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榆社县卫生科科长

　　1954年3月，常文华回到了久别的榆社县家乡。
　　家乡熟悉，家乡亲切，他想的是更有利于工作，毕竟人和环境都了解，县里有很多他们抗战时的老同志，他信心十足地去组织部报到。
　　常文华总把组织部门比喻为党员的娘家，每到组织部都感到温暖，可以倾心诉说，可以坦诚交流，可以释放忧虑。他向组织部谈了他在孝义工作的情况，要求领受调回来的具体任务，组织部长却说到了他的家：“你的情况，我们听常好元同志说过了。回来也好，咱这里只南下就抽调走了很多干部，缺人哪。你已经干了多年的医疗卫生工作，有经验，回来把咱县的卫生工作抓一下。条件比孝义差多了，看来得跑步追赶了。可是工作再要紧也不能不管家呀。你家里困难大，夫妻两人工作，都顾不了家，你先回家去安顿一下家吧。”党组织对他的了解和理解，比他想的还周到，他回到了久别的南河底村老家。
　　家里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他的母亲腰驼了、眼瞎了。腰是劳作过度累驼的，眼是治疗不及时耽误的。作为家里独子，尤其是搞医疗卫生业务的他，感到深深的歉疚！家里每次托人给他写信，总不告诉他不好的实情，怕影响他工作。妻子吴莲香提升到青峪乡任妇联主任，也顾不得照管家了，墙上贴着她的先进工作者、模范干部奖状很多，可是没有一点实惠，扔下两儿两女四个孩子让她双目失明的婆母照看。她婆母与人们谈起她的媳妇开玩笑的说：“我那媳妇是鸭子，管生不管孵。”
　　常文华的妻子也有病了，但是总对他说：“不碍事，不要紧，吃五谷杂粮还能不生病？你安心去干你的工作吧！我工作也挺忙的，以后再说吧。”就这一个以后，把妻子的病也耽误了！
　　他母亲和妻子耽误病的另一个原因是家穷。解放初人们在政治上是解放了，但在经济方面穷啊。历经多年战乱，先求有吃有住就不错了，没有条件想其他要求，总是没钱去看病。常文华那时早已是正科级干部了，以前是供给制，后来实行工资制，月薪20多元，在外地工作除去伙食费和生活费外所剩无几。家中靠老父亲种地养活孙子们，他父亲常志禄总是对他说：“你不要惦记家里，家里有我呢。反乱(指战争)时候要命都熬过来了，现在总比以前好多了。你安心干你的公事去吧。”他还自编链链调侃这事：“俺儿子在外公干，我在家给他养活的一半，老娘每天看孩子做饭，媳妇当干部忙得打转。”

　　常志禄老两口引以为荣的是儿子和媳妇都是老共产党员，都是干部公家人，他们虽苦而自慰。使常文华没想到的是，他的父亲有心脏病也从来没去看过医生，更不要说检查身体之事了，这病也是没治疗给耽误了，给他留下了终身遗憾！
　　常文华也就是回家看了看，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没做一点安顿家的实事，就急忙去县卫生科上任了。
　　榆社县卫生科只有四个人：一个管资料兼打杂的小鬼、一个年轻办事员、一个文秘兼做办公室工作。办事员叫宋贵峰，中学毕业，在那时就算高学历文化人了。高挑个子，眼上架着眼镜，显得文质彬彬，最突出的是说话口甜，脸上常挂着捉摸不定的笑意。常文华刚到，宋贵峰就殷勤欢迎，端茶递水，他做了自我介绍后话更多了：“早就听说常科长是老革命，杀敌英雄、武工队长、大医院的院长，令人敬佩！常科长水平高，以后多对我批评教育……”
　　“知道了，该干啥去干啥吧。”常文华的一句不冷不热话，两个人脸上都挂上了疑问。宋贵峰的疑问是：这科长怎么是这个态度？常文华的疑问是：这人怎么这么多废话？
　　常文华还是先跑基层了解详情，掌握第一手资料。宋贵峰已经向他汇报了下面的卫生工作情况，常科长让宋贵峰跟他下去跑跑，宋贵峰脸拉得老常却还能挤出笑容：应该，应该。
　　他们到县医院看了一下，医院在街西面的一个院子里，有几十间土房，其中十五间病房，分内、外科诊室和化验室。全院二十多人，院长熊振民，书记张瑞林。张书记和熊院长齐向常科长叫苦诉难：作为县医院我们太落后了，人和钱都缺。算得上有名望的医生只有王正文等四五个大夫，设备就更差了，只能接收一些普通病人，与群众的要求差距太大了……下面反映的卫生情况与宋贵峰的汇报出入很大，他是报喜不报犹，显得很尴尬。
　　常文华与有关人员研究了本县的卫生状况后，结合他在孝义县卫生工作的成功经验，向程县长提出了发展榆社卫生工作的意见：培训人、建分院、增设备同时铺开，不能再拖了，尽快扩大医疗和防治项目，并逐项做出计划和预算。当时党中央已经提出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县政府同意了他的提案，并付诸实施。先在云竹、社城、郝北几个乡镇建卫生院，使群众就近就医。他又跑到地区要医疗设备，先给了县医院一台放射设备，开设了放射科。

　　1958年，在县医院办起了卫生学校，第一期招收了二十二名学员。他还从他就任过的榆次大众医院请来了医疗、管理等各种专业人员来榆社卫校帮教，提高了医疗水平，规范了管理制度。他对卫生工作各方面都想到了，迈上了卫生工作发展的新台阶，受到地区表扬！然而他对家里的事却顾不上考虑。
　　常文华总是说他工作忙顾不上照顾家里。他已经有五个儿女了，家里母亲和妻子的病越来越重了，家里急需要人照料。他的大女儿常雪云以优异的成绩高小毕业后，他却打算让大女儿在家帮看弟妹们。大女儿求学心切，想继续升学，考虑到家穷，考一些好的学校不敢奢望，她听说卫校不收学费，就报考了本县医院第一批招生的卫校，被录取后也不敢告诉正在主管卫生工作的父亲，怕不让她去上学。在爷爷奶奶的支持下，父亲才勉强同意她去上卫校。她艰苦而勤奋地完成了二年的学业，按她的成绩和当时条件本来可以留在县医院上班，然而父亲给人做榜样，让女儿下乡，分配到了社城镇卫生院，一直在乡下十三年后，才在本人资历、技术等条件下调回县城妇幼防疫站。有同学调侃她：你有个管卫生的父亲，没有沾上光反而受了害。
　　在上世纪50年代送医下乡的号召下，常文华开展了卫生普及工作。组织医疗卫生人员下乡为群众治病，宣传防疫知识，调查防治地方病，接种疫苗打预防针……大政工作顺风顺水，没想到在一件小事情上绊了脚，栽了大跟头。
　　有一天办事员宋贵峰拿来了一摞县级机关干部的医药报销单据送常文华审批。那时有规定：由县卫生科长把关签字后方可报销。常文华发现有几张报销单据不但金额超过了限定报销数，而且药品也不属于治病范围药类，是营养类的品种。他没签字，让宋贵峰退回去，并告诫他以后多学习专业知识，不符合规定的条子不要往回拿！
　　“常科长，这是程县长的条子，送回去不合适吧？是不是下不为例……”宋贵峰还要说什么。
常文华嫌他话多打断了他的话：“不符合规定的批了是明知故犯，纪律制度还有什么用？都要这样拿来乱批以后怎么办？送回去吧！”
　　“这样不好吧……”宋贵峰还在嘟囔，见常文华不再理他了，只好去给程县长退回报销单据。添油加醋地说了不少煽风点火话：“常科长不批这些单据，他还说您拿这些条子报销是明知故犯，是破坏党的纪律制度。我劝常科长批了吧，哪怕下不为例，送回去不好。常科长拉着脸理也不理，架子大着呢……”
　　程县长的脸色阴了，挥挥手说放下吧。待宋贵峰出门时，向他多看了几眼，陷入深思……
　　这样一件常规工作小事，常文华早忘记了。在他看来就应该是那样办理，根本没往心上放。然而有的人却牢记在心上，这不只是几张条子的问题，是听不听上司话的问题，这老干部摆老资格真不好领导啊！

　　时隔不久，在一次机关调整干部时，常文华被莫名其妙地调到了县委宣传部，而且不负责主要工作。这不论从实职和虚职上看都是降级使用，更何况按他的专长来说，打仗经验过时用不上了，可他已经阴差阳错地搞了多年的医疗卫生工作，这宣传工作与他有点文不对题，更何况他不善讲话。但在组织部长和他谈调动工作的事时，他还是那句话：“服从组织分配！”倒是组织部长憋不住说了一句关联话：“老常就是实在，犯了和在孝义一样的忌讳。有些事你没当回事，人家可当成大事了；你没往心里去，人家可牢记在心里啊！不听上级的话是官场大忌，哪个领导也爱用听话的人，更另眼看讨好套近乎的人……”
　　这一回常文华认真思考了，回忆在孝义的工作和回榆社的工作，想不起有什么错误。说到忌讳，他联想起了孝义张县长对他说的哑谜话，在孝义他的提职是书记那里有阻力，可我对书记也没什么意见呀？他对我的工作还说是肯定的。要说有什么事，想起来也就是给他退回了几次医药报销条子，可能是他不懂什么药不能报销吧？这也算事！不就是一二十元钱吗？我们抗战、打阎匪军时是供给制，谁给你挣多少钱？不照样提着脑袋打仗吗！命都不考虑了谁还在乎几个钱？他想不通，这是怎了？东沟刮风西沟下雨？有点尿泡打人的味道。审批制度是党和政府制定的，不听党和政府的听谁的？给当领导的违规瞎批了，别人拿来违规条子你怎么办？就这么点事也记在心上，党性、良心那里去了！这点权也是人民给的，我不能滥用，让人戳脊梁骨！
　　常文华终于明白了，也想通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吧，都是党的工作。他坦然地接受了新的到县委宣传部工作调动，并且到书店买了不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书籍，吃力地啃起了理论哲学，他还是党让他干什么就尽心尽力地干好！这些书籍一直保存到他去世后，书中用红笔点划重点，可见他学习的认真，还有在红笔下又用兰笔勾划，明显是反复学习的痕迹。还有不少哲学词典之类的工具书，说明他学理论的艰难程度。他又用心学习是为了入行搞好宣传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