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九、克己奉公

　　今天是赶货的最后一天，我因为写《工场笔记》迟了一点，老板已经早早候在车间。我先去窑边拿统计数子报表，但是老板来到我跟前说：“你以后把这些事交给小蔡就行，我有话对你说。”
　　我来到老板面前，老板说：“现在各部门都有了管理，你呢，就负责协调各部门之间的事务，哪里有突发事件要第一时间处理。这样整个厂才会活络起来。”
　　我仔细聆听着老板的教诲，他说：“我们做一件事情主要把它做好，做彻底，前几天洗水洗不过来，你自己下去帮忙，我看出你身上的优点，吃苦耐劳，但是干活不是蛮干，必要的时候身先士卒是榜样，但是长期你自己劳动就是不对的，一个将军偶尔干些工兵的活是模范，长期干肯定不行的，要学会叫他们怎么干，不然你自己累死了他们也还是老油条。记住，你永远是一个将领而不是士兵。现在我教一个任务给你，你去到一厂找龚明亮。找他要一些大板来。”
　　我过去后，在包装车间见到龚明亮。
　　龚先生也为了板子焦头烂额，他已经自己带着杂工在一到六楼去腾已经挑好的瓷器。他说：“我已经想尽办法了，现在依然紧张，你还是找一个杂工来包装车间捡。”
　　我说：“问题是没有杂工，一个杂工成型的都忙不过来，楼上的杂工我叫不动，被章来事盯的死死的美好像会把他的宝贝拐走似的。要是真的没有板子，我也只有自己当杂工在这里等了。”
　　我甚至有点抱怨老板太抠门了，板那么紧张也不买一点来，龚明亮向老板列举了一大堆数据给老板叫老板买一千张板，老板只是冷冰冰地回：“不行！再想想办法！”
　　龚明亮也只好忍声吞气地回了个：“明白，老板。”
　　我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自己在包装车间来会兜转，蚂蚁搬家似的忙的满头大汗。有一个阿姨模样的包装工人看了过意不去。
　　她说：“小弟，你是新来的杂工吧？这里的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不要太拼命了！你累死了也没有人同情你的。”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我知道任何一个人都会把我当杂工，因为这里的主管大都背着手走来走去。
　　正在这时，温会计见我在这里，他来问单价的事情。
　　“刘主管，你昨天把小王的工钱以15元一车结账走了，虽然你说是老板定的价钱但是你最好要写一个报表，然后叫老板确认。”
　　我说：“15块一车是老板当时在窑边算后说的，他也有吩咐15元一车算给他。”
　　温会计说：“你说的没有错，虽然老板说过但是空口无凭，到时没有确认批条我们不好入账的，你还是写一下给老板批吧？”
　　包装的员工见温会计叫我“刘主管”，一个个面面相觑，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视乎在说：“这怎么是个主管？”
　　我把捡到的木板用插车拉回二厂，我见苏玲和小杨都在，于是把温会计叫我要写报告的事情说一下，小杨说：“对，你把洗水的单价也一起报上去让他批。还有一天杂工也写上去。”
　　苏玲看了我写好的，说：“亏你还是作家，怎么写的字那么潦草？还有把杂工写上去干嘛呢”杂工要另外加班申请单上写，交给龚明亮先生批就行。”
　　我被苏玲一说，脸都红了，看着几个歪歪扭扭鸡爪子一样的字，只好重新写了一张，把字写的不大不小工工整整。
　　苏玲看了才点头说：“嗯，这个还不赖。”
　　我听了苏玲的话说：“你以为真的不会写字啊？我以前还得过硬笔书法奖的。”
　　苏玲说：“看看你，又来了！小林子你就是会吹大炮，给你一点阳光就灿烂，你就吹吧？什么时候与我儿子比一比看看？比输了给我捶背。”
　　我嘿嘿一笑，没有再理会苏玲，自己举着条子上办公室找老板去了。
　　到了三楼办公室，没有见到老板，一个小妹前来说，老板正在与客户会谈，有什么事情我交给他就行。
　　晚上老板与我聊天，我问老板：“早上的条你批了吗？”
　　老板说：“那个不急！我还没有确定多少钱一车给他们。”
　　我说：“那天不是说好了吗？”
　　老板说；“小王要先拿我是答应了的，但是他们的我还要去核算成本，看开多少给他们。”
　　听老板这样一说，我心里打了一个寒颤，心想：“幸亏请示了他。”
　　老板对我说：“你以后向我汇报东西，不能扔下就走。”
　　我说：“你在开会呢？我没有见到你，是小妹要我留下给你的。”
　　老板没有再说什么，露出一种满意和爱护的笑容。
　　然后换了一个话题说：“现在各部门都有人了，窑边还是主要的，你要和小蔡互相交接。你每天早一点来上班，他晚一点，在时间上有个交叉。
　　我说：“好的。”
　　第二天早上。我一大早就去查他们装窑的密度，发现一边只装4个，我对他们说：“你们这样装少了，要装多两个。”
　　他们不乐意了，说：“昨天老板来了都没有说。”
　　我说：“老板一时没有注意看不奇怪，但是你这样装是不行的。”
　　“装都装了就算了吧！”他们说。
　　我说：“不行，必须返工。”
　　其中一个只好来返工。
　　但是有两个车里面没有返工。我只有强令他们返工。
　　早班的苟家父亲就发牢骚说：“都交接班了，还装！”
　　正在这时老板刚刚赶到，听到苟说这句话异常生气，大着嗓门说：“你早上没有刷牙是不是？嘴巴那臭干嘛？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奇怪！快去补装。”
　　那晚班的只好规规矩矩地去补装。
　　看完隧道窑的，我转到快速窑，见才3个人上班。
　　我问：“怎么才三个人？”
　　他们说：“带班的老蔡生病了。”
　　我说：“那今天要加窑怎么办？”
　　小蔡弟弟永平说：“还能怎么办？凉拌！就三个装。”
　　我问：“能忙得过来吗？要不要叫阿宝调一个人过来？”
　　小蔡弟弟歪着嘴：“你鸡鸡巴巴干什么？我在这里做了五六年了，老板都没有怎么管我，这里不是你管。你信不信，明天我就可以把你搞走！”
　　我听了他的话很是生气，我知道他们是同一个地方的人。昨天我碰到和他一起装窑的龚明亮的亲戚和杂工老肖就对我说：“他们说你管的太严了，想办你搞走。”
　　我知道他们这是有预谋的怀有敌意的故意挑衅。
　　听他在那边疯狗吠月似的在叫嚣什么“揍你，我叔是副总。”之类的废话。
　　我把这一切告诉老板。老板立即把小蔡弟弟永平叫到办公室。
　　老板威严地看了看他说：“你对我都管理不尊重就是对我的不尊重。你威胁他就似的威胁我！我告诉你，你这里做事情和副总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警告你这类事情不能出现第二次。”
　　对方把头埋进裤裆里的样子下去，全然也没有当时的嚣张气焰。
　　看来，这些人在我这新主管面前是大象。在老板面前只能是蚂蚁，一个窝囊的懦夫！
　　7点钟我准时到厂。
　　厂里一切正常，只是车架和木板横七竖八，这是老板看不惯的场面。我要赶在老板到来之前把这些“杂物事”处理的干干净净。
　　昨天晚上，老板和我在底层会客厅喝茶，他又开始向我灌输他的管理理念。他对我的评价并不高，只是说：“你是个好人，但是在工作执行力度上还少了许多东西。”
　　我承认在管理经验上的欠缺，我没有临常指挥上的经验，我在管理上必须还要学许多东西。连我自己都觉得老板把我放在主管的位置上我有点受宠若惊。我甚至随时做好“下岗”的准备。但是我知道老板再器重一个人他不会对他说：“你很行，很有能耐之类。”这是他的外甥小童曾经对我说过的话。他要让你成为中流砥柱，他就要用思想的利器不断打磨你。
　　老板说：“一个人要有思想，但是必须是自己的思想，比如你写文字，假如都是别人的思维形成的文字，你写一百年也不会成功。假如你有自己的思想性的文字则会很快出名，像李敖，他言辞犀利，谩骂政府，宠辱不惊。”
　　我在老板面前成了“小学生”，仔细聆听他的淳淳教诲。
　　他说：“做一个人要关注许多东西，比如时事、政治、经济、军事、历史、以及当地新闻等，关注之后要有许多自己的东西出来。我对你说，我是我们村或者说我们同学间唯一考上大学而没有去读大学的人，这就是我和他们的不一样。为什么要一样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我给你看一篇文章，是我的一个同学写的，他就写的很好。
　　题目叫《北大还在，象牙塔倒了！》——
　　“但凡徜徉过北大校园的人，应该都在未名湖畔看到过一座有些年头的塔，是谓“博雅塔”。倘要给北大校园的景点弄个排行榜，无论是燕园十景还是八景，我相信，未名湖和博雅塔都会毫无悬念地入围。湖也罢塔也罢，早成了北大这个国内第一学府的象征符号和精神图腾。不知别人怎么看，每每看到古木森森中突兀而出的博雅塔，我就会想起“象牙塔”，似乎她在向滚滚红尘昭示，总还有一个所在，有一群皓首穷经的人，超然于俗世，为文明事业做着薪火相传的神圣工作。这群人通常被称为“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斯文（读书人、文化人），已经被社会大众涂抹上了神圣的光环，近乎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先知化身。象牙塔者，斯文所在也，这其间的涵义，相信连荧屏上做着明星梦、玩着文化素养抢答题的众多红男绿女，也不会被余秋雨老师难倒。
　　无独有偶，辛可在《斯文扫地》一书，也虚构了一座象牙塔（无须对号入座就是北大）。他以惯有的戏讽荒诞的文风，从一群宠物狗的角度，“狗眼看人”地刻画了以这座象牙塔里头的各色各等教授为主体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斯文扫地”的。斯文扫地者，无论是别人不待见自己还是自己不待见自己，无外乎是象牙塔倒掉的寓意而已。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讲到知识分子有别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特征，是“并不只满足于生活，他们还想思索自己的存在。”余英时也说过一个敬业的知识分子，必须谨守自己的求真精神与节操，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奉持。但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其实无论中外，早就沦落成为大众一厢情愿地虚幻的想象，脱下亵衣的所谓知识分子，早就开始了走下神坛的“知识精英”历程。
　　比如那个神智混乱的福柯，就曾哀叹于知识分子的销声匿迹，人类社会只剩下专门家了。另一位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也曾痛心于“以捍卫诸如正义和理性等永恒不变的和大公无私的价值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已经为了实际利益而背叛了自己的使命。”
　　当然法国人的哀叹与痛心，是指知识精英不再代表理性和社会良知，并不在于他们去下海捞钱。但当下的中国知识精英，背叛自己的使命并不是为了国家的、民族的或者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物欲和肉欲。
　　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曾经指出“知识分子对市场的态度从来都是不友好的：市场总是一个充满着粗俗市民气和卑鄙动机的地方。”但是改革开放30多来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知识精英包括最痛恨市场经济的左派，近乎都是热烈拥抱市场、尽情把握先富起来的机遇尽情捞钱的。所以，最有名“公知”往往是那些炫耀自己出场费超过20万元从而率先实现了“经济自由”，且不屑于为公众利益、为弱势群体鼓与呼的明星学者。权与钱的合力夹击，使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成了孑遗生物，以致人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天问”：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其实当下中国是稀缺知识分子，但日益泛滥的是知识精英和大师明星，是缺少了斯文的文化人，不管他是土产还是海龟。
　　就北大而言，伴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北大的教授博导和科研经费越来越多，北大的楼堂馆所越来越富丽堂皇，北大的校办产业越来越红火，但博雅塔还那么坚挺地存在着，连成为斜塔的迹象也无。博雅塔虽在，但多年市场经济的风雨，却把这块土地上本就不多的象牙塔都冲刷倒了。
　　同样是塔的倒掉，和若干年前鲁迅欢呼于西湖边上的雷峰塔的倒掉大不一样。象牙塔倒了，知识精英们的灵魂也成了“死魂灵”，虽然他们当中有太多人热衷于和活佛、大师们搅在一起发展心灵产业。雷峰塔倒了，一个民族的希望站立起来了；象牙塔倒了，也许会让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梦破碎。鲁迅先生打小“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打小到死，应该说都希望心中的那座象牙塔永远不要倒掉。雷峰塔倒了，损失的不过是“西湖十景”少了十分之一。但要是这个世道、这块土地上所有的象牙塔都倒了，我们所着力打造的梦也就只能成西洋景了。
　　曾几何时，大众把所有的读书人、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都称为“知识分子”，并按照知识分子的理想画像来刻画、要求、尊奉他们。但现在知识分子早已经蜕变为专业人士和“知识精英”了。被大众一厢情愿戴上高帽的“知识分子”，不过是如我等一样的芸芸众生，与代表着社会良知、创造和传播知识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着云泥之别，充其量只是多读了一些书然后洗脚上田的“知识精英”而已。
　　于是我等大众看到的“知识精英”，他们和我们一样为稻粱谋，一样恐惧黑暗和跪拜权贵，一样喜欢KTV和下半身活动，面对转型期的喧闹其本该具有的知识分子身份被失语、失魂、失态直至失去一切底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早已被商业化和市场化为“权贵的策士，富豪的跟班，强盗的帮凶，流氓的同谋”，或者如辛可所说的，个个“替穷人说话，给富人办事，帮衙门鼓吹，跟网友起哄”、“喝国家的血，挤小姐的奶，说圣人的话，做强盗的事。”
　　其实不用麻烦辛可，明眼人都知道，现在的大学校园、学术界，那些道貌岸然的专家学者，那些坑蒙拐骗的大师大V，是如何在物质至上的时代如鱼得水、丧失底线的。辛可无情地嘲弄了当代文化人的堕落行径，他们骗取科研经费，他们弄虚作假，他们抄袭，他们忽悠，他们私奔，他们泡女学生，他们做网络大V，他们装神弄鬼，他们厚颜无耻，他们勾心斗角！当斯文扫地之后，满世界剩下的也就只有白花花“一地鸡毛”了。
　　但他所讲的故事远没有现实中的象牙塔所发生的精彩，比如沿海某大学40多岁女教授潜规则20多岁男博士的故事、沪上某大学教授做人贩子的故事、京城某大学教授始乱终弃丽江17岁女中学生的故事，等等。这正应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回答其小说与现实相比过于魔幻的质疑时说，拉丁美洲这块神奇的土地发生的真实故事远比任何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更为魔幻和神奇（大意）。我们也只能说，无论我们再怎么发挥其想象力，仍然赶不上当下中国的学术界已经正在以及将要发生的魔幻神奇以及荒诞！
　　歌德在《浮士德》中说过：“你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你自己以为卖得了一个好价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你用什么把你的灵魂赎回来？”对于斯文扫地之后的中国知识精英们，也算是诛心之论吧。
　　北大还在，象牙塔倒了！既如此，我们还能指望北大，或者中国的大学什么呢？！”
　　老板说这篇博文是他的同学写的，现在网络上抄袭剽窃网络文章的居多，我不敢肯定这篇文字是否他的原作，也无须去追根溯源一探究竟是不是他的同学所写。但是就这篇文字的思想性而言，我是可以肯定的。
　　老板说做一个管理者就必须有这样的特殊思想或者说是另类思想。这样你才不会流于庸俗。