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 噩运连连

　　大跃进时农村还在吃大锅饭，集体已经被折腾的没有多少粮了，就派妇女和儿童们去采野菜煮饭。每人一小瓢也算是饭，清得可见底，上面漂着几叶野菜，下面几粒粗米。每打回饭来后，爷爷奶奶喝了上面的清汤，下面带些米粒的饭喂孩子们。孩子们饿得直哭，大人也是骨瘦如柴，一脸菜色了，还患了浮肿病，蔫蔫的没气力。
　　生产队的耕牛、毛驴一个接一个饿死了，就连常志禄养过的壮大毛驴也未能幸免，这使他难过了好些日子。没牲口耕地了，就只好人拉犁耕地，人饿得有气无力拉不动犁，就胡乱种上算了，地种得不好收成更差，形成恶性循环，乡亲们吃不上粮都呈病态，有些体质差的老弱者相继去世，一贯壮实的常志禄也病了。
　　常志禄入社后一直被聘为生产队的农业技术员。全村哪块地适于种什么农作物，几年需一倒茬种，旱涝地如何耕作，肥瘦地留苗距离，什么作物施什么肥，田间适时锄地管理等，他都说的清清楚楚，安排的顺顺当当。加之南河底村土厚地肥，连年亩产量都列全公社前茅。可是自从大跃进后，下乡干部依照上级要求瞎指挥，将肥沃的地费大力气深翻上生土来糟蹋成贫瘦地，密行密植把好庄稼弄得不抽穗无产量。
　　他听说儿子常文华就是因为提这个意见而犯错误受了处分，他也不说不管了，村干部认为他是旧经验不先进，也不听他的了。下乡干部瞎指挥，不论旱涝肥瘦地都让种玉茭、高粱高产作物，结果不但低产，有很多地无收成只长了些秸杆，只能喂牲口。
　　常志禄一生勤劳众口称赞。在生产队劳动几乎年年都是出满勤，还有不少加班工分。他不再操心队里种地的事了，把精力用在了耕作自留地和开垦小块荒地上，当地人叫刨“坎坡坡”。他耕种的还是比别人好，这些地都是他起早搭黑劳作开垦的，最终于积劳成疾了！

　　他一生从来没去医院检查过身体，药也极少吃，有病痛抵一抵就过去了。他在病发时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歇一会儿，一缓过劲来就又干活，后来病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高了，他也不在乎，只要能动就尽力干，但他干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在他刚花甲的那一年，连碾磨也推不动了，孩子们还小没力气，祖孙四个人合力推不转碾磨，就只好凑合吃半颗粒的粮，更不要说细面了。病状已经如此明显了，他也不去看医生，还硬抗着照常干活。身体的病痛劳累他还不在乎，心情的伤害使他振作不起精神。
　　一向乐观幽默的常志禄沉默了。他担心儿子常文华的处境，生怕倔犟内向的儿子想不开，对党赤胆忠心的老实人受到党的处分难于转过弯来。他让孙子们多与父亲说话解忧，这一家子最明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老实说话少，真是知子莫如父。
　　他坚信儿子说的是老实话、良心话、正确话。他不明白怎就犯错误了呢？共产党里难道就没有懂种田的人！他同时坚信共产党是好党，给他分了田地房屋，不再给东家缴租子，儿子儿媳当了国家干部。现在有些做法不好，也许是一些干部没水平瞎指挥？当时老百姓对干部的这些做法就念叨为浮夸、瞎指挥。他埋头干活，不再说链链话逗趣了，乡亲们总想让他说两段高兴高兴，他摇头摆手：没的说了，不能说了！
　　即使他如此谨慎，还是差点闯下大祸。

　　1961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极为困难时期，连续三年大旱是一方面原因，据后人评说当时的极左政策加重了灾难。刘少奇主席曾在全国县级以上主要领导参加的七千人大会上评说灾害因素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暴发出了长时间的响亮掌声。可见他说出了实情，让大众认可！极左风不实事求是瞎折腾，还不让人们说实话真话。
　　在南河底村下乡的干部，是在运动中刚从基层提拔上来的，总想搞出点政绩往脸上贴金。可事与愿违，都种上了高产作物，违背科学规律的惩罚是欠收大减产。产量上不去，就空报瞎报粮食产量，社员们的口粮更少了，本来限定一人一年只分二百多斤粗粮，因多报多缴了公粮，就在群众的口粮上费尽心机折扣：以刚在场里打下的湿粮计数，将山药蛋等菜二斤折算成一斤粮凑数，还在大人孩子分粮标准上克扣……其实当时各村普遍都存在这种现象，也不是南河底村的独创，已形成风气，所以称之为浮夸风。
　　下乡干部在多报产量上挤出点成绩后，就又打畜牧业的主意。牲口和猪都是报生不报死，养了多少头，指标不断上升。可是生的不如死的快，就在常志禄养过的那头大毛驴被饿死后，常志禄情不自禁地顺口说：“萝卜缨，菜根缨(缨指叶子)，牲口吃上不能行，赶年恐怕都死尽！”
　　乡亲们听他说的是实情又顺口，就口口相传取笑。这话让一个正要求入党的青年听到了，就跑去向下乡干部汇报，靠近组织积极表现。那干部正在生气，总有人在分口粮问题上说他的风凉话，这一下可抓住坏典型了，狠狠批斗压压邪气，杀鸡给猴看，看谁还敢再说风凉话！
　　他又知道常志禄是常文华的父亲，常文华见人爱搭不理的，老干部架子可大了，尤其是看不起我们这些新干部。他刚因为言论问题受了处分，现在他爹又说我的坏话，上纲上线批判，说不定汇报到县委还能立一功呢！
　　全村的社员大会召开了，极其隆重严肃。下乡干部让常志禄站出来吼问：“你昨天对养牲口说什么破坏话了？要老实交待深刻检查，大家对他狠狠批判！”
　　常志禄还是那样风趣态度：“啊，我是说了几句，我说萝卜缨，菜根缨，牲口吃上挺能行，赶年都长一万斤。”
　　乡亲们哄然大笑。那干部气得直吼：“笑什么笑！是这样说的吗？”
　　乡亲们异口同声回话：“就是这样说的！”有嘴快的还复念刚才常志禄说的话，觉得挺有趣挺逗人。还对干部说：“你看我们都背下来了，就是这几句话。”那干部抬眼找揭发人，那个青年在众怒的目光下低头溜走了。干部觉得不好收场，转口对常志禄训斥：“那你也说得太暄乎了吧！能长一万斤？瞎说！”
　　“那你不是说过报得越高越先进吗？叫放卫星。”
　　“哎，哎，应该说先进，先进。”
　　常志禄的批判会，开到头还受了句表扬。他感谢乡亲们，群众是有良知的！他过了一关，可他的儿子又遇到坎上了。

　　常文华下乡到了社城村后，和村党支部书记张二东交换对村里工作的意见。他们都是老干部了，以前也互相认识，也了解互相的为人道德。社城村是公社所在地的大村，张二东是个强干部，也是个诚实人。但在那时的政治压力下，还是要互相摸摸底。张二东先开口征求意见：“老常，你看咱村今年这地怎么个种法？公社让都种高产作物，还下了指标，任务又比年时(去年)高，完成任务有困难，你看有什么好办法？上面是什么精神？”
　　“咱们都是庄稼人，还不知道这地该怎种？啥地长啥庄稼就种啥。不能种的硬种上白费工没产量图啥？就社城这薄土沙石地，平地有雨种玉茭还凑合，岗上只能种些五谷杂粮。地我已经看了一圈，你更清楚，该种啥就种吧。”常文华不绕弯子亮明了自己的意见，他的主意早就打定了。
　　“我就等你这句话！可是老常，我也听公社的人说了你的情况，你难啊！我们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帮不了你的忙也不能帮你的倒忙，上面追究下来首先是你的责任！现在大形势是这样，要不就照上面的安排下种，减产了社员们少吃几口也不怨你，谁来下乡也是跟风走，收成好不好咱们没责任……”
　　“老张你别说了。不说党性还要讲良心呢！我不做对不起群众的事！我的事你不用担心，和我一起入党搞革命的人都牺牲了，我还活下来，打敌人的时候连死都不怕，现在还怕担责任？大不了还回去种地！再说这样做对群众有利，多打粮食对党、对国家都有利。吹牛皮不能当饭吃，谁是谁非让众人说吧，我只求问心无愧！”常文华以诚相见，直抒心意。
　　“老常真是个诚实人，要是干部们都像你这样就好办了……”
　　两人沟通好了，春耕生产安排的顺顺当当。沿河平地种玉茭、高粱，即使是天旱也可以方便浇水。岗上的薄地，好一些的种谷子，瘦地种豆类，还给社员们留出些种菜的地，人不能不吃菜吧。
　　这一年天还是旱，但社员们对这样的安排下种感到很有希望。常文华和张二东带领社员们从河里担水抗旱，社城中学的师生们也来支农抗旱，还买了一台抽水泵。平地的玉茭高粱总算长成了，虽说不太饱满，也还达到了一般产量。岗上的五谷杂粮也还都有不同程度的收成，豆类还长得不错。社员们都说：如果听上面的话，岗上也种上玉茭高粱就混捻了，不要说有收成，就连玉茭杆也长不成气候！
　　到秋收后报粮食产量又是一个关头，常文华和张二东又说到一起了。如实报产量，不搞弄虚作假那一套图虚名。虚报产量让社员们喝西北风？常文华担了政治风险责任，张二东没被评上先进，两个人都认了！心里坦坦荡荡。
　　这一年，社城村群众分够了口粮，而且是好粮，吃上了小米和豆类，浮肿病消退了。还给社员们分了不少菜，调节营养，人们饭也好做了，脸上有了笑意。生产队的牲口也有喂的饲料了，谷子的干草、豆荚皮给牲口吃，使牲口安全过了冬，没被饿死。
　　其他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按照公社的安排全种上了高粱、玉茭，岗上的地放了红坡无收成。人分不够口粮，浮肿病人渐多，牲口接连饿死，人也蔫头搭脑……

　　收秋后村里不太忙了，常文华安排了秋耕地和修田送粪任务后，回家看生病的父亲，走了几天。待他又回社城村后，发现张二东书记正在安排人挖库存粮食准备上缴。常文华问原因，张书记一脸尴尬：“老常，是这样：咱们报得产量低，我准备照公社的要求再加报些产量。没和你打招呼……”
　　“老张，我原以为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党员党性强。怎也想搞弄虚作假那一套？吹牛受表扬容易，乡亲们饿肚子难！”
　　老张欲言又止，叹了口气点起旱烟猛抽。常文华气鼓鼓的，倒是生产大队长憋不住了：“老常，是这样：张书记去公社开会，听人们说你在社城下乡又在搞右倾，坚持错误思想，公社有人已经在整你的材料了。张书记是想减轻你的政治压力，所以……”
　　常文华的心震颤了，他紧紧握住张二东的手：“老张啊，咱们是老党员，共产党革命成功靠得是群众。我们不能对不起群众，心里要有杆秤，那头轻那头重不能含糊啊！”
　　“你难啊！我们对不起你……”
　　“我们都要对得起群众！”
　　“不再加报产量了？”
　　“不报了！”两个人又说到一起了。
　　到秋后算账评比时，社城村的大问题出来了。公社和县里都有人反映：社城村有常文华蹲点，自作主张，不按上级统一安排种高产作物，有占一半的岗梁地种了低产杂粮，如果都种上高产作物，产量将会翻一番！如果不种菜而种上粮，那产量就会又增加不少！而且社城村上报的粮食产量太低，重点大村落后了，起了坏带头，以后全公社工作还怎开展？不能让常文华到大村子里干了！于是改派常文华到泥河掌小村子里去下乡。
　　常文华要离开社城村走了，社员们都来为他送行，七嘴八舌挽留他，又嚷闹着让张二东去找县里要求不要让老常走。常文华欣慰了，群众满意高兴就够了！张二东满怀歉意：“老常，我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也怨我为村里社员们的活向想的太重了，没听公社的安排种地。影响你的前程了，你什么时候还能回县里去工作？”
　　“我知道怎样就能回去了，就是跟风倒弄虚作假说瞎话。那一套咱不会，做不出来！下乡就下吧，在乡下劳动也挺好。回机关和人家唱不成一个调，人家看你碍事，咱还怪憋屈，何苦呢？在乡下也是一样为党工作，对得起党性、良心就心安了！”常文华心情坦然地离开了社城村，越来越钻入山沟小村下乡劳动。他像当年关羽走麦城一路晦气！工作上的不顺手事已经够他烦心了，家庭的大不幸又给他以沉重的打击！

　　常文华的父亲突然去世了，家中的顶梁柱折断了！
　　1962年农历的正月初二日，常文华的父亲常志禄在家人和乡亲们都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突然地走了，去世了！
　　他的死给家里人以塌天的悲恸，给乡亲们以无尽的惋惜！恸在他给亲人们的付出太多了，给乡亲们以帮助、欢乐；惜在他一生没过好日子，竟然辛苦劳动到他逝世时，没有拖累亲人们一时一分，没给亲人们一点孝敬的机会……
　　常文华原有一个圆满的家。勤劳的父亲种田劳动照料家外的事。虽然多病又在中年双目失明的母亲，还能摸索着给家里人做饭。妻子在工作之余给孩子们做穿戴呵护，照料家里的事。家里家外使他放心，能安心工作。儿女们个个聪明听话懂事。他在县委工作，妻子在乡政府工作，他很欣慰，温馨的家给他撑起事业的精神支柱！
　　现在妻子走了，父亲又走了，间隔仅一年多。家里家外都没人照料了，留下多病失明的母亲和四个年幼的孩子，母亲还应当要人照顾，孩子们又怎办？正如母亲哭诉：不该走的人都走了，我这个没用该走的人没走了，以后这日子可怎过……
　　常文华异常悲痛，在父亲的灵前恸哭以头撞地血流满面！父亲在儿媳去世后，担起了家里、家外的事务，父亲的死折了家中的顶梁柱，更在于父亲留给他的念想太多了，太沉重了，他没给父亲检查过身体，突然去世又留下不尽的悔恨遗憾！
　　父亲勤劳、善良、精干、聪明、幽默。他省吃俭用抚养孙子们，有几次进城送公粮，同去的人们都到食堂买饭吃，他只花五分钱买了一个烧饼还不舍得吃，饿着肚子拿回家分给孙子们吃。
　　他热心助人，种谷他有诀窍，省谷籽还不使地缺苗，乡亲们都让他去帮种谷，他宁可误了自己种谷的农时，也要给乡亲们都种好谷地。
　　他深明大义，支持独生儿子冒着生命危险抗日干革命，教育儿子正直做人讲良心，在儿子蒙冤受处分时开导安慰他迈过坎看远处……
　　他从没有在自己的生活上提什么要求，妻子眼看不见后做不了鞋，他就在热天光着脚下田劳动，脚上磨起厚茧，大孙女给他做了双鞋，他穿了几个冬天。儿子看他年龄大了身子骨不好，给他买了件羊皮棉袄，这也算是他穿戴中少有的一件奢侈品，他怎也舍不得穿，又卖掉给孙子们买成过年的新衣服……
　　常文华悔之无及，没能孝敬父亲，而父亲给自己撑着家，抚养孩子们。在战争年代为他生命安全操心，在和平年代又为他政治生命担心。他把对父亲无尽的思念写成祭文，镶在一个像框里挂在墙上，每次回家后总是先点一柱香，在祭文前久久沉默。他遗憾父亲一辈子过得太苦了，主要的原因是他拖累了父亲，自己是个干部，没能让父亲过上好日子。他甚至遗憾没给父亲留下一张照片，一辈子居然没舍得花几毛钱照一张像！
　　父亲常志禄长得很帅，中等个儿，身板挺直，国字型脸，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尤其是常挂着笑意的脸上透着灵秀气，给人以慈祥亲切感。父亲编说的幽默风趣链链话，已过了半个多世纪居然还在乡亲们口中代代流传着，也许这就叫不朽？
　　父亲走得太仓促了。年除夕生产队放假过年，他才不去队里劳动，这一年又是出满勤的工分。他在除夕那天将自己家厕所的大粪担到自留地里，天黑时才帮回家过年的儿子做年饭。第二天过大年，按农村习俗天没亮就起来做年饭，刚吃过饭，同姓的乡亲们就来拜年了，他给拜年的大人们递纸烟，给孩子们散糖果核桃，互致问候祝福。过年他也歇不住，忙着整修劳动工具。在初二的早上他说还想睡一会儿，这真是破天荒了，一辈子早起晚睡没贪过懒觉，总是有干不完的活。当过节窜门的乡邻们来家时，奇怪他怎肯白天睡觉？叫他不醒，近看时他居然长眠了！
　　他的大孙子宝玉当时就在他睡的炕边上看书，只记得他翻了一个身就再没动过。没有痛苦，没有预兆，没有遗言，没有麻烦亲人们，只给亲人们留下悠悠的思念。他并不算老，刚过花甲之年……

　　当这个噩耗传出，乡亲们都不肯相信，甚至指责报丧者在年节说不吉利话。那时还在三年自然灾害物资极为困难时期，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限量购买，谁家也很紧张，何况常文华还没有还完给妻子看病的外债。只好因陋就简，撕下白被单充孝布，做口薄棺材草草安葬了父亲，帮忙安葬的乡亲们也只吃了点便饭。
　　常文华送走了父亲后，看着年老多病又双目失明的母亲，看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大儿子宝玉以虚岁算刚十四岁、二儿子宝森十岁、二女儿国云七岁。这家可怎么办？他那时又刚和一个南下女干部王桔香，在组织的介绍下返回榆社再婚，还带来个儿子改姓名叫常宝山，在县城租家居住上班，这又多了一层扯心，真是难上加难……
　　他别无选择了，和母亲商量不能再出去工作了，回来照料这个家。母亲生气了，她向来支持儿子的工作，她说抗战那么苦，那么危险都过来了，我和孩子们互相帮助的拉扯着过吧，盼着孩子们长大了就好了。你还是去工作吧，你爹一直让你安心工作，你安心工作他也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