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3、4、5）

　　﹙3﹚不胜寒冷，措手不及
　　庆新也一样，当其他人已在冥思苦想如何逃脱劫难的时候，他认为“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不同于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唯我独忠"的姿态。庆新表示相信“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做整人害人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他深信党是会明是非的，但他看到许多力量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销浪费掉了而痛惜。他说：“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销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完全可能的。何必这样呢？”
　　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与会者除了倚仗人多势众外，根本不可能有平心静气的说理，更无人能从马列主义理论上与之辩驳。虽然庆新引经据典的滔滔辩才，却淹没在“这是两条路线斗争中。”你要搞资本主义“否定党的领导”之类的口号和帽子堆中。这真像是一场与聋人的对话，双方各唱各的调，无法进行相同水平的理论交锋，只剩下了以数量取胜的“人海战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品和水平，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可怜过。也许是对这种无意义的对峙感到孤寂，也许是预感到被推上祭坛的命运已定，他有了一切放下的悟性，有了上述的悟性，庆新的态度显得更加洒脱，手持烟斗，从容不迫地在各种场合应对各种批判，坦然与会。
　　而庆余一贯态度是正常的，对于这次运动中的人际关系，他认为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阶级特性也可以说已经基本消灭，大家是一致在向人类的共性过渡。不要没有人情味。人，不论党与非党、公方与私方，互信为怀”……他想着自己应该心安理得，表现得十分沉着、冷静的对待一切。因为问心无愧，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应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才好。庆新、庆余兄弟俩呼唤着和风细雨，而迎接他俩的却是雷电冰雹。一场围剿式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
　　是啊，历经多年来的不断搞运动，中国人的观念变得很容易走极端。当一个人“走红”时，他的履历可以是投身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一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人士了。而到了墙倒众人推之际，便有了下列种种说法：“爱国是假的”，“他的抗日救国是为了创造向蒋卖身投靠的资本”，“勾结特务、反革命、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破坏土改”，“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翻开当年的报刊，这样的批判词比比皆是，大多出自与庆新共事多年的一些老友之口，其中也不乏他早年帮助和提携过的晚辈。更有甚者，他的一位老同事，过去有困难时曾屡屡受过庆新的恩惠与保护，此时竟反咬一口，反戈一击。这是50年代开始的一种时尚，其给国人道德情感造成的伤害，也是十分致命的。要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上认识朋友，这场运动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也开创了最坏的先例。庆新都默默的原谅了某些伤害他最重的朋友，其实这些朋友，在后来的十年浩劫中，也和他一样品尝了苦果，近年来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改进忏悔。
　　在那个疯狂的岁月里，只有残酷斗争，所有的人都紧绷着面孔，空气中到处充满了火药味。那是一场对中国知识精英的大围猎，陷入网中的“右派”们，不得不放下学者名流的架子，他在会上做了个书面检讨，承认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但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说，“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不但没有任何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及同志们合作共事关系，绝大部分都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与领导都把我当作亲密的朋友，我觉得自己也融入其中。”在逐条辩驳了强加在头上的种种罪名之后，庆新认为共产党是最讲实事求是的，他说，我是抱定“真金不怕火”的态度，是共产党的领导，一定会明辨是非的。
　　阶级斗争越来越十分严竣，在“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此后一系列扩大阶级斗争的举措开辟了道路。
　　鲁迅《写于深夜里》这篇文章，除了“论暗暗的死”之外，还写了“一个童话”、“又是一个童话”、“一封真实的信”几节，讲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木刻家曹白)，因为同情革命，参加了具有左翼倾向的木刻研究会，因为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一句“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而被捕入狱，并因此“游历了三处残杀人民的屠场”。庆新与庆余应该是曹白的同类人吧，都是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在1949年庆新从国民监狱出来马上投入到革命的怀抱，庆余亦是怀着一颗火热之心参加了革命队伍啊！但到了1957年，就是这个他们无限信任，对工作表现了无限忠诚的人，投入了这“革命大家庭”中，没想到今天被人以“革命”的名义，将他们打入了地狱。这是一个更加离奇，更不可思议的“童话”，“童话”这一词也显得过于轻飘，这里充满了层层叠叠的血污，事己至此必须直面这“革命地狱”看它如何将真正的“革命者”打成“右派”，看它怎样把真正的“人”变成“非人”。
　　
﹙4﹚残酷现实，厄运面前
　　面对残酷的现实，时不时地撞击撕扯着庆新、庆余流血的心呵。曾几何时，兄弟俩都成了“妖魔鬼怪”。在公众场所，在斗争会上，“右派分子李庆新低头认罪”，苍天有泪，苦海无边！在1957年的中国，所谓“右派分子”个中的辛酸痛苦，这是常人难以承受的灾难，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问题是在共和国的历史大事件中，这样的悲刷曾一再地出现，真不可思议啊！
　　最容易想到的，这是对受害者的人身侮辱，不仅是对其“革命者”的资格、身份，更是对其“人”的资格、身份的剥夺，正是要通过这样的命名仪式，使其在舆论眼里，更在其自我心理上“非人化”。后来大剧作家曹禺对文革中的心理迷乱的自述，“他们整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不但别人相信，甚至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已真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我也许是疯了，我老岳母剥下的白薯皮，我都吃。看来，曹禺吃‘剥下的白薯皮’这一细节是特别惊心动魄的；它让人想起了老舍《骆驼祥子》的结尾：祥子看着一条瘦得出了棱的狗在白薯挑子旁边等着吃点皮和须子。他明白了，他自己就跟这条狗一样，一天的动作只为检些白薯皮和须子吃，将就活下去就是一切，什么也无须多想了。”“人”就是这样在自我幻觉中变成了“狗”。
　　庆余与矜洁被强制分离。“两个在大灾大难中融合在一起的灵魂又生生被撕扯得鲜血淋漓，各自东西”，这更是一种残酷。人们似乎还有一点退路，可以通过通信来慰藉两颗孤寂的灵魂。但这也是“革命”所不允许的。在经过了“万种柔肠焦急等待”以后，庆余终于收到了心上人的来信：“这是一个小小的、揉得皱巴巴的信封，奇怪的是信封开着口，没粘，里面装着一张薄薄的信纸，字写得歪歪斜斜，没有了她的来信中惯常对他的爱称，庆余"反复读着这封被检查过的来信，想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什么，却什么也捕捉不到，干巴巴的字句，意思明确，连引起联想的可能都没有”。他突然明白，“唯一沟通和抚慰两个受难的灵魂的渠道己被堵死”，“我们在苦难中想要互诉衷肠、沟通心曲已无法做到，这种残忍的剥夺使他心颤不已。”
　　于是，人只能回到自我倾诉：矜洁正是这样坚持记日记，作为自已最后的精神防线。庆余也坚持写着日记，如今这已成了他永远的记忆，写他的委屈，他的痛苦，也写出那可悲的世相，他说这些日记会很有意义，不仅是为了现实的精神的坚守，而且也是他的一个梦：总有一天，将这一切写出来，留给后人。可以说，记日记几乎成了他证明自己“人”的存在、“思想”的存在，证明自我生命的意义的最后手段。也给了自我倾诉的权利。
　　著名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人们无法想象这种办法是多么恶毒，对人的心理打击是多么致命”，他这样描写一个亲历者所受的精神磨难。矜洁真是形影相吊，成天孤零零地，以及四五件不会说话的东西，如桌子、床、窗户、洗脸盆。她就像潜水员一样，置身于寂静无声的漆黑大海里，甚至于模糊地意识到，通向外界的救生缆绳己经扯断，再也不会被人从这无声的深处拉回水面了。她的身边是一片虚无，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虚无之境，
　　时间到了1958年的农历腊月，再过几天就是立春，这个节气来得比去年还早。似乎一切都该打上句号了，但这只是劫难的开始。在这场对知识分子良知的大围猎中，100万人被打成“右派”，沦为贱民，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20%；如再加上被内定“中右”、“右倾”者，以及所有受打击者的家属子女，受到迫害和株连的人数当在300万以上，造成众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右派”中除个别人外，均被处以撤职、降级、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监督劳动、劳动教养等不同处分，其中半数以上失去公职。一些人还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判刑劳改，甚至被枪决，在运动中自杀及在劳改或其他迫害中死去的人数更无法统计。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反右运动对后来中国的影响极其重大。意识形态斗争造成压制了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及其政府，政治斗争党外势力转变为党内部不同路线的斗争。经过反右运动后，重新回到以政治挂帅，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上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右”唯恐避之不及，政治路线从此严重左倾。这些变化为之後的“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埋了伏笔。在各个民主党派方面，经历过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骤然转变，各党派参政议政气氛凄然。在政治生活中不敢发声，造成这些政党一步一步愈发边缘化。
　　“反右”运动刚刚告一段落，又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历史的车轮急剧左转。此后的数年间，经历了“大炼钢铁”和“吃大锅饭”的“大跃进”，庐山会议的“反右倾”，“神话”一天比一天多，口号一天比一天左，科学知识不再被尊重，蒙昧主义大行其道，没有人再敢于提不同意见。直到发生全国性大饥荒，这股反科学的蛮干狂热才逐渐降温。
　　庆新表示说：“唯有事实为最雄辩，事实越到后来越清楚。我相信事实，我无限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多受一些锻炼，但不能改变我对党的信任。我认为这一点的硬骨头是需要的，党绝不愿他的党员是软骨头。”政治上受到进一步打击的同时，庆新在经济上也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紧随其后，亲身历经了中国三年的大饥荒。，他不禁颤栗起来，真好像是在地狱里走了一遭。
　　冲进了寂寞，荒凉的心中世界，一个风雨袭来的夜晚，天黑乎乎地一片，像一盆墨汁倾泻下来，庆余他心中想得很多，往事辛酸，当前苦辣，想自已一贯满怀热情的工作着，为社会主义献出了青春年华，兢兢业业的干着，处处以党的利益出发，对领导历来是十分尊重的，如果提意见也是出于公心，都是合理化建设性的珍言，从来是关爱维护领导的权威着想，从没考虑过自已的安危、得失。他真是太天真了，他很幼稚啊！哪里想到人生道路的曲折、坎坷、磨难、凶险呵！
　　平时开玩笑，运动当材料，平时不警惕，运动遭碰壁。他过份执着沉溺在“革命大家庭”之中了。世道变成这样，如今老婆、儿子、兄弟、姐妹，都开口斗争，形同陌生，反目成仇，比比皆是。许多事情使自己躲也躲不过，逃也逃不脱，总像一个可怕的幽灵跟着，甩也甩不掉，什么美丽缥缈的青春之梦，都将一切成粉碎、零落、化为乌有。生活格言不是明明白白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吗？毕竟世上“见面说好话，背后使毒箭”的人多啊！“平路跌死马，浅水淹死人”的悲哀有的是，“不怕红脸关公，就怕抿嘴菩萨”，可见世事凶险，捉摸不定，一切现象真令庆余发懵了。生活，真是一块调色板吗？灰色、苍白里揉进绿色和金黄会呈现出灿烂，那么，它也是一座大舞台，变幻莫测的大场景，衬托着多样多味的人生，这其中的奥秘，谁又能说得清楚？
　　
　　﹙5﹚失群孤雁，人仰马翻
　　庆余独立在寒风中久久不得其解，感到了眉毛上挂爆竹祸在眼前，任凭风向转何方？他体味到只有从岁月的深秋走过，才明白红叶的艳丽和娇媚，才明白路旁白杨的空虚与苍白，世间的事太多了，风过也许无痕，雨过却不能无迹，付出和得到何谓公正？爱恨情仇酸甜苦辣！天时地利包罗万象……林林总总不断充进自已生命的视野，静静体会你可不经意发现许多感觉，于是为自己的心留一片可以自由翻飞的天空，为自己的思想开一扇可以随时眺望世界的窗，而这把锁匙一—就是宁静。
　　庆余他从孩提刚懂事一天开始，回忆那星夜下劳碌了一天的母亲，她当年就喜欢独坐在门外的空地上，当这时蛙声、蝉鸣、犬吠更增添了空旷的安宁时候，往往这个时候，他就想着当年默契地搬个小凳子坐在母亲旁边，他家的平房是在山麓下，这儿可以看到村外的路口，爸爸每日辛勤劳作往返回家，还可以看到林场外村落和田野，田野中有零星的荷塘，在蛙鸣的盛夏季节更现出生命的风姿，最吸引他眼球的是在一片泥沼田野的中央孤立着一棵枝叶繁多的大树，它永远默默独自驻立在那儿，那时他总在想，怎么这棵大树独自长在这烂泥的中央呢？一个生命，就这样如此庄严地傲然于大地，托起一片蓝天，他觉得也只有在宁静的思绪中才更清晰地体会到生命是如此的骄傲。
　　宁静的月夜也曾给予庆余无尽的遐思，看逝去的日子恍如昨日，那时他家是在莲乡，有句佛语：“我自观心地，莲花出污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那时他曾想莲的洁净是在月光下洗出来的，他也认为是月光洗出他白净的肌肤和心灵的一块宁静之角吧，岁月无情地带走了曾经的那片宁静，想到母亲，他的心一阵酸楚，叹悠悠，尘世几许悲欢离合，滚滚红尘芸芸众生难分难舍，奈何！美丽聪慧的母亲过份的劳累，她早早地走完自已的人生之旅。母亲啊，庆余现在已经失去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了，比孤儿更可怜、可怕！
　　生活有时需要庆余自己面对解答，他每每在最苦难的时候便会想到树，一棵树，无论是生长于山崖之上，还是生长于旷野之中；无论是春天新绿，夏天繁茂，秋天凋零，还是冬天在寒风中挣扎；无论是被风摧残，被火浩劫，还是被刀斧砍伤，它都永远真诚地、自然地、顽强地展示着自己的风姿。大自然没有一棵树不美丽，也没有两棵树长的姿势相同，大自然的造化让每一棵树，独自展示着生命的本质。他己离开曾经的故乡，而那棵泥沼里孤独立着的那棵大树，它的姿势独成一道风景，在他的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是那树、是母亲、是天地万物的生命灵性……赋予了他一种宁静的体味，他常常独处一会，在宁静中把握与调整自已，只有这样才可以看清自己，体味思想的脉络与节奏，宁静的思绪让他在城市噪音昼夜不息的嚎叫中安宁，在争纷的人际关系上平复乱了的心绪，可以随时步入和享受永恒不移的自由和愉悦。曾经外出看到同屋的人，他融入除了热闹与忙碌后，就到室内悠闲展卷朗读来打发空闲的时光，读完困了就是睡，他的思想保持时时安宁，他不敢苟认那些优秀的人，因为他们没有片刻的安宁。
　　生命如歌，夜浪推涌，凉风如水，当袭风快速飞卷衣服激荡起一个世界，他知道宁静正栖在他无边无际的心。他整理着思绪，任自由无碍地从原始村落的熊熊篝火，想到亿万年后世界的劫运，自一毛之端拈起隔山隔水的旧梦，这里没有时空的隔阂，没有界限与阻碍。“天上没有翅膀的痕迹，鸟已飞过……”很难想象一种美可以脱离思想，独自散发光辉。就像一片羽毛落在水上，只能漂浮，却永远无法触及水底亘古的秘密，大海一滴水，世事似无心，当理解了天地宇宙的浩瀚才知道渺小生命之不易，好好生活，认真工作，能吗？生存权也被无情的剥夺了！诗人的“细草香飘雨，垂扬闲卧风”名利之事，顺其自然。可怕的现实令人发抖啊！
　　调查研究，本是认识世界的手段和方法。从孔夫子的“每事问”，到戏剧舞台上所表现的开明皇帝的“微服私访”，乃至如今各种名目的调查，如农村调查、城市调查、新闻调查、专题调查、民意调查、问卷调查、审计调查、办案调查、抽样调查、统计调查……特别是领导和决策机关的调查，包括视察、巡视等，内容丰富，影响深远。陈云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但调查也有走歪了的时候，会产生另外一个样子，得出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
　　自从反右后实事求是没有了，各地的假、大、空、吹、拍恶习也泛滥成灾了，名兴调查研究之风，实际表面文章，说是调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实则流于形式。人民的忧虑和渴望是什么。各地官员怕丢官帽而顺其意，凑材料，报喜不报忧，甚至搞假政绩，以假乱真，以讹传讹，对左的一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历史己经证实违反客观规律那套的失败。把个别当一般，把不全面的情况当成判断形势的依据，造成“五风”盛行，纠左中扭转方向反右，又以虚假情况佐证他左的一套，路越走越远。唯上，唯虚，不唯实。闭门造车，从理论到理论，以理论套实践。咀嚼上级领导嚼过的馍，喷吐上级领导抽过的烟，搬弄上级领导垒过的墙。以领导好恶为标准，给领导观点找证据，靠刺探、揣摩领导意图过日子。深入基层，接近群众，了解真实情况只停留在口头上，尚未调查，结论就基本出来了。
　　短短时间，耳朵里听够了好话，奉承话，灌满了成绩，经验，满载而归，后各箱也装满了。回来后，凭着揣摩准了的上级领导意图，照抄照转空话、套话、大话，准备向上边汇报材料。一级糊弄一级。没有一丝创新，没有一点走样，就是没有新情况、新问题，不切实际，不着边际。
　　因此下去调查了，一些问题照样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观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替政策的恶劣作风。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己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
　　人们无法想象，采取“非人”办法是多么险恶，对人的心理打击是多么致命。给人所受的精神磨难是无尽的，庆余被放在农村监督劳动，他是处在绝对孤立的境地。不时乡头头有事无事都会到这里来转一圈，或者随意闲聊；但所有的人，眼见庆余这样一个“大活人”坐在那里，却都视而不见，没有一个和他打招呼，闲聊时也绝不涉及他，仿佛他并不存在。这样的被周围的人绝对孤立与空洞化的境遇，是可怕的，而且受害者之间的还会相互伤害，也是司空见惯的，庆余均熟视无睹，这与笼罩着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是直接相关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自己处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的控制之下，仿佛你不揭发检举，就会被检举揭发，这样的人人自危，极大的毒化了社会风气，很容易越过道德的底线，保护自己成了唯一的欲求，即使因此而伤害了他人，也似乎顾不上了，人与人的关系成了狼与狼的关系。这样，尽管仍处于人群之中，但所有的他者，都成了具有显在或潜在危险的不可交流的对象，这是另一种形态的“空洞”的存在，他仍然是独自一人，独自一人。这样的人群中的绝对隔绝与绝对孤独感，是真正令人恐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