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动荡的七十年代——文革落幕（二）

　　噩耗接二连三
　　1976年，刚刚进入新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清明节这天，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周恩来活动达到高潮，广场上人数达200万人之多。送来的花圈有2000多个，而且写了很多诗词。其中一首写道：“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明确的把矛头直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4月4日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认为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在会上扬言要清理广场上的花圈，逮捕“反革命”。第二天凌晨，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诗词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置了3道封锁线。群众同民兵、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都有人负伤。1万多名首都民兵和公安警察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广场。
　　连日来，小彬和王队长一直在关注着这场活动的动向，他们虽然远离北京，不能投身到其中，但是，对于国家的形势，都有着一种复杂的心理。爷俩儿虽然受的教育，接触的事情，生活方式不同，但是，对于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是颇有些共同体会和看法。他们就着煤油灯连续几夜彻夜长谈。
　　小彬：“王叔，你对天安门事件是咋看的？”
　　队长：“哎，我们农民能有啥看法？谁对我们国家发展好，对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好处，谁就对。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我们就相信谁。”
　　“那现在是学生批评的对呢？还是压制这种意见的对？”
　　“我也说不准。但是，学生说的也有道理，也只有咱爷俩关着门在屋里说，有些话在外边可不能乱说呀。”
　　“这个我懂！”
　　“说实话，毛主席对我们农民好，帮助我们翻身得解放，使我们有地耕，有饭吃，有衣穿，孩子有书读，病了有医瞧，我们都很感谢他，很感谢共产党。但是，我总感觉着，现在共产党的好政策，让下面的歪嘴和尚给念歪了。”
　　“是呀，这点我也有同感。”
　　“59年‘信阳事件’就是一些干部执行政策出了偏差，造成死了许多人，这些干部也受到了处理，现在看来还是有这样的人。”
　　“你觉得主要有哪些问题？”
　　“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斗私批修’，但是，还是有些干部和不正当的人办什么事情都要‘开后门’，对下面的意见听不进去，我看，这就不应该是共产党的作风。”
　　“从形势上看，中央里面也有两派斗争。如果学生们说得对，那么，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是有点太‘那个’了点。
　　“我们也担心党和国家大乱。国家乱了谁都没有好处，特别是老百姓。我们都希望大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虽然国家一时半会儿有各种困难，不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们已经满意了，不要再乱了。”
　　这个时候，虽然小彬他们还不知道领导集团里有个“四人帮”，但是，通过“天安门广场事件”也明显的感觉到了群众中有股不满的情绪，预感到上层的路线斗争。
　　7月6日，与毛泽东共同创立中国共产党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创立“朱毛红军”的朱德元帅与世长辞。紧接着，7月28日，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将唐山夷为一片废墟，死难同胞达24万。
　　这一年，哀乐之声在华夏大地此起彼伏，哭声不绝与耳。
　　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这一日，从熙熙攘攘的城市到空静偏远的乡村，从懂事的孩童到白发苍苍的老人，眼泪如汪洋大海决堤。毛主席不在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把全国人民都打蒙了。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9月10日至18日为全国哀悼日，全国下半旗致哀。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时，全国除不能中断工作的，全部就地肃立默哀3分钟。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春风最暖，毛主席最亲，您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您的功绩比天高，您的恩情比海深，心中的太阳永不落，您永远和我们心连心啊!您永远和我们心连心啊!是您砸碎了铁锁链啰，奴隶翻身做主人。是您驱散了云和雾啊，阳光普照大地换新春!是您开出了幸福泉啰，千秋万代流不尽。是您开辟了金光道啊，我们坚定不移向前进!”这首歌唱出了广大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敬仰和怀念。毛泽东的去世，农民流出了他们最朴素的泪水，各个公社、大队、生产队都自发地连夜搭建悼念堂，小彬他们几个年轻人按照队里的安排，到处找柏树枝，剪白花，制作孝章，书写挽联，他也度过有生以来的第一个不眠夜。
　　毛主席逝世的当天，联合国降半旗致哀，速度之快，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从9月9日至18日，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政府发来169件唁电，105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或他们的代表向中国政府表达了对毛主席逝世的哀悼之情。连续一个月，收音机里没有一丝娱乐音乐声音，播音员的声音每天都在哀伤之中。自此，每年的9月9日毛主席祭日，全国人民都会以不同的形式缅怀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歌就会回响在人民群众的心里，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像一幕幕画面印在亿万人民群众的脑海里。
　　毛泽东主席逝世，整整一个月，收音机里除了反复播放那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外就是哀乐。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是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毛泽东主席的逝世，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接着，一个后毛泽东时代开始了。这时开始，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都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革。有的人物的是非，事件曲直也陷于争论之中，使历史、党史、军史蒙上了一层迷人的粉尘。
　　正确看待文革
　　后人称1966年至1976年这段时间为“文革时期”或“十年动乱”，那么，这段时间是不是真的就如同媒体一段时间里说的那样“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事实上，虽然与同时期的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国家在这十年里还是落后的，但是，这与解放前的基础不无关系。其实，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加强其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基本建设的关键时期，一些大建设、大工程、大项目都是这期间完成的，它在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这段历史长期以来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把它看成是毛泽东时代完全失败的典型例证。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是：“文革”时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还有的说“长期发展缓慢”、“停滞不前”等。
　　其实，要正确认识“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困难的事情，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将“文革”后的中国经济状况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较就十分清楚了。
　　人们知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到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是共和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之一，当时大多数经济指标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形势虽然很好，但那主要是调整、恢复的结果。应该看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是十分薄弱的，工、农业、交通等各方面都还没有什么“大东西”，发展并无后劲。工业方面，那时独立、完整的体系尚没有建立起来，交通、能源建设和制造业还落后；农业方面基本建设很差，水浇地和化肥使用量很少，抗自然灾害能力很低，产量不稳定。可以说当时在工、农业基础建设和科技水平各方面都不能适应继续大发展的需要。而这一根本状况的改变，主要是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发展都上了一个很大台阶，基础、实力大大增强。它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特殊和重要的地位，成就不可磨灭。
　　自从“彻底否定文革”以来，人们对当时的经济建设成就讳莫如深，政坛上对“文革”期间的事情采取“报忧不报喜”、发展数字宁抑不扬的做法。即便如此，依据国家统计部门所公布的数字仍能看出一些真相：截止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这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年均递增率达6.8％。主要产品的产量更是大幅度增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钢产量达3178万吨，原油产量达10400万吨，原煤产量达61800万吨，粮食产量达30475万吨，它们分别是1965年的2.6倍，9.2倍，3.09倍，1.6倍。这样的增长速度能说缓慢？如果说“文革”时期经济发展是“停滞不前”，那就是说它比1965年没发展、没变化，这岂能是事实！
　　谈到“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还有两个重要情况值得指出：其一，当时是在没有任何外援、借贷情况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建设的。中国在1968年就全部还清了公债，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其二，当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泡沫”和虚假现象的。人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增长大多年份高达百分之八、九，然而这其中仅银行不良资产就达百分之三、四十，还有大量的资源浪费、“豆腐渣工程”、腐败成本等，而这类现象在“文革”时期是极少见的。
　　有人说“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试问：当时全国没有任何企业倒闭，没有一年农业减产，没有金融危机，没有通货膨胀，没有产品买不出去，没有工人下岗失业或发不出工资，经济总量年均增长6.8％以上，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濒临崩溃”？！所谓“长期发展缓慢”究竟有何根据？！按工农业总产值计算，1966年至1978年年均增速是8.5％，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至1981年6.7％的增速。许多经济指标；如煤、石油、钢铁、发电量、机床等产量增速更是超过改革之后。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9％，远远超过1979至1981年年均负1.7％的增长速度。如果说“文革”期间经济“濒临崩溃”，那么改革之后的1979年至1981年经济岂不更是“濒临崩溃”吗！
　　有人说：“自从1957年以后，中国耽误了二十年”。还说“十年动乱使中国经济步入低谷，进一步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事实真的如此吗？
　　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5％；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美国是4.3％，日本是6.7％，英、法、意还低于美国。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远远高于美、英、法、意等，与处于高增长期的日本差不多。从主要产品的产量看，50年代初中国都排在世界工业国家的后几位，而到了1978年钢产量就超过了英、法、意，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原煤跃居第三位，棉纱产量跃居第一位，发电量跃居第七位，粮食产量跃居第二位，棉花产量跃居第三位。
　　事实说明，从5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一直是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而关键性的建设大都在文革期间。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差距从没有拉大，而是逐渐缩小。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以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
　　在看待“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时必须看到：当时的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严峻，南方正在进行援越抗美战争，美国军事飞机还不断侵入我国领土上空；北部与苏蒙的边境上苏联陈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西南印度军队不断侵入我国边境。国际上美苏封锁我们，在这种形势下既要搞建设又要加紧备战，为此工业发展不能不采取以内地“三线”建设为重点的方针。从1965年到70年代末期，国家在三线建设中投资达2050亿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等新的工业基地，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状况大大改变。这期间中国的造船工业由造万吨巨轮逐步提高到造五万吨和十万吨级巨轮的水平，发展极为迅速。全国有许多著名的大企业，如湖北二汽、贵州铝厂、邯郸大型水泥厂、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江油特殊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山东托拉机厂等也都是那时新建的。至于各地建设的大型骨干企业就更多了。到70年代末期仅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就由原来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了3.92倍。这极大地促进了中西部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改善经济布局，克服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大城市的状况，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改革开放以后一改原来的指导方针，实行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向沿海倾斜的方针，使中西部大批人才和资金“孔雀东南飞”，造成地区差别和社会矛盾迅速扩大。可以说，如无过去“三线”建设时期的基础，目前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还会更加落后。
　　在这期间，各地新建的工业企业特别多。1965年全国企业总数是15.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4.6万个，集体所有制的11.2万个；到了1979年企业总数就达到35.5万个，是原来的2.25倍。其中全民8.4万个，集体27.1万体，分别是原来的1.83倍和2.42倍。而且企业规模普遍扩大，其中大中型企业有4500个。全国职工总数近一亿人，其中全民制7693万人、集体制2274万人，比1965年的4965万人增长70％以上。这也大大促进了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时中国基本上建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1952年，中国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就颠倒过来了，工业占72％，农业占28％了。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改革以来喊起来的一个口号，20多年来中国交通发展十分迅速。然而不能忘记的是早在六、七十年代国家就开始大力加强全国的大干线建设，这期间在铁路、公路、航空、大桥梁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惊人的。十多年间，不仅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川黔铁路、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枝柳铁路、京通铁路、阳安铁路等十多条铁路干线，就连青藏铁路这时期也已经修到了青海的格尔木，修到了唐古拉山脚下。这时期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冈山公路在内的许多贯穿各省城乡的公路干线。到197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五万多公里，有复线的八千多公里，并且开始了电气化铁路建设。内燃机车也投入使用。铁路货运量达十亿万吨。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80万多公里，全国两千多个县基本上都通了公路，大大改变了全国交通干线落后的状况。这个时期铁路、公路建设与以往不同的是：它大多是在西南地区高山峻岭的复杂地形条件下施工的，而施工技术、物质条件又很落后，其艰难程度中外少有。工人阶级、解放军战士、技术人员硬是靠发扬“敢啃硬骨头”和“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精神去战胜困难，谱写了人类建设史上最豪迈的篇章。
　　在交通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大桥梁建设步入新阶段。1968年世界闻名的大工程一一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此后，十年间中国又先后建成了长沙湘江大桥、山东省北镇黄河大桥、前扶松花江大桥、浙江省兰江大桥、蚌埠新淮河大桥、上海黄浦江大桥、闽青大桥、洛阳黄河大桥、田庄台辽河大桥、江苏省淮南大桥、五河淮河大桥、重庆长江大桥等，使我国大桥梁建设无论在设计施工水平，还是在建设速度上都跃上一个新台阶。
　　“文革”时期中国的航空事业发展很快。自己已经可以生产“运八”、“运十”这样的大飞机，在国际航空方面开通了北京、上海与巴黎、与日本、与巴基斯坦、与苏黎世、与瑞士、与德黑兰、与地拉那、与亚的斯亚贝巴、与万象等许多新航线，与外国100多家航空公司建立了业务往来。在国内，新开了上海——兰州——乌鲁木齐、上海——桂林、兰州——拉萨、成都——上海等航线。到1973年国内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连结全国70多个城市的80多条民用航空线。
　　其他方面，在大港口建设、长距离输油管道建设、高压远距离输电变电工程、载波通信干线工程，卫星通信地面站建设等方面都创历史最高记录，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
　　仅十多年时间，国家工业建设就干出了这样多的大事，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难道就因为当时处于“文革”时期从而可以将其一笔勾销吗？不要忘记，为了这一步的大发展，全国人民紧衣缩食付出了巨大贡献，全国铁道兵、工程兵等各支军队都付出了忘我的牺牲。
　　有人说：“文革”时期中国经济虽然有发展，但假如不发生“文革”，一定会有更快发展。学过哲学的人都懂得，社会历史从来是在曲折、跌宕中前进的，那种理想的直线发展方式从来就没有。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假设不发生“文革”，但在期间或其后是否会发生别的什么动乱，谁能说得清？“文革”期间中国经济发展是客观事实，那个时代的人们干了那么多事情，难道能够以假设推理去加以否定吗？相反，如果没有当时的建设成就，又怎么会有改革和发展呢？改革开放难道是建立在空白地上的吗？的确，现实的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和强大了，然而能够以此否定前人打下的基础吗？
　　有人会说：难道十年“文革”对经济建设就没有带来破坏和影响吗？对这个问题应该实事求是、辨证地看待。一方面，“文革”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局部阶层动乱，这对当时各方面的工作，包括经济建设确有不同程度的干扰和影响，主要是一个时期的派性斗争、无政府主义等干扰了生产、工作秩序，有些单位一度发生停工停产，学校发生停课闹革命等。但同时还应看到另一方面，即党和国家在“文革”前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发展规划和目标并没有改变，军队和最广大的农村没有乱，国家发展的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照常进行和实施。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从总的看经济建设并没有放松，对“停工停产闹革命”等行为中央始终是不允许的。而广大干部和群众在高涨的革命热情推动下，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工作，不过节假日、星期天，而又不讲任何报酬的事情更是经常的、大量的，他们为国家的财富积累做出了重大的牺牲。例如，在当时长江大桥建设中，在成昆铁路、川黔铁路施工中，在大庆、大港油田的大会战中，在“两弹一星”的科学试验中，广大工人阶级和技术人员顽强拼搏，充分发挥其智慧和力量，建设速度和效率何曾有什么降低和影响？若讲经济效益，就当时所有建设工程都没有吃喝浪费、贪污行贿、造假和截留工程款之类的行为，就使建设成本费用低了许多，速度加快了许多，这就是共产党的核心作用产生的力量。全国人民和全军将士付出的努力结果。
　　诚然，“文革”时期思想宣传上一直是偏激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封资修”为口号，但是，这与年轻国家在一定时期为了巩固政权必须采取的措施不无关系。对于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来说，他们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是在搞生产、搞建设，这是主流。设想十多年间生产队和工厂每天都在搞运动、开批判斗争会那是离奇的。尤其是农民群众，他们是最讲实际的，不管你上面喊什么口号，唱什么高调，我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因为这里不同于机关、学校、事业单位，没有人给发工资，因此，想要停止生产更加困难。因此说，从政治和人气因素看，当时的经济建设既有干扰又有促进，从总体上说还是按自身规律发展的。小彬感受到，农村的许多道路、水库、水渠等大型建设项目其实都是那个时期建设的。农民投入的大都是义务劳动，凭的是觉悟。
　　本来，六、七十年代中国经济是蓬勃发展的，但不幸的是它与那场大受争议的政治运动赶在一起，有些人出于政治需要必须全面否定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历史就这样遭到了最粗暴的涂抹和践踏，一种最肤浅和廉俗化的见解也被当成真理载于史册。
　　对于林彪事件，老百姓是不明就里的，只是可惜一代将星就这样陨落在异国他乡的荒漠里，甚至连个墓碑也没有。在林彪坠机温都尔汗40周年的日子，只有林彪女婿、林立衡（林豆豆）丈夫张清林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大儿子黄春光、吴新潮、李冰天、邱路光前往蒙古林彪专机坠落处祭拜。他们在坟茔前安放好从乌鲁木齐买的两个鲜花圈，右边一个用红、黄两圈盛开的玫瑰，环绕一大丛洁白的百合，挽联是“亲爱的爸爸妈妈永垂不朽！”“女儿豆豆女婿清林敬挽！”左边一个是两圈白玫瑰围绕着一丛黄玫瑰，中心点缀着小红心的水仙花。挽联是“我们永远怀念林彪元帅夫妇！”“黄春光、邱路光、吴新潮、李冰天敬挽！”花圈中间摆放着从北京带来的月饼、苹果、点心和花生四个供盘。张清林跪在坟前，泣泪而语：“爸爸，妈妈，我们来看你们了！”张清林连磕三个头，打开一瓶茅台，撒到坟前埋葬林彪的贝尔赫草原的土地上，余下半瓶祭在果品盘的中央，昔日统领千军万马的元帅竟落得如此凄凉下场。
　　改革开放其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果一定要找出根源，那么也得益于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路线，得益于广东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摸石头过河。”得益于临近港澳的地利，天时地利人和这些优势造就的“深圳速度”，得益于毛泽东在世时已经制定的开放时间表，得益于毛泽东主席之后的几代领导人的前赴后继，这些才造就的改革开放的大格局。
　　50后也穿绿军装
　　1976年冬天，又到了一年一度征兵的季节，本来下乡不到两年，不够条件的小彬跟着招兵部队的严排长奔走各队，动员符合条件的青年报名入伍。严振东排长也是一名部队子弟，父亲是四川宜宾军分区司令员，是一位早年参加黄麻起义的老红军。小彬和严排长很谈得来，严排长开始开玩笑地动员小彬也报名参军，一来二去，竟“拿起棒槌认起‘针’（真）来，”使本来不够条件的小彬报了名。接兵部队和地方“知青办”经过一番争论，部队终于带走了小彬。
　　经过一周的火车、汽车颠簸，从一条地图上找不到的战备道路，小彬跟着新兵们来到了青海祁连山下。
　　到部队驻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一个班的战士躺在一张大通铺上，被子连着被子，身体挨着身体，屋里火墙里的煤火燃烧着“呼呼”声，陌生的环境里，小彬一时难以入睡，两眼看看窗户外面的天上，一颗星星时而出现，时而又不见了，再仔细看看，星星好像还在移动，莫非高原离天近，看到的是人造地球卫星？想着想着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起来才知道，昨天夜里看到的星空方向原来是一座大山，名叫大阪山，海拔4000米，夜里看到的星星原来是行走在山上的汽车灯光，怪不得轨迹在变化呢！此后的三个月，小彬和他的新兵战友们就是在这块祁连山下的新兵训练基地从老百姓变成了军人。再后来的一年，小彬又在这里的汽车训练队学会了汽车驾驶，而每天训练的路线就是大阪山。6、7月份的季节，站在大坂山顶往北望去，从青石嘴镇到门源县方圆千公里的地方，全是一片金黄。金色的油菜花开季节，许多内地省的养蜂人会不远万里到这里来放蜂采蜜，这是青藏高原最好的季节。
　　有一首歌《当兵的历史》：
　　“十八岁十八岁
　　我参军到部队
　　红红的领章印着我开花的年岁
　　虽然没有戴上呀大学校徽
　　我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
　　啊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
　　一辈子也不会感到懊悔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
　　一辈子也不会懊悔
　　十九岁十九岁
　　我浑身是兵味
　　训练场上刺杀格斗考核勇夺魁
　　新兵面前我是老呀老同志
　　连长不再把我叫作小鬼
　　啊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
　　一辈子也都会感到快慰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
　　一辈子都感到快慰”。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不管你当兵多少年，最难捱的是新兵连的那几个月，这是一个从蚕蛹到飞蛾的蜕变过程。凡是走进新兵连，除了部队发的，其余一律上缴。不管男兵女兵，只要是长发，都要一刀切。吹哨排队，紧急集合，跑得慢了都不行。整理内务，被子叠的不好扔外面，到水泥地上去学。腰带必须扎紧，紧到手指头插不进去。军姿要领：脚跟靠拢并齐，两脚尖向外分开约60度；两腿挺直，小腹微收，自然挺胸，上体正直，微向前倾；两肩要平，稍向后张；两臂自然下垂，手指并拢自然微屈，拇指尖贴于食指的第二节，中指贴于裤缝；头要正，颈要直，口要闭，下颌微收，两眼向前平视。齐步、正步、跑步要整齐划一，步伐要整整齐齐，队列要方方正正。三大条令是必学科目，要背下来，不及格从头学，班务会每天开一次是必须的。几乎每天夜里都还要演练紧急集合。
　　小彬他们新兵团旁边有个独立连，出过一个享誉全国的英雄门合。门合1948年参军，曾任青海军区某部二营副教导员，1967年9月5日，在巴仓农场和工人们一起装置驱云防雹土火箭时，炸药意外爆炸，门合为了保护在场的二十七名阶级兄弟的生命，猛扑到炸药上，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每次部队看电影，新兵团几百号人“拉歌”赛不过一个独立连。看电影凡是当过兵的都会“拉歌”：“快快快、不要像个老太太。”“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那是军营里的一道特有风景线。
　　有人戏称部队生活：管理监狱化，内务洁癖化，饭菜泔水化，训练非人化，上课梦境化，空气水泥化，女兵恐龙化，男兵色狼化，如厕闪电化，领导变态化。小彬第一次懂得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血液中就对祖国多了感情对家庭少了亲情，懂得了父亲在爷爷去世时为什么不能回家尽孝。生命中有了当兵的经历，血液中就多了忍耐、吃苦、顽强的成分。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圈子里就多了一句亲切地称谓——战友。当过兵的人，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有战友，渴了，就有一杯水喝，饿了，就有一碗饭吃。战友，这个称呼神圣而高贵，并非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得到的。真正的战友，情谊不会随着时光的消逝减弱，却像陈年的老酒那样越老越醇，真正的战友是共过甘苦，共过命运，曾经一同流汗一同流泪一同流血的人！
　　有苦有乐的青藏高原
　　从省会西宁驾车往西行驶，过了湟源县进入真正意义上的青藏高原，汽车开始喘着粗气爬山，爬上的第一座山是日月山。日月山是唐朝文成公主西嫁西藏进藏经过的地方，山顶上有座文成公主的塑像，站在山顶可以看到中国第一大湖——青海湖。青海湖方圆万公里只是一个公社，其间最多的是运输部队的兵站，还有就是我国最早的核武器试验所。研究所是个秘密的场所，当时是很神秘的地方。这是一块神秘的地方，在这个神秘的、很少人烟的地方同样发生过许多动人的故事，王洛宾的著名《在那遥远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沿着青海湖走过倒淌河、江西沟到达黑马河小镇，一路沿着青海湖，夏初季节，湖边200余里全是金灿灿的油菜花，你就仿佛走在画中，神情荡漾。爬上象皮山，下山时，远远地就看到山下一片白茫茫的去处，等到了茶卡兵站，才知道那是茶卡盐湖。茶卡盐场的工人告诉小彬，茶卡盐湖的盐够全中国人民吃200年，他们从来不买盐，菜炒熟了，跑到门口，随手从地上抓一把沙子就是盐，往锅里一放就行了。来到青海，小彬才算长了见识，才知道毛主席说过的那句话“中国地大物博”的份量。
　　青海除了人少，其他物资什么都不少；冷湖石油、察尔汗盐湖、大煤沟煤矿、浩门铜矿、龙羊峡水力发电，乃至于中国两大河流长江、黄河的源头，都是出自青海。许多煤矿都是露天的，从地下捧一把土就可以烧着。许多海拔挺高的山上还残留着许多几个人抱不过来的古柏树，可见古时候这里也是气候宜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青海有句流行的说法：“坏人比好人多,军人比百姓多。”那是因为解放初期，为了教育改造国民党的战犯以及后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国家在青海建立了许多监狱劳改场，大批这类人员关押在青海。本来青藏高原人就少，这些人一来，就造成比例大；再就是青海的部队多，主要是担负着往高原、尤其是通过青藏公路往西藏运送各种物资的运输部队多，仅总后勤部运输团就有十几个，加上建设高原的通信部队、第二炮兵、黄金部队、水文部队、研究所和监狱守备部队，青海自然成了一片军绿的世界。
　　说到青藏高原，在人们心目中那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四季风沙，“天苍苍，野茫茫”，“风吹石头跑”的地方，其实，在这里当兵，小彬才切身体会到，这里虽然艰苦，也有快乐；这里有汗水，也有喜悦；这里有孤独，也有爱情。
　　当兵第二年，小彬和副班长王英杰带着一台车来到青海海西德令哈农场配属，支援监狱生产建设。小彬的任务是每天到百里外的尕海煤矿给监狱专门烧石灰的副业队拉煤，以解决生产之需。小彬每天要往返尕海一次，路边只有几百米的地方有一个尕海湖。夏季是青海最好的季节，尕海湖里水草丰盛，湖水湛蓝，因为人少，而且当地的藏民不吃鱼，因此，湖里经过一个春夏秋冬休息的鱼儿也是又多又肥的时候。每当鸟类发育繁殖的旺季，各地飞来的各种鸟类卖弄着独特的舞姿，翻转着婀娜的身段，美不胜收。天鹅、鸿雁、野鸭以及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鸟群，飞翔发生的声响、寻偶切切的叫声、争斗撕咬的吼声各种声音像一支无名的交响乐，每每让小彬流连忘返。
　　尕海煤矿不大，只有几百个职工，实际上是德令哈农场（监狱）的一个专门供应生产生活用煤的单位，小彬每次把车开到矿上装车后，就到一个姓谢的工程师小屋里喝水。谢工程师住的房间不大，是一间干打垒的地窝窝，床底下铺满了各种技术书籍，屋里养着一条“四眼狗”，每次见到小彬进去它都会摇着尾巴过来舔几下。时间长了小彬才知道，谢工程师的来历并不简单，他原来是山东兖州煤矿的总工程师，因为五十年代说了几句情绪话，结果被打成“右派”，送到这里劳改一直到现在。但年后的一天，小彬再次来到尕海煤矿，却见谢工程师的小门紧闭，一问才知道，谢工程师已经病故了，而他那条“四眼”也在他去世后，不吃不喝一直守在他的坟前，最后自己也死掉了。听到这里，小彬不觉间眼眶湿润起来。小彬从山坡上采摘了一些野花，又向副班长要了三支香烟点燃，一起插到了他的坟头。
　　谢工程师被打成“右派”是时代的不幸，但是，更不幸的是他的生命没能再熬过几个月。1978年11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全国各地给最后一批右派分子全部摘掉了帽子。1979年１月４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所有被迫害的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和干部、群众，以及一切假案、错案、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１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单位《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一大批过去按“历史反革命”对待的起义、投诚人士重见天日。1979年１月22日到2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京召开大型座谈会，重申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的政策。从此，一大批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和他们的子女得到解放。在60多万右派分子中，全国除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林希翎等几个人之外，全部得到了平反改正。监狱里，这段时间经常见到的就是一群四五十岁的人手拿酒瓶，醉醺醺地边走边叫嚷“华主席万岁！”这都是被平反的各类在押人员。
　　青海地处高原寒区，冬季特别漫长，每年9月下旬到来年5月下旬，都处在冬季，覆盖在白雪中，不能种植，更没有新鲜蔬菜。因此，每当冬季来临前，各单位、家庭都要储备好整个冬天的蔬菜，放在地窖里，随吃随拿。这年的9月，小彬和师傅驾车到距离青海海西州（柴达木）距离最近盛产蔬菜的甘肃省敦煌买过冬蔬菜。清早，青海时区晚，5点多钟天还没放亮，小彬就和班长、司务长三人上路了。车子行驶到大柴旦附近的羊肠山，正在下山，忽然前面一头长着长长犄角的藏羚羊跃过公路，随后，一大群羊儿紧跟在后，首尾相接，冲过公路，将沙土公路上掀起一阵巨大的黄尘，小彬马上一个急刹车将车停了下来，正在迷瞪的班长和司务长惊醒后，望着眼前的景象个个目瞪口呆，直到这阵羊群全部跑过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才缓过神来。半天，马路上的灰尘散尽，小彬才发动车继续前进。一路行走一路议论起这群藏羚羊。原来这里距离青藏高原的无人区可可西里很近，是每年春秋两季藏羚羊往返无人区和四川交界的温带地区必经之路，但是，能一次性遇到这样大群的藏羚羊也是少有的，这群羊少说也有千只。
　　典型的时代女青年
　　来到敦煌这个世界级的文化宝库，小彬自然是不愿放过机会去看看莫高窟。第二天，司务长与老百姓联系采购蔬菜，小彬和师傅来到距离敦煌县城20多公里外的莫高窟。让小彬没想到的是莫高窟地处沙漠之中，周边的环境这样恶劣，但是它的四周却长着高大的杨树，是一片沙漠中的绿洲。
　　莫高窟四周方圆几百公里全是沙漠，莫高窟真是神奇，是在一座看似沙山上劈开一半，然后再掏出一个个洞穴，洞穴里描金彩画绘出一个个震惊世界的传奇经典作品，最典型的就是那幅仙女飞天图。那个年代，工农兵们都在忙于“抓革命，促生产”，没有多余的时间旅游，使这块人迹本来就少的古迹更是显得十分安静。上千个洞穴里，只有几个来自大城市学习美术的大学生在临摹壁画，游人一个也没有。
　　看到有两个解放军来参观，看门的老头儿很高兴，热情地为小彬他们当起业余导游讲解员，讲解莫高窟的迷人故事。
　　这时，旁边一位30岁左右的戴着一副眼镜的妇女走过，看门人打了个招呼后，悄声告诉小彬，这位姑娘是家住北京的清华大学高材生，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来到莫高窟研究敦煌历史文化，一呆就是20年，不怕孤独，不怕寂寞，甘愿为文化事业奉献青春，她现在是这里的研究院院长。五、六十年代有许多像她一样的青年人，以党的事业为第一志愿，以祖国需要为第一奉献，甘愿默默无闻地为祖国奉献青春。莫高窟之行后，那位老姑娘的身影一直在小彬脑海里闪现，每每在关键时刻成为小彬的学习榜样。
　　高原上的五朵金花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这首歌不但是一首动听的青海民歌，而且，在青海高原小彬也的确艳遇了一位好姑娘，一朵盛开在高原上的雪莲花。
　　青藏高原由于海拔高，空气稀薄，体育运动能加大人的肺活量，因此，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个锻炼的好去处，也因此，青海许多运动成绩在全国都小有名气，其中有“五朵金花”之称的青海女子射箭队七十年代曾是全国的佼佼者。
　　“五朵金花”里有个姑娘叫许艳萍，父亲是小彬部队驻地旁边的工厂电工，也是河南人。部队军人一般都喜欢攀“老乡”，尤其是河南人比较抱团。小彬通过工厂老乡结识了艳萍的父亲，常常到她家坐坐。开始还不知道许师傅有个女儿，因为艳萍住在省体工队，不常回家。后来，时间一长，小彬看到许师傅家里墙上挂着的许多奖章、奖杯，才知道他有个女儿艳萍是一名射箭运动健将，在全国第四届运动会上得过第二名，也算得上青海的名人，小彬很希望能认识这位名人小老乡。
　　这一天，艳萍终于回家休息，许师傅通知小彬来家里坐坐。小彬见到艳萍的第一印象是“不像运动员。”但见许艳萍苗苗条条，黑黑瘦瘦，个子一米六几，在运动员里不算很高，一头浓密的黑发，只是一双胳膊比常人长些。小彬把他的看法说出来，一下子惹得艳萍笑了个半天停不下来。稍后，艳萍才说：“你说对了，我就是靠着双长胳膊进的射箭队。”
　　既然已经认识了，两人的活就多了起来，从地理说到天文，从中国说到国外，有种说不完话的感觉。此后，小彬一到星期天就喜欢往许师傅家跑，艳萍一有时间也喜欢回家了。这样，大家心里明白在喜欢着彼此。但是，小彬考虑到自己是一名战士，部队纪律规定：“战士不允许在驻地谈恋爱。”小彬只能把这份爱深藏在心里。艳萍是个姑娘家，更是不便开这个口。因此，两人的感情就像一层窗户纸，没人捅破，直到有一天艳萍让小彬星期天到她们体工队宿舍去，说有事情告诉他。
　　星期天，小彬请了个假，来到了地处西宁市南大街的省体工队，找到了艳萍的宿舍。坐了一会儿，艳萍说出去找个地方吃饭，于是，把小彬带到西门口饺子馆，要了个靠角落的桌子，两人一边吃饭，一边说话。小彬急不可耐问：“你有什么事要说么？
　　艳萍说：“是的，这件事很重要，关系到我的身世。”于是，艳萍向小彬说起了一个惊天秘密。
　　原来，艳萍的母亲不是她的亲生母亲，而最让小彬感到气愤的是艳萍从小遭受到的虐待。艳萍从小在河南老家跟着祖母长大，到上学的时候才来到青海西宁父母身边。在这里，她每天放学后回到家里都要给家人洗衣服，做饭。小小年纪一双稚嫩的小手常常因为天寒地冻洗衣服冻得又肿又痛，学校老师都知道是她的后妈虐待她造成的。但是这个时候小艳萍一直不知道母亲是后妈，因此也从来没有什么话说。厂里的同事和子弟学校的老师看着都很心痛，但是，又不敢告诉她，没法帮她。
　　老师里有一位下放到子弟学校的董老师，“文革”前是省体工队射箭教练，看到艳萍的小手冻得让人心痛，他常常捧起艳萍的手心痛地叹气。无意中看到艳萍的胳膊挺长，是个射箭的苗子，于是心里暗暗留了个意。过了两年，董老师恢复了教练工作，没忘记这件事情，特地把艳萍要到体工队培养，为的是让她躲开后娘的虐待。
　　小艳萍不负董教练的厚望和栽培，在队里半学习半训练，训练中特别能吃苦，勤学苦练，虽然体能不如其他运动员那样健壮，但是运动成绩一直处在全国同级别前三名，每年都为省里争得荣誉。为此，她还代表国家出访过日本等国。
　　有了荣誉，有了较好的名声和待遇，母亲对她的态度也改变了。艳萍是个善良的姑娘，时间一点点的磨掉了她对过去的记忆，她渐渐地不计较母亲的过去了。但是，最近不知道谁告诉了她母亲是个后妈的事情，一下子又激起了她心中本已平静的池水，激起了她对童年被虐待往事回忆，揭开了本已痊愈的伤疤。
　　说到这里，艳萍已经满脸泪水，小彬也半天不知所措，只能掏出手绢递给她。虽然他早已经听人说过这件事情，但是，他不敢也不想告诉她，为的是不破坏艳萍的家庭关系。但是，没想到两人相处仅仅一年，艳萍却知道了自己20年不知道的身世，你说巧不巧？
　　小彬一边安慰她：“你不要听别人胡说，那些人可能是挑拨你们母女关系，瞎编的。”一边想着怎样用其他办法弥补这个伤痛。
　　艳萍说：“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该怎么做。”虽然她没有说出准备怎么做，但是语气斩钉截铁。小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使艳萍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看看时间，到了归队时间了，小彬便起身告辞了艳萍。没想到几天之后，李营长把小彬叫到办公室，亲自跟他谈话，问他是否在驻地谈恋爱。
　　按照部队规定，如果有这事儿，就是违反纪律，轻者处分，重则复员。小彬倒不怕处理，说实话，两人虽然情有所投，但是的确没有挑明，最多也就是一种朋友关系。小彬把两人的情况原原本本向李营长说明后，营长也松了一口气。
　　原来，事情还是坏在艳萍的那个后妈身上。艳萍那天和小彬分手后，第二天，专门回了一趟家，当面责问后妈有没有那回事儿？搞得她后妈又哭又闹又赔礼又道歉，发誓再也不会那样了。艳萍证实了确有其事，哭着回到体工队去了。这边，后妈想想：怎么20年艳萍都不知道的事情，这个时间有人告诉了她？她越想越觉得有可能是小彬干的，于是，恼怒之下，跑到部队来个恶人告状，意在拆散艳萍小彬两人。营长得知原委后，哈哈大笑：“原来如此！行了，你回去吧，剩下的事交给我帮你处理！”
　　带血的请战申请书
　　1978年11月，全军各个部队都在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前动员，要求每名战士写《请战书》。本来这事儿就是小彬思考过的，他想，好男儿当报效祖国，杀敌立功，实现父辈及自己多年的愿望，这次是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恐怕真要后悔一辈子。现在加上艳萍的事情，国仇“家”恨越想越气：怎么天下的后妈都和敌人一样那么恶毒？！于是，下定决心带着情绪写了一份慷慨激昂的《请战书》，又用针扎破自己手指，阉了一个血印。看到这份带血请战书，正在营里蹲点的基地后勤部牛副政委专门来到班里看望小彬，两人聊天时候得知，牛副政委原来也是从55军调过来的。老首长对小彬更是语重心长，他告诉小彬，既然是部队子弟，就要杀敌在战场，并且要有长期在部队干下去的思想准备，牛政委支持小彬的想法，叫小彬“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晚上，小彬通过部队内线电话与父亲通了个话，告诉父亲自己已经写了请战书，决心到前线去，杀敌立功，保家卫国。父亲看到他决心坚定，也表示支持。小彬提出让父亲通过部队关系把他调到55军去，因为，55军地处广州军区，这次是肯定要上的。父亲答应他，让他耐心等等。
　　两周后的一天，营部书记员找到小彬，让他到营部去一趟，营长交给他一张《调令》，通知他“十日内到广州军区53508部队军务科报到。”接到调令，小彬急急忙忙向牛副政委、艳萍和相好的战友告了个别，次日就登上了驰向东南南粤的火车。
　　几天的火车旅途上，小彬想起了许多往事，其中，尤其难忘的是那次见到周总理。
　　小彬第一次见到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周恩来总理是在1971年的冬天。1971年11月26日、27日，周总理陪同由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到广州参观访问。广州市20万学生在白云机场至广东迎宾馆夹道欢迎。参加欢迎的大部分都是中学生，都是经过严格政治挑选的，不仅政治可靠，还要在两天之内学会《越中友谊之歌》：“越南中国，山连山，水连水，共临东海我们友谊像朝阳......”
　　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由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于1971年11月20日至27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友好访问。11月26日，广州市20万中学生一大早（4点多钟）从全市各个角落往所在学校集中，6点左右，各路大军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机场路，按照划分好的路段列队等待。20万学生手拿中越两国国旗，组成了一条从白云机场停机坪到广东迎宾馆的彩练。十点钟左右，当周总理和越南总理乘坐的红旗敞篷车出现的时候，欢迎学生欢呼雷动，场面的确十分动人，几个小时的疲惫一扫而光。没想到越南这只“白眼狼”今天却忘了这些，恩将仇报。
　　连续几天的火车上，一路看着土地由黄变绿，一路回忆着往事，一有空儿小彬心里就默默背诵着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