗法而被免职；监察御史程颢、左正言李常等一批官员，或因批评新法，或因反对王安石重用章淳、李定等人被免职查办，有的还下了大狱！司马光因不同意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被连降了三级，只好辞职回家，编他的《资治道通》去了。而那些投其所好，积极参予变法的人，则成了王安石变法团队中的大红人！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言论，早已传到了王安石的耳朵里了，他心里又气又恨，总想找个碴儿修理修理苏轼，让他知道反对变法的后果是什么，但一直未找到合适的机会，所以才没下手。
　　李定早就看出了王安石的心思，他和张璪商量了一个办法：让淮南转运使谢景温向朝廷举报苏轼，说苏氏兄弟送苏洵和王弗的棺材回四川时，利用官船贩卖私盐和贵重货物，牟取暴利，应予重处！谢景温人品低下，为了巴结王安石，连忙答应了。
　　王安石接到举报后，心中大喜，认为修理苏轼的机会终于到了。他立即命人进行调查！负责调查的官员见是王安石交办的案子，调查的非常认真，不但找到了当时的船主、水手，还去了淮河、江夏等地，询问了沿途的地方官员，折腾了三个多月，查了个清清楚楚！苏氏兄弟护棺回川途中，并无任何违法之事，船上除了两具棺材之外，尚有四块旧木屏风，屏风上刻有吴道子画的四尊菩萨，是苏轼在凤翔任上买下的。
　　办案官员在王安石的书房里汇报了办案结果之后，王安石大失所望，他摆了摆手，办案官员连忙退出去了。
　　王安石仍不死心。因为你苏轼在我手心里攒着，想修理你是早晚的事！
　　苏轼虽然逃过了一劫，但心里已有了警觉，他琢磨，王安石是当今的变法领袖，神宗皇帝又大力支持他，他又任人为“变”，任命了一批别有用心的名利之徒。京城的一些反“变”重臣和自己的一些朋友，又大都被赶出了朝廷，自己身单力薄，若同王安石硬抗明斗，是难有胜算的，应想个法子同他周施，来灭灭他的锐气，也出出闷在自己心里的火气。
　　有一天，他坐在院子的水井旁边，正在读王安石撰写的新书《字说》，看着看着，禁不住笑了起来。王润之问他笑什么？他说：“我想逗一逗这位拗相公。”
　　王润之又问：“谁是‘拗相公’？”
　　苏轼：“就是当朝宰相王安石啊！”
　　王润之听了，心中一惊，当朝宰相能逗着玩吗？于是连忙说道：“不可，不可！那可是伸手去揪虎须呀！”
　　苏轼微微一笑：“揪虎须怕什么？我还敢揭龙鳞呢！我写的三上皇帝书，不就是揭了‘真龙天子’的龙鳞吗？”
　　王润之听了，叹了口气：“你呀，就是不听人劝，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也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拗脾气！”说完，回房做家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