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 昔阳县茶叶洼村搞“四清运动”

　　1963年，党中央在全国开展了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榆社县的下乡干部有很多被调到外县去下乡搞运动，常文华也在外调之列。
　　党组织在征求他的意见时，考虑到他刚被甄别平反不久，又下乡多年了，家庭确有困难，还可以留他在本县工作。常文华却还是那句“服从组织分配”的话，一字不提两个家的实际困难。曾有同事们提醒他：你的家庭困难，情况特殊，你要走了让他们怎么办？组织上有让你回县委工作的考虑，尤其是被平反的干部们都调整了好些的工作，你提要求不算搞特殊。
　　常文华深感同志的情谊：“留下来当然是好，这些我早就想过了。谁也难免有困难，要是都给组织提怎么办？不能给组织找麻烦了，搞运动重要，个人的事再要紧也没有党的工作重要！”他硬着头皮扔下两个极为困难的家走了……
　　常文华被分派到昔阳县阎庄公社茶叶洼村去搞四清。与他一同去的有四个下乡干部，都是邻近几个县的人，组成一个四清工作队。他年龄最大，党龄最长，级别也高，被指定为队长。
　　在四个干部当中：两个中年干部都姓张，人们称呼大老张、二老张，两个年青干部，一个姓王，一个姓孙，就称呼为小王、小孙了。两个老张都处在提职年龄段，在这次运动中很想搞出些政绩，对运动抱有很大的希望；小王和小孙参加工作不久就有了这次下乡搞运动的机会，很想显示才能争个先进，对运动很热心。
　　常文华拿着搞四清运动的文件看了一次又一次，陷入了深思。经历了多次搞运动的他也总结出一些经验：每次运动一来排山倒海轰轰烈烈，往往搞得过了头，运动之后跟着又来一次纠偏甄别。自己就受过这样的伤害，有切身体会，蒙冤者的心理苦啊！搞过头伤害了好人，有损群众对党的信任。要慎重啊，不能让历史的教训一再翻版。他先带领四清队深入群众搞调查。
　　茶叶洼这个村名不知原来是怎么起的，没见有什么茶叶，是建在大干旱山上的一个小山村。因地理条件所限，比一般的山区还要贫穷，最主要的是严重缺水，人畜吃水要到山下几十里外的地方去驮水，一天也就走一个来回。水贵如油，人们都珍惜水，从不舍得用水洗脸，只有在大姑娘上轿前洗一次脸。家家吃完饭不洗碗，用布擦一下即可。四清干部来了，村干部对他们特殊优待，给他们五个人半脸盆洗过菜的水让他们洗脸。常文华要求全队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三同已成为他下乡的习惯了。他们五个人就这么只用毛巾沾点水擦一下脸就很特殊了，直到把水风干。
　　因为缺水，种地是靠天吃饭，而薄山地又只能种些耐旱的低产作物，收成够社员们吃就不错了。副业收入就是利用山地养了些牛羊，但在“以粮为纲”的政策下，粮食打不下多少，牛羊也是与时俱减。家家穷得叮当响。社员穷、村子穷、村干部也富不了。村支部书记老刘是个老实巴交的中年汉子，村里也就是能给村干部补贴几个工分，还兑现不了，却忙的团团转。刘书记曾经几次想交班也没人愿意接，就这么一直干了多年，社员们对他还是比较满意的。
　　按照四清运动的要求，开始是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整“四不清”干部，让他们检讨，叫做“洗手、洗澡，”解决干部的作风问题，经济管理问题。
　　常文华先组织四清工作队干部认真学习四清文件，吃透精神。再三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问题一定要搞准确，要有充分的证据，不准确的不算数，他安排先落实问题后再开大会。他还分了工：一个老张带一个年青人，由两个人调查经济账目问题，另两个人调查作风和管理问题。运动总算是展开了。
　　那时正在唱阶级斗争高调，各村都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作为党的依靠力量。常文华和贫协主任商量：将贫协代表分成两个组，一组协助查账目经济，另一组带着四清干部走家窜户收集政治意见，逐步将运动引向深入。同时他要求村干部主动配合，让他们在考虑自己问题的同时，以党性考验继续抓好村里的工作。
　　运动进行了一段时间后，由贫协和群众代表参加会议，进行问题汇总。根据两个小组汇报的情况，经济方面经清查没有什么大问题，账目清楚。仓库基本上是空的，年年吃救济粮、返还粮，领回来就分给社员们了，收付也无差错。工分是各生产小队记的，年底都与个人核对结算，查无问题。至于财产更是有数的几项几件，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结论是基本上可以说无四不清问题。
　　作风和管理方面倒是收集回一些意见。主要有几条：刘书记搞特殊化，他儿子当了兵，回来后分配了工作。他的一个侄儿在阳泉招煤矿工人时走了；在管理方面歧视妇女，工分评得低，还扣了奶孩子妇女的工分……
　　常文华和四个队员研究交换意见，认为应该依靠贫协，相信群众，经过调查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情况，心中有数了。“背对背”的工作告一段落，下一步是和村干部“面对面”谈问题了。工作队、贫协与村书记、生产队长谈话。那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主要问题集中在刘书记身上。刘书记对账目、仓库、工分、财产等问题的交待，与调查结论基本相符。对搞特殊等问题做了些解释：征兵、招工都是按条件自愿报名后，经征招方核实检验合格后去的，支部只把把政治关提供参考。至于工分是小队社员们评的，经过群众同意的。初步结论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常文华让群众继续学习四清文件，同时派大老张去县里汇报请示工作。
　　大老张到昔阳县四清工作领导组汇报了茶叶洼村开展四清工作的情况，结果挨了批评。全县的四清工作已经轰轰烈烈展开并深入了，查出了不少“四不清”干部，进行批判斗争。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茶叶洼村还是冷冷清清？老张还带回了不少开展四清的先进工作典型材料，四清工作通报。还说领导组让我们工作队认真学习先进经验，迎头赶上。
　　茶叶洼村挨了县里的批评，四个队员情绪激昂了。四个人的意见出奇的一致：
　　“马上开村干部的批判斗争大会！我们太温和了，和他们这样客气还能搞出问题？不动点严肃的他们会老实交待问题？”
　　“有先进经验说要扎根串联，有枣没枣打三杆，批斗的越狠，问题就暴露得越多，四清就更深入……”
　　大老张还私下与常文华透露消息：“与你一起出来的一个榆社县干部被分到了平遥县搞四清，一去就对村干部隔离审查，背对背检举揭发，面对面开批判斗争大会，很快整出了四不清大问题，受到了地区表扬，作为运动的先进典型。还有一个榆社干部到太谷县搞四清，一去就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斗争，采取连续作战的战术，对全村干部日以继夜批斗，一下子就挖出了一个四不清黑窝，受到地区重视，准备破格提拔使用这个强干部！地区让这个干部到其他县介绍先进经验。榆社老区就是强干部多……”
　　常文华还是老主意。大老张取经回来的宣传劝说、诱导激将，还拿着让茶叶洼村四清工作队学习先进经验的尚方宝剑，都没起到什么效果。四个队员急得坐不住了，一个劲的发牢骚：
　　“这么好的运动表现机会，干不出点成绩就错失良机了，还挨了批评，运动后回去谁还拿你当回事？真窝囊！”
　　“听说常队长以前就犯过右倾保守的错误，怎就不吸取教训呢？宁左勿右，再左也不犯错误，老常怎就不明白呢？”
　　常文华理解队员们的心情：进入官场都盼望着被提拔重用步步高升，而共产党的运动一个接一个，搞运动是干部表现的好时机，每次运动后都有一茬运动新秀被破格升迁，常文华管这些人叫“发烧干部”，老百姓称这些人为“热扑起来的干部”。正是发热升空飞腾，发冷坐凉板凳呆着。
　　当时的干部政策能上不能下，更托起了发烧干部，烧得再旺也无后顾之忧！发烧干部越多，运动搞得越发烧，每次运动都搞过了头，刹不住车了！久而久之给干部们形成了宁左勿右的理念，搞得再极左，功劳大大的有，即使有差错也被认为动机是好的，思想是先进的，既能被原谅还有人替你承担责任；而沾了右的边就极其危险了，一不小心就被扣上吓人的政治大帽子，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既使被证明你干对了，也被认为是瞎猫碰着死耗子，思想保守，不是开拓创新干部，没有提拔重用的价值，被打入另册！
　　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左的思潮后浪推前浪，不但高烧不退，而且越烧越旺，燎原到自上而下的各级干部思想深处。发高烧后喊出一系列不科学的胡话口号，在现在看来很可笑，在当时却是政治路线，越过线就是反革命！彭德怀元帅坚持说实话，不跟着说胡话，被打成了反革命，还跟着有五十五万多人被扣上了右派分子帽子，二十余年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谁不掂量政治生命危险？于是有不少人明知是胡话也闭上眼跟着违心胡说，导致极左泛滥成灾，直至酿成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有多少人深受其害！“紧跟”吹捧的人被名列党章捧上天堂，实事求是的人被打入地狱……

　　四清运动是文化革命的前奏。当时的政治压力着实让常文华作难，他明知是冷热两种态度冷热两个前途，他早已不在乎了，可四个队员都和他别扭着劲，做这四个人的思想工作又谈何容易？可是再难也不能做那伤党性、坏良心的事！他还是坚持己见，但在工作方法上讲策略了，多少次运动的教训使他明白了硬顶不是好办法，他表态：“上级让开会就开吧，运动就是开会。但是搞问题还是一定要实事求是，批判不要无限上纲，斗争要讲政策，这是我党的优良作风。村干部在没有定性前还是我们的同志，不能当敌人对待，就是捉了敌人还优待俘虏呢！”
　　他对贫协干部和群众代表交待：“可以充分摆问题，但要说理斗争。”
　　他和村干部谈话：“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从思想上认识检查，接受教育。”于是，茶叶洼的四清运动会议就这么半死不活地开着，驴拉磨式的转圈圈，本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嘛。
　　后来四清运动深入了，四清又提出了新内容：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这一回四个队员一齐和常文华抗争：我们这个工作队太落后了，旧四清没有清出点东西，这新四清可有清头，再不搞出点东西我们怎向上交待？再说了，我们在这里生活这样艰苦，运动后再灰溜溜的回去？有苦劳没功劳让人取笑！
　　常文华的力量太弱了，既抗不住大形势，又难违四个队员的一致意见。那就开会吧，开马拉松会，差不多天天夜里开。批判无非是大话套话时髦话，“南瓜一碗，一碗南瓜”式的说了重说。这些话对批判对象定性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刮刮风，不伤身。他在批判方法上掌控：批判耗唾沫星子行，但不能体罚，开会时间不能太长。他总是说社员们明天还要下地劳动，下次再说吧。社员们高兴得一哄而散。就这么茶叶洼村的新四清会也磨拖着，每次向上汇报没什么新成绩，除了套话和发言的大话就是开会的次数。
　　常文华这个农民出身的干部心思没放在运动上，却在种地上动开了脑筋。他发现茶叶洼村空担了个茶叶之名，倒是红薯特出色，那里的土质适于长红薯，产量高，而且特别甜。那时种红薯的地方很少，榆社等几个邻县还没人种这东西，他探家时带回几个红薯让乡亲们品尝稀罕，初次吃甜软赛过点心，人们赞不绝口。
　　红薯上市价格高到一斤可换几斤粮食，以此核算，山地种红薯单产经济效益足可以胜过平川粮食高产田！他将这个意见提出来和社员们商量，大家一致赞成。茶叶洼村人们也早知道种红薯的利益，只是苦于缺水不能大面积栽种。
　　常文华和社员们察看地势，提出在沟里筑坝拦洪截水，在山上挖坑蓄水的办法，雨季来时存下了水。由于有水栽红薯，当年大见成效，红薯大面积丰收，运到榆次和省城很快销售一空，茶叶洼村的红薯闯出了品牌，提高了知名度，这个山村的生产一年就上去了！
　　新闻记者闻讯来了，妙笔生花，套入当时的政治格式，说是茶叶洼村四清运动大批判促大干，大干夺得大丰收，那官话套话一大堆。茶叶洼村的四清工作队总算做出了一点成绩，评比时侥幸还没有落在最后面。
　　四清运动一直搞到1966年，又升级了，又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常文华接到通知：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