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九： 玩的童年（21~23章）

第21章 玩具
　　还是住在海阳路西侧水果店旁边时，我曾经偷过家里一元钱，花四毛钱买了一支塑料水枪。这是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玩具，因此，那兴奋自然非同寻常。可正在我拿水枪向墙壁打水的时候，我母亲出现了，追问水枪的来路。不会撒谎的我老老实实交代了作案经过，母亲一怒之下拿剪刀将塑料水枪剪碎，扔到了屋顶。
我当然很伤心地哭了，对母亲有些恨、又有些怕。但必须承认的是，这次教训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此后我再也没有偷拿过家里的东西。
　　不知道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玩具是孩子的天使。”我信这话。同时我认为，玩具对于孩子们来说，其意义并非仅仅是提供消磨时间的玩物，更重要、更积极的意义或许是，它是孩子认识世界的一种途径。可以说，昔日的玩具几乎全是成人世界所有的东西的缩小版，比如说汽车、枪械、动物、房屋等等。在与这些东西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孩子们增长了知识，也学会了某些东西的使用方法。当然，在孩子们一起玩玩具或者与家长一起玩玩具的过程中，他们还有可能学到如何分享与化解矛盾的方法等等。所以，当我成为父亲之后，我给孩子买了不少玩具；假如孩子钟情哪个玩具，一般而言，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满足他。记得在他就读的小学门前，单单是变形金刚，我就买过不少。1990年去南京本科函授期间，在街头看到玩具摊上的防暴枪非常新潮，虽然价格不菲，要15元一支，而我那时的工资也不过100元上下，为博公子一笑，我还是买下了。话又得说回来，假如搁在现在，一是可能这仿真玩具不太可能出现在街头，二是即便出现在街头我也未必敢买——这可是违法的呀。
　　没有钱买玩具，那么，我们就只能自己动手做玩具。比如说，那时我们会拿杏核掏空，灌上锡，与小伙伴进行一种带赌博性质的游戏——双方先把等量的属于自己的杏核，搁到事先划定的大约10厘米见方的硬质地面上，然后轮流在直起身子的高度，瞄准地面上的杏核，让手中的杏核做自由落体运动，谁能将地面上的杏核击出划定的区域，那杏核就属于谁。又比如说，用纸片结成牌牌，在地上掼，将对方的牌牌翻转过来即为赢，可以获得对方的牌牌得。再比如说，拿家中废弃的盆桶的铁箍，或者家中的废铁丝弯成圆形，用铁钩在后面推——俗称“推铁环”等等。
　　可以说在那个物质十分匮乏，绝大多数老百姓入不敷出的年代，首先是商店里出售的玩具品种就很少，而孩子们手头可以支配的钱更少。以我们家为例，我父母一个是税务员，一个是教师，工资水平普通工人还要稍稍高出一些，可我们也是上初中之后，家里才正式给零花钱，一个月一块，还不是很正常。记得读初一到初二的两年，一度我对小提琴很着迷，因此，我跟我母亲说好，跟我哥哥两年不拿零花钱，积聚起来买一把小提琴。结果，因为两年后它成为一个比较大的数目，40多元钱，近乎我母亲一个月的工资。而我母亲或许是一时掏不出，最后仅仅帮我买了一把5元钱的二胡了事。
　　我不知道我母亲是不是还记得这件陈年往事。坦率地说，这件事对我后来做父亲有一定的影响。我在儿子面前要么不表态，要表态承认了什么，那么，就一定努力兑现从不赖账。因为我知道，孩子十分纯真，对于纯而又纯的童心应该予以呵护，绝对不能在有意无意中去伤害。

第22章 游泳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伟大领袖曾经“畅游长江”。后来我们知道了，为伟大领袖的“畅游”，作为他身边的警卫人员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对打算下水的那一段水路的水情的了解和熟悉，以及为“畅游”之时的安全工作制定严格的计划等等。
　　也就因为伟大领袖“老夫聊发少年狂”，那一阵，全国上下的老百姓向伟大领袖学习，积极响应其号召：“大风大浪并不可怕，人类就是从与大风大浪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到江湖河海中去游泳。”我们这地方也不例外，大概在我读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夏天，小城里各机关单位的男男女女涌向了北门城外的外城河。记得那一段时间，由于游泳的人太多，以致水中游泳的人如同下饺子一样密集。
　　那时候，还没有“游泳装备”这样的概念，能够有条游泳裤就不错了。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赤条条地下水的并不在少数。而在感受到玩水的乐趣之后，我们几个孩子——我和我哥哥以及姨兄高兴一发而不可收，时常会在没有大人的情况下，退下家中厨房门，偷偷扛着下河。我们去得最多的河段是南门的虹桥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里的河水相对较浅，还因为这里的河边上有许多小洞洞，里面藏着有趣的小玩意——蟛蜞。虽然不好吃，但好玩。所以，我们在游泳之余，喜欢在这里挖洞、捉蟛蜞之类。
　　但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刻：有一次我姨妈发现我们偷偷下水了，情急之下，将高兴按在墙上一顿痛打，看得我们都心惊肉跳。姨妈将这事告诉我母亲后，我们虽然也被严厉训斥，但却没有受到如此非人的待遇。但无论是高兴还是我们，过后依然故我。也就在这偷偷摸摸中，我们几个先后都学会了游泳。可我们的小伙伴中也有人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的：我哥哥一位小学时的同班同学的弟弟，比我大约小一两岁，人挺机灵的，就在南门虹桥口那个地方下河游泳，再也没有上来。
　　10多年后，我插队农村，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两条居住河，两口鱼塘。我在其中一口较大的鱼塘和一条新挑的居住河中畅快地游过泳。那条新挑的居住河大约有一百多米长，我可以在里面轻松地游两个来回。而那河水的清澈，也是今天的很多人无法想象的。
　　非常可惜的是，就是在远离城市的乡村，现如今要想找一条可以下河游泳的河流、水塘也非常困难。因为今天太多的水面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污染，包括工业的、农业的、生活的等等。至于小城的内外两条城河，一度其污染竟然到了鱼虾不生的地步。最近这些年有所好转，但是，与可以下河游泳的距离还是十分遥远。当然，今天的孩子的学习压力无比空前，做家长的大多把心思用在如何提高孩子的学校成绩上，很少能够想到带领孩子去游泳、跑步、打球，锻炼身体的，也是让人十分遗憾的。

第23章 看电影
　　小时候，看电影是我们一种最重要的娱乐方式。
　　为了看上电影，我和我哥晚上游荡在电影院检票口，尝试各种进去的方式：从地下票头中寻找保留较为完整的电影票，捏住撕开的一头混进去；或者是藏在大人身后，利用人多混乱检票员顾不过来的机会混进去。这其中，寻找掉落地上的零钱，买票进去是最光明磊落的。但这也是最困难的一种方式：在一个属于物质高度匮乏、贫穷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的时候，谁对人民币那样大意？也有时，与我们有些熟悉的检票的李聋子心情好，会在电影放到尾声，还有10分8分钟的时候“开闸”，放我们进去。怎样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他指挥孩子们一起高唱《东方红》或者《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候，你十分卖力。
　　其实，就是能够进去，可以看到的电影也就那么几部：《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也因此，“高家庄，马家河”与“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一类的台词，几乎我们都能背出。
　　电影院不容易进去，我们把眼光投向了农村。那时候，几乎每个公社都有电影队，经常在生产队的大场上放露天电影，无需门票，谁都可以免费观看。所以，有时城郊农村生产队放映电影，我们得到消息，也会赶过去。记得最远的一次，我们跑到了距离小城大约5公里路的地方。对于那时候的家长来说，单位晚上经常要组织政治学习，读报纸、谈心得、搞批判，哪有多少精力来管束孩子？而对孩子来说，那时候读书可谓十分轻松和愉快，几乎没有家庭作业，这也为我们奔赴农村追着看电影提供了条件。
　　因为对《地道战》太多熟悉了、太有感情了，所以，在30多年后，当我送儿子到河北保定读大学的时候，我顺道去了一趟位于河北清苑县冉庄的“地道战遗址”——我要亲眼看一看地道到底是什么模样。
　　冉庄的地道战遗址如今已经被当地政府开发成重要的旅游景点了。在这里，充斥着浓重的商业气息。比如说，贯穿该庄南北的那条大街两侧便是店铺林立，有卖吃食的，有卖旅游纪念品的，还有出租电影道具的等等。《地道战》中的老钟叔敲钟报警最后壮烈牺牲的地点——老槐树为中心的那一地区，商业最为繁荣。在这里，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各类出租的军服——有八路军的，有日本鬼子的，还有伪军汉奸的，并且生意非常兴隆。我就亲眼看到有游客穿上北方农民的短打扮，模仿电影中老钟叔敲钟报警的模样。当然，我也看到了有人身穿汉奸服饰，歪戴礼帽，挥舞着驳壳枪，露出一副张牙舞爪的狰狞面孔来。
　　大凡是电影上反映到的与日本鬼子进行“地道战”的地方，如磨盘、神庙、驴槽、水井等，我都转了转。这些“景点”给我这样一个感觉，那就是似乎太过平淡，远没有电影中那么好看。就还说村口悬着那口用来报警的大钟的老槐树吧，事实上并不高大，也就一人合抱多一点的直径吧，它的高度最多也超不过两层楼。更要命的是，它已经死了，感觉上就如同路边店铺里出卖的许多道具一样。
　　我也曾下到地道。我钻的是有“冉庄第一洞”之称的该村党支书张森林家的那口地道。该洞的结构确实相当巧妙，进出口都非常隐蔽。只可惜如今用水泥将地道四壁全都抹起来了——大概是为了加固；然而这样做的代价则是，令其失去了应有的真实感。在参观地面上的张森林纪念馆时，我产生了一个不小的疑问：张森林家的宅院占地足有二、三亩地，院中的青砖小瓦之房不下7、8间，可“前言”中却说他家是贫农！后来带着这些疑问，我请教了一位年届8旬的老人，当时，他正在打水浇灌自家的菜地。从老人口中我了解到，张森林家有数十亩地，他读过好几年的书，也教过书。从这些情况看来，至少可以讲，这样的“贫农”与我们印象中的“贫农”的差距也实在是太大了些。而我曾插过队，我知道在我们这里的农村，有些富农甚至小地主家也不过数十亩地。
　　当然，假如张森林家不是贫农，而是中农、富农乃至地主，其实我以为这些丝毫也不会掩盖他的光辉。因为我们知道，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当前，不同的社会阶层都会做出自己的反应。而在抗日战争中，历史告诉我们，是不乏家财万贯的“地主老财”散尽家产招兵买马投身民族解放战争的典型人物的。
与这位冉庄8旬老人的一席谈的另一收获是他发出的一个感慨，即至少发生在冉庄的抗日故事，其主题差不多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一度驻扎在冉庄后来撤至黑风口的鬼子据点，“鬼子”也就两人，其余的尽是伪军。多次来冉庄扫荡，每次鬼子也没几个，同样尽是“中国人”。依稀记得有人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让人非常尴尬的问题：为什么抗日战争中，汉奸如此之多？这委实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值得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冉庄虽然被开发成了全国知名的旅游景点，每年各地前来游览的客人很多，但当地普通百姓似乎从中受益的并不多。一位年近90的老奶奶，当年亲眼看到过日本人来冉庄扫荡，她对我说，他们家就在道边，如今房子全被旅游公司买去了。房子依然由他们家住，但不允许随便拆与修。眼下，上了年岁的她从旅游开发中得到的唯一的好处，就是向经过她面前的游客讨要喝光了水的矿泉水瓶去卖废旧，一只瓶子人家给1毛钱。因此，我把手头的空矿泉水瓶给了她。真正的受益的是谁？是将景点整体承包下来的旅游公司。
　　而这一切，又哪里是我属于“看热潮”的那年龄所能看到的，所能想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