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篇1、2

　　困惑篇
　　困惑，疑虑也，词典上如此说，细想也对。“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许多本来极正常的事情，却变得怪怪的，神秘兮兮的。让人们心里总觉得虚虚的，不理解，难踏实。于是，头脑里就生出不少彷徨、忧虑、焦灼和不安来。行为上也出现许多举棋不定、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和难以专注的怪态来。
　　但仅仅只是疑虑吗？回答是：否。最可怕的还是那个“困”字。困者，无奈也。本来已经是明白了的是非，清楚了的对错，知道了该做什么，该去怎么做，却不能去做，不会有所作为。这才是最可悲、最可气、最伤脑筋的。
　　好在人世间，有互相转化的规律。乐极生悲，否极泰来，是也。人们大可不必为困惑而困惑。因为困惑本身正孕育着清明与出路。
　　这大概才是“困惑”一词的真谛。
　　一
　　形势变化快得像天上的云彩一样，难以琢磨、预料和适应。说是文化革命，但并不只是文化艺术界的事。涉及到各个领域，许多头面人物被揪了出来。革命大批判，不仅城里人搞，农民也要写大字报。共青团系统抽调了不少人，去北京参加工作组。许多领导干部，像走马灯似的紧跟着形势，跟着跟着却不见面了。
　　会议明显的多了，但讲话都是照着稿子念。大队党团员几乎每天晚上开会，隔几天还要召开社员大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组织学习都是钟可的事。邓龙交代，在社员大会上要点名提问每个大队干部。不过事先要说好提问的范围，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公社的会也开得勤，多数是党团书记联席会。邓龙对钟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每次发言都要钟可写成稿，他照稿念。最简单也要俩人一起列好提纲，他是只怕说错话。
　　党中央的十六条发表后，钟可被公社推荐，参加县上举办的辅导员学习班，一去就是十天。会议的最后一天，已经是无法再正常进行了。县委李书记的总结讲话，多次被冲进会堂的红卫兵打断。街上也有许多带着红袖标的学生，在横扫牛鬼蛇神、清除四旧与封资修的东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他们都可以闯入。报纸上的文章，也充满了火药味，读起来让人心惊肉跳的。钟可真的闹不清，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自己到底是动力，还是对象？究竟应该如何去面对？他心里一点谱也没有。
　　他回到公社，正准备去汇报。贤惠又给他送来一个开会的通知。这次是参加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且是以文学爱好者、业余作者的身份去出席。贤惠取笑说：“你现在真的是‘红人’啦！”
　　大会是在离县城二十里的曲张召开。第一天传达文件，学习社论，准备批判稿；第二天小组发言；第三天大会声讨。声讨大会的场面庄严肃穆，充满着战斗的气氛。县委李书记也亲临大会。地、县两级的报社、广播站记者，举着照相机“咔嚓”、“咔嚓”地照个不停。钟可也在发言之列，但排在最后。
　　大会正在有序地进行，忽然后面乱了起来。许多带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年学生冲进来，直奔主席台。真像天兵天将从空而降，迅雷不及掩耳。为首的一个领袖人物夺过话筒，先喊出一大串令人吃惊、头懵心颤的口号。几乎把省、地、县主要的当权派，都列为打倒的对象。喊过口号之后，他严正地指出，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黑会，是走资派欲盖弥彰，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个会要立即取消，走资派要向全县人民低头认罪。不等他的话音落下，就有人把糊好的几顶高纸帽子，给李书记等几位领导带上。
　　那位领袖人物开始质问李书记。首先问：“这个会为什么不在县城开？”李书记回答：“为了让与会人员静下心，学好中央文件，把声讨会开成功。”又问：“为什么要指定人员参加，不让各单位选派？”又答：“主要考虑各界的代表性。”又问：“既然说代表性，为什么把红卫兵排除在外？”又答：“主要考虑红卫兵都是学生，不想影响你们的学习。这也许是我们考虑不周。”又问：“为什么发言要定调子？”又答：“没有定调子，如果非要说有调子，那就是中央文件上的调子。”那位领袖人物有些恼怒，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接着问：“你老实回答，你执行过资反路线没有？”
　　
　　李书记是一位既有水平，又幽默诙谐的领导，见这样一个劲地打嘴仗，觉得也不能太认真，就答道：“我执行的都是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是不是资反路线，你们最好去问中央。我不能回答。”领袖人物更恼了：“你老实交代，你有没有贪污行为？”李书记故意想了一会儿说：“有。还不少呢。不过我记不清楚，你们到会计那里查一查，让他把我这多年的工资算个数。你们就清楚了。”话音一落，引起哄堂大笑。许多学生也跟着笑起来。
　　领袖人物气急败坏，拍着桌子继续发问：“你老实交代你的生活作风问题！”李书记故意低着头说：“有。我与马英已经有十五年的男女关系。”声音虽然不高，但全场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引起了更热烈的笑声，再怎么制止也不管用。大家都知道，马英是李书记的爱人。
　　那位领袖人物再也无法问下去了。只好喊起口号，让红卫兵上去，把在台上就坐的领导全都哄下台。参加会议的人员一时还转不过弯，不知自己该怎么办？都在犹豫，还坐在那里不动，红卫兵就动手把他们推出会场。钟可随着人流走出会场，见外面还有许多红卫兵，打着各种名称的红旗。上面写着：“子教三娘战斗队”、“造反有理战斗队”、“北京公社”、“红旗大队”、“金猴翻天兵团”等等不同的字样。好像看见有的旗子上，还写着省城某院校的名字。红卫兵口号喊得震天响。“造反有理！”、“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欢迎回到革命路线上来！”。钟可的耳朵一直嗡嗡作响。在众目睽睽之下，也只能举着拳头跟着大家一起喊。
　　二
　　大会组织者早已不见踪影，整个曲张一片混乱。钟可他们如惊弓之鸟，仓皇逃离。到了大公路上，心情才稍稍平静。一旦平静下来，钟可就觉得可笑。堂堂一个县委，竟这样的不堪一击。看来一场大的暴风雨已经来临了，还将更猛烈地继续下去，谁也阻挡不住。这可能就是“大风大浪”，就是“经风雨见世面”，就是“过社会主义的关”。不仅自己躲不过，谁都跑不掉。
　　这样想着，刚才的惊恐心理已经淡化了许多。他似乎觉得在革命的特殊时期，就应该是这样的。就像列宁说的：正当两个人打斗的时候，你能说哪一拳是对的，哪一拳又是错的？脑子想着事，不觉得就到了县城。
　　
　　他拐到文化馆，想去看看骆老师。前些时候，他写的稿子被刊物退回。说是准备刊用，提了些具体意见，让修改好快寄去。为此他还与骆老师商量过。他们现在可以说是很投缘的忘年交朋友。
　　到了文化馆，整个院子静悄悄的。钟可喊了几声，才见骆老师从图书室里探出头来。见是钟可，也不说话，只是招招手让他进来。进到房里，钟可又是两惊。
　　首先看见易豪坐在那里。钟可奇怪地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怎么在这里？”易豪回答：“现在搞文化大革命，社教暂时停止了，工作团全部撤出，我们都住在招待所待命。闲着没事，过来与骆老师聊聊。”接着反问：“你慌慌张张的，从哪里来？”钟可便简单说了几句在曲张发生的事。易豪就接着说：“现在县委不怕干部，就怕红卫兵。我看他们以后真正怕的还是干部，尤其是这次参加工作团的干部。这些人里许多都是受过排挤的。他们正筹备成立造反组织呢！”
　　说着话，钟可见屋里一片狼藉，各种图书扔得到处都是，又是一惊。骆老师沉痛地说：“红卫兵上午刚来过。说是清理封资修，把许多书抢走了！说不定这会早烧掉了！”说着直摇头叹气。钟可蹲在地上翻着看，觉得都是好书，恋恋不舍地问：“现在还借书吗？”骆老师说：“你喜欢就拿吧。还说什么借！书到你那里，算是进了保险箱。”于是在易豪的帮助下，挑了满满三纸箱的书。他坚持打了个借条，交给骆老师收着。然后三个人齐动手，把纸箱放到车子尾架的两边和上面用绳绑好。
　　钟可对这意外的收获，心里窃喜。出门骑上车子，一个劲地往回赶。太阳快落山时，到了公社门口。他觉得肚子饿的咕噜噜直响，这才想起，已经快一天没吃一点东西了。于是就骑进公社大门，去找贤惠混口饭吃。可贤惠的门偏偏锁着。喊了几声，也不见贤惠出来。公社大院冷静得像一座空庙，阴森森的。
　　他只得出来，却见炊事员老王不知什么时候，一个人站在了大门口。一打听，才知道贤惠昨天下午就出去了，今天一整天都没照面。秦书记也不见面。其他人下乡的、回家的走了不少。剩下的都在后面躲着呢！钟可问：“躲谁呢？”老王答：“躲红卫兵呗！红卫兵一来，不光要吃要喝，还要找当权派的麻烦。只好让我这劳动人民，出头露面招待啦！”钟可这才看见，老王身边放着馍馍、米汤和一些菜。顿时喉咙里直往上泛口水。
　　老王已猜透他的心思，不等他张口，就拿了几个馍，舀了一大碗米汤和一盘菜端到门房，并一再嘱咐，让他快吃快走，红卫兵马上就要到了！
　　
　　钟可回到家，把三箱书搬到屋里，正准备打开来看，却瞟见桌上有一个大信封。拆开一看，是刊物编辑部的退稿件。内有一打印函，只有简短的几行字：
　　钟可同志：
　　本刊奉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开展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暂时停刊。您的稿件退回，请查收。
　　特表歉意，并致以革命的敬礼。
　　某某编辑部
　　六六年九月三十日。
　　钟可一下子愣在那里，头又是像在曲张那会儿一样，嗡嗡作响起来。浑身虚脱得直发软，半天想站都没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