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1、2、3）

　　
　　
　　﹙1﹚说你右派，你就右派
　　据参加过那次运动的许多同志回忆，一开始是号召向党的领导提意见，不提意见或提不出意见者是与党离心离德，提意见时则采用了诱导法，让你总要说上一二点当权者的不是之处来，并要大家写成文字材料（后来这些材料成了划右派的铁证）。号召大家办专栏，开展大鸣大放写大字报运动。二是后来来了一个大收网，凡是给党的领导、上级提过意见的，经过上纲上线，一概认为反对党的领导，定为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分“极右”、“普右”和“偏右”几个档次。定为“极右”者，开除工作籍，劳改判刑；普右者，监督改造，降级撤职，定为敌我矛盾；偏右者，不作行政处理，作为内部专政对象。三是划为右派时，不准这群“倒霉蛋”进行申辩，说你是右派，你就一定是右派，若有不服者，则要加重升级，由偏右至普右乃至极右。四是当权者只要看着谁不够顺眼，谁就一定是右派，谁是右派由那么几个有权有势的人自己内部商量决策，先定性，后找材料（其实定案材料也没有同受害者见面，材料的有无也是无关要紧的）。五是划右派为任务定指标，完不成任务者，领导就是右派。划得越多，反右斗争成果越大，领导将提拔高升。一个单位的右派不能低于5%，低于5%者，领导要受严重处分。这种搞法全国上上下下都差不多，当初整风开始时，也就是那些为数极少极少的几个人是真正对党不满，结果就弄出来了上百万右派分子。
　　××县第七区教育战线的反右斗争，又有其独特的经历。当时住在××会馆的老师有20多人（××三中和××中心小学的老师），大家是在一起生活的，相互活动是在一起。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心小学有一名多才多艺的青年教师，在集训会上，编了两部讽刺喜剧，一部叫《自学悬梁》，是讽刺官僚主义的；一部叫《黄马褂》，是讽刺官员的庸俗作风和昏庸无知的。这两部戏进行了公演，曾在当时造成轰动效应，很受群众欢迎，收到娱乐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应该说是文学宣传上的两个重要艺术成果。可是这两部喜剧却成了一部大悲剧，凡是与此两部戏剧演出有关的人员，一律定为了右派分子，杨××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管制，后来又升级投入了监狱。直到79年才平反。徐××校长、张××主任曾为演出作过准备，借服装道具、买化妆品等，王××写过演出宣传广告，还有一位老师，画过宣传漫画，皆定为右派分子。当时演出时，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不到20岁的小青年胡××，为演出拉过幕布（演出时还有其他节目），苏××老师为演出伴奏过，也在劫难逃，这两部喜剧产生了20多个大右派，让这一群倒霉鬼受了22年磨难。这也恐怕是××教育史上的一个大冤案。
　　反右斗争以后，学校加强了党的领导，章××同志从省委宣传部调任××三中校长，朱××同志任副校长，章××同志到任后，立即着手××三中的新校址的确定工作，准备高中的筹建和搬迁。在××区委及区政府领导的支持下，确定了××镇老街东面的一大块荒地，当初占地有200多亩。那时中国人口只有6亿人口，到处都有很多未耕种地，也未确定管理责任单位。这一块土地是一片坟地，荆棘丛生，十分荒芜。（后来被开垦平整后，文革时期被××区政府和卫生院划走了一多半，××高中只剩下了85亩面积）章××校长带领全校师生开始了艰苦的土地平整工作和新校舍的修建，正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土地上又出现了“大跃进”。
　　“十五年赶上英国”，说反冒进就是让六亿人民泄气，冒进就是“马克思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并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三面红旗，极左路线在全面泛滥成灾。决定1958年生产钢要达到1070万吨，全国开展全民炼钢。于是这个“大跃进”运动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放卫星、强迫命令、军阀作风等恶劣风气。
　　根据上级死硬命令，中学一律停课大办钢铁。那时大办钢铁是一层压一层，非干不可，学校也不得例外，全校师生300余人，全部停课“办钢铁”，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四处砍伐树木，那时大刮共产风，只要是为办钢铁而用，是大树皆可砍伐，个人和集体皆失去了所有权和管理权，如要制止，则没有好下场。学生也参加了拆莲花寺庙，一座一千多年的古寺，集中了地方几千年的文化文明，也被大办钢铁被周边农民拆除了，砖头搬去砌炼钢炉，木料拉去烧炉子引火，所有菩萨全砸了。学校把十二、三岁的学生娃派到河滩上去淘铁沙（其实那是毫无冶炼价值的河沙，至多只能作砌墙之用）。学生又四处去收集废铁，把农户的铁锅、菜刀等铁器也全部没收了，凡是铁器一律没收，扔进炉中炼钢，折腾了一个秋天和冬天，后来有专家论证，大跃进对中国环境造成的破坏和损失，几百年也无法挽回和弥补。
　　整个半年，学校就没有进行正常教学，学校师生分成三班倒，炉火日夜不熄，还有学生几个人一伙，搞成人把高的小炉子，完全是小孩子玩家家、烧扒火，乌烟瘴气地干了一二百天，也没有炼出一斤有价值合格的钢铁，学校校园里甩了几堆铁砣砣。反正那时节浮夸风盛行，说不了假话干不成大事，时兴吹牛皮，说大话，牛皮吹得越大越光荣，吹牛皮者可以提拔受奖，说真话者要挨斗受批，甚至定为阶级敌人。《人民日报》上可以公开登载稻谷亩产13万多斤，学校也只能上行下效，不说假话，不吹牛浮夸过不了关，自然也是谎报了许许多多成绩，学校放了许许多多卫星。更为严重的是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破坏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由于全国上下的穷折腾，很快就遭到了报应，很快就带来了全国人民的三年（1959年、1960年、1961年）灾难岁月。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的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一场反右运动锄掉的尽是香花益草，是非曲直颠倒，硬将好人当鬼怪，将亲人当仇敌，这样只有亲者痛，仇者快，酿成了可悲的结果。总之谁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谁向党书记提出不同看法谁就是反党，任凭书记一人说了算，说谁是右派谁也躲不过厄运。著名文艺界人士有冯雪峰、丁玲、陈沂（总政文化部部长少将衔）、朱镕基（当时为国家计委下属的科长）等全国受右派株连的人就更多了，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扼杀了党内民主生活，助长了说假话、吹牛、拍马、浮夸、虚报的歪风，人人自危，万马齐喑的局面。
　　浙江省常委省长沙文汉、省委常委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省检察长彭瑞林、省委委员省财贸部长孙章禄、省委侯补委员文化厅厅长黄源，杨思一同志想不通自缢身亡。还有原浙南地委宣传部长，浙南地区惟一的老干部作家，当时为省文联秘书长郑伯永同志戴上“右派”帽子押在农村监督劳动被折磨致死，原温州专署副专员徐寿考等都难逃厄运，当然庆余这样一只“雏鸟”更是在劫难逃了。
　　而当时和以后受难最深的、最被冤屈的，投河，上吊，饿死，累死，打死，气死，病死（早逝），最多的，正是他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谁为他们写一部历史呢？谁把他们的事情昭示天下呢？庆余他说自己就是这样的右派“小人物”、右派这一段历史是最易被遗忘的；而人们偶然提及，关注的也是右派中的头面人物与知名人士，这自然无可厚非：这些人影响大，对他们的思想、命运的透视，是能够揭示出当年的“鸣放”与“反右运动”的被遮蔽的许多重要方面的。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所谓“反右运动”是一个遍及全国的全民性的大清洗，蒙难者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将他们的命运排除在视野之外，也会遮蔽许多真相。
　　就以庆余自己的遭遇来说，当年他作为一个普通团书记，因为对党书记提了点意见，就莫名其妙、胡胡涂涂地当上了右派。这样的“莫名其妙、胡胡涂涂的右派”是当年的右派的大多数，本身即很能显示所谓“反右运动”的实质：《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就有一条：“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成员，诬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者皆为右派，原来不仅党组织本身，连同它的基层领导成员，以至积极分子都是不能提意见的，庆余及无数的小人物犯的就是这个“天条”。后来，他被划作二类右派，开除团籍、开除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处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中，左派自然从不放松打击他的机会，中间派也不敢接近他，这样与群体中的精神隔绝，其心理的压力、心灵的折磨，是非亲历者所绝难想象的。在大饥荒的年代，更是被发配到县城边远荒山野地劳动改造，几乎累死，饿死，还要经受右派内部的相互残杀的“窝里斗”（这是最具“独特”的）。
　　“记下这段历史”，绝不是为了他个人，让他寝食不安的是：“当年的当事者越来越老，越来越少了，不少人已经被苦难埋进了历史的尘埃，仍留在世上的不是身残，就是心残，只求安稳地度过残生，无力去挖掘历史的伤痛了”，而社会早已将这一段历史遗忘，对历史的悲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无人过问，也无人研究”。但庆余作为那场灾难的“幸存者”，痛苦的记忆如山般的压在心上，“即使白天忘记了，也会从晚上的恶梦中反应出来”；个人的苦难倒不算什么，所担心的是历史教训没有明确，历史的悲剧又会重演。在我们这样一个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都非常薄弱的国家，还经得起像那样的折腾吗？一个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知道反省，更不愿意改正错误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人们是不愿意看到子孙后代再受这种完全可以避免的苦难”。想想看，尽管自身已经陷入贫病交加的生活的绝境，庆余心里想的，仍然是自己的历史责任，民族的命运，子孙后代的幸福，这该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境界！
　　
　　（2）忠心铁骨，耿直吃亏
　　批判会是无情的，甚至对他平时在生活中开玩笑的点点滴滴，也作为道德的善恶来肆意展示，贬斥。世界为什么如此旋转？人与人，为什么顷刻之间，令人难以琢磨的邪恶，善良与真诚到哪里去了？庆余始终不得其解，正像“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如今，他面对人们歧视的目光，无言以对，他在想：人恶了真可怕，可天不怕，人善了被人欺，可天不欺。人心难测，海水难量呀！他心在隐隐作痛，心灵受到异常震撼。惟有沉默才是金。
　　庆余在对往事的追思，回忆自己在革命的生涯中，在人与人的交往上，只是同几个谈得来的人，以朴素的语言，求君子之交，不兴吹牛拍马，特别在对头头脑脑的面前，没有十分讨好。百般奉迎一向搞不来，更不会与人同流合污，随声附和的。与人交际，所渭“八面玲珑”“十方圆滑”从不在意。他“傻”得没有机动灵活、铁板一块不看别人脸色而行事，所以在人际关系上显得那么“笨拙”。自比那些扭曲了心，虚肿了脸，累坏了身的人要高尚得多。但庆余明知吃亏也一个劲挺着干，结果怎么说也始终得不到任何好处，这有什么办法呢？他生就一股“傻劲”，只是工作起来不分日夜地干，落得个吃力不讨好，这一切都是庆余太耿直了，也许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吧！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古语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人皆有脸，而且有各种的脸，脸色如书，真如一套五花八门的丛书啊！只要你细细观察，逐渐体味，从中可慢慢读出人情世态来。脸是每人每天都要面对的东西，阴险的脸、多愁的脸、喜欢的脸、生动的脸、古板的脸、凶恶的脸、和善的脸、高深莫测的脸、奉承谄笑的脸、不可一世的脸、饱经沧桑的脸、无可奈何的脸……脸是最公正的，一个人的心理内容都写在上面；脸是多变的，时常会令人琢磨不透。有的脸笑容可掬，却是陷阱；有的脸漠然如水，却有火焰般的热情。
　　求别人要看脸色，脸是背景；打狗要看主人脸，打错了就要吃苦头，脸是身份；一阔脸就变，脸是信号；不可貌相和可以貌相，脸是征兆；打人不可打脸，脸是自尊；舍得在这几厘米上花财力、费精力，脸是门面。生活在社会中，朝朝暮暮，时时刻刻差不多都在读脸色。除了炉火纯青的如“修功者”遇事会不动声色，肚皮里做文章，心田里藏包裹外，就一般说脸色是展现心态的。而脸色亦如书中的章节，给人或淡或深的印象。有的一个照面，匆匆如烟云，一拂表露，而且还是一些复杂感情的综合。试看当今一个有钱的大款，绝不会愁眉苦脸、乌云密布的；对一个行乞者过来，人们瞬间就忘；有的仅只看一眼便如刀刻石雕，集存心尖，永远挥之不去。在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如若碰到一张冷冰冰的脸，保证你这一辈也忘不了，即便你的胸怀海阔天空！
　　脸色如颜色，可谓形形色色。其中苦冷、扭曲的脸色，是最剌眼，是书中最让人不忍说的几页。在周围或朋友邻居或兄弟姐妹、有功成名就的、有腰包鼓起的、有娥冠博带的、有辛劳艰苦的、有心凶命穷的、也有机关算尽的、这些汇成了精妙且直叙的章回了，编成了趣味和伤感的细节，无不在脸上形成特写镜头。根据各种颜色的汇总，有让人感到剌激的；有让人觉得可怜的；有让人感到肉麻的，即使你“朝为田舍郎”却“暮登天子堂”也不可忘了本色。尽管你整了容多么的伪装，也不能让人家看了你的尊容吓跑了，感到《红楼梦》里所写得：驴脸不变人脸变。
　　庆余看透了世人各种嘴脸，人情冷暖，世态凶险，按理应说朋友相交之道，于人相处之理自古有之，为什么今人不值古人？为什么有人“阴阳脸孔”类似人妖？为什么不做慈悲专作刁？如果人＋畜牲即会变为另类了。纵观一场无情的错划右派穷折腾，的确展现出人世间各种人的嘴脸，是谁造成这个恶作剧呢？
　　中国的政坛上再也听不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有识之士不同的声音了。这场运动阻塞了言路，这一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丧失独立人格的转折点。经过这场极端严酷的政治运动，更多的人被吓破了胆，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提意见，当起了“顺民”，学会了说谎，学会了自保，学会了委曲求全。这场血淋淋的政治运动中，有一大批正直的、有才华的、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受到了残酷迫害和打击。“右派分子”及他们的家人、亲戚，从此都被踩在脚底下，历尽人间沧桑，到后来二十年都翻不了身。
　　整风和反右运动结束，“大跃进”的口号就这样提出来了，随着全国反右“胜利”结束，就在全国范围内工农业大发展，急风暴雨，声势猛烈，县当局指定庆余留在当地农村监督劳动。庆余想着：反正是右派，与其留在山头，倒不如返回故乡去劳动，于是即提出回老家。庆余回到了久别的故乡，本来故土的一草一木令人魂牵梦绕，原是温馨、安祥的地方，可今非昔比，满目草木凋零，大地像死灰一样暗淡，毫无生气，特别见到以往的邻居老友，无不看出他们歧视冷淡的眼光。预感到同样是进入了阴森可怕的人间地狱。看世态冷酷、人心险恶、环境恶化。彻底撕碎了庆余的心，屁股坐在针毯上忐忑不安……
　　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农业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
　　高指标带来高估产。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兴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报刊舆论大加鼓吹，并且用大字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公开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批判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是所谓的“条件论”。
　　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各地试办了些千户以至几千户的大社。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人民公社开始在农村建立。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同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
　　
（3）大跃进潮，猛烈非常
　　形势逼人，一个钢铁、一个人民公社，这两个问题都需要马上解决。重新确定钢铁生产指标。1957年500万吨，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是1070万吨，决定在全国建立人民公社。现钢产量还只有500多万吨，怎样完成剩下的600多万吨钢的任务呢？大家讨论，除了发动群众，来个全民炼钢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说干就干，于是一时间，成千上万人都离开农村、工厂、学校、机关去大炼钢铁，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有几千万人。全国农村城市掀起了更大的“跃进”高潮，已出现严重的浮夸和混乱局面。现高估产造成大增产的严重假象，比1957年的3700亿斤增加了近一倍，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4800亿斤的指标也高出很多。导致浮夸风进一步升级。为了完成1070万吨钢的政治任务，各地都由第一书记挂帅，组织大批人马土法炼钢，吸收全国劳力有9000万人。电力、交通、水利、文教等各行各业全民“大办”。全民写诗，全民高科研等严重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规模群众性盲目蛮干，人力、物力严重浪费，致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后果严重。
　　人民公社运动也是一哄而起，没有试验，没有总结，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国七十四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二万六千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大刮“共产风”，一平二调。并入人民公社的合作社的一切财产均上交公社，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公社无偿占有富社的部分财富，社员的自留地、果树、猪、鸡也都交到公社。政府和公社可以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及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俱。农民们对此惊恐和不满，杀猪砍树，给农村生产力造成很大的破坏。农民的这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无偿调用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大量丢失、破坏，酿成恶果是深远的。
　　M县也和全国一样，在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中，进入大跃进之年了，为什么报纸上说，粮食打得那么多，人们的肚子反而更吃不饱？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敢说而已，大家都怕当“右派”。那年月的荒唐事特别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科学技术”如“超声波”用平常喷施农药的喷雾器，把喷头卸下来，再安一个铁管子，在铁管子两头锯一道缝，在缝上安上半片薄薄的刮胡子刀片，这样超声波发生器就产生了；再用一个水桶，灌满水，把超声波发生器的头放在水桶里，然后开始打气。通过薄薄的刀片，就产生了有超声波处理过的水。这种“神水”，喂猪能加快育肥，浇庄稼能使庄稼增产，把普通种子浸泡在水中若干时间，就能产生变异了的新品种，病人喝了超声波水能治百病。于是全县都把喷雾器改成了超声波发生器。
　　农科院与农业大学，1958年，在M县××村成立了“农业科学院”和一所“农业大学”。科学院的“研究员”是农业大学下放到农村实习的一批学生、本地的农业技术员和农村的几个不识字的“土专家”；另招收了４个班的有初中文化的农民作为大学的学生，抽调一些中学教员和农业技术干部当“教授”。这样，农业科学院和农业大学就成立了。
　　科院下属有研究所。挂了一块“M县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的牌子，一个初中生被任命为“所长”加“研究员”；同时还是×乡“红专大学”的“教授”。所谓“红专大学”，就是有一间房子，弄些课椅、课桌，墙上有一块用水泥抹的黑板。这间房子，除“红专大学”的牌子外，还有“共青团学习班”、“妇联会学习班”的牌子。“红专大学”就根本没有开过学。所谓“水稻研究所”，就是一个人。这些“农科院”、“大学”寿命都不长，大约一年光景吧，摘牌解散，浪费了不少物力、人力、财力。
　　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1958年7月中旬，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一个地方办起集体食堂，把妇女从灶台上解放出来，从而解放了农村劳动力的消息，大办公共食堂的热潮一下涌来，仅经过7天宣传、动员、筹备，7月下旬，全部实现公共食堂化，把几千年来的家庭小灶推倒了，共办起集体食堂112个，参加食堂的农户占总数的83％。基本上一个生产大队一个食堂，大锅饭从此开始了。家家户户不准冒烟，所有粮食、蔬菜等由集体掌管，一时热闹非凡。10月，全县所有农村公共食堂又宣传，社员吃饭不要钱，并实行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办法，就是按男、女、老、少、劳力强弱，分等定级，发给基本工资，再据劳动表现和所得工分多少，按月或按季评定一定的奖励。办法虽好，可惜超越现实可能，吃饭不要钱和基本工资加奖励出台不足三个月就夭折了。但公共食堂争议很大，赞扬的说它是新生事物，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反对食堂就是反对人民公社。
　　红旗招展中公社诞生了，M县公共食堂兴办不足一月，人们在瞬息万变中尚未定神，新的事物又出现了。8月中旬，“人民公社好”震动了神州，震动了世界，使中国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七里营人民公社”第一个在中华大地诞生了。各大报的特别报道，就是信息，就是号令，风起云涌的公社化顿时涌向全国。8月20日，县连夜开会，紧急行动，21日就敲锣打鼓，欢庆12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立为两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党、政领导直接指挥生产活动的。从此，区、乡政权和农业合作社也成为过去。人民公社的建立，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这一面红旗，一下成为“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化”，8月底，本县农村实现托儿化，共办托儿所9个；8月26日，县委发出“大办地方工业运动月”通知，提出献计百万条，实现工业双千县，9、10两月，全市开始了运输车子化，滚动轴承化，加工机械化，全民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生产战斗化等等，大跃进的号角吹到了顶点。
　　9月初，机关单位开始建炉炼铁，干部、学生、居民到各地河流、溪涧、山边淘铁沙。县委机关在院内建了一个小高炉，将收来的废钢铁投入，鼓风机哄哄一夜，黎明时废铁溶化，凝结成块，有些废钢却化不了，贴在炉内。书记、部长们和大伙熬得眼角发红，一身灰土，既无原料，又未成功，只好作罢。县级单位建起小高炉10多个，情况大同小异。虽不成功，还要再试，但原料缺乏，供销社全力投入收购废铁。农村办起食堂后，家庭不准冒烟，农民的饭锅全部砸碎集中废铁出售，不自愿者则强迫被砸坏收购。江河淘铁沙，一队队，一组组，,部分人还带上吸铁石。9月15日，2000名“钢铁野战团”组成，由副书记带领，到深山泥沙堆积处的铁矿区，筑炉、伐木、开矿、炼铁，出发时彩旗锣鼓鞭炮欢送，代替了城内的淘铁沙炼铁。野战大军全是农村精壮劳力，留下老弱妇孺，金灿灿的谷子刚刚开镰，大跃进带来的大丰收就落到他们肩上；有一段顺口溜：“青年男人去炼钢，老弱病残留家乡，黄忠穆桂英，披挂齐上阵，打谷子，种麦子，扛起拌桶担挑子，抱上孙子栽菜子，累死累活没啥子，图的就是个好日子。”这是当时农村的真实写照。野战兵团经过55天的艰苦奋斗，砍伐烧掉大量林，木，开了不少矿石，终由于技术、设备太差，真正可用的钢铁基本上没炼成，炼出了不少烧结铁，12月9日，大军凯旋，全城扎彩，隆重欢迎“钢铁战士”胜利收兵。
　　超英国赶美国天天放卫星1958年秋末冬初，大跃进的狂热达到顶点，这时一个响亮的口号屡见报端，“大干15年，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这个口号的魅力气魄，随着这个口号的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是办不到,只有想不到”等豪言壮语。10月的一天,又一颗大卫星出现了,湖北省麻城县有个大队的水稻,亩产竟高达12000多斤,还有一个小孩站在稻穗上掉不下去的镜头,震惊全国,震惊世界!各地纷纷急速赶去参观、学习、取经,外地的卫星越放越多,越放越大。胡乔木说，大跃进虽然在个别领域确实促进了一些开创性的事业，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挫折，它使中国吃够了苦头。大跃进的直接原因是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表现为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的农村人民公社，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农村人民公社曾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这个事实表明当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多么天真！镇压和高压的后果是，中国的政坛上再也听不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有识之士不同的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