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篇18、19

　　十八
　　第二天，他们一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凤城。先去火车站。一看，只有晚上的车次。就买好车票，把钟可要带的东西存好,然后俩人相跟着，去寻贤惠家。贤惠家并不难找，在百货公司最后面的一排破房里。那排破房，可能原来当仓库用,她家只占其中一间。屋子里用砖头木板支着的一张大床，就占去多一半的地方。靠窗头摆一张三屉桌，靠床边是吃饭桌。整个屋子满满当当的。来人稍稍多一点，就得坐在床上。再多了，只有站在外面。外面搭了个小棚，供做饭用。梅花心想：说起来是在外面干事，觉得挺荣耀！就这么个小破住处，真还不如在农村种庄稼哩！
　　正好是星期天，一家三口都在。贤惠忙给钟可与丈夫孟连作了介绍,钟可也把梅花向他们介绍一遍。见有个三岁多的小男孩，好奇地站在一边不说话，就说：“告诉叔叔，你叫什么名字？”说着给孩子口袋塞了十元钱。没等孩子开口，贤惠就接过了话茬：“可贤，舅舅说错了！他是你舅舅，这是你舅妈。快叫！”
　　可贤听话地一一叫过。梅花这时也笑着说：“真是傻！亲亲的舅舅不当，让叫叔叔。差点连我这舅妈也丢了！”大家这才都笑着坐了下来。钟可顺手把可贤抱起来，解嘲地说：“再叫一声舅舅，舅舅以后就再也错不了啦！”其实他是有意说错的。现在见梅花高兴，他就又重复了一次。钟可急着询问工作的安置情况,贤惠就大致地说了说。
　　
　　贤惠他们对调到这里，已经三个月了。孟连是工人，相对好安排些，但也是这个月才上的班；贤惠算科级干部，档案转到人事局，又送到组织部。组织部一看档案，不是党员，觉得奇怪。以为哪里出了差错，专门找她谈话核实。她说没有错，就是没有入党。组织部就怀疑：没入党怎么能当百货公司经理呢？她怎么解释都不相信。还专门去外调了一次。证明无误后，才又把档案退回人事局，让人事局具体考虑。凤城百货公司的领导班子人满为患，贤惠又不是党员，根本就进不去。提出让她改行到妇联，她却坚持要干本行。就这样一拖再拖，几个月就过去了。
　　到前天，人事局才找她谈话，让她去一个大集体性质的公司当经理。谈话后她一打听，这个单位，就在远近闻名的曲巷里。虽然名字叫综合营销公司，实际却是由卖服装的个体户名义上联合起来的。公司一点实权都没有，原来的经理好几年都不上班，只有一个书记在那里撑着。整天就是管管卫生、收收管理费。个体户的意见也很大，整个曲巷显得很萧条。公司的办公室就一间屋，年久失修，快要倒塌，但就是没有经费修缮。那位书记倒挺热情，希望贤惠尽快去上班。
　　钟可听罢忙问：“你准备去吗？”贤惠正要回答，孟连在一旁接话：“别光顾说话，得准备饭菜啦！”贤惠急忙起身，安排孟连先上街去采买。孟连拉开抽屉，把里面的十几块钱都拿着，出门后又朝贤惠招招手。他们耳语了一会儿，贤惠在自己身上又翻了翻，也只有几块钱，就全交给了孟连。
　　孟连走后，他们又接着说话，但贤惠总有点神不守舍。刚才的这一幕，钟可都看在眼里。他在为贤惠目前的窘境，暗暗着急。其实十几块钱，买的东西也足够这么多人吃的。贤惠是想搞得丰盛一些，款待他们。于是他好像突然才想起来，说道：“我这几年一点肉都不吃的！可别让姐夫买肉，我这就给他说去。”贤惠果断地挡住他说：“你不吃，别人还不吃！我和梅花吃。梅花第一次来姐家，可不能委屈了她。”说着朝梅花笑着看了一眼。
　　梅花也仔细地打量起贤惠来。觉得这女子比自己大四岁，可看起来比自己还显年轻。现在处于困境，也显不出愁眉苦脸来，脸上气色那么红润受看。对人又是这么实诚，豁着家底地招待他们，心里是既有点小小的嫉妒，又特别的感激！钟可也觉得，贤惠这几年的模样几乎没变，就是稍微瘦了一点，倒是自己看着老相些。如果这时候俩人站在一起，让不认识的人看，肯定会以为：自己是哥哥，她是妹妹。贤惠看着他俩也想，钟可确实成熟了，不再是以前的憨弟弟了！梅花能跟着他，确实是她的福气。看样子梅花与钟可的感情很好，不然也不会跑这么远来送。
　　三个人一面各自想着心思，一面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话。不大一会儿工夫，孟连就买回一大堆食品来。他也不吭声，一个人先在外面做起来。贤惠赶忙出去，嘴手并举地忙着。梅花也起身出去帮忙，被贤惠挡住。朝屋里喊道：“哎！你带梅花出去逛逛街。她没来过凤城，你们逛上一小会儿就回来，咱们好吃饭。”于是，钟可与梅花就走了出去。
　　
　　其实街上并没什么好逛的。大部分商品都要这个证、那个票的，他们只能给家人买了些不要票证的小东西。并给可贤买了一套学认字的玩具。往回返的路上，钟可忍不住说：“我看孟连与贤惠不般配。作为丈夫，一点帮不了妻子的忙，够窝囊的！”
　　不料，梅花却反问：“什么叫般配？”不等钟可回答，接着又说“一个红花，一个绿叶，才叫般配呢！你嘴里是说孟连不般配，心里肯定也在说我不般配。只有你和你的贤惠姐姐最般配！”说话间就带出了哭腔。钟可没想到，就简单一句话，竟引出这么大的麻烦来。赶紧转换话题，哄着梅花开心。
　　饭已做好。贤惠见他俩高高兴兴回来，就张罗着开饭。饭菜确实很丰盛，还有一瓶红酒。可饭桌上的气氛总也热烈不起来，只是客客气气地让来让去。钟可觉得，没有贤惠第一次到他家时那么和谐，没有他们俩一起吃包子时那么痛快，也没有他们俩斗嘴后再吃饭时那么愉悦。更没有前多天与亦波他们边喝边吹时那么豪放。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贤惠目前正处于困境是不假，但这绝不是主要的原因。
　　他想来想去，才明白是因为增加了眼前新的俩人。他与贤惠不能当着另外俩新人的面，只谈他们之间的话题。说话要考虑方方面面，照顾面前两位新人的情绪。这次见面，他没有机会与贤惠单独交流，是最大的遗憾。
　　由此他想到男女有别的古训。尽管现在是新社会，男女平等，不再是授受不亲。尽管他与贤惠之间结下的友谊，是纯洁无瑕无可挑剔的。但现在如果稍有不慎，就会给面前这两位新人，造成误会和伤害。他与贤惠都要注意自己的身份，特别要顾及他人的情绪，并考虑外界的影响，同时也要防止情感的泛滥。从现在起，他们只能这样客客气气，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亲密无间。他与亦波他们几个，可以永远亲密无间。但与贤惠就不行。原因很简单，因为她是一位异性。
　　想到这里，钟可的鼻子不由得一酸，眼睛就潮润起来。他特别想大哭一场，眼泪看着就要脱眶而出。他急忙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顺便也擦了一把脸，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失态。钟可暗暗在心里盘算：回到部队，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立刻给贤惠邮一百元钱。
　　十九
　　钟可一回到部队，就找几个战友凑了一百元钱，立马到邮局给贤惠寄去。办完这件事，他的心才稍稍安了一些。但连着好多天，贤惠、易豪、亦波和韶民的影子，总是在眼前晃动着。脑子里的思绪，也是被他们几个人紧紧地缠绕着。他还沉侵在探家的所见所闻中，一时无法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钟可心里也纳闷，自己仅仅离开部队一个多月，回来后就对原来的一切感到既陌生又新鲜。
　　他虽然担任着党委秘书，在政治处算个“主力队员”。但他毕竟太年轻，还是个新手。他得尽快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把心收回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上。于是，他找出这一个多月上级发的所有文件，仔细地阅读起来。
　　文件没看之前，总觉得有神秘感。但看了几个之后，又觉得就是那么回事。大同小异，套话连篇。大多是引深批林批孔的通知和简报，没有什么太新的内容。忽然，他被中办发的一个简报吸引住了。这份简报刊登了邓小平的一个讲话，讲话也提了几句批林批孔，但主要是讲整顿。各行各业都要整顿，军队也要整顿。这可是个新提法，钟可忍不住就多看了几遍。有些他认为重要的内容还摘抄了下来。
　　
　　转眼就到了一九七五年的元旦。每个季度初，钟可都要到北京总部报一次实力统计。按规定报送绝密文件，是可以坐软卧的。但钟可年轻，不想摆谱，就想买个硬卧算了。但硬卧是何等的难买，想了很多办法，都没弄到票，他只得坐了硬座出发。没成想车上拥挤得一塌糊涂，通道上站满了人不说，就连座位前都挤着个人。钟可把文件死死地抱在怀里，不敢撒手，只怕文件被人偷走。如果文件丢失，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钟可情急之下，挤过去找服务员说明情况，看能否帮忙解决一张卧铺票。可服务员的态度特别蛮横，根本不理这个茬，劈头盖脑地就是一通训斥。被人无道理地训斥，本身就够窝火的。穿着军装让人训斥，就显得更狼狈尴尬。那个女服务员最后说：“你有钱坐软卧去，我看你是既没钱，也没资格！那你就在这里忍着吧，别穿了身军装就觉得了不起，在这里瞎咧咧！”
　　最后这几句话，倒一下把钟可提醒了。他本来就是可以坐软卧的，是自己为给国家省钱才不坐的。现在为了安全，也为了回敬一下这位服务员，他就气壮地说：“我就是要买软卧票，请你给办一下吧！”女服务员也不是善主，仍然是训斥的口气：“我又不是专门为你一个人服务的，想买自己去买，七号车厢办公席。你还没有到让人专门伺候的份上！”说罢，钻进列车员室里，把门“哐”的一声闭住。你再想与她理论，连人影也看不见了。
　　钟可只得忍气吞声地跑到七号车厢去买软卧票。软卧老百姓坐不起，一般干部没资格坐，因此票特别好买。他到那里很顺利地就补了票，去了软卧车厢。软卧都是包间，设施高档，安全舒适。与硬座车厢相比，简直就是两重天。钟可坐在那里，长出了一口气。刚才受的窝囊气，也排泄出去不少。
　　火车按正点应该是早上八点钟到，但这几年火车从来就没有正点过。这一次晚点得更邪乎，一直到下午五点多钟，才走走停停地到了北京。出站时不少人怨声载道地发着牢骚。钟可似乎已无兴趣再发泄了，他知道再怎么埋怨，也是无济于事的。
　　
　　他紧赶慢赶到了总部，已经是下班时分。再着急的事，也得等到第二天上班。其实他要办的公事很简单，第二天没用半个小时就办妥了。可就在他将要离开的时候，组织处的陈处长跑来找他。
　　陈处长着急地说道：“小钟啊，我还怕你走了呢！如果你走了，可就麻烦了。”钟可忙问：“有什么急事？”陈处长就说：“也不是十万火急，你如果真的走了，你们团就还得派个人来专门汇报。”钟可便问：“汇报什么？我可没接受别的任何任务呀！”陈处长也不为难钟可，就对他说：“你们黄主任说让你汇报，你可以亲自与他联系一下再定。”
　　钟可就手在陈处长的办公室，给黄主任挂了电话。黄主任的态度很明确：总部组织部门要多渠道地了解部队的思想动态，重点要了解领导干部的情况。让他不要有任何顾虑，实事求是地谈，知道多少就谈多少。同时告诉他，这不是正式考察，只是一般性的了解。
　　钟可心里似乎明白，这是黄主任对自己的一种信任，就没有再推辞。其实，钟可对部队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掌握。尤其是对领导干部的情况，只是表面的了解而已。他毕竟太年轻，在机关呆的时间也不长。
　　好在是与陈处长个别谈，他们平时就熟悉，不怎么拘束。谈话大约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先是陈处长提问，钟可回答。后来就成了聊天的形式，谈话的气氛很轻松。钟可感觉也没有谈什么具体的是非问题，更涉及不到什么原则问题。谈话结束也就完了。钟可打算晚上就乘车返回。
　　谁知到了晚上快要走的时候，陈处长又风风火火地跑来把他挡住，告诉他：“你快去把火车票退掉，总部罗部长明天要接见你，想听你谈谈部队基层的情况。他可是专门要听不是领导、不带材料和不作准备的汇报。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政治部首长已经敲定了。你不能有半点忧虑，也推辞不得。我看你还是得稍微准备一下，别到时抓瞎出洋相！”陈处长说着说着，连他自己也着急了。看来这件事的促成，是因他无意间的说话而起。对钟可来说，就不仅仅只是着急的事，简直就是心慌意乱六神无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