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当时的高等教育，不仅强调智育而且更强调德育。学院要求新生入学前要写一份家史报告入学时交到学院。郑仁君就写了一份三万字的家史报告。报告写了郑仁君的曾祖父是清王朝的外戚王爷因支持戊戌变法被慈禧害死，郑家流亡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东北挟溥仪成立伪满洲国，郑仁君堂祖父郑孝胥卖身投靠伪满洲国小朝廷做重臣当汉奸，而他的祖父和叔祖父与郑孝胥坚决斗争走上抗日救国道路，祖父祖母壮烈牺牲，叔祖带着郑仁君父亲继续从事地下抗日活动。郑仁君父亲生于1920年因躲避日伪搜捕隐居深山从小就当起了放牛娃，16岁与叔叔离散到抚顺煤矿下煤窑，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叔侄（后以父子相称）才团聚。1942年日本侵略者为加强东边道战略防御修筑通——贯铁路，郑仁君父亲跟随当时抚顺煤矿地下党负责人打入铁路工地开展工作来到老岭沟隧道工地。日本鬼子投降铁路停建，郑仁君父亲就在老岭沟安家落户，并积极参加农村减租减息斗争。当年老岭村成立党支部，郑仁君父亲出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兼村长。报告写的朴实生动，有许多催人泪下的情节。班主任老师金焱把这份报告交到了学院党委，院党委先是安排郑仁君代表400名入校新生在开学典礼大会上代表新生发言，接着又安排他当学生会宣传部长兼班级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开学一星期后，学院召开全院师生员工诉苦大会。请郑仁君在诉苦大会上作诉苦报告，诉苦大会开的很成功，许多师生员工被感动的潸然泪下。学院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开展思想教育。每次大会都要叫郑仁君和另一名外班的同学坐到主席台侧的位子上当记录员。就这样，郑仁君成为全校近2千名师生员工心目中的“学星”。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和自命不凡的老教授到锅炉房的水暖工；从新入学的8个班新生到原在校二、三、四年级的12个班在校生谁都认识郑仁君，无论在学院内外都有人主动跟他打招呼。
　　但是政治方面的得意掩盖不了经济方面的赤贫。学院的吃住和学费医疗费是免费的，但是不供应笔墨和作业本练习册。正式开课之后，学生每天要写一页阿拉伯数字的作业，每个星期要写一篇作文，上政治经济学课和经营管理课要作课堂笔记。郑仁君上学时仅带了一支舅父送给他的英雄金笔，在家走时没带作业本和笔记本，到学院之后也没钱买。上了一个多星期的课也没交课外作业。科任老师就把郑仁君8天不交作业的事反映给了他的班主任老师金焱。金焱是位身材苗条相貌秀丽的女教师，教郑仁君这个班的中文。金老师翻遍了学习委员交上来的作文本，发现郑仁君也没交作文。金焱当时就火了，心说郑仁君啊郑仁君，你是不是看学院领导和老师把你捧的象个人了，你就忘乎所以了，上了一个多星期的课都不交课外作业！金焱打发一名同学把郑仁君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就问：“郑仁君，你为什么不交课外作业？”
　　郑仁君支吾了良久才红着脸说：“对不起，金老师我没有作业本。”
　　金老师说：“楼前的小卖店什么作业本都有，你去买么！”
　　“我没钱买作业本。”郑仁君说。
　　金老师说：“一个演算本才7分钱，一个作文本才1角5分钱，连这么几角钱你都没有么？”
　　“我身无分文，我从老家到学校，父亲只给我10块钱，买完火车票就一分不剩了！”
　　“哦，原来是这样！”金老师态度缓和下来，从兜里掏出5元一张的钞票递给郑仁君：“老师送给你5块钱足够你这半年买所有的课外作业本了，快去买吧，买回来本子把上一个星期的课外作业都补上。”
　　郑仁君没接钱，说：“老师，您白送钱我不要，算借还行，但是要借您得再加5元，因为我上合班大教室上政治经济学课和经营管理课，坐远了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得配副眼镜。”
　　“哦，你也近视？”金老师摘下自己的眼镜递给郑仁君，“你戴上我的眼镜试一试。”
　　郑仁君接过眼镜戴上，看远处的物体是清晰了许多，但只觉得天旋地转，迷糊。
　　金老师说：“你的眼睛近视程度还不算高，我光配这副眼镜就花15元，我给你20元吧。”
　　郑仁君说：“不要那么多钱，星期天我到城里眼镜店问过，配一副人造水晶的近视镜加上普通眼镜框7块钱就够，您总共借我10元钱吧，到学期末我就还您。”
　　金老师说：“拿10元就10元吧，以后急用钱再来拿，不用你还，你只要把学习成绩搞上去就算你还老师的钱了。”
　　当天下午上第三节自习课时，郑仁君向班长请了假去城里眼镜店配了眼镜，又买了几个作业本和两块肥皂加一小瓶蓝色墨水，正好花光10元钱。
　　郑仁君心想，靠别人周济过日子不是个事儿，星期天不上课白玩一天，能不能利用星期天出去找点儿活干挣俩钱呢？
　　星期天早晨7:30分开饭，郑仁君几分钟就把四两馒头和一碗汤倒进肚里，也没回宿舍就直接走出校门。学院大门外的南、西两个方向都是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试验基地，有大片的苹果树，有大片的蔬菜田和大片的粮食基地，分三个生产队：果树、蔬菜和粮食。当时时令才3月中旬，农业队和蔬菜队还没有到田间作业。果树队却先忙了起来，有剪枝的，有刨树盘的。郑仁君来到果树队找果树队的负责人问：“叔叔，你们果树队需要雇人干活么？”果树队长是个40出头的中年男人，看看衣着整洁的郑仁君，说：“你是财院的学生吧？我们果树队还真需要雇人干活，就怕你干不了啊！剪枝是技术活你肯定不会，刨树盘是体力活恐怕你也干不了。”
　　郑仁君说：“就让我刨树盘试试吧。”
　　队长说：“你以前刨过树盘么？”郑仁君说：“没刨过，我家那边谁家园子里有几棵梨树李子树从来也不刨树盘。”队长说：“不刨树盘果树生长怎么能旺盛，不旺盛怎么能增产？刨树盘要求深度达到三寸深，再深了怕伤根毛，浅了起不到活土保墒作用，每棵树下要以果树为中心刨4平方米来见方，这样连起来整个果园就刨遍了。我们果树队工人每天定额是4个树盘，外雇人刨一棵树盘给5角钱。到晚上下班检查质量，深浅相当，土坷垃打碎，质量合格当晚付工钱。你能干么？”郑仁君说：“请您找把镐头来我刨一下你看行不行。”队长拿把刨树盘的专用镢头，郑仁君接过镢头就刨了起来。郑仁君15岁时就一个人开了一块4亩多的撂荒地种苞米，刨果树盘跟刨撂荒地没啥两样，郑仁君干起来得心应手。队长看了几分钟说：“行，你刨地还挺在行，你干吧，这一趟挨着往前刨，到晚上刨几棵给几棵的钱。”队长说完就忙别的事去了。郑仁君甩开膀子刨了一上午刨了三棵树盘，11点多就饿的干不动了。郑仁君回到学校等到11点30分食堂开饭，4两米饭几口就下肚了，好像掉肚里个枣，根本没吃饱。学院学生食堂除了定量饭之外还备有玉米面饼子供学生加量用，每块月饼大的玉米面饼子二两粮票4分钱。郑仁君没有粮票也没有钱不能加量，吃完那4两米饭也没回宿舍径直奔果园去了。郑仁君耐着饿又干了一下午，又刨了三棵，收工时队长来一看挺满意，说，“你这活儿干的挺利正，比我们队里一些年轻人干的都好，下个星期天你还来吧。”郑仁君说：“我们每天下午四点半就没课了，到天黑还有两三个钟头，至少还能刨一个树盘，我从明天下午开始天天都来刨，到星期天晚上您一块儿验收，行吗？”队长说，“行到行，那你不写写课外作业，洗洗衣服啥的？”郑仁君说：“那点事儿中午就干了。”就这样，从星期一到星期天下午收工时，郑仁君总共刨出了18个树盘，刨的还是那么细，土坷垃打的碎。这一星期郑仁君就挣了9块钱，加上上星期天挣的3元总计12元。郑仁君拿了10块钱来还金焱，金老师生气了，问是从哪儿弄的钱，是跟家里要的么？郑仁君实实在在地告诉老师说：“这钱不是偷不是抢也不是家里寄来的，是自己到果树队打工挣来的。”金老师叹了口气说：“咱们班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学还有几个，他们怎么就没想到半工半读自己想办法赚钱供自己读书呢？我给你的钱就是给你的，你硬要还我就生气了！你打工赚钱倒可以，千万不要耽误了学习！”
　　郑仁君继续每天下午放学后和星期天去果树队刨树盘，但是饥饿总是摧磨他的意志，身体也渐渐消瘦下来。自己有了几十块钱了，但是没有粮票就加不了量啊！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向家里要粮票，他知道父亲经常到公社到县里甚至市里开会，手里总会有些粮票的。又过了两个星期，家里来信了，是汪青山写来的。信封中装着20斤辽宁省地方粮票和一张10元钞票。信中写道：“仁君兄，你在那儿读书粮食定量不够吃咋也不早来信告诉我们呢？郑大叔去市里开整风会走了半个多月了，家里的粮票都让他带走了，是郑大婶拿了30斤苞米求我和鞠二哥到粮站托人换的粮票，30斤苞米只卖2元2角钱，鞠大娘怕加量钱不够又从他家的烈属优抚金里拿出8元钱凑够10元钱一起给你寄去。我和鞠二哥已经辍学回队干活了，咱们三家其它情况良好不用挂念。弟汪青山草。”
　　郑仁君收到钱和粮票心中好一阵感动，但此时果树队的树盘子已经刨完了。再到果树队去找活干只能干些整天的日工活了，干日工活每天的工钱是1.86元。而此时，学院组织学生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文艺节目课余时间到周边演出。郑仁君作为学生会宣传部长必然是文艺宣传队的领导和主角，他再也没有时间出去打工赚钱了。而此时他的胃口也基本上适应了每天1.1斤的粮食定量，不再有饥饿感了，只是消瘦了的身体再也没有增膘。
　　放暑假，大部分同学都回家了，郑仁君和本宿舍的老梁没有回家，他们每天在学院食堂吃饭，到果树队找活干，郑仁君因为善于农业劳动很受果树队长和一些工人们的喜爱，他们几乎成了朋友。
　　放寒假郑仁君买了40斤好苹果带回家，因为这里的苹果非常便宜，每一斤一等国光才0.23元，而在家乡则要一元以上，郑仁君的弟弟妹妹们一年到头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每个人才能分到一个苹果。郑仁君把在学院读书课余时间打工赚到的100多元钱全部交给了父母。父亲脸上露出点儿笑容，说：“你走了，家里变成了超支户，队里一分钱也没开，这回有了过年钱和来年的油盐酱醋钱。”1966年春天郑仁君上学临走时，父亲照样又给他拿了10块钱格外带点儿干粮火车上吃。郑仁君到校后，又开始了他的勤工俭学生活，暑假仍然没有回家。这一年，学院暑假放的时间短，7月15日放假，8月14日就开学了。开学没几天，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就来临了，学院停课闹革命。学院里其它专业和三四年级几个班的同学成立了红卫兵造反队到街上破四旧立四新，到公园里砸牌楼，到庙里砸神像，又把学院的老教授和教导处主任戴上高帽去游街。学院里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批判反动学术权威。郑仁君被这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暴惊得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但是，他没有盲目地随从那些造反派们的革命行动，而是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尽管有几位学生会干部多次鼓动他要积极行动起来参加到革命的洪流中去，郑仁君头几天仍然无动于衷。直到那一天他看见走廊里贴出了一张批判郑仁君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消极抵抗态度的大字报，郑仁君坐不住了，自卫防身是任何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他把本班同学组织起来开会，宣布成立财院红卫兵第二分队，除了他们的班长成克文拒绝参加以外，其它48名同学一致响应。他们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反对造反派以破四旧立四新之名毁坏文物。当时全国各地大学生已有极少一部分开始了“革命大串连”，《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的巨幅照片和消息。学院的造反派们也向院党委提出了革命大串连，去北京见毛主席的请求。当时的学院领导还没被打倒，但是他们事事都被造反派们牵着鼻子走。学院当局就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要投票选举两名学生代表去北京见毛主席。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后，得票最多的人竟是郑仁君！造反派们火了，郑仁君怎么能代表革命造反派去北京见毛主席呢？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一直消极抵触，从不参加造反活动，从不参加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大会，他不配去北京！选举大会变成了大辩论会。郑仁君等几名主要造反派头头发言完了才上台发言，他说，想不想见毛主席热不热爱毛泽东思想是每个革命者的立场问题，参加革命大串连是每个革命学生的权利，我们每个要革命的同学都有权参加革命大串连，都有权去见毛主席，愿意去北京的谁都可以去，用不着谁代表谁！当晚，郑仁君就带本宿舍的另外7名同学一起登上了大连开往北京的火车。学院造反派们派了十几个人去火车站检票口堵截，可是郑仁君早算到了他们会有这一招，他与同学们从货场上的车，造反派们在检票口连个人影也没见到。学生们见郑仁君带人走了，也三五成群结伴大串连去了，没几天，学院里仅剩下几百名教师员工。他们也没闲着，一部分教师员工成立了一个名叫“杨运兵团”的造反团体，开始批斗走资派，另一小部分教师员工反对他们批判走资派，成立了一个追穷寇战斗队，后来被称为保皇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