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篇5、6

　　五
　　钟可真正感觉到的天下大乱，还是一九六七年。
　　春节一过，从上到下开始夺权，相继成立起了革委会。钟家大队是贫协主任当了革委会主任。但出乎钟可意料的是，那个被邓龙撤职下台的张有才，竟当了副主任。贫协主任没文化，过去就不爱管事，实权就由张有才掌握着。原来的干部也不说免职，先靠边站着再说。钟可对这样的安排心里不满，但他没有发言权，只能干生气。
　　钟可自然也挂了起来，每天随着社员一起出工。一天，当了副主任的张有才把他叫到大队，让他与其他两个青年一起，整理邓龙的“反革命罪行材料”。他本来就看不惯张有才的德行，对他当副主任还装着一肚子的怨气。现在又让他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他当即表示反对。可张有才已不是原来的张有才，他拍着桌子，大发起雷霆来：“你真是个铁杆保皇派，下次批判邓龙，必须连你一起批判！”
　　邓龙知道后，托人转告他：千万不要再硬顶，参加也有一定的好处，他们这样胡闹的日子，肯定长不了！钟可这才违心地参加了。但钟可压根没想到，这时的大队革委会，竟然开了个小灶。
　　中午，张有才竟带着他们去小灶吃饭。饭菜挺讲究的，主食是炸的油饼，既有好几盘凉菜，还有几个小炒。桌子上放着一壶酒。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事。当时农村很穷，社员哪能看得惯这样的挥霍。钟可像做贼的一样，只吃了一个油饼就走了出来。张有才却一直吃喝到天黑，才醉醺醺地离开。以后每天中午，都是如此。钟可不想去，尽量地躲。几个年轻人也不好意思去，张有才就干脆不再叫他们。独自一人自斟自饮，过起了当年地主老财的神仙日子。
　　材料实在是难写，他们耗了十几天，仍然没有进展。张有才发了几次火，也不顶用。最后，他给大家出主意，照报纸上的抄，只要有帽子就行。钟可他们觉得，这倒是个懒办法。于是，空空洞洞地扣了些大帽子，才算交了差。
　　
　　革命再要紧，夏收谁也不敢耽搁。农村暂时平静了一些日子，但秋收秋种却是马拉松，县里和公社的两派还是斗得不可开交。这时县上来了解放军三秋工作队，要求两派必须停止争斗，全力以赴搞三秋。县里也给钟家村派来了两名工作队员，革委会又把钟可叫去，让编几个文艺小节目，配合三秋工作。钟可忙了几天，编了出来。其中一个短剧叫《误会》，说的是两派群众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消除隔阂，齐心协力抓革命促生产的事。
　　谁知两个工作队员鸡蛋里挑骨头，说这是把严肃的阶级斗争歪曲成“误会”，公然宣扬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许多年轻伙伴本来就对这俩人有看法，说他们违背上级指示，一下来就宣传派性，现在又在胡说八道，干脆也给他们写张大字报。
　　钟可头脑一热，不假思索就写了起来。他没有写什么别的内容，只抄了毛主席《愚公移山》上的一段话：我对两个美国人说，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定一个条约。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
　　写好后，几个青年人就把所谓的大字报。贴到他们住的门上。结果第二天，真的就把他们吓跑了。伙伴们都兴高采烈，只有钟可心里很别扭。觉得这完全是断章取义，是一种下作的手段。这是钟可在文革中，写的第一张大字报，也是唯一的一张大字报。
　　张有才遇见棘手的事，总忘不了钟可。一天，又把钟可叫来说：“红总县东分部（就是武斗队）让我大队出一名领导去当政委。我看你就挺合适。今天准备一下，明天就去报到。”钟可明白，这是派不出别人，才想到了他。这种事是万万去不得的。但又不能直接拒绝，只能称病拖延。张有才心里不高兴，却又找不出什么问题。从此，钟可真的患了头疼病。一见风，头就疼得受不了，而且眼前总有个黑点在晃动。于是，他轻易不出门。要出门，头上就包着个白毛巾，俨然成了一个地道的老农民。
　　不想县武装部却发了通知，要求全县基干民兵每周抽两个半天，进行集中训练。训练要做到“四个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科目，统一时间，统一服装。琴秀是民兵营长，钟可是专职教导员，这都是邓龙在台上时定下的。公社武装部长又专门开会，重新明确了一次。这样以来，钟可又有事做了。与琴秀一起搭班子，他非常乐意，也就积极主动得很。他收钱买服装，找木工做木枪，请复转军人教练，具体组织安排。一段时间里，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忙录着，成天也不着家，。
　　六
　　县上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不断升级，胜负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县城分红总与红司两大派，影响得全县上下都有了派别和观点。先是徒手交战，后来就用起了红缨枪，再后来竟扛上了长枪。一会儿是红总掌着权，一会儿又是红司夺了权。不过谁也不承认自己是保守派，都自称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
　　除过民兵训练，钟可还是躲在家里称病，对派性的事一概不问。可时间一长，免不了就心烦意乱。他常怀念起文革前的那段时光，似乎觉得那是他的一段政治蜜月。在那近两年的日子里，他与易豪、亦波、韶民一起学习、讨论和创作，后来与贤惠又几乎是形影不离。这两年，他完全变了个人样。不仅个子高了许多，而且长了很多见识。他深切地感到，自己多一半的知识，是出了学校门后才学到的。
　　
　　易豪分到一所小学教书，在县西的黄河边上，离家有近二百里的路程。一天忽然跑来看钟可，才知道又被调回县里，在原来公社高书记的手下干事。高书记如今了不得，是红司的二号人物。两个好朋友到了一起，本该说些知心话的。谁想没说几句，竟大吵起来。原来他们不是一个观点的，各持己见，互不相让。钟可本来早已不介入派性了，但遇见了对手，就由不得自己，又激动起来。易豪到底懂事些，先停了下来。钟可才觉得有些失礼，忙着转变话题。
　　其实易豪这次来，是专门向钟可通风报信的。公社会计季德仁如今也是红司派。但在相里公社机关，红司是少数，只有两三个人，还都是些不得人心的二百五。季德仁最近有个想法，要从钟可头上开刀，突破贤惠失踪的问题。贤惠失踪一事，开始闹腾了一阵，没弄出个结果。当时县上的当权派还管着事，就以不是正式干部为由，不予追究，做了了结。季德仁现在又翻出这件事，纯粹是公报私仇。高书记是个正派人，也知道季德仁的底细。得知此事后，一边劝阻季德仁，一边派易豪给钟可报信。
　　钟可听罢，特别激动，就指着易豪的鼻子说：“你看你们红司里，都是些什么人！净网络了些牛鬼蛇神，乌龟王八！”易豪不焦不躁地说：“那我与高书记呢，也是季德仁那样！实话告诉你，高书记与我过几天就要开路了，名义上去搞外调，实际上是不愿陷得太深。如今的形势，我们谁也左右不了。但总可以管住自己，不要去干坏事。干坏事总要得报应、受惩罚的。你还是防着一点，有思想准备为好。不过，也不要太紧张，或许高书记已经劝住了季德仁。”
　　送走易豪后，钟可心里更加烦躁。他翻出贤惠留下的那张纸条，反复地看，来回地琢磨。越看越想越思念贤惠，她现在究竟在哪里？在干什么？生活有无保证？安全与否？这一切自己都不得而知。钟可决定今晚给贤惠写一封信，明天就去贤惠家。如果能打听到详细地址，他就去西省跑一趟。如果打听不到，就托他们家人把信转去。
　　钟可想到这里，就立刻动起笔来。他拿出信纸，在上面写了“贤惠”两个字后，突然又停住了。别看他与贤惠如此亲密，但还真没给她写过信。原来给易豪他们写信，开头都称“亲爱的挚友”。按说也应用这种称呼，但贤惠是个女的，用“亲爱的”似乎不妥。只写名字吧，又难以表达他们之间的深情厚意。再说他们还有一层姐弟关系，这层关系把他们之间连接得更加密切。贤惠在他面前，有时姐长姐短的。他虽然心里十分认可这个姐姐，可从来没有当面叫过她一声姐姐。现在写信应该郑重地唤贤惠一声姐姐。
　　于是，钟可就在纸上接着写上“我的好姐姐”。下面该写什么呢？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问题要问，有许多事情要嘱咐。同时还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激情，要向她倾诉。
　　钟可情不自禁地先回忆起这几年的愉快交往，但写着写着，眼泪就涌了出来。因为这些都成了过去，随着运动的开始和贤惠的失踪，一切都不复存在。接踵而来的是各自的落魄，是苦苦的思念，是无奈的煎熬。眼泪打湿了信纸，模糊了字迹，搅乱了思绪。他无法再接着写下去，只好扯掉这一张，重新开始。
　　重新写的时候，钟可反而觉得没有必要写那些缠绵的情感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关键的问题是了解清情况，并让她有所准备。在这种思路的指使下，只写了不到半页纸，就没话可说了。他回头看了一遍，干巴巴的如同一纸公文、一篇告示一般。钟可奇怪，自己怎么笨得连信都不会写了呢！思前想后了半天，不得而知。最后，他不得不承认是心情问题在作怪。他需要好好地冷静。
　　钟可还没有学会抽烟，但现在却想到了抽烟。他记得哪个抽屉里，好像有半盒“羊群”纸烟。于是就翻箱倒柜地找起来，终于找见了。但纸烟已经快成了空的，一支烟能顶少半支。
　　他点燃了一支，还没用劲吸，火就几乎烧了自己的眉毛。没吸两口，一支烟就完了，他只好把几支烟接在一起吸。连他自己也奇怪，从来都不抽烟，今天怎么就想起要抽烟，而且抽起来是如此的美妙。抽了一会儿烟，他似乎已经知道该怎么写了。于是就伏在桌上，奋笔疾书起来。
　　钟可仍然是含着热泪写的，但他控制着，泪水一直挂在眼眶上，没掉下来。他也是一气呵成的，没有停顿，也没有丝毫忧虑。没怎么觉着就写了满满四张纸。直到落笔时，还感意犹未尽。他回头再看时，总体上很满意，只是读到其中的一段，脸不由得滚烫起来。这段话是：
　　我爱你已经很久很久了，也很深很深了，但一直没有勇气向你表白。这次出乎意料的突然分离，给了我敢于表白的机会。我希望你认真地考虑我的爱，恳求你一定要接受我的爱。我同时相信，你也是爱我的，而且爱得也是很久很久、很深很深。我们一定会再相逢，再会之时，我们不仅是好姐弟，而且是出双入对的恋人。
　　他忧虑着是否把这段话删掉，但最终还是没有删掉。因为他知道，如果现在信上不说，以后见面就更没有勇气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