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篇20、21

　　二十
　　第二天上班后，陈处长领着钟可去罗部长的办公室。钟可从未见过罗部长，但听过不少关于他的传闻。据说罗部长是个老资格，在井冈山时期，就当过红军俱乐部的主任。建国后被授予中将衔。文革中一直靠边站，受批斗时几颗牙都被打掉了。他是最近才“解放”出来，恢复原职务的。
　　一上到部首长们办公的三楼，楼道就铺满了猩红色的地毯。脚走上去，一点声响都没有。整个楼层都是静悄悄的，连空气都充满着神秘的气氛。钟可的神经立马就紧张起来，他跟在陈处长后面，机械地朝前走着。
　　钟可跟着陈处长，进了一个开着门的大办公室。那办公室可真叫大，简直就是个会议室。靠里的一整面墙，全是书橱。书橱前是一张很气派的大办公桌。宽厚大气的皮沙发，顺墙摆了一圈。已经有七八位首长模样的人坐在那里。钟可跟着陈处长就坐在靠门边的沙发上。陈处长自然地靠在沙发的后背上，朝各位首长笑了笑，没有说话。钟可只是把屁股放在沙发沿上，拘谨地把头微低，眼睛茫然地盯着红底白花的地毯出神等待。他能感觉到，首长们都不经意地撇了他一眼，又继续他们各自的低声交谈去了。钟可也注意到，居中的两个沙发还空着没人去坐。
　　忽然，人们都站了起来。办公室又出现了两个人。原来里面还有个套间，他们就是从套间里出来的。走在前面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身着崭新的军装，面带和蔼的微笑。人们像众星捧月一样，把他让到居中的沙发上落座。后面跟着的大概是秘书，他没在沙发上就坐。而是转到居中沙发的背后，坐在专门设置在那里的一个小桌后面。
　　罗部长落座后，先是一阵爽朗的大笑。之后感慨地说：“主席说得好啊，我现在是‘桃花园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今天就是想听听最基层的声音，大家就陪我一起享受吧！那位小鬼来啦吗？”
　　陈处长赶紧起身介绍，罗部长就招手要钟可坐到靠他的那张沙发上，陈处长示意钟可快过去。钟可只得起身过去，仍然是把屁股放在沙发沿上，很不得劲。
　　这种阵势，钟可从未经历过。他不能像昨天与陈处长谈话那样放松。昨天晚上准备的那些腹稿，似乎一点也派不上用场。一问一答式的谈话，让钟可很被动，罗部长也觉得不过瘾。还是罗部长打破了僵局。他说：“小钟啊，我在你这个年龄时，已经当团长了，打的仗都数不清了。如果现在让你当团长，你照样能行，时势造英雄嘛！你不要拘束，随便谈，我什么都想听，哪方面的情况都需要了解。我们就像聊天一样地漫谈。好吗？”说着话，他就走过去，把钟可拉起来，让他在沙发上坐踏实，继续说道：“主席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今天在坐的，就数你的职务低、资历浅，也就数你最聪明。我们都是你的小学生！大家说，对吗？”说罢，又朝着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其他首长也就跟着一起大笑，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钟可拘谨紧张的心理也随之被打消，他仔细地观察各位首长，他们都把目光集中在罗部长身上，脸上表情也是随着罗部长的变化而变化。但神态又是各异的，多数是怀着一种热切的期待，个别一两位似乎只是一种勉强的应付。
　　接下来的谈话就轻松多了。钟可说话中间，其他首长有时也插那么一两句。尤其是政治部的首长，把他们团的几位领导的情况，向罗部长作了较详细地介绍。钟可从中也觉察到，罗部长对他们团的领导并不熟悉。只是对黄主任印象深一些，他还记得，那个“小黄”在总部警卫连当连长时，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不讲一点面子。有一次在大门口，还挡了他的车呢！对孙政委的印象很模糊，想了好半天，才含糊地说：“他是不是在哪个部当过协理员呀！”
　　气氛一活跃，时间过得就特别快，不知不觉就是两个多小时。这时，秘书凑到罗部长身旁，附着耳朵耳语了一会儿。只听罗部长“哦、哦”了两声，秘书就对大伙说：“谈话就到这儿吧，部长还有个重要的会要去出席。”
　　罗部长站起来与钟可握了握手，就由秘书陪着进了里屋。之后，其他首长也依次与钟可握手，握毕便鱼贯而出。等首长们都走完了，陈处长才与钟可准备离开。这时，秘书又走了出来，手拿着一张纸，对钟可说：“这是刚才罗部长的四条指示，回去以后，尽快向常委们传达，认真贯彻落实。”
　　
　　回到陈处长的办公室，他们才认真看起罗部长的四条指示。这四条指示的大致内容是：第一，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第二，要搞好班子团结；第三，要努力抓好战备；第四，要搞好整顿。钟可感到最敏感最要命的是第四条。在第四条里，竟点了孙政委和李副团长的名。批评孙政委营造个人小安乐窝，养狗养花和用公家木料做家具。指责李副团长酗酒滋事，简直成了“酒团长”。
　　钟可清楚地记得，从头到尾的整个谈话，一点也没涉及到这些问题，罗部长更没说过批评之类的话。这些所谓的指示，是从哪里来的呢？钟可现在似乎才明白那么一点点，原来许多大首长的指示，乃至更高首长的指示，难道就是这样造出来的？！他虽然心里这样想，但嘴上决不敢随便这样说。
　　钟可发愁的是回去如何传达呢？他觉得孙政委其实是个好领导，就是有养花养狗的嗜好，做家具的事他并不清楚。难道这就成了营造安乐窝？李副团长确实有酗酒的毛病，在全团上下口碑不好。可这些事，他们在谈话时都没涉及到呀！
　　
　　陈处长看出了钟可的难处。把这个年轻人无端地牵扯到矛盾的旋涡中，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他得给小伙子出主意，并承担所能承担的责任。他安慰钟可说：“我负责把谈话情况给你们黄主任说清楚。你回去先向黄主任汇报，如何贯彻落实，由他向孙政委去说。”陈处长还告诉钟可，罗部长指示中点的那些具体事，都来自上访的信件，你们团的告状信可多哩！大都是告孙政委与李副团长的。孙政委也是个老资格了，怎么连阵都坐不住呢！
　　二十一
　　钟可返回部队时，不带绝密文件，也就没有资格再坐软卧。当然他更不会自己花钱去坐软卧，他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买一张软卧票呢！
　　但当他踏进硬座车厢时，却感到情况与来时大不一样。不仅整个车厢整洁利落，而且服务员的态度特别热情。帮你放行李，给你倒开水，还不停地征求意见。钟可打听后才知道，是铁道部刚换了新部长，全系统已经开始了整顿。这正是整顿整出的新气象！
　　这本来是件可喜的好事，钟可应该非常高兴的。但一想起那四条指示，就像手中捧着个滚烫的山芋，怀里揣着一本难念的“经”一样，那能高兴得起来呢！这会儿的钟可，被那四条指示折腾得心烦意乱，吃饭无味，睡觉不宁，对周围的一切似乎已经麻木不仁了！他倒不怎么急切地盼望火车正点，回去也是没有好日子过！但他也很清楚，躲得过初一，还逃得过十五？是福是祸，随它去吧！反正自己没做亏心事，问心无愧。再说还有陈处长做证呢！钟可就这么忐忑不安地回到了部队。
　　黄主任已经接到了陈处长的电话。没等钟可开口，就把一切责任拦到自己身上。他让钟可把罗部长的四条指示交给他，由他去向孙政委和党委汇报。并一再嘱咐钟可，不要有任何思想顾虑，只要好好工作就行了。钟可的心总算放下了那么一点点。
　　
　　回到部队已经几天了，与孙政委也打过几次照面。孙政委还是像往常一样，对他笑嘻嘻的。钟可每次都想找个话头，与孙政委说说去总部的情况。但想到黄主任的嘱咐，就又把话咽回去了。
　　就这样很平静地过去了多半个月。忽一日，政治处的刘副主任找他谈话，说党委已经决定，免去他的党委秘书职务，去三连任副指导员。并说这是有意识地培养青年干部，让他到基层去锻炼锻炼。
　　钟可一下子就愣在了那里。心里忽然开了点窍：怪不得昨天开常委会不让他做记录呢！他心里也清楚，三连已经有两个副指导员，他去了只是个摆设。按正常情况，政治机关的干部下基层去任职，一般都提职，最差的也要当个连队的正职。他知道，这都是去总部被罗部长召见惹下的祸！
　　钟可也知道刘副主任是例行公事。但他奇怪，黄主任为什么不出面呢？后来才闹清楚，黄主任昨天突发心脏病，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钟可赶到医院看望黄主任时，病情已经趋于稳定。黄主任见了钟可，不由地就掉下了眼泪。他只对钟可说：“去吧，不管在哪里，都是为党工作，一定要好好干呀！”
　　钟可的重新任职公开之后，许多话才传到他的耳朵，使他对孙政委有了重新的认识。一些老同志告诉他，孙政委的心眼小得很，对谁都怀疑。别看他成天见人笑嘻嘻的，心里不定想什么呢！他这人虽然很少与人争吵，但从不与人交心。在全团就数与黄主任的关系好一些，他们过去都在总部机关呆过，又都是南方老乡。但这次因为你的事，俩人也闹翻了。孙政委对你的看法大着哩，如果按他的意见，是让你下去当排长。黄主任怎么解释，他都听不进去。气得黄主任在常委会上拍了桌子，当场引发了心脏病。钟可听着这些话，直觉得毛骨悚然。
　　孙政委见了钟可，仍然是笑嘻嘻的。但钟可总觉得这笑脸中有很多种意思。有讽刺，有奚落，有警告，有挑衅，最终是一个意思，对你的不信任！钟可很想找孙政委开诚布公地谈一次。但又觉得不能谈。与他谈什么呢？向他表白，能说得清吗？人家又没找你说这件事，你怎么去向人家解释呢，难道自己真的做了什么亏心事？
　　钟可虽然问心无愧，却一直没有机会能说得清楚。他第一次受到了误会的伤害，而且这是涉及到人品的误会。一个人的品德遭受怀疑，是最痛苦的，也是最无奈的。消除误会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坦诚地沟通。但这种沟通，需要双方的坦诚。单凭一方的坦诚，反而会适得其反。看来只有保持沉默，让时间去证实一切去吧！有时他也站在孙政委的角度去想：也别全怪人家孙政委小肚鸡肠，明明就是你钟可去了一下总部，又受到罗部长的召见，才有了这四条指示的，你能脱得了干系吗？人家不怀疑你怀疑谁？
　　
　　钟可在痛苦的煎熬中，对“误会”一词，有了切身的感受与理解。尽管误会的双方也许都是好人，双方也许都受到了伤害，但产生误会的原因，却是由小心眼的那一方而起。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总觉得你在有意害他，成天疑心忡忡的，对谁也不相信。其实这种人一生都很可怜，不会有知心朋友，总是在自己编织的疑阵中痛苦地挣扎。
　　钟可进而想到，如果误会的一方，是普通的老百姓，倒不太要紧，什么时候消除都无关紧要。可怕的他是一位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这时候的误会，就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简单事，而是加杂着权力的力量了。
　　军队的整顿很快也开始了。他们团整顿的结果，是孙政委调走了，但到新的单位还是政委。李副团长降职了，成了副参谋长。李副团长在整顿期间，曾专门找钟可说：“你得讲话呀，孙政委打击报复你的事，全团上下都清楚。我已经在会上提了，你抓紧写个材料上来！”
　　钟可真没想到，这位凭借孙政委的赏识而上来的“火箭干部”，竟对自己的“伯乐”来了个落井下石。钟可没好气地说：“让我下连队当副指导员，是党委决定的，你也是积极赞成的，怎么能是孙政委打击报复呢？”
　　钟可感到遗憾的是在孙政委调走时，他们都没有机会沟通。这种误会不知等到何时才能消除！
　　孙政委走了之后，又调来位杨政委。黄主任也病愈出院了。一天，黄主任找钟可谈话，又要让他回政治处工作。钟可在黄主任面前一点都不拘束，就半真半假地说：“我可还是老样子没变，怎么以前不称职，现在就又能用啦！”黄主任随即训斥道：“你小子别不知好歹，为你的事，我与孙政委都翻了脸。生气引发了这心脏病，差点没有要了我的命！”
　　钟可在连队停了一段时间，对基层确实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是真心想在基层工作的。黄主任听了他的陈述之后，就没有再勉强。时间不长，钟可就被任命为八连的指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