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6、7）

　　(6)主观臆断，信口法律
　　庆余所提到民兵队长，恐怕是他以及所有的难友终生难忘的人物。直到今天想起那一幕依然心惊肉跳，他威风举起长枪，对着一位对他的无端指责稍作辩解的右派的胸口，用枪探条狠狠地戳刺，殷红的鲜血从衬衣里涔涔渗出……尽管这位无辜的受害者曾是八路军、志愿军的战士，是当年战场上的英雄，但此时已是一个“被解除了武装的右派”面对这个“改造他的人”施加的暴虐的伤害，却只能默默忍受，若略有不恭或说出什么话来，狂怒的民兵队长会毫不手软地将他打倒在地，没有人会为他说话，替他辩护。右派们背地里都称他为“魔鬼”，从春种到秋收，他喜欢巡视于田间地头，腰里别着手枪，或背着长枪，耍够了威风。他与大队长真是威风凛凛，决不允许他们所管辖的'农民及右派们劳动上有怠慢，对大小的“长”们发布的各种大小命令没有任何违抗，唯唯诺诺。
　　人们深深地感到，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基层党的书记具有了绝对的权威。得罪了书记，他要给你扣个反党帽子置你于死地，易如反掌。本来，就已经赋予党以绝对的权威性；而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建立、到六十年代日趋完善的，单位制度则最大限度地把每一个中国人，都组织到某个单位中，从而对所属单位形成了一个依附关系。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不仅把党的绝对权威与绝对权力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而且将这样的绝对权威与绝对权力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特别是第一把手的身上。无条件地服从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对某个具体领导人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社会主义：这就是反右运动的铁的逻辑。庆新、庆余以及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就是因为对某个单位领导，甚至是某个党员、某个党的积极分子提了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的。因此，反右以后所建立起来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其最大特点，就是赋予从中央到每一个基层单位的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第一把手，以一种不受法律限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威与绝对权力。鲁迅当年在批判专制者时，曾愤慨地说：“他们的嘴就是法律”(致曹靖华，1935年10月6日))，又说有一种罪叫“可恶罪”即被某一种人认为“可恶”就有"罪"(《而已集•可恶罪》)。而现在，这一切都有了体制的保证，可以任意给他人定罪，在无论资历、人品、知识、智力……都远在他之上的右派们面前大耍威风，而所有的人都不敢稍示不满，原因就在于他处在领导位置上，他代表党，他有权，而这些受他管辖的下级及右派，和他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他是操有生杀之权的“主人”，右派都是他的农奴。
　　这是建立在一个层层控制的严密的等级制结构上的：每个单位的范围内，第一把手居于最高位置，党组织和行政其他领导成员处于第二等级，下面各级干部处于第三等级，一般职工处在第四等级，“右派小领导”处于第五等级，一般右派则处在最下层。每一个等级的人，对待上一等级，所有的人对待第一把手，都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说话，不敢有半点得罪；但对下一等级的人，则又可以施行不同程度的淫威。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同样令人震掠的回忆，一个生产队长怎样破口谩骂一个右派，稍有顶撞就扣克口粮，将其强制监督，最后这位右派只能忍气吞声地低头认罪；而那些“手中有了一点小权的右派小领导”，对同派难友也拳脚相加。挨了拳脚的难友也只能将愤怒埋在心底，敢怒而不敢言，右派也因此明白，说他面前的唐僧太多，
　　但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单位的领导也是处在某一等级上，虽然在本单位范围内，他可以不受制约，但他的上级却有权制服他。于是，大队长，也终于遇到了危机，因为出言不慎，触犯了忌讳，而被送到县里接受批斗，但又因为县委书记的赦免，有惊无险地又回来继续当“大王”，其凶残暴虐却没有半点收敛，因为他的权力完全来自上级，只要以对上级的无限忠诚赢得信任，就可以在下级及底层百姓面前任意逞威，这样的“对上为奴才，对下为主子”的为官之道，是深谙等级的奥妙处。于是，天下看似太平，而处在底层的庆余“右派”们的弱者的呼号却一再地被遮掩了。早就有过这样的名言，知识分子如不接受改造，就“不给饭吃”。这不仅是恐吓，更是现实。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大饥荒中，被劳改和劳教的右派自是首当其冲；所谓“夹边沟事件”即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夹边沟农场原是犯人劳改农场，1957年后半年反右以后，改为右派的劳动教养农场，“收容”各类右派二千四百余人(官方数字)，1960年9月，除了瘦弱不堪者外，又全部迁移到××明水乡开荒。1960年I2月，因死亡人数太多，经中央干预，而遣返劳教人员，此时，夹边沟农场尚存苟延残喘者仅一千一百人。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无辜者都“钻沙包”了。这是当时的俗语。因每天都出现大批死亡，只能用他自己的被子裹住，抛在戈壁深处的荒沙包里。
　　让人们翻开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吧，杨显惠，甘肃东乡人。中共党员。1975年毕业于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1965年参加工作，历任兰州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小宛农场农工、服务社营业员，酒泉农垦中学教师，轻工部大清河盐场宣传科干事，河北省作家协会作家，轻工部塘沽《盐场报》编辑，天津市作家协会作家。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他即用一年的时间，连续发表在《上海文学》月刊上的系列作品，每期一篇。因此，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作为专栏，自2000年7月起由《上海文学》推出之后，“夹边沟记事”写的是久被尘封的往事，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在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茫茫戈壁，几千名因言获罪的人们，如何被迫劳教或劳改。在轻松、休闲已成时尚的今天，这历史一页的重读，自然会令人感到沉重。但正如《上海文学》阐述办刊宗旨时所说：“在越来越轻松的时尚文化的氛围当中，有一点沉重或许也是另一种需要”。信哉斯言。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沉重的，如果忘记历史，忘记对历史进行反思并彻底清除现实中历史遗留的病灶，而只是沉湎于轻松、休闲、玩耍和戏闹，则沉重的历史并非没有可能重演。因之人们关注“夹边沟记事”它不是小说，而是实录。它以夹边沟之一隅，全方位、深层次地重现了历史，不仅可以让如今的青年，而且可以让当时为“反击猖狂进攻”而斗争、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狂热的人们也了解，在那个时代，在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场严重扩大化的“斗争”，曾带来了怎样的痛苦和灾难。在“夹边沟记事”中，我们看到了法制空缺所带来的恐怖，看到了人如何被“教养”、“改造”致死或成为非人。荒诞、屈辱、生命如草芥，作品中披露的诸多事实，都足以令人震撼。而最触目惊心的，当属对于饥饿、人如何因饥饿而成为动物的描写，以及在这种非人的环境中，另类们心灵的扭曲，信仰的破灭。说到写饥饿，印度作家巴巴达•巴达查里雅的《饥饿》和我国作家张贤亮的《绿化树》，无疑令人永难忘怀，但“夹边沟记事”所写，却更令人惊骇。作为从生理方面对人的摧残、惩罚的手段，李晶、李盈的《黑雪》写劳动的繁重和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写饥饿，实为堪称代表。当时全中国老百姓都在挨饿，“贼配军”的处境也可想而知，但无论如何也难以料到，由于饥饿，由于生存本能，他们不仅挖野菜、捋草籽、抓蜥蜴、逮蚯蚓、捞泔水桶、掏老鼠窝，而且已全无廉耻，竟然走到哪里偷哪里，见到什么偷什么，甚至为争舔伙房饭缸壁上的汤汁菜叶而打架；失去尊严，竟然吃拌过六六粉的麦种……当看到有人因偷吃生粮养成习惯，看到9个人一次竟吃了160斤土豆！其中有人当即胀死，看到有人为从“劳教”转为待遇稍好的“劳改”而故意破坏、故意犯罪，却阴错阳差地就是进不了监狱，真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哭。死者死矣，而生者心灵的扭曲、信仰的破灭，则更令人扼腕。且不说在被管教人员中，有的竟以出卖、虐害同类为资本，“积极得没有了人性”；或看到三千人中只有三个人摘帽用以点缀风景，从而感到“并不是好心总有好报”，以至对大自然都产生了变态心理，如憎恨月亮，因一有月亮就要加班，如对太阳冷漠，因那“不是我们的太阳”，这就正应验了“哀莫大于心死”的古训。往事不堪回首，却也是一种财富，吸取教训杜绝悲剧的重演，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严重的扩大化“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惜乎那时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结果“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以至酿成了十年浩劫，给国家、民族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因此，了解历史、重温历史绝非多余，这也是“夹边沟记事”价值之所在。杨显惠曾在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当过十几年知青，也曾以《这一片大海滩》获得过198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夹边沟记事”的新作，在《小说界》刊出，广大读者越是珍惜今日，就越将与作家一起，不忘历史，为了明天。
　　
　　﹙7﹚夹边惨事，令人惊叹
　　《夹边沟记事》中：一个右派，因为饥饿，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生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己，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第二天，割麦前，就在站里的一块空地上，召集全体右派及家属开现场会。死难者隆起大肚皮的尸首就摆在一旁的地上，让参加会的每个人一眼就能瞥见。站上的王××队长铁青着脸，大声训斥：“你们有些人不是叫喊肚子吃不饱吗？右派分子徐××吃生麦子胀死了。现在大家都看见了吧，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王××冷酷无情的训话，重重地敲击在每个难友的心上。他们眼睁睁地看见躺在地上的死难者头发散乱，脸色蜡黄，肚子高高隆起，肚皮泛起青白色，肚皮上的血管因为绷得太紧，甚或己经绷断了，颜色五抹六道的。这副惨状，使他们一个个瞥了一眼之后，便立即转过了头，不忍再看下去。(死者的妻子)唐××哭肿了眼睛耸动着肩膀啜泣不已。……她本该号啕大哭，吐尽几年来心中的苦水，倾诉几年来她和丈夫积郁的愤怒和委屈，而她不能。作为右派的遗孀，她连放声大哭的权利都没有，她只能噎着气啜泣不已，这里所描述的饥饿与死亡，是可怖的；而这位队长所宣示的“革命逻辑”却更其可怖：明明是因为饥饿而吃了过量的生麦子而暴死，为什么反倒是“自取灭亡”，而且因此背上“同党顽固对抗”的罪名？究竟谁有罪？
　　这里且不从全国大范围内来讨论六十年代中国的大饥荒、大死亡产生的原因与责任，单就这位暴死者所在的农场而言，导致大规模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按“劳改系统”的传统习惯即自己定的土政策，每月的口粮都没有发足，要“节约”几斤；因此，尽管死人与日俱增，仓库里却储满了一万多斤的粮食，但上级领导仍三令五申，不准动用这些从犯人口里硬抠出来的粮食，来抢救濒临饿死的人，理由是不能违反“党的粮食政策”并把是否坚持口粮标准(即不增加本可以增加的粮食供应)，提到“政治立场”的吓人高度。一方面是人的生命，另一方面是所谓“党的政策”，当时的领导，几乎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宁可死人，也要“模范地执行党的粮食政策”：这就是六十年代的中国的“政治”。在这个“政治”里，人的个体生命，特别是普通人的生命，是没有任何位置的，更何况右派，既已被宣布为敌人，就根本没有生命的价值可言。而且还振振有辞地自有“革命理论”的依据：
　　夹边沟农场迁到××县明水河不久，即大量死人，汇报到地委，地委书记的回答是：“搞社会主义死几个人就尻子松了吗？”不可小看这句话，这里暗含着一套严密的“革命逻辑”：搞社会主义，也是搞革命，总是要死人的；因此，为了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的需要，个人，包括个人的生命，应该作出无条件的牺牲；而党的政策正是这样的社会主义整体利益的具体体现；因此，党的政策是高于个人生命的，当二者发生矛盾，个人生命应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政策；因此，即便死了人，我们也应该坚持党的政策，因为这就是搞社会主义的需要。这一套“革命逻辑”看起来很玄妙，不加思考，就很容易被绕了进去，事实上，它曾经长时期地迷惑过许多的中国人，也包括许多本应该最具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要破这样的精神迷魂阵，除了指出其逻辑上的狡辩术之外，最主要的方法，是看这套“革命逻辑”在现实生活中实际所起的作用。就以所在的生产队而言，按照这样的“革命逻辑”当时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的右派，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遵守党的粮食政策，老老实实地吃规定的定量，无论饿到什么程度，都绝不设法去增加自己的进食，如果因此而饿死，也是对党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现在这位暴死的右派，不能心甘情愿地忍受饥饿，却要趁收割之机，偷吃生麦子，自己活活撑死不说，还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就自然是“自取灭亡”，“与党顽固对抗”了。因此，这位队长的训斥，看起来凶狠，粗暴，不近情理，却是以无耻的坦率道破了玄妙的“革命逻辑”的实质：这样的完全抹煞个体生命价值的整体性思维与逻辑，是诱人落入愚忠的陷阱，逼人活活送死的逻辑，他们对自己实际奉行的是另一种逻辑。就拿所在的农场领导来说，他们忠实地、模范地执行党的粮食政策，拒不用仓库的粮食抢救濒死者的生命，也并非出于所谓“党性”，而完全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因为按当时的体制，因饥饿而死人，他们可以不负责任，如违反上级“不改粮食定量”的死命令，那就得罪了上级，犯了“政治错误”，在顷刻之间，就会失去了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这里实际起作用的还是“保官、保命”的逻辑。他们一面严令禁止“小偷小摸”，宣称这是“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尖锐表现”，一面却大摇大摆地走进机磨坊，明目张胆地把农场的面粉装进面袋里拿走，可见为党和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忍饥挨饿，牺牲生命之类，是针对被统治者的，他们自己是不受其制约的。但他们却懂得如何利用饥饿：居然在死尸面前举行“现场会”，居然以如此悲惨的饥饿导致的死亡来威胁活着的人，如不驯服，“死就在眼前！”这都不可思议，难以想象，却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以饥饿与死亡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这实在令人发指。
　　《夹边沟记事》是最震撼人心的文字，是他们关于饥饿与死亡对人的肉体与精神的摧残的真实描述。至今也不能忘记那件“小事”：一个管教干部不许一劳教人员吃午饭，说他拉肚子，不能吃菜团子，饥饿的劳教人员立即哭了起来。人心都是肉长的，外人看到却因此受到了心灵的颤栗，几乎流下泪来，在他看来，一个成年人因为不许吃苜蓿菜团子而哀哀哭泣，这样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在那个年头几乎是每天都在发生，人们已经见惯不怪了。当在精神上被剥夺了一切，在物质(生理)上也被逼到绝境，这双重的彻底剥夺，就使人只能按求生的本能行事，这是人的彻底的“动物化”，一切人世间不可想象的事，在这里都会发生，几个犯人奉命将一个死去的右派拉去埋葬，突然发现他还活着，却不将他拉回去，仍草草埋葬了事；原因却简单得令人恐怖：农场规定，埋一个死人给两个馍，如把活人再抬回去，就得不到这两个馍。为了两个可以救自己命的馍，就本能地将未咽气的同类留在荒野里“人食人”的现象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使人不成为人，使人异化为非人，这异化的背后，满溢着惨痛的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