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十：玩的童年（24~26）

第24章 看电视
　　看电视，曾经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开电视——那时候更多的人把这叫做“放电视”，曾经是很多人眼里技术含量相当高的活计。
　　那是一个还没有家用电器这一概念的年代。因为对普通家庭来说，电灯就是家中唯一的电器。而在农村，普遍使用上电灯则还要向后推大约近20年——因为1976年我作出知识青年插队农村的时候，那个生产队还没有哪个人家用上电灯的，甚至于我的知青小屋也同样没有拉上电，晚上照明则用的是煤油灯——不是商店里出售的那种工厂生产的煤油灯，而是利用废旧药品安上从街头小摊买得的洋铁皮手工制作的灯头做成的煤油灯！
就我们家来说，除去电灯之外，最先增加的电器产品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大概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因此，我父亲还特地请他的同事雷东生吃了一顿饭：这台半导体收音机是雷东生先生通过关系请人从上海买得的。
　　这个曾经，一眨眼已经是差不多40年前的事了。那是属于赵忠祥的年代——那时候的赵忠祥，当然不是今天显得相当富态与过于成熟的赵忠祥，而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赵忠祥；而那时候的我们——我以及我的兄弟姐妹们，也不过才10多岁，属于嘴上没毛的年龄。另一方面，我居住的这个小城，在那时候常住人口不超过两万，电视机不超过100台，并且都是公家的。哪些公家的？县政府，以及城里数得上来的几家大单位的，比如说，我们家那个巷子里的棉麻公司就有一台。
　　县政府的那台电视机无疑是城里最早的。记得那时只要天气晴好，那么，每天晚上放电视的人就会把电视机搬到户外。但县政府大门口有门卫把门，并不是每次都能顺利地混进去的，所以，为了看电视，我们会长时间在门前溜达，千方百计寻找可趁之机。当巷子里的棉麻公司有了电视之后，我们当然更多地会选择在这里看电视，因为这里看电视更方便。
　　棉麻公司放电视的人记得姓顾，那时不过20出头人称小顾。那时候的电视机的操作，在我们眼里是相当神秘，信号的调节尤其如此。有的时候因为天气不好，图像不清，荧屏上会出现无数雪花点，撩得人眼花；电视机的喇叭里也会发出滋滋的声音，实在难听。“小顾，给调调！”每当这时，便会有人叫唤。一旦信号转为正常，观众立马会发出欢呼之声，大家不由得赞叹小顾手段的高超。
　　我们那时都看的是些什么电视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印象里，片头有工农兵塑像的中央新闻纪录片厂拍摄的“新闻简报”所占比例不小。在这些纪录片中，又以毛主席接见外宾以及反映各地建设成就的内容为主。稍后一些，现场直播的世界杯足球赛、乒乓球赛等体育节目给人的印象较深。记得1978年第十一届世界杯足球赛，阿根廷队在肯佩斯的率领下夺得冠军的比赛，我是在海明师范看的，宋世雄做的解说。海明师范那时有个体育班，所以，喜欢足球、天天守着电视机的球迷很多，而我也正是在那时接受了足球启蒙。
　　让人印象较深的还有，那时候的电视多是小尺寸的，18寸的居多，全是黑白。因为还没有电视差转台，所以，接受电视信号需要架设很高很高的室外天线。那室外天线有多高？大约有三、四层楼那样高。架设天线的杆子有金属的，但更多的却是毛竹的。
　　今天还有人在看黑白电视吗？还有谁会将开电视当做一件技术活儿？还有谁会为了看电视跑到单位或者别的人家？也别说黑白电视，就是显像管式的老式彩色电视现在也已经很少看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屏幕的液晶电视。另一方面。今天电视的功能比早先多了去了，操作也复杂多了，可是又有谁不会开关与调节？这些，一方面是因为科技的进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电子产品的普及。当然，与开放也有很大的关系，否则，我们怎可能与世界同步，享受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成果？

第25章 消暑诸法
　　从前没有空调，甚至也没有电风扇的时代，炎炎夏日怎么过？
　　40年前的我们，中午吃过午饭，会卸下门板——可能是大门、二门门板，也可能是家中其它门板，找两张条凳，在大门堂或者二门堂里临时搁起一张“铺”来。这门堂的穿堂风十分凉快，加之二门堂北侧天井里的葡萄架上串串成熟了的有些酸、又有些甜的葡萄，好吃还又消暑，真的很让人快意。当然，最为快意的要数我们爬上院墙边的一棵碗口粗，足有近15、6公尺的梧桐树上了。非常有趣的是，这梧桐树在半腰间、高出院墙两三米高的地方分叉，天然形成一个由四五根树枝托举着的床铺模样的空间，躺在上面，只听风中树叶沙沙地响，一阵稍大一些的风吹过，整个树身就会发出一定幅度的摇摆，尤如躺在摇篮里一样。
　　假如依然热得难以入睡，我们兄弟几个会扛上门板，跑到西城何边，将门板往河里一扔，而后精赤条条噗通噗通眺到河中——也不知那时的我们哪来的这大胆，其实我们开始的时候，谁也不会游泳，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怕字。并且，我们这个巷弄里的同龄人，几乎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学会游泳的——这或许可以算是消暑的额外收获。当然，也有人因此而酿出悲剧，意外身亡的。所以，一旦发现家中少了门板，做父母的一定会紧张兮兮地跑到河边寻人。
　　每天傍晚，太阳即将西下之时，我们就开始给院中地面物理降温了：也就是打来井水，泼向地面，为晚上的纳凉做准备。我们家的院子大部门地面是砖铺的，扫一扫地，泼一泼水，收拾干净之后，可以搁铺，也可以将草席或者凉席直接铺到地面。而后，点起一束蒲棒头，将讨厌的蚊虫尽量赶远一些。这之后，大家便可以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讲故事，或者天南海北闲聊了。在那最热的日子里，有时我们会通宵睡在院子里，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床上一片露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加入到院墙外纳凉的邻居中去。在昏黄的路灯下，那些家中没有天井或者天井很小的人们聚在一起，有的下棋，有的聊天，可以一直到半夜才散去。——从前的邻里关系为什么更和谐？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部分原因。
　　大热天吃西瓜，是消暑的另一良法。那时没有冰箱，但有一些人家有水井——我们家也是在上个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打了一口简易水井。将西瓜放入水桶，吊在井中接近水面的地方，两三个钟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取上来后，那西瓜特别甜，有类似于今天冰镇西瓜的口感。不过，吃西瓜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奢侈的消暑方法——物质条件跟不上；摘一把自家院中种植的薄荷、藿香、佩兰或者牛舌头草、竹尖等，投入满满一壶或者一盆开水中，即取即饮，海喝海饮，则是更加常见的方法，也是一件让人十分快意的事。偶或吃西瓜，也多是从土产公司买的削价处理的破瓜。
　　昔日消暑的方式方法今天已经不多见，有的甚至彻底绝迹了。我们自然可以说，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发展，空调、冰箱、杀虫剂等提升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毫无疑问，相对于今天的消暑方式，昔日的某些方式更绿色、更低碳、更环保、更可持续。惜乎眼下的精致生活让习惯于享受、习惯于舒适的人们欲罢不能；与此同时，今天很多方面的改变，比如说居住方式的改变、居住条件的改变、居住环境的改变，也已经让从前的某些消暑方式彻底成为过去，不可复制了。
　　这些变化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们实在说不好。

第26章 外婆
我们一家是在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搬回到修水港老家居住的，因为爹爹——我外婆病重了。她的病主要是肺气肿。
为什么我们管我外婆叫爹爹，“赋予”外婆这样一个男性化的相当古怪的称谓？我母亲当年是这样解释的：因为我们的爷爷奶奶去世得很早——我们兄弟姐妹4人甚至没哪一个见过他们的面；还因为我们家的外公去世同样很早，早在我们出生之前。母亲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可另外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在过去的很多年中一直困扰着我：我的几个姨兄妹可是爷爷奶奶都在的呀，他们怎么也叫外婆爹爹呢？
古怪的不仅是我外婆的称谓，还有她的性格与习惯。
　　我们是在我上小学3年级时回到祖宅与外婆和我姨妈一家子共同生活的。此前，我们一直是住在我母亲单位的宿舍里。在我的记忆中，似乎这之前我从没见过我外婆——尽管我们住在同一座小城里，从小城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也不会超过20分钟时间。是因为我母亲与我姨妈感情不合吗？似乎不该如此，因为至少从我们管我姨妈叫大妈妈，管我姨夫叫大爸爸，我姨妈的孩子叫我母亲好妈，管我父亲叫好爸上来看，两家人的关系应该是非常亲密的。或许是因为与外婆本来就住在一块儿的我姨妈家的孩子有3个，我们家更有4个之多，孩子太多，会让外婆烦心？这倒是有可能的。因为记得一次我们7个孩子在家像模像样地“演出”《红灯记》，10来个巷子里的小伙伴们伸长脖子热火朝天地观看之时，从街上突然回来的外婆勃然大怒，把手中的拐杖敲得山响，眼睛瞪得有酒盅大。外面的孩子固然是惊愕过后顿作鸟兽散，而我们也立马抱头鼠窜，吓飞了魂。
　　外婆的模样与她骇人的表情同样可怕。她至多1米55上下的个头吧，非常消瘦，整个人似乎就只剩了一副皮囊——假如用文革语言来形容的话，那么，完全可以选择“皮包骨头”一类的词语而决不过分。最为可怕的是她的眼神。那眼神异常的犀利、深邃，让你只须看过一眼就再也难以忘记。不过，在我母亲与我姨妈面前，不知为什么她绝少开口，更多的时候是埋着头听她这两个女儿的抱怨，狠命地抽烟——或者是卷烟，或者是水烟。为什么她会是这样？许多年后，当我母亲把外婆的坎坷身世向我们揭秘之后，我们才明白了。
　　外婆的房间我们一般很少进去，但有时候为了讨得她的欢心，也为了她可能提供的赏赐——一小把桂花条、一块麻切之类，我们可能为她扫地。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悄悄地站在她房门外，讶异地看她查看用红糖养着的红茶菌；或者是她埋着头抽烟——有的时候是香烟，更多的时候是水烟。而因为这个缘故，她房间的地板上星星点点地被水烟灰烧出的坑很多。憋闷、寂寞，是我今天能够想到用来形容她当年的心理的两个词。
　　我外婆本也可以说是大家闺秀。她祖父是小城里颇有声望的绅士之人。据说，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张謇本来是通州人，大概是因为清朝有书香人家的子弟参加科举可以享受某些政策上的优惠，而他出身于一介平民之家的缘故吧，所以，他将自己过继给了我家乡这座小城的一个穷秀才为子。这秀才，是个贪杯之人，没酒钱了，便会向张謇讨要。张謇哪里有多少收入来满足他？于是一日酒后，这穷秀才就以不孝之名将张謇告上了县衙门，最后张謇被关起来了。我外婆的祖父爱惜张謇是个人才，亲自出面为他向县太爷求情，最后保他出来了。若干年后，张謇考中了状元做了大官，没有忘记这份人情，便保举恩人出任某地的学政。外婆的祖父年事已高未能成行，就把这机会给了他儿子，也就是外婆的父亲。所以，我外婆小时候应该是很享过几天福的。但不幸的是，这一切随着外婆的生身母亲的突然去世而改变：她父亲很快续弦了，并且继母又给她生了两个个弟弟。父亲的感情因此转移了。当外婆被随随便便嫁给我外公的时候，竟然连像样的嫁妆也没有。而没有带来希望中的嫁妆，令婚后的外婆备受外公的歧视。
我外公是做教师的，我外婆没有正式工作——听邻居讲，她似乎应该在巷子里为邻居家的孩子办过类似今天的“幼儿园”或者“学前班”一类的“书坊”。没有经济来源的她，在我外公去世之后的许多年中，主要靠我姨妈供养。
　　我们搬回老家居住不到一年，外婆过世了，那年她69。那一天早上，我姨姐端去鸡汤给她喝，可连叫了几声她都没答应。大人过来时发现，她的身子已经凉了。在她平时用来包钱的手帕里，我母亲与姨妈发现了一枚被咬断成两截的戒指——原来，她对自己不久于人世早就有预感，并且把后事都安排好了。她的葬礼，非常冷清，除了我家和我姨妈家，以及对门与我们家是世交的邻居郝家，再没有别的人。不过，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她去世之时，她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都还活着。前者，当时是青岛一家印染厂退休下来的工艺设计师，后者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为什么他们没来？因为她哥哥从前曾经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呆过——应该属于文职人员，那时恐怕正因为这一历史问题在受罪呢。至于她的那位弟弟，就更不用说了——即便是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我母亲他们明明知道他解放前夕去了台湾，也一直对我们称“下落不明”。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人，谁不担心“海外关系”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在为外婆处理丧事的过程中，对面郝家大院的郝通过来帮了不少忙。我们两家是世交。而我印象特深的是，平时看上去严厉得有些吓人的大爸爸扶着东房门的门框痛哭流涕，让人不能不动容。外婆火化的时候，我没有流泪，我父亲后来因此而责怪我。但他不知道的是，对于外婆的过世，我不是不伤心，而是伤心之余十分震惊，第一次意识到人都会有死亡的那一刻，因此在对死亡充满恐惧的同时，对人生也充满恐惧。
外婆去世后母亲收拾她的遗物过程中，我偶然看到了一张外婆年轻的时候与全家人的一张合影。照片上的外婆非常漂亮，漂亮到简直可以用“惊艳”一词来形容。这时的我，忽然明白，原来，今日很有几分怕人的外婆也曾经美丽过的。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我外公的照片，那是一个长袍马褂，光着脑门，嘴角带着玩世不恭的微笑的中年汉子——感觉中有些像今天的我，或者更准确地说，今天的我有些像当年的我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