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爷爷的书签

　　我看得出爷爷心里有多高兴，并知道他一定是为了能和自己的孙子我合伙写书而高兴。我何尝不是呢，为能和自己的八路爷爷合伙写书无不感到骄傲和自豪。有几个人能像我这样的幸福？不客气地说，真是凤毛麟角。于是我顽皮地向爷爷敬了一个军礼，高兴地说道：
　　“报告八路爷爷，新兵东方豹前来报到，请指示！”
　　爷爷也像真的一样，忙站直身体，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说：“像我东方龙的孙子，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我高声说道：“保证完成任务！”
　　爷爷交给我一张纸，然后坐下说：“这就是我们的作战地图，你就按照这个去执行吧！”
　　我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侵华日军罪行总录篇目设置，第一卷，侵华日军在东北犯下的罪行录；第二卷，侵华日军在华北犯下的罪行录；第三卷，侵华日军在华东犯下的罪行录；第四卷，侵华日军在华南犯下的罪行录；第五卷，侵华日军在华中犯下的罪行录。”
　　爷爷说：“你就按照这个篇目设置到史志里去翻找吧！”
　　我抬起头，看了看堆积如山的书房，眉头紧锁，迟疑了一下。
　　大概爷爷看出了我的为难情绪，说：“不用怕，别看书籍堆积如山，但实际上是井然有序，有条不紊。都和篇目设置的顺序一致，一个卷所需要的史志都挨在一起，一本都不会乱的。你查阅完以后，在哪里拿的，还放回到哪里去。因为别人还要来查阅资料，这样容易找得到。”
　　我如释重负，按照爷爷制定的篇目顺序，我第一个来到标有“东北”字样的书架前。从书架第一层的最北头取下第一部志书，我正要翻看目录，查找我要找的内容，志书自动打开了。我一看，正好是我要查找的侵华日军的罪行内容。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惨案跳进了我的眼帘：
　　
　　庄河廖香南、孙德馨惨遭日寇杀害 
　　廖香南、孙德馨系庄河县的地方士绅，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并组织起了抗日队伍。一九三二年农历二月初十，抗日队伍攻打庄河县城，并包围了县公署。在这次进攻县城的战斗中，廖香南是主要首领之一。孙德馨是主要成员，在县城内起了重要内应作用。对此，日伪当局对廖、孙恨之入骨，时刻在寻机报复。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四日晚，召集十一大区首脑及地方知名人士举行宴会，以请地方绅士议事的名义，先将廖香南骗到了县公署，接着又通知孙德馨去议事。孙与廖先后被日本人绑起来，并用棉花将嘴堵上。晚上十点钟左右，廖、孙二位爱国绅士，被绑架到庄河街南头林家茔的树林里，分别绑在两棵树上下毒手。日寇用刀从廖、孙头部脑盖骨开始，活生生地向下剥皮。二月的天气，地面尚未解冻，由于疼痛难忍，廖、孙将脚下地面蹬出了坑，惨痛的吼声惊醒了附近酣睡的人们。日伪还不解恨，又用刺刀在孙、廖的胸部各刺五六刀，廖、孙二位爱国绅士，就这样活活地惨死在日伪的屠刀之下。此事迅速地传遍了庄河镇，第二天清晨，人们都关切地奔向林家茔树林，到那里看到廖、孙面目皆非，鲜血染红了地面，惨不忍睹，个个潸然泪下。日伪害死廖、孙后，在第三天又派人将廖家的房屋放火烧掉。
　　庄河寇半沟惨案 
　　一九三二年四月初，日伪安东地区警备队在司令李寿山带领下，正在大东沟的龙王庙盘踞。有一天接到日军命令，让该队侵袭庄河寇半沟，“围剿”庄河抗日独立团。未等出发便遭到邓铁梅抗日自卫军袭击，李寿山大为恼火。没捉到抗日军，就把当地民众以“通匪”、“匪属”为名逮捕六十二人，用绳子联绑在一起，押解西行。四月七日到达高岭曲木房。这时驻守在寇半沟的抗日独立团在刘同先和王宝绪指挥下，于双塔岭前坡与日本守备队鏖战。抗日军凭借优势地形，把爬上来的日军打得焦头烂额。日军将死伤者装进汽车正欲逃跑，李寿山指挥一千多伪军从双塔岭后坡向独立团猛扑过来。抗日军腹背受敌，被迫撤退，不幸被俘200余人。四月八日，伪军把战俘带到寇半沟，关押在小学校教室里。李寿山就地设“公堂”，逐个动刑审讯。当地开明人士李德贤、寇永忱等冒着生命危险以身担保，保释出二百多人。其余六十多人都是在龙王庙捉来的，李寿山为讨好日寇，邀功领赏，拒绝保释。下午他从中提出三十二人，在背上插上“亡命旗”，拉到英那河畔，砍下头颅。剩下的三十多人下落不明。当天，日军驻庄河守备队由于前一天在双塔岭受挫，为了维护在庄河的统治，他们派出一个小队，乘一辆汽车，窜到寇半沟，从伪军司令李寿山的战俘里要来十名所谓的抗日军，把他们五花大绑装进汽车带走。过了双塔岭，正好遇上两个串亲戚的农民从山路上下来。日伪军大惊，以为是抗日军，围住搜身时发现二人都系着红腰带（二人系新婚不久），便诬称他们是大刀会的人，生拉硬拽地将这二人推进汽车里。四月九日晚饭后，日军将这12名无辜百姓拉到小河东村的树林里枪杀。并割下头颅，悬挂在街边电线杆上示众。
　　
　　我看了庄河发生的这两起惨案，扒皮，割头颅，太残忍了，心里不寒而栗。我正不由自主地想把这部史志放回原处时，忽然想到这惨案得复制下来。否则，爷爷的书还是没办法编写，我也不可能过目不忘。于是问道：“爷爷，这资料咋弄下来？”
　　爷爷说：“我这里有复印机，还有复印纸。你看后就拿过来复印两份，你一份当写抗日小说的素材，我一份用作编写侵华日军罪行录的资料。然后再把史志放回原位。”
　　我拿着史志走到爷爷面前去复印。爷爷说：“拿来我复印！”
　　我说：“还是我来复印吧，这史志书太重了。”
　　“谁说不是，常常翻阅地方志书，会累得手腕都疼。”爷爷看了看我说，“眼睛咋恁红，你心里一定太激动了！”
　　我嗓子有点沙哑地说：“日本鬼子太残忍了，扒人皮，砍头颅，简直就是没有人性！”
　　爷爷说：“比这更残忍的多的是，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把仇恨化作力量，写好抗日小说，教育更多的中国人，铭记历史，不忘国耻！”
　　我把复印好的日军罪行材料交给爷爷，又走去翻阅第二部史志书。我先把第一部史志书放回原处，顺手取下第二部史志书。我刚要去翻找目录，史志书又自动打开了。我一看，正是我要找的侵华日军的罪行内容。又一个地方的惨案出现在我的眼前：
　　
　　朝阳二车户沟惨案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日，日军一支武装部队侵入朝阳县羊山一带，并继续向南进犯。当日军进犯至二车户沟与龙潭沟交界处时，遭到当地的义勇军迎头痛击。六月二十三日，日军又从锦州派出一支武装部队，向二车户沟进发，实行报复。天上有飞机轰炸，地面上有轻重机枪扫射。由于当地群众武装坚持抗击，敌人屠杀二车户沟群众的计划未能得逞，遂退回锦州。日军仍不死心，同年秋的一天，又出动一支步兵部队，乘汽车进入二车户沟。汽车在下窝铺屯一停，就将村头场院上的庄稼和全村二百多间房子点着。因村民已跑光，幸免被害。十一月九日，又一支日本军队侵入二车户沟。人们听到汽车声响，便向四处逃命。正往地里送粪的杨玉锋、田风岐，还未等躲避就被日军开枪杀害。接着，日军把逃跑的村民从各处圈回来，给大家开会宣讲：“好人的别跑，跑的都是红胡子，就统统地打死……”。为蒙骗村民，稳住民心，散会后真的没杀人，开车离了村。时至十一月十五日拂晓，日军三辆卡车驶进了二车户沟村。车上六十多名官兵，手持大刀长枪，下车后挨门逐户搜查。搜出男人凡在十五岁以上的，见一个杀一个。有的是砍头，有的是刺刀挑，有的是枪杀。有的一人被砍十几刀，有的一人被打十几枪。不到三小时工夫，二车户沟全村的男人有五十七名被杀害。敌人撤走后好几天，被害者的遗体无人掩埋，后来是邻村人来帮助埋葬了。惨案之后，二车户沟村的遗孤剩寡难以度日，有的背井离乡，有一些妇女精神错乱，整天梦神闹鬼，不敢进屋睡觉，只好几户集居在一起住马架棚子，这个村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妇村”。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又拿起一部史志书籍，又一个惨案出现在眼前。
　　建昌药王庙惨案
　　日本侵华关东军大队长佐藤，为消灭辽宁省建昌县岭下一带的抗日力量，带领二百多名日军骑兵和二十几辆大卡车，于一九三四年农历十月的一天，沿着朝阳通往兴城的大路，开到建昌县药王庙警察署。由于有汉奸告密，并向日军提供了抗日义勇军首领和爱国志士名单，于是佐藤急不可待地下令侵袭了药王庙、鸡冠山、施杖子、响水甸子、锥子山等村庄，一连七天进行了残酷地烧、杀、抢掠。抗日义勇军营长李云阁和李长魁、杜大贵、赵万宝、赵小八、张老根等十七人被抓住。日军对他们施以严刑拷打，令他们交出枪支、子弹和义勇军名单。这些人宁死不语。气急败坏的佐藤，下令将他们押赴刑场。日军枪杀了这十七位志士后，并没罢休，又用铡刀将他们的头颅铡掉，还把喊口号的一位志士的心挖出来。尔后，佐藤下令立即召开了全警察署所辖的各村万余村民大会，将被杀害的爱国志士的人头摆在会场的高桌上。会后，佐藤又留下了日军官山田和杨翻译官，在药王庙一带以收缴武器为名，到处抓人。一九三六年农历十一月初三，又杀害了无辜的教书先生孟子升。还有不少村民，因没有枪弹可交，又没钱抵交，死在日军的枪口下。
　　残暴的集家归屯 
　　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清原一带，实行集家归屯。在归屯时，日军把蚂蚁沟十几户人家的房屋全部烧光。当火烧到亢舍贵家时，把屋内存放的鞭炮燃响。日军以为是武器、弹药。将亢舍贵抓到南山城，在“万人坑”砍了他的头。这次在“万人坑”旁丧生的有十二人，有砍死的，有活埋的。一九三三年春季，日军去南山城所属半拉背“讨伐”。日本人进村以后，挨家搜查，当搜到徐××家时，搜出一把麻刀和一件黄大衣,日本兵就把他全家五口人以“通匪”罪名抓来，用刺刀刺死，推进“万人坑”内。特别是对徐家三岁的小孩，更为残暴，日本兵用刺刀刺进小孩肚内，然后挑起来，再将小孩甩出去，把肚子挑开个大口子，活活将其折磨而死。 
　　北票市三宝营子惨案 
　　一九三二年二月，盘踞在辽宁省锦州、义县的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欲西进热河，便派间谍石本权四郎两次深入到北票城内秘密活动。当他乘火车第三次来北票时，被抗日义勇军李海峰部探知。于是，李海峰派杨廷录带几十名战士，于十七日在火车上抓捕了石本权四郎。这个日本大特务的落网震惊了日本朝野。侵占锦州的日军气急败坏，立即组织武装抢夺，数次沿锦承线进军，均被抗日义勇军击退。后来日军又派人找到李海峰，妄图利用重金引诱李海峰放回石本权四郎，又遭到李海峰的严辞拒绝。当日军探明李海峰的义勇军驻在三宝营子时，于十月九日，从义县发兵五百余人向三宝营子进攻。兵分三路：一路由稍户营子向三宝营子推进，一路由尖山子围攻三宝营子，一路由水泉奔房申沟包围三宝营子。天上有飞机投弹、扫射，地上有大炮、机枪轰击。由于日军进攻得突然而猛烈，义勇军难以抵抗，李海峰便率部押解着石本权四郎，顺南梁撤向巴图营子。一场激战后，五百多名日军蜂拥冲进村，却扑了个空。于是，日军气急败坏，便向无辜的老百姓施以报复：日军冲进各家各户，将贵重财物抢劫一空，放火烧掉了各家的房子，又开枪向手无寸铁的村民射击。顿时，三宝营子村尸横遍野，火烧连村，房屋、粮食、牲畜、柴草、财物统统化为灰烬。据同年十月十四日、十五日朝阳县（辖三宝营子）县长李振钧、县公安局长姜振国分别向热河省警务处呈文：“日炸毙居民男女百数上下，炸毁房屋一百余间。”
　　日机轰炸高升镇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日(旧历七月初八)上午十一时，日寇军用飞机5架窜犯盘山县高升镇上空，投下大量炸弹。当天正是高升镇的集日，远近居民来者甚多，未及躲避，很多人被炸死炸伤；各样物品满街都是，市面大乱。十字街以东，大街南北数百间房屋弹痕累累，三十间房屋被炸毁。北街孕妇王冯氏领着孩子在园中摘瓜，炸弹落在身边，母子三人丧生；东街苏永才的妈妈、妻子、妹妹和弟弟等一家七口人被炸死四口；高凤岐未来得及进屋，炸弹落地，身体被炸掉大半，一支胳膊落在屋顶上；赵永吉祖孙二人同时被炸身亡；田五金、苏永柱的弟弟和苏宪章的妹妹等都被炸死。在这次狂轰滥炸中，仅高升镇的居民就被炸死十人，至于外地赶集的人死伤不计其数。
　　
　　为了节约来回跑去复印的时间，我一连翻阅了五部史志书上的惨案，才去复印一趟。由于看的惨案多，满脑子充满了恐怖，对日军更是充满了仇恨。爷爷见我抱着一摞史志书走过来，关心地说：“多跑一趟没关系，抱多了史志书太沉！”
　　我说：“没关系，三十郎当岁正当年，节约时间更重要！”
　　爷爷高兴地说：“珍惜时间的人，真正的生命价值是一般人的两倍。因为他比不珍惜时间的人多干了一倍的活！”
　　我高兴地说：“原来我只知道爷爷是个革命家、军事家、史学家、实干家，现在看来，你还是个数学家！”
　　爷爷说：“我能在孙子的心目中称得起四大家，爷爷知足了。这比追悼会上的词实在多了，我爱听！”
　　“我这评价不管咋样，你能听得到是真的。以后悼词写得再好，你也听不到了。只能孙子我代你听了。”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发生在几十年前的惨案是咋记录下来的，于是问道：
　　“爷爷，这史志书上的惨案是咋来的？”
　　“是个善于动脑又会用心的孩子，有出息！”爷爷接着又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第一轮编修地方志，各级党委征集党史资料。那个时候我去当省志办主任还不到六十岁，也就是说，从一九三二年开始计算，到一九八二年是五十年整，七十岁左右的人大都健在，这些事他们都见过，听说过，甚至亲身经历过。把这些知情人召到一起，开几个座谈会就全知道了。再说，凡是有日军侵占的地方，大都有共产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要不咋领导人民抗日呀！所以地方上的史志书里记述的惨案千真万确。它像地方志一样，是‘信史’，是第一手的资料。”
　　我正准备复印最后一部志书上的日军罪行资料，却翻了半天目录才找到。这使我想起能够告诉我日军罪行在何处的书签。自语道：“书签呢？”
　　“书签在这里，你刚才只顾说话，翻书时掉在了地上。”爷爷把书签交给我说，“这是我专为志书中的日军罪行页做的书签，用后还夹在那里。以后不管谁来翻阅史志书，只要史志书的外切口朝上，日军罪行页就会自动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放的时候最好让书签露出上切口二至三个毫米。”
　　听爷爷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为什么史志书一上手就自动打开了。原来是那厚厚的书签起的作用。这时我才恭敬地把爷爷设计的书签举到眼前，书签的两面都赫然写着“千万不要忘记”六个楷书字。我知道这是爷爷的亲笔。书签上端两面都用阿拉伯数字写着页码数。书签是六厘米宽、十五厘米长、半毫米厚的白纸壳做成，有硬度，有弹性。爷爷真是匠心到了家，我不无感慨地说：“为了一个书签，爷爷真是费尽了心思！”
　　爷爷说：“我意在告诉人们，千万不要忘记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我说：“我知道了，我一定会按照爷爷的书签翻阅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