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三：《食为天》（8~9章）

　　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是古语，也是现实——在计划经济时代的“食”尤其如此。所以，我昔日的记忆中，与“食”相关的尤为深刻。
　　
　　第八章：《机关三食堂》
　　
　　我读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住的是我母亲单位提供的宿舍，在海洋路上土产公司门市部的对面，路西朝东的一家水果店的隔壁。而在我们家北面，就是妇幼保健站以及邮电局，再北面就到了小城的中心地带百货公司和县政府了。那时候的小城大约只有2万人上下，主城区也非常之小，因此，海洋路北段与县政府相邻的这一地段，机关、企业等显得相当密集。也因此，在我们家西北边电影院的西侧，舒家巷和锦绣街的交汇处，有一个大门朝东的机关第三食堂。食堂另有小门七拐八弯从它的西侧向南，经过后来的小城税务所大院，最终通向长巷。
　　第三食堂从前是什么地方，不是很清楚，但感觉其布局相当复杂：从东大门进去先是一条10米来长的通道，通道一侧经常停放着一辆三轮车，还堆放着一些煤炭；继续向西，是间南北向的敞厅，也是第三食堂的主体建筑——餐厅，餐厅里摆放着大约4、5张八仙桌，可以同时容纳30到40人用餐；餐厅往北有个10来米的走廊，连接北面的操作间和司务长办公室等。餐厅的北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院落，院落的西北角居然还养了几头猪。也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猪到底长什么模样。不过，对猪的嘴巴到底在哪儿，我却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才弄明白的。当然，猪看到人，两只前腿架到栏杆上，噜噜叫着向人讨吃，有时还会侧过脑袋来看人那模样，也挺可爱的。所以，每年春节前，食堂要将养的猪宰了过年，我非常难过。
　　我上小学三年级之前，父亲在农村中学教书，母亲工作又忙，所以，我们姐弟四人就近在县机关第三食堂吃饭。在这里吃饭的，主要有电影院、广播站、财税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与部分他们的家属。有时，也会有一些临时性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搭伙。比如说，文革前一阵，我就记得有“四清工作队”的人也在这里吃饭。
　　“四清工作队”的那些工作人员，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也就面孔相对陌生一些而已，但是，对于大人们来说，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我能看出，平时正常在这里吃饭的那些大人，对于这“四清工作队”的人员总有些拘谨和小心。至于到底因为什么，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但是，若干年后，回忆起我母亲跟我们多次讲到过的一个故事，是可以从中找到答案的：小城里一家集体性质的饮食店里，有位会计，平时每天白吃两只“油池”——本地一种油炸的食品，“四清工作队”下来之后，发现了这一问题。跟他一算账，一天白吃两只一两粮票、3分钱，一个月就是9毛钱，一年就是10块钱，十几年就是100多元钱，100多元钱就是他半年的工资，单单是让他退赔他就未必能够退赔得出，何况说还极有可能要跟他算政治账。结果他被吓坏了，上吊自杀了。
　　机关三食堂的工作人员总共也就四人，一人是司务长，三人是炊事员。炊事员中有两位临时工，其中一位是个子矮矮、说话声音有些尖利的老杨，另一位是有家住南门的大个子——此人后来可能因为意外而致小腿残疾。正式工就一位老胡。老胡身材相当魁梧，喜欢唠叨，是个热心人，厨艺也精。此人后来我们家办事曾经请他帮过几次忙。1985年，我母亲退休留用期间突发蛛网膜下腔出血，是他用三轮车送医院救治的。
　　在机关三食堂吃饭的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广播站的那位女播音员。这是因为那时候经常召开万人大会，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是要喊无数的口号的；喊口号，要有人领喊，这样才能整齐、有力、排山倒海。领喊，一般是一男一女轮流进行。女的那位便是广播站的播音员，那人我们天天在三食堂可以看到。她生得相当清秀，那时不过30岁上下的年龄。除去她的嗓音很好听之外，她跟其他人一样，每次吃饭之前都有背上一段“毛主席语录”也让我们记忆深刻。背得最多的语录是“节约闹革命。”“备战备荒为人民”。
　　我们是真正自觉践行了“节约闹革命”的指示的，那时我们正处于发育高峰期，很能吃，但粮食又是有计划的——我们上小学的只有每月24斤，跟普通城市居民一样，读初中以后才是32斤。因此，还在上小学的我和我哥哥，比起我读中学的两个姐姐，每天母亲给的饭票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少大约二两一天。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几乎每天都是半饥不饱，这是不是于有意无意中响应了号召？只是这样做太对不起自己的肚皮了。此外，母亲给我们姐弟的菜金每人只有五分钱，五分钱只能买一份蔬菜。因此，我和我哥哥想出了这样的办法：前一天两人合买一份青菜，第二天两人则便买一份青菜，一份狮子头之类的荤菜。
　　电影院里的“李聋子”——因为他姓李，失聪，所以，大家走这样叫他——给我的印象也相当深刻，这是因为他喜欢跟我们这些小孩子逗乐。他胖胖的，嘴里镶着银牙，走路有些左右摇摆，嘴里冲我们啊啊的同时，喜欢拿他肥大的巴掌在我们头上摩挲。在电影院里，李聋子身兼美工和检票两样工作。他画的电影海报，在小城堪称一流；在他退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接他班的美工画的东西实在不像样，让好些人十分怀念他。而这位美工，是我高中时的一位同学，姓侯。他是退伍之后被安排到这里的。此人有些大大咧咧，不拘小节，非常善于迎合人，是本地话中的典型的“朋友人”。不过，在锻炼了几年之后，平心而论，他的绘画水平提高得还是挺快的。
　　在机关食堂里就餐的人们的生活条件，在当时的城市人群中应该属于高的或者比较高的；因此，我们不难想象那时候的普通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与生存状态。至于农村社员同志们这时期的生活，我则是若干年之后插队农村方才有所了解的——比起城市居民来，又要相差很多很多了！如果要用最简洁的文字来形容，那就是“吃不饱穿不暖”。
　　
　　第九章：《过年》
　　
　　在家乡，进了腊月，习惯上家家户户就开始忙年货了。一般是先腌制咸鱼、咸肉、灌制香肠等肉食品，等到了20开外，便陆陆续续开始做馒头、划糕。所以，当巷弄里、小院里挂出了串串鲜红的腌腊制品，空气中蕴藉着咸腥气味的时候，你就知道，年已经不远了；当磕粞——一种将糯米加工成蒸制年糕的米粉的方法——之时石臼发出的咚咚声，一声一声、一阵一阵传播开来，同时空气中洋溢着年糕和馒头的香味的时候，你就知道，年就快到了。对于孩子们来说，盼过年是必然的，因为过年很热闹，更重要的是，过年终于可以让我们吃几顿饱饭、好饭了。年糕和馒头，则是过年必备的年货。
　　在我们家住的那条巷弄，修水港的北端与南李巷交汇处的那户人家姓邓，因为从前是做纸张生意的，所以，巷弄里的人们习惯将这里称作“邓家纸坊”。当然，后来邓家人改行了，不再做纸张生意了。做什么？做水果生意——邓家夫妻在集体性质的水果小组里工作。他们水果小组没有店面，只有摊位，这摊位就在修水港北端跃进路的北侧马路边。而每年大致进了腊月二十，邓家的就开始帮助周边人家加工糯米粞与加工年糕了了：他们家有副石臼，外请两位农村人帮忙加工糯米粞；邓家老五，也就是邓家的男主人则跟大儿子一起负责加工年糕。加工有一定的先后顺序，一般是按照先来后到进行，需要排队。
　　有一年春节我们家加工年糕，我在家将红烧肉搁在煤球炉上炖，看看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熟，我便去邓家纸坊看看了我们家划糕没有。结果我看热闹忘记了煤球炉上的红烧肉。等我想起刚回去时，肉已烧焦了。一共多少肉？大概一斤半上下。因为那时候猪肉也是要计划供应的，加上条件有限，我们平时一个星期大致才能吃到一次猪肉。所以，即便是烧焦了，又哪里舍得扔掉？
　　古语有“民以食为天”。吃，乃是中国老百姓过年的主旋律，并不仅仅是我的家乡。在一个能不能有得吃，能不能吃饱，是很大的问题的年代，吃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除去生存意义之外，吃还有不容小视的文化意义；春节期间的吃，它是传情达意的重要方式。年夜饭的意义也绝不仅仅是一顿比之平时丰盛一些的晚饭。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在早已经解决了温饱，很多家庭已经在由小康向中康、大康蜕变的今天，“春运”为什么还是那样繁忙，人们从千里、万里之外赶回家的脚步为何还是那样匆匆。而一家人围坐在桌子前，笑着、聊着、吃着，彼此倾吐着过去一年的收获、教训、思念、怀想，那惬意、那轻松、那满足，什么能够相比？而乡邻之间互请“春酒”，那相互祝福与交流的意义无疑也远非一个“吃”字所能简单概括。
　　年的味道，香喷喷、甜蜜蜜，值得你我细细品味、好好吮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