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篇19、20

　　十九
　　钟可下午从灵泉庄出来，就直接去了琴秀家。灵泉庄的变化对钟可的震撼太大了,他要与琴秀好好交谈，看怎样急起直追，不然两个村的差距就更大了。可走到琴秀的家门口，却见门上挂着一把锁。
　　正着急要找人询问之际，就见走过来一位年轻后生。钟可看着眼熟，就是叫不上名字来。那位后生却认得钟可，不等他开口，便主动说道：“钟叔叔，您是找杜书记呀？她刚去了村委会，这会儿可能还没走到呢！”钟可说了声谢谢，就往村委会赶去。
　　那后生说得没错，琴秀也是前脚进门，刚拿起电话准备打呢！见钟可从后面赶来，便放下电话热情地说道：“我就说晚上要到你家去专门拜访呢，你倒赶先来了，走，咱们这就回家去！”
　　琴秀嘴里这么说，脚却不挪步。钟可就开玩笑地说：“现在又不开会，你一个人跑到村委会干啥？莫非就为了打这么一个电话！”琴秀苦笑着说道：“不怕你笑话，就是为了打这么一个电话。咱村比不上人家灵泉庄，全村就这么一部电话！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就等我打完电话，咱再走！”
　　
　　琴秀是给农业银行打电话，专门说打深井要贷款的事。电话打得时间可不短，足足有半个小时。琴秀为了争取贷款，说尽了好话。可那头接电话的人却始终不答应，绕来绕去总是那么几句话：你们村的情况我们了解，类似的情况还有三个村，目前解决不了，我记住这个事，以后有条件，一定解决。琴秀打完电话，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便坐在那里发起呆来。可能是在思考别的什么门路。
　　钟可见琴秀是为这事发愁，就把在灵泉庄听到的情况对琴秀讲了。琴秀一听这话，就像一个泄气的皮球又刚被注满了气，从椅子上“砰”的一下就弹了起来。
　　意外的消息使琴秀喜出望外。她激动地说道：“你这位老同学可真的够意思，我们还没向他开口，他倒替我们想到了。他在灵泉庄当书记，不仅是灵泉庄人的福气，连周围村的人都跟着沾光。我们在一起打交道共事，他从来都不藏着掖着。像他这样的好人，应该调到县里省上去当大官，给咱们平民百姓办更多的好事！”
　　琴秀的话是对易豪发自内心的赞赏与佩服。钟可这时才真正感到，易豪上午所坚持的正确意见，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没有泾渭分明的品格风范，是不会做出那种决定的！
　　忽然，钟可发现在对面的墙上，竟还残留着一张文革前的什么领导小组人名单。虽然那张纸已经破烂得残缺不全，但还可以辨认出一些人的名字。邓龙、琴秀和钟可的名字，就依稀可见。钟可看着看着，不由地就发起呆来。将近二十年都过去了，这张纸竟还能保留着，这本身说明了什么呢？
　　这绝不是应该保留的革命文物，因此钟可无法兴奋得起来。这张纸之所以还保留着，主要原因恐怕要归功于“落后”了。村委会就是原来的大队部，几十年不维修，早已破旧不堪。平时也没有几个人到这里来，现在成立领导小组的事本不太多，就是上面再三要求成立的，到村里也只是说说而已。你不再贴新的，旧的就永远保留在那里，由着它去自生自灭。习惯的力量，既根深蒂固，又难以割舍。“人民公社”取消多年了，至今许多人仍习惯地叫公社、大队、生产队，就连没经过那个年代的小后生都跟着叫。越是变化不大的落后地方，叫过时名称的人就越多些。钟家村比灵泉庄明显要多得多。
　　
　　钟家村其实变化也很大，钟可这次回来一进村，就明显地感觉到了。巷道原来被拆成破烂一片，一直杵在那里，现在已经开始修建了。听说还办了几个小厂子，发展的势头也不错。但与灵泉庄一对比，就看出了差距，感到了落后。
　　钟可望着邓龙的名字，还在继续发呆。邓龙的形象在他的脑海里，同样是那么的根深蒂固。他已经走了三年多，但他在钟家村的影响还特别深刻而广泛。由于他在钟家村执政多年，由于他的耿直正派，由于他的非正常死亡，也由于社会潮流的前后反差，这种影响，有时会变得比他活着的时候更强烈、更有号召力。钟可回来短短的一天时间，从接触不多的一些人的言谈中，就感觉到了这种影响。
　　琴秀知道钟可又想起了邓龙，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们的老书记，他自己倒是利索地走了，图了个清净，什么事也不用再犯愁。但却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出下了许多难题。我们现在要想干个事，可真叫难啊！有个什么新想法、新动作，还没等干起来，就有一些人站出来说三道四。而且全都是打着老书记的旗号，老书记好像一下子成了神仙，会预见百世万物的。我们如果要继续坚持干下去，就是对老书记的大不敬，就是一种背叛！我就奇怪，原来有些背后说老书记坏话的人，如今却信誓旦旦地维护着他的威望！说起来还真有人把老书记当作神灵来敬的，不少老头老太经常到他的坟前烧香问事、祈求保佑……”
　　一谈起邓龙的话题，他们俩都觉得异常的沉重。屋里的空气仿佛在凝固，时间似乎都要停顿不前。钟可体验到了从来未有过的窒息与压抑。他朝琴秀望去，见她与自己一样，同样经受着精神的煎熬与折磨，脸上流露出的痛苦与矛盾表情，比自己要严重得多。
　　
　　钟可再也无法沉默了。他把自己经过苦苦思索的结果，告诉了琴秀之后，十分动情地说道：“邓龙书记是你我的老领导，对我来说，尤其有着知遇之恩。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恩德，永远也不会去诽谤他。但是他的悲剧和教训我们必须汲取。我们不能因为爱戴他，就墨守成规，裹足不前。他的悲剧再也不能在你我身上发生！……”钟可说着说着，眼圈就逐渐发红，最后竟泣不成声了。
　　琴秀受钟可的感染，联想在工作中受到的羁绊，也难过地失声痛哭。她已经四十出头了，一直没有生养过。丈夫又在外地工作，平时家里就是她一个人。现在她很想与钟可好好交谈一番，彻底从矛盾、忧虑和封闭的阴影里走出来。
　　琴秀要把钟可带到村里唯一的一家小吃铺去。她主要是想找个说话的地方，同时也借机招待一下钟可。钟可肚子现在还是饱饱的，但盛情难却，只好跟着去了。
　　路上不知咋的，钟可突然想起了韩修身，就向琴秀打听起他的情况来。琴秀苦笑着说道：“修身也是咱村的一个现世活宝。前多年四处游转，已经把房屋全部卖光了。他还真的当了几年和尚，后来听说忍耐不住清净，就又还俗了。回来之后，就住在村外地里的一个窑洞中。分给他的责任田，他全部承包给了别人。如今他给人打短工，干在谁家就吃在谁家。反正是单身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倒也自在。修身当了几年和尚，不知经念得咋样，倒是学会了化缘。方打圆几十里间的红白喜事，没有他不知晓的。只要时间上不互相冲突，他是一场也不拉的。说起来他的命运真是不济，亲老子的光没沾上一点不说，还受了许多牵连。如今改革开放了，他那在台湾的伯父，却还是没有一点音信。如果真能回来个有钱的台商，咱村不是也能跟着沾点光吗！”
　　钟可迎合着琴秀苦笑了一声。脑子却在想，跑过去的人，不见得人人都是富翁。即使都是富翁，中国大陆这么大，撒在全国的大地上，每个村也绝对摊不上一个。其实修身本来就不把这些当回事的，如果他想沾父辈们的光，从小也早就去了城市！他是不知哪根筋抽的，太怕跟他们沾在了一起，才变成如今这个样的。
　　
　　琴秀一到小吃铺坐下，就把开饭铺的快嘴二嫂喊到跟前吩咐：“可着你的所有本事和材料上！我们在这里说话，你做好了就快往上端。”
　　他们坐下还没说几句话，饭菜也没做好，就听见大喇叭广播找人。找的竟是钟可，让他赶快回家，家里有急事。大喇叭里传出急促的声音，连着广播了三遍。钟可只得抱歉地告辞，快步往家里跑。
　　回到家里才知道是贤惠来了。贤惠是带着专车来的。母亲这时正在不住声地埋怨贤惠：“今天是多好的机会，开着专车来，却只坐着一个人！怎么不把可贤娃带着一块来，也不与孟连一起来。每次来都拿这么多东西，我不稀罕！我是想见孙子呢！……”
　　贤惠笑着解释说：“可贤正上着学，孟连也上着班。我明天有事要外出，今天挤时间赶着来，走得急，就没叫他们。下次一定把他们带来！”母亲也笑着回敬道：“下次、下次，那就等着下次吧！你不知说了多少回下次啦！”
　　梅花一见钟可回来，就抢上前问道：“你不是说去琴秀家吗？怎么她家挂着个锁，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害得我四处找不见，只好用大喇叭喊叫！”钟可简单地回答了几句，就坐下与贤惠说话。
　　原来贤惠明天又要去南方出差。今天抽空带专车来，主要是拉钟可他们准备托运的行李。大的行李一托运，他们走时就轻快了。钟可昨天亲眼目睹了贤惠被围的情形，今天见贤惠依然从容不迫，在紧张之中还为自己考虑得如此周到，心里不禁对贤惠充满了佩服与敬意。同时也觉得给贤惠添了麻烦，很是过意不去。
　　没多说几句话，贤惠就急着要走。母亲与梅花说什么也不让，非叫吃了饭再走不行。贤惠怎么解释，母亲都是不从。贤惠为难地用眼睛求助钟可，钟可也很想让贤惠多呆一会儿，吃了饭再走。但他能想象出贤惠有多忙，有多少事在等着她去处理！于是就说：“她也不是外人，急着走肯定是有急事。咱们快把行李装上，让她走吧！”贤惠没再吭声，只是快速而深情地朝钟可望了一眼，便去张罗装行李了。
　　二十
　　钟可跟车把贤惠送出村口，看着贤惠的车不见了踪影，才往回返。但刚走了没几步，却碰见了文革期间的副主任张有才。十多年没见面，他已经衰老得变了模样，倒像一个老瘦猴子一样，滑稽可笑。钟可开始没看清是他，是张有才撵上来打招呼，才认出来的。张有才握着钟可的手，连声讨好地说：“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就看你有出息，能成气候。如今果然当了大官，证明还是我的眼光准。那时我就一直在重点培养你。”钟可听着这些变味的肉麻的话，就不由想起自己像做贼一样，跟着他去大队小灶吃油饼、他偷偷摸摸喝酒的情形。
　　这个张有才，在当时的农村，应该算是个有本事的人。可就是好吃懒做，为人刁钻。其中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邓龙预见得很准，钟可当兵走后不久，他就下台了，并成了新的批斗对象。钟可多年来，对他的感觉是特别复杂的。一直是把他作为一面镜子，时常提醒着自己。
　　那年，钟可到八连当指导员，刚去就遇上过节会餐。他与连长到各班挨个敬酒，十二个班敬下来，他就喝了十二缸子红酒。结果酩酊大醉，吐了个一塌糊涂。后来连长说他太老实，但他心里却不以为然，觉得对战士就应该实诚。
　　可会餐过后，他就与连长商议，给干部定了约法三章：不准侵占战士利益；不准搞特殊喝酒；不准用连队伙食费招待客人。并在军人大会上予以宣布。钟可决心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抵制住吃喝歪风。约法三章实行后，战士们一片欢呼声，干部们逐渐也能自觉遵守。
　　他当教导员后，又把约法三章带到全营。一个星期天，他转到七连，正撞上七连长与几个老乡在喝酒。他们把窗帘拉得严严的，也怕战士看见提意见。钟可一推门进去，他们就傻了眼。七连长酗酒的毛病很深，为此挨过不少批评。他每次都是虚心接受批评，行动上却改不彻底。钟可见此场面，气就不打一处来。二话没说，上去就把桌子给掀翻了。七连长一边急着做检查，一边就要收拾残局。钟可把他挡住了，要他把指导员找来，召开正副班长会议。先参观现场，再讨论处理意见。
　　正副班长会议正在进行，营长打来电话说，李副团长到了营部，要马上见他。钟可只得先做了几点指示，立刻赶回营部。到了营部，却见李副团长已经是醉醺醺的，但还不住地喊着要喝酒。营长这是没办法，才喊钟可出面的。钟可从心里厌恶这种德行，但人家是首长，总得客气点。
　　说了几句闲话，李副团长还不见酒菜端上来，就不高兴了。他阴阳怪气地说道：“咱是个副职，又是被撤过职的，没资格让你们招待。钟教导员又是出名的表率榜样，可不能破了你们的规矩。”营长这时给钟可直使眼色，意思是让炊事班简单弄几个菜，应付一下。钟可实际上也在犹豫作难，但看见营长的眼色，却坚决地摇了摇头。
　　李副团长越说越离谱：“你们别在我面前假装正经，老子过的桥，比你们走过的路多得多。今天我非在这里喝酒不行！”说着就要直接去炊事班弄菜拿酒。营长好劝歹说，才把他挡住。可他一坐下，就使劲拍着桌子，破口大骂起来。
　　
　　钟可刚刚在七连因为喝酒掀了桌子，现在又遇见这么个不讲道理的首长，忍不住也动了肝火。一用劲，把个带抽屉的办公桌就推倒在地，茶水泼了李副团长一身。推倒了桌子，钟可看都没看一眼，摔门就走了出去。
　　这一来，钟可的名声大振。全师上下都知道，一团有一个掀桌子教导员，这个故事直到现在还流传着。开始是赞扬着传颂，现在已经是当笑话说了。而且越说越走样，有好多种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是这样演绎的：
　　说那天李副团长回去，就找团长告状。团长明知李团副不对，但为了息事宁人，就在家里摆了一桌。把钟可叫去，让俩人握手言和。谁料李团副仗势撒野，钟可一怒之下，又把桌子掀了。政委得知后，非常生气，就立即召开党委会处理此事。会上让俩人各自作检查，钟可首先不服，说这是不坚持原则，李团副趁机指责钟可骄傲自满，气得钟可无法自制，就把会议室的长条桌子掀翻了。钟可带着一肚子怨气回到家里，家属已经听说了这一系列的动静，顺口埋怨了几句。钟可就不由分说，又把桌子给掀了。
　　营长很支持钟可，俩人配合默契。他建议继续行动，从他们营开始，凡是在家喝酒的，都把桌子掀了。于是俩人立即开始行动，挨门查看，一气掀了十五个桌子。他们俩人越掀越觉得过瘾，越觉得该掀。就索性把全团的家属院都查了个遍，总共加起来，整整掀了一百张桌子。他们把战绩立刻向政委报告，并请示要继续扩大战果，在全师范围内采取行动。政委一听，吓得说话腔调都变了：“好我的钟教导员，我求求你，你们千万别再掀啦！在咱们团，我可以支持你，包涵你。到师里我可就保不了你啦！闹不好，我们俩一起完蛋！”钟可他们这才停止了战斗。
　　
　　这些笑话钟可都清楚，有的就是当着他的面加工润色的。大家哈哈一笑了之，他心里却不是个滋味。如果现在真的要再掀桌子，实在是太多了。他不仅一个人忙不过来，肯定还会犯众怒，成为孤家寡人的。因为形势变了，公款吃喝已经不算是什么大问题。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见惯不怪了。钟可当团政委后，就没有再把约法三章带到全团。他只是洁身自好，对班子成员严格要求。做不到的事情，他决不去唱高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