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最初的记忆《4~7章》

　　第四章：《幼儿园》
　　
　　4岁，我进入在小城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
　　小城幼儿园，是我们这小城首屈一指的学校，位于小城小学的西侧，本地百年老店老宋林的东侧。它的主体建筑是一幢地基高出地面不少的洋瓦房。在这幢洋瓦房的前面，是一块不小的操场。操场再前面就是幼儿园大门与内环城河了。这条环城河本地人叫它小溪河，县志上则称它“玉带河”，是我们这座小城的内城河。也就是说，我们这小城还有一道外城河。这两道城河，一方一圆——内城河方，外城河圆，内城河的四角与外城河相交，使得我们这座小城如果从空中俯视，那么，形同一枚铜钱。据说这种格局为国内所仅见，而昔日古人如此规划与建设，有“招财进宝”的寓意。
　　还说幼儿园的事。
　　第一天去幼儿园，是我母亲送我去的。母亲一离开，我便嚎啕大哭闹着要回家。哭得如泪人似的。一位姓马的阿姨——那时候幼儿园的老师还不叫老师，孩子和家长都以阿姨相称——温柔地将我抱在怀中哄骗；她还拿热毛巾为了擦脸。那感觉非常温馨，让我的恐惧感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马阿姨也可以说是第一个让我觉得学校如此温暖的老师。此后马阿姨似乎并没有担任过我们的课务，但我却永远的记住了她。我记忆中的马阿姨大眼睛，脸盘有些大，但很好看。不过，在我长大了之后发觉，其实马阿姨的长相很平常。这位马阿姨在小城幼儿园工作到退休。我50岁上下的时候还在街道上看到过她。这时候的她腰背已经有些弓曲，脸上、步态，老态毕现了。
　　那时候的幼儿园几乎全是各种形式的游戏，似乎并没有拼音、识字、计算之类的学习。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经常在校园里的小房子里钻进钻出——这种儿童娱乐设施，我儿子小时候的幼儿园里也有，并且似乎直到现在也是幼儿园和儿童娱乐中心一类的机构的“主打”设施。记得我儿子大约4、5岁的时候，我暑假期间经常带他去设在道观灵威观中的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一去那里，儿子就要钻小房子。有一回，我让他摘了墨镜再钻，他不肯，结果，将墨镜摔得粉碎。为此，我很不高兴，而儿子看到我的面孔拉得老长，一度十分害怕，以为我会对他进行体罚。游戏之外，还有手工课，也就是拿小剪刀剪剪贴花之类的东西。比如说剪猪，那猪很夸张，胖得离奇，肚皮几乎贴在地上。
　　夏天，我们都在幼儿园午睡。或许是学校觉得我们这些小孩子尚未建立性别意识，所以，无所谓男生女生，男孩子女孩子混睡。而我就记得，与我同床的那位女孩子白白的、胖胖的，在被子下，身体挨着身体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舒服，甚至可以说的特别美妙的感觉，因此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抚摸她的身体，而她也伸出手来抚摸我的身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孩子探索性别差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异性之间一种天然的相互吸引？在我成年之后，我对这位女孩子依然有着相当清晰的记忆。而在上个世纪初我在小城职业中学任教期间，她竟然一度出现我们学校的校办工厂——那一阵，小城里破产改制的企业很多，下岗工人也很多，她大概就是因此而在这里干上临时工的，只不知道，她是不是还记得我这个幼儿园的同学了。
　　那时候，我们家依然住在我母亲单位提供的宿舍里。这间宿舍位于小城南北向的主干道海洋路临街的主干道西侧，距离北边的县政府所在地不过100米左右。我们家的南边是一家水果店，北边是妇幼保健站。水果店里有位年轻人，20来岁，个头偏矮，人称小王，单眼皮、大脑门，后来参军去了。记得水果店还欢送过他，给他挂上了大红花，敲锣打鼓的。此人若干年后从部队退伍，成为本地饮服公司的领导。如今，他跟我父母住在一个小区的同一幢居民楼上，自然他也是做爷爷的人了。妇幼保健站后来一度撤销，那单位中一位姓苏的女医生因此转到了县医院妇产科。苏医生是本地妇产科数一数二的好医生，我儿子出生的时候，就是她接的生。她有一个儿子，与我两个姐姐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后来又与我妻子成为同事。
　　这水果店卖的都是吃的，这对于那个属于饥饿时代的我们来说，诱惑挺大的。我和我哥因此曾经动过歪脑筋。我母亲税务所的同事中，有一个陈姓叔叔，他的儿子年龄与我们相仿，叫小新；但我们都不叫他小新，而叫他大头——因为他的脑袋委实比一般孩子要大许多。我们几个经常一起玩。一次，我和我哥哥假装“卖痴眼”——看热闹，站到水果摊前，挡住营业员的视线，而由小新从我们身后探出手去，偷盗红枣、黑枣之类的商品。很不幸的是，我们这一诡计被水果店的营业员识破了；但水果店里的人们非常善良，并没有呵斥之类的举动，仅仅是告诉了我们的父母而已，甚至于也没有要求赔偿。
　　我们家室内空间呈L形，只能算一间半大，相当逼仄。紧挨着门的地方，经常会有几箩筐水果店存放在这里的苹果、梨一类的东西。向西再折过去向南，才是我们的卧室。卧室里也就搁了两张床，我父母一张，我们四个孩子一张——四人同睡一床。这里朝西有扇窗子，窗子外面通向是一个大杂院。大杂院中有户人家姓石，他们家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大约7、8岁，小的是男孩。这男孩与我哥哥是小学同班同学。那做姐姐的后来嫁给了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江君。但他们没有能够白头到老，在90年前后，也就是在30岁上下就离异了。我那同学另娶了一位更年轻的女孩。
　　那时候，我住修水港的姨哥高兴有时也会来我们家玩，有一次，我与高兴在床上搞打，被推下床，导致手腕骨裂。骨裂是痛苦的，但个中也有甜蜜：母亲因此而抱上我去医院诊治，感觉十分温暖，十分幸福。不过我母亲同时告诉我，我大了，重了，她已经不太抱得动了。这让我不免又有些失落，因为这意味着我从此之后将再也没有机会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了。
　　上幼儿园，都是自己去、自己回。幼儿园距离我们住的单位宿舍也不远，大约300米左右，穿过一条马路向南左拐就到。之所以如此，父母都要工作，孩子又多，不可能把太多的精力放在我们的养育上是一个方面；而那时候马路上没有这么多的汽车，甚至于就连自行车也相当有限，不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也是一个方面。
　　比较有趣的记忆还有一个：我们姐弟四人曾经捡过一位孩子。那孩子年龄应该与我相仿。我们姐弟四人发现他流浪在街头失魂落魄的模样，便把他领回了家，给他吃的、喝的。这孩子看上去有些怕怕失失。我母亲回家后，把他送到了派出所。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他也是本地人、本城人。并且，家就住在附近。20多年后，我去我一位同事家喝他儿子的满月酒，惊讶地发现，昔日我们捡到的这孩子，如今已经成了我这同事的姐夫。他当然不再怕怕失失，反之，他非常自信，甚至于有些自信过头，有些不太把人放在眼里。比如说他跟人下象棋，态度就显得有些粗暴和野蛮。
　　
　　第五章:《焐脚》
　　
　　我们小时候，天气非常寒冷。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那时候委实冬季的绝对温度比今天要低不少，但另一方则是因为那是一个属于缺吃少穿、饥寒交迫的年代——当腹中空空，身上所穿衣服甚单的时候，怎能不冷？
　　对付寒冷的办法那年代也不多。一般而言，将更多的衣服穿到身上是办法之一，这些衣服自然不只是毛线衣、棉袄，还包括春秋衫。而“寒打脚上起”的俗语，让人们高度重视脚的保暖。那年代，有条件穿棉皮鞋的少之又少，能够穿棉鞋的也不是很多，尤其是孩子。因为处于发育期的他们，脚似乎长得特别快；而脚与身体其它部位有些不一样的是，它无法忍受任何委屈——衣服小一点、短一点，至多也就是难看一些而已；而大脚穿小鞋的滋味，那可是忍无可忍了。怎么办？选择棉鞋的替代品，价格可以只有其几分之一的“茅窝”是最可行的办法。
　　所谓“茅窝”，是用稻草掺杂芦花手工编织起来的一种鞋。暖和吗？应该说还行，尤其是将它里面缝上布，塞上棉花之类的保暖物之后，委实可以与棉鞋相提并论。只是它有一致命弱点，那就是不是很跟脚，行动不是很利索，运动更不行。另外，鉴于“茅窝”编织的材料没有那么细巧，所以，穿在脚上，难免有些刺刺戳戳，不很舒服。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只能是凑合。
　　晚上，是真正考验人的的时候。因为总体而言，那时候无论是身下垫的，还是身上盖的，还是太过单薄了。所以，几个孩子挤在一起，相互取暖便是常态。而对于我母亲来说，因为我父亲那时在农村中学任教，因此，晚上也有时叫我与她同眠，相互取暖。当然，她说的时候，是说让我帮她“焐脚”。而我是很乐意干这样的事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几乎是我唯一亲近母亲的方式，还因为母亲身上的气息有种特殊的吸引力，至于到底是什么，我说不太清。反正感觉身体跟她挨在一起，踏实、温暖、舒服。——或许，这也是“恋母情结”之一种？
　　事实上，我跟我哥哥同床，一度也有非常特别的感觉，总觉得搂着他的脖子睡觉更香。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同性恋的苗头或者说反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我读初中之后，我父母非常坚决地不允许我跟我哥哥同睡一头。而在最初分睡两头的日子里，我还躲在被窝里悄悄地哭泣过。
　　
　　第六章：《扣鸟》
　　在水果店隔壁住了大约一两年后，我们家搬到了北边更靠近县政府的一个临街的小院中。这个小院，朝南有三间屋子，住的也是税务所的一位工作人员的一家，姓邱；朝西有一间通长的，实际面积接近两间的屋子，是我们家住的。
　　朝南的锁壳型的屋子，质量相当不错，中间堂屋相当宽敞，两边的厢房则是天花地板。那邱姓的税务员穿着相当客气，有一套毛料的外套——但恐怕也就只这一套，因为他穿来穿去就是它。当他穿上这套衣服出去的时候，每次都要拿衣刷刷一遍，回来之后再刷一遍，然后将衣服挂进衣橱。这位邱姓叔叔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这个，而是他曾经教会了我们在冬天如何用砖头支起机关来扣鸟。
　　这个方法非常巧妙：先用四块砖头围成一个长方形的凹槽，上面再用三根竹枝支成一个从侧上方看有些像“个”的支架，支架上面则覆盖上汪砖——一种本地盖房时，垫在瓦片和檩条之间的薄型砖。然后再在凹槽中撒下若干米粒。当鸟儿试图跳下凹槽啄食米粒的时候，通常会触碰到竹枝；而竹枝一旦被触碰，则会歪斜、导致上面的汪砖扑下。鸟儿故此会被扣在凹槽中。捉拿鸟儿的时候，将两侧的砖头往中间挤压，让鸟儿无法动弹，最终将其活捉。这个办法在冬天的雪后，地面完全被覆盖，鸟儿觅食最为困难的时候几乎十拿九稳。
　　被活捉的鸟儿——主要是麻雀，偶或也有白头翁，其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最初我们是拿棉线系住其一条腿，试着养活它，但麻雀的性格十分急躁，一两天之后往往就会送命；后来我们又从邱姓叔叔那里学会了用潮湿的泥巴裹住鸟儿，放在煤炉上烧烤而后食用鸟肉的方法。事实上，在那个属于饥饿的年代，一旦手头拥有什么，我们首先想的往往就是能不能吃。更早的时候，住在房管所的宿舍中，我就曾记得大人们在夏天摇动大树，将摇落的知了烧了吃。
　　与麻雀过不去，一直延续到我高中毕业。除去扣鸟之外，我和我哥哥还用弹弓打鸟。我哥哥用弹弓打鸟很准。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我还记得一次星期天，我跟我哥哥到我父亲任教的那所农村中学玩，有位我父亲的学生，带领我们用竹竿去掏教室顶棚上的麻雀窝——那时候的农村学校教室，不少非常简陋，墙是侧砖砌的，屋顶是油毛毡甚至于芦菲、洋瓦盖的。这样的屋顶，麻雀可以十分方便地在里面做窝。就是我就读的那所小城里的高中学校的教室也是这样，以致春天鸟儿繁殖季节，上课的时候，坐在下面的我们，经常可以听到鸟儿在窝里扑腾的声音。
　　让人难以思议的是，那一次我们掏麻雀窝获得的鸟蛋，最后煮了一小脸盆。
　　今天的我们都知道，麻雀并非“四害”，而是益鸟。同时，我们还知道，包括麻雀在内的鸟儿以及各类动物，它们在生态平衡中有着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对于麻雀等动物，应该予以保护。可惜在那个时候，从国家层面上来说，认识就存在严重误区，对于我们，包括成年人在内，也没哪个人有这样的意识。所以，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我哥哥所在的那家企业，一家罐头生产企业，还把“禾花雀”作为拳头产品远销海外。也正是那一时期，也不用说城市，就是在农村，包括麻雀在内的很多鸟儿急剧减少。
　　让人高兴的是，人们如今终于走出了认识的误区，把麻雀从“四害”中除名是一个方面，禁止打鸟与非法捕猎等又是一个方面。所以，如今我们的身边的包括麻雀在内的鸟儿逐渐多起来了。有一次，我在昔日插队的那个生产队附近的一条河里钓鱼，竟然从身边不足两米远的草丛中突然飞出了一只野鸡，吓了我一跳。
　　
　　第七章:《杜开林》
　　
　　我母亲在税务所工作了差不多30年，杜开林在税务所做所长也应该有30年。据我母亲说，他在建国前就是干税务的，所以，如今照政策，他享受的是离休干部的待遇——顺便说一句，我父亲同样也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只不过他一直干的是教育工作，并且一直是普通教师，从未跟当官沾过边。因为这个，我母亲在他们都已离退休30来年后，两人拌嘴的时候，还会呕臭他一句：你是离休不错，可你能跟人家杜开林相比吗？言下之意是，人家才是真正的“老革命”、“老干部”。
　　杜开林是那种一看就知道是当干部的人：他个子不高，可块头不小，属于那个年代少有的胖子；他说话，嗓音也有些特别，相当的浑厚，拿今天的话来说则是有磁性。他习惯用排行来称我们姊妹四人——固然可能是他不太记得我们的名字，但更可能是因为他们家也是这样称呼几个孩子。所以，我对他们家的三个孩子——年龄与我们姐弟相仿，竟然也仅仅知道其中一个的姓名，老大杜健夫。
　　作为做了很多年的税务所长的杜开林，在文革中自然逃不了被批斗的命运。我印象特深的是，当时税务所中的造反派，在他们家——他们也在海洋路上，离我们家不远，只相距10多米——曾经张挂了很多大字报，对他进行揭发、批判。其中有一张大字报至今我还记得：大字报上，画了一个6、7岁的孩子，手中捧着一只破碗，眼泪巴巴地伸出去，向旁边的一位地主模样的人讨要什么。与这张漫画相关的文字有一个核心词：忘本。而据我母亲说，杜开林委实从前家里很穷，曾经讨过饭。
　　税务所中的造反派，有一人我有印象，他叫冒永成，应该是退伍军人。此人矮矮的个子，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对我们这些孩子相当和善。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人会对杜开林太过无情。然而，从冒永成上个世纪70年代末曾经被追究文革中的责任，甚至入狱数年的情况来看，这些事又是确实曾经发生过的。而我母亲跟杜开林的关系固然不错，迄今依然常往常来；跟冒永成同样也不错，大概在20年前后者出狱之后，我母亲曾经在家中宴请过他一次。那一次，我惊讶地发现他的身材竟然如此矮小。不过，他的微笑依然如从前那样灿烂。
　　杜开林的资格比很多做局长的都老，但一直待在在所长的位置上“原地不动”。这到底因为什么原因，一两句话很难说清。不过，前些年我偶然碰到一位昔日“借调”在税务所工作的我母亲的老同事，他告诉我的一个情况，或许可以解释这个：杜开林喜欢女人，并且这一爱好很多年没有改变。
　　杜开林的三个子女都比较有出息：老大后来也成为税务工作者，做过税务局的中层；老二是个女孩子，在物价局工作；老三是恢复高考以后第一届大学生——是作为应届生考取武汉大学的。据说后来读研，留校任教。再后来在出国潮中，移民加拿大。而他这小三，当年我们还一起复习过，并且他给我提供了一些复习资料，是复写纸复写的那种——这些资料在当年可谓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